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作者是湖北蕲春人（一）
有铁证证明《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湖北蕲春蕲州人顾景星，你相信吗？小编也是将信将疑，且听方家细细道来。
文/王巧林
以大量的证据和翔实的资料，可以论证《红楼梦》一书原八十回手抄本《石头记》的作者，为明末清初一代文学大家蕲州人顾景星所撰。从书中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性格的形成和故事与顾景星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佛道思想的比较，如同一辙；书中的主要和次要人物形象，抑或是生日与顾家及其亲友家事几近相同、相合；再从书中大量蕲方言的运用，以及楚风蕲俗、楚地名、楚风物及其相关人名，与今日的蕲州与古楚地也是完全相合；从书中不同身份的各类人名与顾景星的身世完全相吻合；从书中所引用的典故及其历史人物、诗句、以及各种体裁，十之八九地能从顾景星四十五卷的《白茅堂集》和其子所撰《耳提录》中找到出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而又不怪的现象！举例来说，如书中调歪、嚼蛆、嚼用大、过逾、开脸、爬灰、村话、腌臜、打尖、睡醒、过了人、虼蚤、唾绒、贴烧饼等，类似的方言民俗，举不胜举，均与蕲方言、蕲俗有关。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一书与张献忠屠蕲城和明亡有关。又如书中的贾宝玉与顾景星事情相合，林黛玉与顾景星妻子萧瑜的事情相合，薛宝钗、史湘云、探春等与顾景星夫妻事情相合，贾元春、贾迎春、甄宝玉等与顾景星至交康熙朝国舅佟国器家事相合，如此众多的“相合”也是不胜枚举。
为何《红楼梦》一书落入北京曹家？这是因为：顾景星为曹霑的祖父曹寅的舅舅之故。顾景星死后，其子顾昌南下金陵数年，欲想表弟曹寅付梓《白茅堂集》，因顾家在张献忠屠蕲城后，原本为蕲州的四大家族之一的顾家，一下子衰落了下来，无钱送礼物给当朝皇上的宠臣——执掌江宁织造的表弟曹寅，只好将父亲历经十年写就的一部旷世奇书《石头记》忍痛割爱地赠送给了他，这也是后来担任江宁知县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当误)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不是一本奇书，曹寅何以“观玩不辍”?再者，就是顾景星的友人——华亭（今上海）人卢元子在《顾子在葺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一诗中所言及到的，堪可作证。诗云：“潇湘客子夜登舟，驿路萧萧雨雪稠。计到玉山回首处，停云片片落红楼。”（卷十四）诗人明确地道出好友顾景星撰写有《红楼梦》一书，且说作者写的是昆山避难及明亡之事。
所以说，《红楼梦》一书是一部明末遗士的家史和血泪史。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借爱情之托，抒**之恨，写兴衰之感，纪家事（史）之实”的**小说”，而非单纯的文学作品，只是作者以文学手段曲折地来表现罢了。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至今无人难以企及。自诞生以来，使无数人为之倾倒。几多少男少女看完《红楼梦》缠绵悱恻，泪如泉涌；几多文学家反复击节咏叹，言其伟大；又有几多考究它的学者不得要领，望而却步。究其原因，除书中的爱情故事和诗词曲赋写得令人叫绝之外，乃是该书作者始终是个谜。说是曹雪芹吧，却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说不是曹雪芹吧，然又找不出第二个比曹雪芹更能令人折服的理由来，一些研究者只好姑妄听之，姑且从之，权当是曹雪芹罢了。
要全面揭开该书作者之谜，实在是困惑多少代学者的一大难题。《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不是曹雪芹吗？！如果今天告诉你说曹雪芹根本不是《红楼梦》的作者，而是另有其人，恐怕有很多很多的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这也当能谅解，因为近百年来，红学家们已经认定了的，似乎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早已成了“既定事实”。不过，请持此认同观点的研究者也好，热爱《红楼梦》一书的读者也罢，请你们稍安勿躁，先静下心来平心气和地读完此书，当会说本书作者所论并非虚谬，更非刻意耸人听闻，而会对《红楼梦》一书真正作者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那些长期研究《红楼梦》持“曹雪芹说”的那些红学家们，他们或拍案而起，反戈一击；或不屑一顾，一笑置之。也难怪他们，他们大多从青年时代，抑或是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对《红楼梦》狂热痴迷，以及对曹雪芹的百般惠爱和崇拜，岂能“一腔心血付东流”，怎能接受如此轰顶打击？但我也深信此书，最终也一定会得到正直的红学家们的认同。不少红学家倾其毕生精力，穷原竟委，皓首穷经，其研究之深入，精神之可嘉，实在是令人钦佩！以致不少红学家因此过早地离开茫茫红尘，或许他们跟随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等大仙游历天堂后，这才明白其中蕴藏着一个莫大的谎言和谬误，原来自己当初跟随始作俑者胡适之先生一道，误入了狡猾的作者设下的迷津而不知何处何从！或许他们进入天堂后这才感叹道：“幸亏早见大仙，方知其中真相，幸哉！幸哉！”
《红楼梦》一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历史，也即**亡家血泪史。历史是主，小说是次。[毛 泽 东]曾说过，《红楼梦》不仅要当做小说看，而且更要当做历史看。鲁迅先生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是明末清初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所说的“革命家看见排满”，与蔡元培当年的观点，可以说是君子所见略同。试想一下，作为世代受大清皇恩的汉军正白旗人的曹家公子曹雪芹有这种可能吗？偏安一隅在京城的他，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他出过远门，在他的眼中何以能“看见许多死亡”？何以能写出“排满”的文字来？当然不可能。况且，他也不是生于明末清初。
近两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评论书籍、乃至各种续作，如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早在晚清时期，便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传说清末某才女看《红楼梦》，不见了宝玉，导致精神失常，成天叫喊着“我的宝玉哪里去了？”无独有偶，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的富家小姐看到黛玉死了，跳楼殉情的事时有发生，可见该书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以致历代朝廷将其列为[敏感词语]。
所谓红学研究，严格地说，便是对该书作者的研究。或许有人会认为此说未免以偏概全，因作者一经揭晓，则一解百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由来已久，脂砚斋姑且不说，乾、嘉年间，《红楼梦》一书被誉为“小说中无上上品”（杨恩寿《词余丛话》）。又据清代李放《八旗画录》引《绘境轩读画记》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可谓“红学”名称之最早记载，然而，真正形成“红学”则是民国初年至二十年代，现代文人又掀起一轮轮《红楼梦》热，研究《红楼梦》的人被称为“红学家”，则始于民国三年（1914年）《文艺杂志》第八期均耀《慈竹居零墨》。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以蔡元培、王梦阮为代表各自著有“索隐”，蔡著有《石头记索隐》，王著有《红楼梦索隐》，“索隐派”一词来源于此。蔡言《红楼梦》是“清康熙朝**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按：确切地说，即反清复明主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王自诩为以“注经之法注《红楼》”。其二人著作在短期内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巨大，可谓盛极一时。及至五四运动后，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下，红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胡适为代表产生和建立了“新红学”。胡适将“索隐派”说成是“旧红学”、“附会的红学”，甚至直接点名蔡元培在内的索隐派红学家是“猜谜的红学家”。于是，所谓的新、旧两大红学派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论争，影响深远。其间的主要代表作有除上面涉及到的“索隐”之外，主要还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论红楼梦系列论文集，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艺术特色、思想意义等。此外，还有早在此前的清末学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论述不够深邃，但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是红学研究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旧派红学家遭到新派红学家的炮轰，新派认为旧派红学家是“模棱两可”，“猜谜式的”，此论实在是有失公允。毋庸讳言，蔡元培等人确有不少错误的论点，如论本事，说书中某人隐射生活中某人，无论如何是“猜对了”一半，本书作者只不过替当年蔡元培诸先生将其说不清的谜底揭开罢了。我想，蔡元培诸先生若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标榜自己是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的“红学”家们，居然没有细致考究，其所谓的“硕果累累”，然错误之多，甚至有不少论点是极为荒谬的，尤其是胡适过早地将《红楼梦》作者断言为曹雪芹一说，证据不足，经不起推敲，谬种流传，危害深矣！导致后来不少研究者误上“研究曹家”的谬舟。胡适的研究，严格地说，也仅仅是浮于“表”，而未深入“里”，以未经求证的“脂批”和曹雪芹所交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友人在抄稿中点评时言及到的，或在诗中模糊提到的，及至后来的文人间接地提到有关《红楼梦》的几点误导信息而妄下结论，将谬理当成“公理”，缺少严谨，不是真正的学者所为。殊不知曹雪芹之友人，然也不知此书是由曹雪芹一手制造的莫大谎言，曹当是一个卑鄙之徒，或秘而不宣，或宣而诡秘，或牛口大开，干脆来个“非曹某不能为！”从而藉此抄书换来酒钱，这样一来，曹雪芹迷惑了友人，友人迷惑了胡适，理性来说，胡适亦深受其“害”，害得后来不少红学家们将胡适之“胡说”当成“真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总摆不脱囿于传统说法的窠臼。虽然如此，胡适是有责任的，作为一名学者，在治学上，应该是严谨的，缺乏严谨，就不能称之为学者。所以，胡适的“曹雪芹说”，是极不负责任的，不是学者之所为。而被称之为现代文化巨匠的鲁迅先生则大不一样，他能写出“革命家看到排满”，“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而对于胡适等人提出的缺少证据的所谓“曹雪芹说”则不敢妄下结论，这才是真正的学者！
六十年代以后，及至八、九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电视的普及，有关《红楼梦》的电影、电视连续剧拍了一轮又一轮，当年由上海越剧二院拍摄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盛况空前，曾一度创票房纪录，以致“**”中列为“禁片”；后来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著名导演王扶林执导、周岭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由于该剧女主角由当年冰清玉洁的美丽少女陈晓旭主演，其扮演的林黛玉惟妙惟肖，活生生的一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形象，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了一波又一波，可谓历久不衰。可惜如今斯人已逝，给人留下深深的惆怅和无尽的遗憾，人们只好通过观看她所扮演的角色等途径来怀念她。曾几何时，又传来重拍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有关遴选角色的“海选”，轰动海内外，综合门户网站新浪网、娱乐门户粉丝网等曾经制作专门频道予以报道，可谓五彩斑斓，蔚为大观。如今随着互联网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红学研究的网站，不知凡几，品味高雅者有之，瑕瑜互见者有之，可见广大研究者和《红楼梦》爱好者情倾之心愈炽，当为新时期一大盛事。
近三十年甚至更早便有人质疑过。然而，他们只否定曹雪芹，或猜另有其人，但不知真正作者姓甚名谁、何许人也。看到不少研究者振振有词地言曹雪芹如何伟大，如何知识渊博，阅此之类语句时每每发笑，殊不知曹雪芹何以能写出此书哉？！
第一章 “顾景星说”的十大铁证
铁证之一：顾景星文学造诣和叛逆性格产生的土壤和形成根源
第一节 蕲、黄儒家理学与反理学对顾景星的影响
一、历代频出逸士高人的文昌之乡——蕲州
任何一个地方，能产生大方之家，就像某种植物一样，必须有这种繁殖和赖以生长的土壤。蕲州这个弹丸之地之所以能产生大文学家、大学者、大科学家，就像这块土壤能产生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李时珍一样，绝非偶然。自古以来，蕲州便是一个文昌之乡。这里地灵人杰，天宝物华，历代频出逸士高人，过去《黄州志》载：“蕲春物宝著高士，蕲水悠悠出大贤。”其中“蕲春物宝著高士”之句是有来历的，并非虚传。“物华”暂且不论，那么，“逸士高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表现在哪些朝代？这主要表现在佛道、科学（医药学）、文学和哲学四个方面上。其中科学方面除李时珍《本草纲目》外，主要还有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由于活字印刷术与本书关系不甚密切, 恕不作论述。佛道及医药下文将有专题论述，本节现就文学和哲学方面略加论述，以管窥豹。
蕲州的文学，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蕲州的文人雅士，如裴员外与当朝诗人李白、杜甫、戴叔伦、刘长卿等交，李蕲州（字子烈，官至郎中）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交，崔涯与张祜交，杨蕲州与贾岛交，小裴员外与罗隐、李山甫交等。这些文人与同时期的诗人相互唱酬，书函往来，惜年代久远，诗函多不见存，只能从《全唐诗》、《蕲州志》、唐人诗文集及其他史料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值得一提的是，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淮南路蕲州考生卢储进京，向时任尚书的李翱投卷，求其举荐。李翱因急事要外出，将其诗文置于案上，恰巧被十五岁的长女窥见，于是连诵数遍，爱不释手，随即对侍女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翱闻听此言，颇为赏识，便命下属到驿馆向卢储表明招婿之意，卢储应允。一年后，卢储果然中了状元，遂完婚。洞房之夜，卢储作了一首《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全唐诗》）遂成风流韵事流传至今。卢储是蕲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状元，虽然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较多的诗文著作，在文学上无法窥见其成就，但是他开启了蕲州读书传家之风。此外，唐末的蕲州人严巨川与妻子慎氏，给中国文学史同样也留下了一段风流佳话。
及至南唐、北宋时期，两朝文学巨擘吴淑，可以说是蕲州古代文人中的著名代表人物。吴淑（946——1002）字正义，父文正，其先润州丹阳（今属江苏镇江）人，时任蕲春令，老于蕲，后世遂居蕲州焉。淑为南唐进士，归宋后，被荐至学士院，授大理寺评事，参加御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又同李昉等参与编撰《文苑英华》等著作。太宗赏其优博，官至员外郎，赠尚书右丞。淑性纯静，博学好古，善书，平生著作宏富，有《吴淑文集》、《事类赋》、《江淮异人录》等十三种著作二千六百余卷传世。淑子遵路、孙瑛，皆著作丰富，《宋史》有传，然从其祖籍，称其“润州丹阳人”,实为蕲州人。其孙吴瑛与同邑林敏功、林敏修兄弟为北宋蕲州著名三隐士。哲宗朝，吴瑛诏为吏部郎中，就知蕲州，坚卧不起，卒年八十四。林敏功、林敏修兄弟，其诗文列入江西诗派。林敏功（1040——1125）字子仁，别号松坡居士，嘉祐举人，年十六乡荐应进士试不第。此后二十年遂杜门不出，治平中，蕲州知州范纯仁（按：范仲淹子）荐之不仕，后诏征亦不赴。政和中，举其隐德，赐号“高隐处士”。敏功著作主要有《东坡诗注》、《蒙山集》一百卷，《林敏功集》十卷（见《宋史艺文志》），《高隐集》七卷，《松坡集》四卷及《杭州图经考》等。黄庭坚曾经赞曰：“林处士诗甚佳，碧落碑无赝本也。”林敏修（1042——1125）字子来，嘉祐举人，工于诗，与兄相倡和，同为北宋著名隐士。著有《无思集》四卷。《江西诗派小序》云：“‘二林’有诗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无一二，兄弟皆隐君子（隐士），不但以诗重……”《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增补事类统编·人物》等多处列载二林其人其事其诗，明末清初一代文学大家顾景星还曾作有《咏三隐》诗以纪之。
南宋时期，蕲州著名爱国词人，如进士王澜，于景定辛巳十四年（1221年）二月，金人血洗蕲城，避难江南湓江，其书于新亭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词云：“凭高远望，见家乡，只在白云深处。镇日思归归未得，孤负殷勤杜宇。故国伤心，新亭泪眼，更洒潇潇雨。长江万里，难将此恨流去。遥想江口依然，鸟啼花谢，今日谁为主？燕子归来，雕梁何处，底事呢喃语？最苦金沙，十万户尽，作血流漂杵。横空剑气，要当一洗残虏。”（《宋词鉴赏辞典》）从词中可以看出词人的卓越才华和悲愤之泪。大约与王澜同时期的还有一代才女王清惠，亦说为王澜之妹。王清惠，生卒年不详，蕲州城人，史料多未载，南宋末年被选入宫，为昭仪女官，南宋亡后被俘北上。王清惠面对风云聚变、山河易色的悲凉景象，当北上元大都（今北京）的途中，行至汴京夷山驿站，夜里，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秉烛挥毫，写于驿站壁上的《满江红·北行题壁》词，词云：“大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王清惠一面书写，一面流泪，**之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道：“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也掠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此词一出，一时传遍大江南北。三年之后，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失败被俘，在解送北上途中，路过此地，当他看到这阕词后，击节三叹！当文丞相读至“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句时，叹道：“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于是，步王昭仪原韵，也写了一阕《满江红》，题壁于上：“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阕……”。方掷笔，感到意欲未尽，于是再和一阕。此二人留于馆壁上的三首《满江红》，所抒发的爱国豪情，激励着后来不少的爱国志士。由此可知，蕲州人爱国是有传统的。南宋时，还有两个大儒与蕲州结下了不懈之缘，他们便是朱熹和叶适。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秋，朱熹受时任蕲州学官的友人李宗思之托，撰有《蕲州教授厅记》。朱子云：“盖使之潜思乎《论语》、孟氏之书，以求礼义之要；考诸编年、资治之始，以议事变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躇不惰，探策而问，劝督以时，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齐家及国之本，而于词艺之习则后焉，而不之急也。” (《朱子大全集》)后来，人们将此文刻在蕲州儒学的墙壁上。今日蕲春被誉为“教授县”，蕲州有一“博士街”，同样并非偶然，由此可以彰显蕲州自古以来兴文重教儒风绵绵相续之尚。此外，朱子还为蕲州方氏等多个姓氏撰写过宗谱序言，可见蕲州人与朱子之间往来的密切关系。然而，朱子毕竟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倡导的“心说”，也曾遭到好友叶适的炮轰。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浙江永嘉（今温州）人。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与朱熹（道学代表）、陆九渊（心学代表）“鼎足而立”的思想家。叶适为文藻思英发，淳熙五年擢进士第二人，授平江节度推官。绍熙三年(1192)，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后入为尚书左选郎官。（《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当时，他还兼管淮南一路的运铁冶司公事，处理铁钱流通问题，在财政经济和金融理论方面写出了出色的论述文章。叶适在蕲州期间，还留下了蕲州《烟霏楼记》一文。叶适仰慕陆游，曾以蕲州名产蕲竹簟送给陆游御暑，还给与蕲州比邻的六安县学官——陆游长子陆子虞写过《六安县新学记》。(详见《中国通史》)
叶适是一位站在理学阵营之外，对理学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责难的儒家学者，是在“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承接了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功利说而与程朱理学和心学对立的事**派著名学者。叶适晚年，历经十六年的潜心研究，形成同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尽管叶、朱二人是好友，由于其思想与理学相对立，他与朱熹之间相互指责。叶适是一位极富有批判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他为了清算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思想渊源，除心性之学进行清理之外，还对老子以及周、秦以来许多哲学流派进行了分析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成有遗论，无得免者。”（《习学记言·序目》）无论是朱熹，还是叶适，对蕲州后来的士子思想影响深远。
元末明初江南著名隐士顾瑛第七子顾士征隐居蕲州。据《白茅堂集·始祖隐士七官人传》载：“吾顾氏，晋丞相雍之后，蕲始祖，元总管公初讳宪，更讳士征，字季贞，元平江路昆山州人。相传曾大父某。怀孟路总管，妣陶氏，赠县君，二传至武略将军。妣赵氏，十四子，八子成立。公小字福四，就八子行次，七官人呼之。举进士乙榜。至正中，贼徐寿辉悉众渡江，袭陷武昌。威顺王及行省平章皆遁。时李黼总管江州，兼摄蕲州。公年甚少，在黼幕中。江州陷，黼阖门死。公走，诣卜颜帖木儿，请兵复江州，进复蕲州。以辟举，遥授蕲州路总管，固辞，其后州守以城降大明，公遁。依族姓于庐州路无为州兔儿岗，又徙英山，最后徙蕲钴鉧潭，称顾七官人，躬耕自晦。”顾士征为元末明初蕲州著名隐士，其后代子孙多有效仿。
明嘉靖年间，顾士征的第八代孙顾问、顾阙兄弟，中年挂冠归里创建书院，传播程朱理学，一开蕲、黄理学之风。同时，在文学上也颇多影响，蕲州的士人或从乡试落第，或厌恶官场险恶，转而隐居乡里著书立说，如李时珍。到了二顾的曾孙顾景星这一代，可以说更是达到了顶峰。
蕲州这种自古以来的文风，影响了大清朝蕲州地区的士子，相继出现了“楚北大儒”陈诗、状元陈沆、探花陈銮、一代学者兼廉吏黄人鹄等，即便是清末至民国之际，也出现了国学大师黄侃、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詹大悲和新闻先驱田桐，以及现代著名的学者兼民主革命的斗士闻一多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等。
二、蕲、黄理学与反理学之争
明嘉靖末至万历年间，蕲、黄之地，理学之风盛行，以黄安（今属红安）人耿定向、耿定理兄弟及蕲州二顾，即顾问、顾阙兄弟为代表。此四人各建有书院讲学，传播理学。据《三楚文献录·二顾先生传》载：“自嘉、隆距万历中，天下咸重二顾夫子云。二顾夫子，盖所称日岩、桂岩先生者也。日岩先生，成进士，官止参知；桂岩先生进士，官止宪副。然天下诵慕，乃在公卿硕辅之上。人固不因禄位重也，作二顾先生传。”“日岩先生者，讳问，字子承，蕲州人也……思逮所生久之，以内艰归，与弟桂岩同庐墓侧三载。服阕，先生称疾，同弟侍封公于山水木石之间。曰：冥摉真遇，生理所在，安能长逐尘嚣，不为色养计耶？暇与王龙溪、钱诸山、弟桂岩，讲学于崇正书院。……先生曰：吾弟年三十九未强，乃勇退如此，吾奈何以憔悴之身共瘴烟海氛乎？弟固招吾隐也。于是，九疏乞骸得报归。归则讲学养道于时，若念庵、荆川、刚峰、甘泉、见罗、近溪、东郊二耿诸先生，以及本州岛李濒湖（按：即李时珍），先后竿牍相应，晤言相证，针芥所投，会心政远。先生一言一行，必本于道衣冠，与妻子语，如对外宾。日长昼静，无一杂念。自编日程，以疏功过。罗洪先曰：子承真圣人之徒也。耿定向曰：岂其忠信可行，蛮貊论行谊，鬼神无疑矣。唐顺之曰：不赏民劝，不怒民威，子承其近之。” “桂岩先生者，日岩之弟也。讳阙，字子良，少日岩十七年。生有异征，六岁，颒焚祝天，愿为道德性命之学，以报劬劳恩。十七补郡诸生，志希圣贤，甚厌薄举子业。”其所交之友，都是如雷贯耳之辈。“癸丑，当廷对，先生不欲往。封公不听，业缑剑待之。先生涕泗，交颐而别。廷试二甲，除爽鸠。得与海内文人相倡和。历下弇州，尝招之入社。”可见其才高，假定当年他向若倾向文学，加入王世贞所倡导之社，则中国文学史明代一朝当有“前七子”“后八子”之说。由于顾问、顾阙兄弟崇尚理学，对于忠孝节义尤为重视，从他们的小传中便可以看出端倪。明嘉靖一朝，蕲州除顾氏家族外，还有诸如李时珍家族，李时珍在乡试落第后，隐居乡里，立志行医济世，后发现历代本草多有舛误，遂重新考证历代本草，花费三十年编撰成《本草纲目》一书，为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和传承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李时珍也是一个颇有叛逆性格的人士，民间关于他的叛逆传说较多。
当时，由于蕲黄之地文化的极为活跃，人们对封建统治思想逐渐发生动摇，以致封建思想的叛逆者应运而生。与二顾同时代的有一个与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叛逆者，同样与蕲、黄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对后来顾阙的曾孙顾景星的叛逆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此人便是历嘉、隆、万三朝的一代奇才——李贽。
|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浦、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父亲李白斋，为当地大儒。李贽自幼丧母，幼时倔强难化，儒释道均不信，自称“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七岁随父读书，二十岁离家自谋生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被选任职河南辉县教谕，历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做官时，坚持正义，常常同上司意见不合，屡遭困厄。他曾自述：“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与墨，难尽写也！”明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四岁的李贽辞官后，居住于湖广（今湖北）黄安，与黄安人耿定理共同讲学，二人志向相投。定理之兄定向，是个道学家，极力维护封建礼法，然而“言不顾行”，原本也是李贽的好友，然而，李贽对他的一言一行颇为反感，乃至厌恶，多次致函讥笑他，且措辞尖锐，引起耿定向以及蕲州理学名家顾问、顾阙兄弟的极大愤恨。据顾天锡《祖桂岩公传》说：“温陵李卓吾喜高论，公颇不合。卓吾称学行必首公。付公姓字于《阳明集》后，曰：楚理学之著者也。”由此可以看出，李贽与顾阙在论史论事观点上的不合，二人互相作对。尽管如此，然而李贽又客观地承认顾阙学行必推第一，楚理学之第一。可见，李贽和顾阙如同叶适与朱熹，既是友人又是学术上的对头人。或许李贽当年将其撰写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等著作，均有赠送给顾阙，以至后来顾阙的曾孙顾景星少年时代多有阅览，甚至感触良深，某些观点与其不谋而合。这样一来，李贽的著作有如一支催化剂，更加坚定了顾景星叛逆性格的形成。 万历十二（1584）年定理死后，李贽深知黄安不是久留之地，遂于次年移居一县之隔的麻城城外三十里龙潭僧舍芝佛院，过着清贫的居士生活，从事学问研究。万历十四年（1590年），李贽六十三岁时，其诗文集《焚书》刻印引起当时道学家们的极大惶恐，其后所写著作更象狂风一般在蕲、黄大地传播开来，从之者有数千，最多时高达上万人。后来李贽在遭驱逐时，友人劝其到黄安暂避，他却回答说：“丈夫在世，当自尽理。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封建势力在恐吓无效之下拆毁了他的芝佛院。 李贽的著作，在当时以及后来影响最大的主要有《焚书》、《续焚书》、《明灯道古录》、《藏书》、《续藏书》等。李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中年以后接受王守仁学派和禅学的影响，更富于批判精神。他自居“异端”，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强调人欲的合理性，肯定“好货”、“好色”乃人之常情，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孔子等所谓“圣贤”的盲目学科。还有不少常人难以企及的观点，诸如主张独立思考，不以前人之是非拘囿今人思想；对各种封建道德教条，以及荒谬的或有失偏颇的言论，敢于大胆揭露；对假道学、伪君子抨击更是辛辣尖刻。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和“迩言”，反对思想束缚，强调“自然”和“发愤”，否定一切格套，肯定创制体格，重视戏曲小说。他的思想学说集中代表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新思潮，对封建传统思想造成强烈冲击。因此李贽必然受到守旧势力的仇视。 至明末清初，蕲州人顾景星可以说是蕲黄之地本土“出产”的叛逆者。可以说，他的叛逆思想深受李贽极大影响。无论是叛逆思想，还是在文学上否定一切格套，肯定创制体格，以及重视戏曲小说等，都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如李贽在《世纪·王莽篇》题为“篡弑资贼”。在《藏书》两部分中，共记载了从战国到元亡约八百多名历史人物。与书中第二回，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此论与李贽观点几乎相同。书中将王莽、曹操列为一类人物，如顾景星《张僧彻论》：“昔汉举孝廉，士或矫情盗声，王莽、曹操之徒，亦从是出。”（卷二十九）以上所列历史人物，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贤臣良相、隐士贤达，抑或是乱臣贼子，在顾景星诗文集里，或褒或贬，无不有所反应。可见，贾雨村的一番言论正是顾景星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在书中的反应。 李贽在《与焦弱侯》中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耳。”“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亦可也。”千百年来，孔子学说一直是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无人敢于非议，而李贽要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必然在统治阶层引起极大震动，故李贽说：“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他还对盲目推崇圣人之言的儒学教条进行强烈抨击，而对敢于舍孔子之法者大加赞赏。如在《续藏书》中，将宋明道学家，如朱熹的四书五经注释尊奉为“行赏罚”的“定本”，只准信仰，不准怀疑。而李贽却以自己的见解来评定历史人物，从而对孔子学说提出了质疑。而出生于理学世家的顾景星从小便是一个叛道者，如《小像自赞》说：“而于古人，摉瑕剔疵，惟恐弗获”“读书鱼猎，未尝专门，学博而不精，文驳而不纯，跌宕经史，脱略公卿，以誉为辱，以毁为荣者邪。”（《白茅堂集·卷四十三》）少年时便敢于对古人“摉瑕剔疵”，而且见解独特，这与李贽的性格是多么相似！ 又如李贽《续藏书》对“忠”的独到看法。在《逊国名臣·程公·高公》篇里，记载了编修程公和御史高公不同的效忠法。说程公在“靖难”后，对建文帝建议说：“天数已定，唯有出走免难耳。”并找来僧人为帝落发，乔装出逃，最后不知所终。程公一直跟随了建文帝，数十年伴随左右，每当遇险时，就以智术使其脱险。而高公则相反，在“靖难”后，穿着丧服，如丧考妣地去见燕王朱棣，一次出言不逊，触怒皇帝，最终落得个没收家产满门抄斩的下场，甚至连亲戚也全部发戍边疆，最惨的是还挖了他的祖坟。对此，李贽评价说，高公以死为贵，程公以智而不死为贵，两种忠表现有别。其实，高公死忠是忠，程公跟随皇帝逃难几十年，忘家忘亲忘身之忠也是忠，而程公之忠才是“人臣之大忠也”。再如李贽对“孝”的阐述，他认为“若欲尽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籍君养亲，又持终丧之说以买名，皆无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奉，不与庆贺，不穿吉服，日间入公门理政事，早晚焚香苦临，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礼国，委身以报应，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尽孝不在形式，“而必以区区庐墓哭泣，乃为孝邪？”李贽不是反对忠孝，他也推崇“忠”、“孝”，只是二者之间取舍有异，尽忠乃至孝；而忠与不忠，不在追求死忠的名节，如果苟活之，能为所忠之人或事谋取更大利益才是真正的忠。如《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中“文死谏，武死战”之论，与李贽所论，异曲同工，可见作者当年读过李贽的著作。可谓内证。 |
蕲州顾氏，为蕲、黄之地的一大望族，历代不乏名儒高士。蕲州顾氏的祖籍昆山，昆山顾氏，更是名震江南的望族，历代多风流隐逸之士。谈到顾氏家风，自然要谈到他们的昆山始祖元末明初文学家顾瑛。顾瑛（1310——1369）又名阿瑛，字仲瑛，别号金粟道人。家世豪富，轻财结客，风流豪迈。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力辞不就。后以子官封武略将军，钱塘县男，晚称金粟道人。顾瑛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昆山界溪。少时轻财结客，倜傥豪放。十六岁时，顾瑛就外出闯荡，在京师经营商业。凭着过人的机敏和出色的交际能力，顾瑛在京城如鱼得水，不但与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交往密切，还常常与一帮官宦子弟骏马华服，招摇过市，很快就攒下万贯家财。当顾瑛回到昆山时，他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他的好友，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称赞他“能廓充先世之业，昌大其门闾，逍遥户庭，名闻京师。”年三十时始折节读书。又筑别业曰“玉山佳处”。日夜与客置酒赋诗，四方文学士人咸荟聚其府。尝举茂才，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乃去。隐于嘉兴之合溪。母丧归，张士诚再征召用。阿瑛遂削发，称金粟道人。洪武初被强徙安徽临濠。
《诗论纵横》说：“阿瑛世居界溪之上，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今名画。三代以来，彝鼎秘玩，集录鉴赏，殆无虚日。筑玉山草堂，园池亭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人，如张仲举、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方外张伯雨辈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赋诗，风流文雅，著称东南焉。淮张据吴，遯隐嘉兴之合溪。母丧归。绰溪张氏再辟之，断发庐墓，繙阅释典，自称金粟道人云。”尝自题其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当时豪侠兴，五陵鞍马洛阳街。”其晚境亦可悲。顾瑛著有《玉山璞稿》、《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草堂雅集》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这个评价颇为中肯。顾阿瑛所倡导的“玉山风”影响了后来的江南文人。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以顾景星曾伯祖父顾问，曾祖父顾阕为代表。据顾天锡撰《伯祖日岩公传》也说：“（公）归筑崇正书院，与罗公洪先，倡明理学，海内比之程。……微疾，召武昌布衣刘筠乔至，曰：无他，示子生死如是，去来明白耳，遂瞑。四方学者，会丧千人。私谥中和夫子，建祠以祀。历仕之地，皆为立祠。万历末，给事中官公应震，巡按御史史公学迁，疏请从祀，不报。所著经说三十卷，诗文三十卷，昭代见闻录、语录若干卷，讲学书札、诗文外集十卷，毁于寇。”在《祖桂岩公传》里说：“同日岩公数往来庐山白鹿洞，与余姚王公畿、钱公德洪、南昌李公材、吉安罗公洪先、盱眙罗公汝芳、东粤海公瑞、安福邹公德溥、丹阳姜公宝、黄安耿公定向、定力讲学底行，或千里命驾，供脱粟野蔬，有旬月留者，京师为之语曰：天下清绝，顾问、顾阙。先是，日岩公主阳明书院，教严峻，及公主崇正书院，生徒数百，方技亦不拒。日岩公卒，公水浆不入口三日。后数年忽谢生徒，毁书院。未几，有阳明异学之禁。……所著《五经发意》、《通鉴补意》、《社仓社学议》、《诗文语录》、《诗话方外记》、《山海经补注》、《黄庭内景参同契》、《楞严楞伽解辨》等百数十卷，几精筮卜、天文、风角其学，不传门人。私谥宣靖先生，同中和夫子祠祀。”（卷四十五）可见二顾先生在当时的影响。尤其是顾阙，他不但与上面所提到的诸名士讲学，而且与明“后七子”关系甚笃，数规王世贞、宗子相、吴国伦等人，吴国伦为蕲州对江兴国州（今阳新县）人，与王世贞齐名，顾天锡撰《祖桂岩公传》说：“明卿年七十余，娶继室，将婚之夕，病作不能言，书几上，曰：恨不见子良（按：顾阙字）。”此外，顾阙的堂弟顾闵（易讳阑，字子敬，别号凤岩），当时名士冯梦祯、萧良有辈皆拜其为师，吴国论在顾闵死时，长诗当哭，有诗句云：“白璧心难剖，黄泉恨未平。”可见，顾氏兄弟均为一代高士，而且历代多是隐士。一般来说，古代志当隐士的人，大多数是爱国人士。
到了顾阙的儿辈这一代，顾家在蕲州同样有非常大的影响。据顾天锡撰《府君少桂公传》：“府君讳大训，字德蒙，号少桂，别号薇垣。凤目胆准，耸颧微须，容仪俊劭……十七即博学，盼睐成文，神捡精出……斯时也，不知人世之有尧跖，又安辨士林之有浊清？见者大笑，叹其天才，作《和山赋》，辞多失传。年十八，补诸生，食廪气，试辄第一，数奇不第，折节问学，藏书五万余卷，手抄录千余卷，书法精严，无一字误。经史百家，稗官小说，诵皆上口，喜谈兵，善骑射，以济时自命……寿五十四。撰《续高士传》八卷，《孝顺事实广注》十五卷，《语林》十卷，《杂文诗词》八卷。”顾大训与翰林院待诏黄梅人瞿睿夫为至交，娶嘉靖朝刑部冯尚书天驭女为妻。既然能撰《续高士传》，那么，他同样也是高士。
又如顾天锡撰《叔祖子敬公传》载“公初讳闵，易讳阑，字子敬，别号凤岩、二岩。公庶母苏氏所生也。孝友方刚，下笔千言，文义焕发。当时名士冯公梦祯，萧公良有辈，皆师事之。”“葬母苏，远近会丧者千人，椎牛供客。”“自负才名，不诣部爱。大冶青林为寿冢，日弹琴纵酒其中。”足以看出此人不但才高，而且当是慷慨之士。顾天锡在该传记里说到叔祖子敬公死后，吴明卿长诗当哭：“白璧心难剖，黄泉恨未平。片言能辱士，几日遂捐生。缓急穷交分，辛酸巷哭声。悠悠江汉水，东下亦含情。……”可见，此人非等闲之辈。
再看顾景星父亲顾天锡，据卢纮《贞誉顾先生传》载：“先生讳天锡，字重光……先生为桂岩冢孙，年十四，父别驾。少桂公见背，其姊贞节嫔刘而早孀，乃归抚之。先生日侍大父桂岩公，朝夕熏磨，纯于理义周规，折矩尺度罔愆。弱冠，治《尚书》、《戴记》、《春秋》，涉猎文史。岁丙午，应童子试，受知于督学华亭董文敏公，名噪一时。若艾公南英、张公公亮等，俱托声气交，不远千里，以古学相倡和，文坛选政，必得先生片话语，以为折衷。癸亥，改国子生，与数十名家结社燕台，学者传诵。所为文，辄见售。其门人涉馆局台省者不乏人，而先生终以数奇不第，及熹庙时，阉党方炽，先生负重名，都人士走如鹜，乃为杜户谢者。岁余，甲子北闱，对策涉论阉寺，主司恐，落其名，先生坦然勿悔也。甲戌、丙子，讲学于天津张氏及河间、保定，西郡弟子从游者数百人，以积分部选中牟令，不就，诏行征辟，复固辞。丁丑，决意归里，时长君景星甫髫龄，负异姿，因筑室松园，榜曰中心，愿取《易》中孚九二辞也。悉陈先世遗书，相与搜探辨究。”其著作名录见于顾黄公《白茅堂集序自叙》；“《三经蒙解》若干卷，《戒史》七十卷，《纪五行灾异举史》三十卷，《纪选举燕京物纪》十卷，《黓兄集》二卷，《茅轩集》三十八卷，《津门三书》四卷，先君子壬午以前作也。”“《石柜集》六卷，《五经论孟说》七卷，《读史平论》二十卷，《历代改元考》八卷，《蕲州志》六十卷，《素问灵枢直解》六卷，《针灸至道》三卷，《焦氏筮法》二卷，《玉京捂录纪道家言》一百卷，先君子癸未以后作也。”可见其父著作不少。顾天锡的姐姐顾永贞，其家人习惯称作刘贞节，乃明末蕲州赫赫有名的大才女。据顾天锡撰《旌表刘贞节传》载：“旌表刘贞节，字永贞，天锡同母姊也。至孝，刚正聪明，邑称女圣，读书旁览百氏，善为诗，法汉魏，不肯作近体诗，府君难其适……”“州守宋公圻闻之，拜于堂，榜之曰：礼宗。”“所居香灯奉佛，书史纵横。”（卷四十五）蕲州人常常称她为女圣或夫子，州守称其为礼宗，可见不是一般女子。由于生于理学之家，故对其弟、其侄尤严，“动循礼法”。所以，顾天锡对儿子也如此。这样自然令儿子反感那些繁琐的礼法，以致顾景星成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 顾景星便是生长在这样一个理学大行其道之地，且是生长在如此一个理学世家，这样自然会形成一种叛逆性格，因为理学世家的规矩多、家法严厉。比方说，顾问、顾阙兄弟之间出进门都要相互鞠躬行礼。规矩既多，家法又严厉，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能不产生反叛心理吗？加上顾景星自幼深受叶适、李贽叛逆思想的影响，几岁的时候便敢于对历史人物予以点评。同时，顾家叛逆性格是有传统的，如《伯翥公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讳升，字伯翥，为诸生，伟状貌。弘治七年，献皇帝以兴王之国，道经蕲，阉较骚索。公率里中少年驱之，偕父老上书，曰：皇帝有训，罔敢弗钦，殿下临楚，较尉不奉法，小民杜门遮格，二三父老，待罪江干，升等谨以状闻，献皇帝壮而遣之。”说的是弘治七年，有一次，兴献王（嘉靖皇帝之父）路过蕲州，随行的太监、侍卫骚扰地方百姓，伯翥公率蕲州的少年将他们打了一顿并赶走了他们，事后偕邑里父老上书待罪，宽宏大量的兴献王非但没有治罪，反而还支持他的行为，将随行的闹事的太监诸人赶走。试想一下，当时的兴献王是当朝天子正德皇帝的兄弟呀！而不是一般的王爷，顾家人连皇帝兄弟的随身太监、侍卫也敢打，蕲谚云：打狗欺主。你说这人有多大的胆量！对于这件事，多少年来顾家人依然津津乐道，顾景星能不受影响吗？ 四、蕲州嫡庶尊卑之俗对顾景星叛逆思想的影响 蕲州作为一个理学儒乡，在明清之际，尊卑之风尤甚，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庶之争。如果一个人为庶出，不单受外人歧视，就连自己家族的人同样也是看不起的；如果一个庶出的姑娘，是很难嫁出去的，这种嫡庶尊卑差异，在《红楼梦》一书表现得尤其较多。如第五十五回，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了？”凤姐儿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再如同一回，风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下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作为贾政嫡妻的王夫人月例是二十两银子，而赵姨娘则只有二两，只有王夫人的十分之一。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而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可见嫡庶悬殊，有如天壤之别，这正是当年蕲州嫡庶尊卑之表现。 根据顾景星《先妣明孺人行状》载：“不孝儿时，先姑刘贞节言：汝母幼有礼，邻婘集嬉笑，未尝见齿；汝嫡母病，吾愁子息难。闻何翁孝，有女贤，以外祖母所遗金杯，聘年十七，从吾起居，寒暑不出阀。三年而后侍汝嫡母，其娠汝也。”顾景星母亲因是父亲小妾，自然属于庶出了，而顾家作为理学世家，当然在尊卑上更胜人家一筹，他们母子俩当然也经历了赵姨娘和环哥一样的被人歧视过的事，书中如此写赵姨娘、贾环母子，作者自然是有根据的，且是自身之事。可见赵姨娘、贾环母子有作者母子的影子在。顾景星好就好在他的嫡母李氏无子，他是父亲这一脉惟一可以延续香火之人，故嫡母也非常疼爱他，视如己出，再加上他自幼聪慧异于常人，有神童之称，相貌又好，人见人爱，这样一来，自然他比别的人家庶出的孩子要幸运得多，这也是作者为何将贾政的妾以赵姨娘称之，而不称张姨娘李姨娘的缘故。赵者，为百家姓之首，有“天下第一姓”之称，言其大也。 再拿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蕲州人黄侃来说，至今学界大都知道其人，黄侃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一如顾景星，除当年受到国外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之外，更大的程度则是饱受庶出之辱，之所以将他同顾景星相比，是因为他与顾景星一样是庶出，又同为蕲州人。黄侃少时，因其为庶出，不单其乡人看不起他，就连其家族的人也都看不起他，几乎不把他当人看。所以，后来他长大了，要砸掉封建主义这个桎梏，他要参加革命，他要推翻封建王朝！《蕲春县志》“人物”条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黄侃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生母病笃，回国归里治疗，适逢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蕲州高等小学堂举行哭灵仪式，学生田桓因没有下跪，而被堂长杨子绪开除，黄侃闻讯，立奔学堂，砸掉虎头牌，大骂杨子绪，迫使杨收回成令。后田桓带头剪掉辫子，又被杨子绪悬牌记大过，他闻讯后，再次砸掉虎头牌，持杖冲进堂长室，声称要打死杨子绪，杨避之于床底下，这与早他近三百年的顾景星的叛逆性格极为相似，换一句话说，要是顾景星晚生三百年，同样也会参加革命，参与推翻帝制行列。 顾景星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为理学盛行时期，嫡庶尊卑现象在蕲州则表现得极为突出，作为一个庶出的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创伤，这种不合理的尊卑秩序，在他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自然敦促他自幼叛逆性格的形成，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书中塑造赵姨娘、贾环的原因。所以，他大胆地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象其父顾天锡一样，什么人也敢骂，哪怕是当今天子，只是他比父亲骂得委婉，骂得含蓄罢了，以致清初的文字狱未能命中他。 不难看出，作为理学世家的顾家，产生叛逆性格的顾景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未完待续】 走心文库∣贴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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