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麦克马洪线”

来源：《黑龙江史志》2015年01期，作者王建华（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一、西姆拉会议

1912年8月17日, 英国政府照会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次明确提出并加强调:英国政府不能承认我国西藏同我内地行省一样是属于中国主权关系的地方, 并要求必须另立新约, 把这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订立新约之前, 英印政府将断绝中国官员通过印度前往前、后藏地方的一切交通, 以示抵制。同时, 英国政府迫使袁世凯命令尹昌衡军队不得西进, 并为了破坏酝酿中的昌都会议, 要袁世凯立即派代表去印度参加一个所谓中、英、藏的“三方会议”, 以议订新约, 否则英国将同西藏径自另行订约, 作为恫吓。这是英国政府对自己过去同清政府签订关于西藏地方的所有条约的一个全面的否定, 并进而粗暴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纸“哀的美敦”书。 (1)

正如日后众所周知的, 这次会议既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 又无论从会议目的、时间、地点、代表人选和议程安排等几乎都出于英印政府中若干人士的幕后策划和同袁世凯秘密交涉的结果, 这是违反当时北洋政府中多数人意见的一次非法会议。当时袁世凯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派出驻英使馆的陈贻范为首的代表团, 同西藏当局派出的以伦钦夏扎·边觉夺吉为首的代表团, 在英印政府外交部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主持下, 举行了声名狼藉的所谓西姆拉会议。会议从1913年10月13日开始, 到1914年7月3日破裂告终, 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在印度的新德里和西姆拉两地举行的。它形式上是以陈贻范作为一方, 夏扎·边觉夺吉作为一方进行会商, 而由麦克马洪自称是来充当一名“诚实的经纪人”的会议。但从会议开始不久, 陈贻范就发觉自己是处于会议中一对二的少数地位, 是几乎站在一个“战败国”似的地位, 并在会议中还是终究被踢开了, 变成一场麦克马洪与夏扎两方的私人交易。 (2)

会议目的主要是想以条约形式, 把中国关于西藏的主权改成英俄两国在1907年圣彼得堡条约中杜撰的所谓“宗主权”, 加以合法化和具体化。此外, 麦克马洪提出了一个方案, 想把我国的藏族居住地区划分为两个既有别于内地行省、又互不相同的特殊区域:一是以前、后藏为中心的所谓“外藏”, 它应享有名义上的完全的“自治”, 而实际是被置于英印势力的直接监护之下;另一是包括现今大片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的所谓“内藏”。这“内藏”的地位, 既有别于“外藏”, 又不同于内地行省。其性质是一片将来要看内地政府与“外藏”当局自由竞争、胜利谁属, 而最后取决于英国仲裁, 以决定其命运的地方。不言而喻, 这是英帝国主义在把一脚跨进前、后藏地区的同时, 又把另一脚伸进包括现今青、甘、川、滇四省的藏族地区的大片地方。取得一个监护人和仲裁人的条约根据, 这是即使在1904年, 发动侵藏战争的最狂悖的印度总督寇松之流当权时也不敢公然提出的要求, 因而这亦是连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也无法咽下的一粒苦果。在1914年4月27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 陈贻范声明为了避免会议破裂, 他在这次提出的草约及附图上先行草签, 但这不等于正式签字, 因为他必须向北京政府请示获准后, 才能正式签字。北京政府于接到电报后, 当即向他发出严格命令, 不准签字。所以在7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 陈贻范声明:中国政府已明确下令, 不准他在该文件上正式签字, 并且命令他在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对当时及尔后英国同西藏当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类似性质的文件, 一概不予承认。 (3) 至此, 西姆拉会议完全破裂。

然而在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而尚未破裂的时候, 麦克马洪已同夏扎背着陈贻范商定了一个关于“外藏”的所谓“英藏通商章程”, 以代替1893年的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更有甚者, 早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 麦克马洪已背着陈贻范同夏扎交换信件, 私自划了一条西自不丹东北, 东至我国西藏、云南同缅甸接境之处的分界线, 把我国门隅、珞隅、察隅三个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划入了印度范围之内。这是一笔英印政府中很多负责官员都不知道的买卖, 是在会议中根本没有提出来过, 而是到23年后被偷偷塞进一本冒充是1929年出版的条约集里才为世人所了解的肮脏的秘密。所以这也是连当时参加会议的陈贻范亦不知道的欺骗行为。 (4)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二、“麦克马洪线”及其实质

如上所述, 西姆拉会议根本没有提出过“麦克马洪线”。西姆拉会议上麦克马洪提出的印藏边界线, 并非后来英国和英属印度所说的“麦克马洪线”。后来英国和英属印度单方面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是扭曲和篡改西姆拉会议真实历史而产生的, 是非法的, 是无效的。

三、印度独立前后英印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与国民政府的处置

印度独立前后, 英印分三路侵占和蚕食“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宣称“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英印两国的目的有所不同, 英国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留下领土争端, 印度企图进一步建立环印度洋战略圈和对中国的有利战略态势。 (5)

印度独立前, 国民政府对英印的侵占行为作了如下分析:1、乘国民政府时局艰难, 并利用边界现状进行侵占, 同时欺骗噶厦。2、威吓和引诱噶厦。3、挑拨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以支持西藏独立为条件。4、留下中印两国边界争端。国民政府作出如下处置:一方面, 指示噶厦予以注意, 要求噶厦与中央政府协调一致;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有关各机关频繁协商采取对策, 向英印交涉。这些处置, 可谓积极而主动, 但是, 英印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由而拒绝。可见, 在强权政治面前仅仅依靠口头和纸面抗议, 是起不到丝毫效果的。

印度独立后, 国民政府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 行将崩溃。因此, 国民政府对印度侵占的处置, 不仅没有进展, 反而变得消极而被动。

国民政府曾为印度的独立作出了贡献, 而印度却忘恩负义, 以怨报德, 以历届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任何当权者都从未正式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为据, 侵占中国领土!国民政府丧失了利用印度独立之机遏制印度侵占行为的有利时机, 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新中国政府的身上。

四、“麦克马洪线”现状及中印为解决问题的努力

历史上, 中印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 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联系密切, 山水相连, 长期为邻, 亲如兄弟, 相互影响深远。双方根据传统习惯和政府权力所及的范围作为自己的疆域, 但是双方从没有一条正式的国际边界。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清政府于1890年被迫与英印政府议定的以挚莫且山为西藏同锡金的分界, 可以说是个例外。然而从不丹向东的门隅、珞隅、察隅这三个地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6)

英国虽然一手炮制了“麦克马洪线”, 但自知理亏, 长期未敢向外界公布这一非法的边界线。1936年以前, 印度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划法, 几乎与中国完全一致。是年, 由于担心在华利益受到威胁, 英印当局开始按“麦克马洪线”划分中印边界, 但仍标以“未定界”。英国人在侵占西藏领土方面仅仅是在极个别的门隅和察隅地区, 试探性地侵入, 不敢放胆占领。印度继承英国侵略衣钵在侵占西藏领土方面比英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断把其东北边境向前推进。 (7)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时, 印度政府竭力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 并乘机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 还侵占了中印边界中段和西段中国的一些地方。

对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为避免边境冲突, 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 并停止边境巡逻。遭到印度拒绝后, 中国单方面停止了边境巡逻。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60年4月亲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 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其后两国官员又多次会晤, 但终因印方坚持无理的领土要求而没有结果。

20世纪70年代中期, 国际总体局势趋向缓和, 这也为中印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大环境。1976年两国恢复了互派大使, 双边关系回暖。20世纪80年代, 中印开始边界谈判。从1981年12月到1987年11月, 中印之间共举行了八轮副外长级会谈, 长期以来中方一直主张互谅互让原则, 而印方却坚持先解决东部边界问题, 再谈西部边界, 致使双方难以达成妥协。1988年12月,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 这是印度总理时隔34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 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拉吉夫访华所签的联合公报中, 双方同意“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 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 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双方决定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 继续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从1989年至2005年3月, 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共举行了15轮会谈, 为推动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及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访华, 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双方认为, 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 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与此同时, 建立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的规定也在此时写入了协定中。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 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双方承诺互不进攻, 并采取措施限制或减少各自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地点, 制定了限制措施, 并对双方在边境地方的通讯联系做了规定。在对实际控制线的定位出现不同看法而引起对峙时, 要求双方自我克制:“双方同意加速澄清和确认实际控制线的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印双方关系日益紧密, 边界谈判也更加务实。2003年6月,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 约定中印两国各派特别代表, 在求同存异原则的指导下, 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一揽子协议。2005年4月, 温家宝总理访印, 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 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2006年11月, 胡锦涛主席访印, 双方发表《联合宣言》, 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 印度总理辛格访华, 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这些文件成为两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重要标志。虽然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但同时也看出, 由于双方对争议地区的领土归属问题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 中印边界问题要彻底解决任重而道远。 (9) 2010年12月, 温家宝总理访印, 发表联合公报, 双方决定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 并开通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双方还同意建立中印外长年度互访机制。2013年5月, 李克强总理访印, 增进互信, 促中印关系发展。10月, 辛格总理访华。2014年9月, 习近平主席访印。

五、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基本经验

“麦克马洪线”从不丹向东, 大致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直到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希山口, 涉及了中缅边界北段的一部分。1960年1月25日, 在缅甸总理奈温访华期间, 周恩来向奈温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一、对北段未定界, 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 可按分水岭定界, 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 并且树立界桩。二、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 对归还中国的地区的面积, 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 (10) 奈温表示同意这个方案。10月1日, 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该条约于1961年1月4日双方互换批准书后生效。

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 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我认为主要是:第一,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两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大局出发, 平等协商、互谅互让, 尊重两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妥善解决边界问题。第二, 撇开“麦克马洪线”的束缚, 始终坚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不平等条约线, 从两国传统习惯线和双方管辖所及的实际出发, 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相结合, 尊重国际惯例和尊重当事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公正合理、互利双赢地划定边界。第三,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特殊情况下“分时、分段解决”, 一般情况下坚持“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

参考文献

[1]李侃、李时岳、李德等.《中国近代史 (1840-1919) 》[M].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4月。

[2]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

[3]费正清著, 杨品泉、张言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1月。

[4]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11月。

[5]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9月。

[6]吕昭义、孙建波.《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7]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8]斯坦利·沃尔波特、李建欣、张锦冬.《印度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3年8月。

[9]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 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社科院、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 2008年9月。

[10] 《藏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藏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年6月。

注释

1 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 31页。

2 《藏族简史》2009年6月第1版, 255页。

3 《藏族简史》2009年6月第1版, 255~256页。

4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 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 50~52页。

5 张皓:《1947年前后英印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与国民政府的处置》, 《晋阳学刊》2013年第2期。

6 《藏族简史》2009年6月第1版, 257页。

7 王聪延:《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几个问题》, 《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年第3期。

8 《藏族简史》2009年6月第1版, 323页。

9 黄勐:《中印藏南领土争端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中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