1957,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有预谋的吗?
---------------------------------
1、“引蛇出洞”的檄文
1957年5月14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5月16日，继续开会，从晚9时持续到次日1时20分。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无疑与整风鸣放的情况高度相关。没有留下记录也可以说明会议的情况不是一般的凝重与紧张，而是相当严重。
5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在两次会议中间的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重头文章，最初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显然准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但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把文章题目改为了现在大家所熟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也变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又改变了公开发表的初衷。该文在6月12日印发党内以前，毛泽东又作过修改。这就是被指为“引蛇出洞”的檄文。文章提醒全党，注意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思想上做好反击的准备。
2、毛泽东对当前状况的判断
对于当前的状况，毛泽东判断：“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同时又认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因此，“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也就是说，对右派斗争的手段，来自于当年军事斗争的原则。是一种思路上的延续，但并不是要采取军事手段。
在毛泽东看来，“长期共存”的基础被破坏了，“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这就是右派被看做敌对势力的原因所在。与毛泽东期望的改进工作的意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让毛泽东感觉合作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而对于“互相监督”，毛泽东认为，“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任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在他看来，批评有善恶真假之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判断善恶真假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说：“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出尔反尔是不能容忍的，这一点也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双方已经没有了互信的基础。那么，即使是再好的意见，已经不是批评，而是攻击。建设性的良好愿望，转而成为破坏性的彼此摧毁，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最后指出，整风的目的：“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
毛泽东此后的指示，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比如，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肯定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是好的同时，部署了对待右派言论的办法：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3、“引蛇出洞”并不是计划好的
因为上面引用的文章和指示都没有对外公布，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做了传达，因此通常被称为“引蛇出洞”的策略。
当时的亲历者李维汉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存在“引蛇出洞”的问题。他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直接冒犯了毛泽东的人格尊严。
在笔者看来，果真如此倒使毛泽东回到了其真实的人的位置。起码一点，毛泽东发动整风改善党的领导、制止腐败的初衷是真诚的，而不是处心积虑为了整人而预埋伏笔、预先设计。从人性的角度说，这才是符合常理的。
毛泽东自己虽然也说是“阳谋”，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中共党内因为整风积累的怨气。当然，也不乏树立“洞察一切”、“英明正确”的形象，并挽回因为有违全党意志执意整风而流失的信任。
4、毛泽东觉得形势危急
在5月21日的座谈会上，章伯钧首先发言说：“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平分秋色”的言论也出来了。
即使这样，毛泽东仍对一些意见给予了肯定：
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之前所说的“党党相护”，提出“党天下”的问题：“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八办联合召开了二十多次工商界座谈会。工商界人士发言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领导的不满。
与这两个座谈会的激烈程度相比，北京各高校鸣放的言论更有过之。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从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反对必修政治课，到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开放报禁书禁等不一而足。北京高校的活动，很快传导到天津、南京、上海等，一时间形成了学生风潮，从校园运动到了大街上。
这个时候，毛泽东天天派人到北京各高校去看大字报，搜集材料。他在1958年5月20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当然着急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党员都很着急，还包括对极端言论的不满。
从邓小平在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番话，可以看出党内的一些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不会出大的乱子，应该是政治局的共识。5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就指示一面继续鸣放，一面作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摘自《毛泽东在50年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1日
延伸阅读：
（4）“文革”前党内不正常局面：毛泽东处理工作刻意绕过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