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人口流动地理盘点：哪些地区会持续发展？哪里又会是下一个“鹤岗”？
第457篇
【导读】
交通、人口、产业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三者又是相互带动相互影响的。交通便利有利于人口流动和聚集，产业吸引人口聚集，人口又决定了产业发展潜力和能量。在这些因素中，人口是关键要素。甚至有人认为人口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人口流向的变化，必将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观察2018年我国人口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新生儿人口数同比减少200多万，更让人担心的是2018年的新婚人口数也在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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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维度出发，人口在地理位置上流向也有新变化。那么哪些城市在流入，哪些在流出？流动人口连续四年下降，是否真的存在人口普遍返乡的现象？不妨一起来盘点下2018年全国人口迁徙的地理全景图。
1、流动大方向：东迁与南下，向核心集中。2018年我国东部10个省市中有7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南方省份净流入人口也高达168.5万。从省份来看，广东、浙江、安徽人口净流入最多，而北京人口净流出排全国第一。从省内情况看，向省会和“双子星”等核心城市集中非常明显。
2、什么驱动了流动？一看经济，二看政策。人口流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一是来自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二是人口管理政策，北京、上海在“控人”，安徽、西安在大规模“抢人”，且效果非常明显。
3、城市群发展：北京流出人口去了哪里？我国四大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三强一弱”新格局。京津冀人口大幅净流出，北京流出人口并未到天津、河北；长三角仍在大幅净流入，浙江领跑，安徽因抢人政策成最大“黑马”，江苏则有一定冲击；珠三角地区人口向“小珠三角”集中非常明显；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更多向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子星”流动。
4、小城普遍净流出，谁会是下一个“鹤岗”？从城市等级来看，人口主要向新一线城市集中，而四五线城市中，有七成城市面临人口净流出。但过去几年我国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却大幅上涨，长期来看将面临人口净流出、二手房市场偏小等风险。在因城施策背景下，“抢人大战”会愈演愈烈，鹤岗市的“白菜价”楼盘从长期来看或许并非个例。
2018年度部分省常住人口数据
流动大方向：东迁与南下，向核心集中
常住人口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部分是存量人口在地区间的迁徙流动。所以从常住人口总变化中剔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后，便可得到地区间人口净流动的状况。
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人口流动最明显的一大特征是“东迁”。根据测算，我国东部地区持续呈现人口净流入，2011年以来人口流入总规模已经达到742万人。2018年东部地区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人口净流入99.3万，10个东部省市中有7个为人口净流入地区，与中西部省份相比，优势非常明显。
图表：各地区人口净流入趋势（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吉林、西藏、云南和宁夏数据缺失，下同。
人口流动的另一大特点是“南下”。若以秦岭—淮河为线大致划分中国南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地区基本都分布在南方，2018年南方省份（除云南暂未公布数据外）净流入人口高达168.5万人。
图表：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具体省份来看，广东、浙江、安徽人口净流入最多，而北京、山东人口净流出最严重。2018年广东人口净流入最多，浙江次之，安徽第三。而2018年北京人口净流出22万，是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大的省份，而且北京的常住人口负增量也是全国第一，山东、黑龙江紧随其后，人口净流出也较为严重。
广东在人口上的优势，不只是总量，更表现在人口的增势情况。2018年，广东新增常住人口达177万，是全国唯一一个人口增量超过百万的省份。而排名第二的浙江，新增人口也只有80万。
2018年北京人口净流出22万，是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大的省份，而且北京的常住人口负增量也是全国第一，北京不仅连续两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且减少的幅度还在增大。当然，北京常住人口减少，原因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北京自身的人口管理的结果，与减量发展思路密切相关。
人口流出第二是辽宁。2018年，辽宁的常住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15.33万。事实上，不只是辽宁，整个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吉林，人口流失的状态已经持续了数年。如，2017年，辽宁人口减少了4.6万人，黑龙江减少12.18万人，吉林减少20.29万人。2018年，辽宁的人口流失数量进一步扩大到两位数。
黑龙江和吉林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可以说，东北三省的人口颓势，还并没有得到扭转。甚至，从辽宁的数据看，还在加剧。
图表：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省内人口流动来看，向核心城市集中是大势所趋。从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来看，跨省流动人口其实只占1/3左右，更多是省内的人口流动。根据测算，2018年各省省内常住人口向省会或经济强市集中的现象非常明显，而省内其他城市则普遍出现人口净流出。
图表：人口流入流出城市统计（个）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例如，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山西等省的常住人口，都在明显向省会城市集中，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浙江的杭州和宁波、山东的济南和青岛等“双子星”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也非常大。
图表：2018年陕西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图表：2018年福建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什么驱动了人口流动？一看经济，二看政策
人口流动的背后，一是来自经济因素，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无论是从GDP同比增速还是从居民收入增速来看，多数南方省份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反观北方、西部和东北地区，除个别省份表现亮眼以外，大多差强人意。城市经济活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是驱动人口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原因。
图表：2018年各地实际GDP增速（%）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驱动人口流动的另一大因素是人口管理政策，有的在“抢人”，有的在控制人口增长。控制人口的案例中，最典型的是北京和上海，前者人口净流出最大，后者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后，尽管2018年转正，但净流入量也只有1万人。
而“抢人”的例子最典型的也有几个，例如2018年安徽各地级市几乎全部是净流入的。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安徽普遍的人口净流入，与人才引进政策如火如荼开展密切相关。对于高端人才，安徽各市直接给予大额购房补助、生活费补贴、安家费补贴，与周边城市相比，吸引力明显增强。
图表：2018年安徽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在2018年“抢人”大战中，西安“大获全胜”。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2018年西安常住人口增量创近十年新高，而且户籍人口一年的增量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
短期内人口的大量流入，与西安市放宽落户政策有很大关系，2017年以来，西安市面向大中专毕业生、在校生，以及更高学历者连续5次放宽了落户政策。但高成本的“抢人”策略或很难长期持续，未来的产业与经济发展才是人口能否真正实现回流的关键。
图表：西安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量（万人）
来源：西安市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旧口径（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2018年增量调整为新口径（2018年新口径-2017年新口径）。
城市群发展：北京流出人口去了哪里？
近两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在加快推出，大都市化、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存量经济时代城镇化的新特征。比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圈等四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情况，发现呈现出明显的“三强一弱”的新格局。
图表：2018年全国省级层面的人口流动分布图（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1：小于-1的负数为人口净流出，图中呈现为蓝色；大于1正数为人口净流入，图中呈现为红橙色；灰色为人口流入流出在1万人以内，视为人口迁移变动不大。
注2：吉林、云南、西藏暂未公布数据；新疆人口变动暂不考虑；山西省常住人口为推算数据，非抽样调查，因此计得人口流动为0，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故剔除不考虑。
京津冀人口在大幅净流出，主要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北京地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
我们发现，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往日光辉已然不在。
图表：2011年来北京和天津人口净流入（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北京流出的人口也没有去河北。河北省的各城市中，2018年仅有廊坊（户籍人口）和秦皇岛出现人口净流入，规模分别为1.0和1.3万人，与北京流出的人口规模相比，可谓微乎其微。更不用说，河北其他城市还在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
从人口层面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长期增长动力在减弱。随着北京人口外流，而其他城市的经济活力又相对不足，京津冀整体都在面临人口流失，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在减弱。
图表：2018年河北省各地级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1：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浅灰色为暂未公布数据。
注2：廊坊只公布了户籍人口的相关数据，此处为户籍人口变化。
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仍在大幅净流入，但内部格局也在分化。浙江人口流入继续领跑，安徽成最大“黑马”。而反观上海和江苏两地，上海由于控制人口总量，15-17年人口持续外流，尽管18年人口呈现净流入，但规模也仅有1万人；而江苏的人口净流入规模近几年一直不大，而且已经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量少于安徽。前些年安徽人口主要流向了上海、江苏和浙江，而现在安徽人口出现回流迹象，这三大流入地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图表：2015年来长三角四省市人口净流入（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珠三角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潜力看涨
同为经济强省，广东的人口增量领先江苏、山东、浙江如此多，除了经济方面的结构差异外，也与广东的区位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山东、江苏、浙江所在的区域，本身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比较均势，注定了其人口资源相对较少。而广东的邻居，湖南、江西、云南、贵州，既是人口大省也是明显的后发地区，这决定了其人口吸附力自然更强。
并且从心理距离上看，广东之于四川、重庆、湖北等南方省市也更近。
来源：网络
这无疑是未来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活力和潜力所在。
另外广东的生育率也颇为理想。2018年，其自然增长人口就达到了92.76万人。
从各省的人口结构看：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而在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20岁－39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
所以，仅从人口势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也算占据先机。
珠三角地区也是极具吸引力，且人口向“小珠三角”（9市）集中的现象非常明显。根据广东省已经公布的数据，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尽管深圳暂未公布相关数据，但我们根据广东全省的流入规模简单推算，2018年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图表：2018年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1：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浅灰色为暂未公布数据。
注2：部分地级市采用户籍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近似计算，深圳暂未公布数据，但比对往年情况和18年全省人口流入规模，预计仍是大幅流入的。
成渝城市群的人口迁移，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子星”特点。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3万人，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简单推算，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但和其他城市群特征一样，中小城市同样面临人口流出的压力。
图表：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浅灰色为暂未公布数据。
小城普遍净流出，谁会是下一个“鹤岗”？
从城市等级来看，人口主要向新一线城市集中，而四五线城市中，有七成城市面临人口净流出！对已经公布数据的169个城市进行统计，新一线城市人口流入规模非常明显，已有数据的11个新一线城市中，人口净流入总规模达150万人。而一线城市人口流入不明显，主要是北京流出太多，与新一线城市有较大差距。三四五线城市人口继续净流出，特别是四五线城市中，有七成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
图表：净迁移人口规模（万人）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未来小城房地产市场面临的调整压力也会比较大。城镇化的普遍规律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而过去几年我国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的上涨，与供给增加、人口流出的基本面相背离。长期来看，小城市面临人口净流出、二手房市场偏小等风险，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也会比较大。
图表：2018年各地人口迁移比与房价涨幅（%）
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长期来看，我国总人口增速将逐步放缓，并且会出现负增长，宏观经济也将逐步进入存量经济时代。日本从2010年后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东京都的房价在十年间远远跑赢全国，其他城市房价却不温不火。
在我国房地产因城施策的背景下，各地区、各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会愈演愈烈，能够吸引到人口流入的城市经济和房价会有一定支撑，而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将如何发展，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来看，鹤岗市的“白菜价”楼盘或许并非个例。
图表：日本住宅地价格指数（12个月移动平均）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有删改）
附：任泽平：中国人口大流动：3000个县全景呈现
（有删改）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闫凯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根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探讨多维人口指标的基础上，全景呈现全国近3000个县的人口大流动大趋势，对于了解不同地区的发展很有意义。
正文
1 什么指标能更有效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1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
常住人口变化可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在非普查年份存在统计偏差、数据缺失问题。常住人口一般指实际居住当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扣除出生死亡的自然增长后，常住人口增长即为反映人口流入流出的机械增长。
由于抽样比例、数据调整及协调等问题，地区常住人口加总可能会与上级行政单位公布的常住人口有一定出入。
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缺失，比如2016年全国地级、县级行政单位的常住人口数据缺失率分别为13%、22%。2016年，在全国338个地级行政单位中，有43个未公开常住人口数据，占比12.7%；在2850个县级行政单位（不含福建金门县）中，有617个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占比21.6%。
地方政府不公布常住人口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地方政府认为基于1‰抽样样本估计的常住人口准确性较低，无公布必要。二是当常住人口减少或低于自然增长率时，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担心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而不愿意公布。
1.2 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可辅助深化判断人口流动趋势
1）户籍人口来自公安部门，比较准确，虽不直接反映人口流动，但仍可间接推断部分情况。户籍人口是指在某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登记常住户口的人口，不管是否外出和外出时间长短。2017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2.35%，尚有2.25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享受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由于早期手工操作、分散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及部分不法行为等户籍管理问题，多重户口及无户口情况一度存在，导致户籍人口统计也存在一定偏差，但当前已基本消除。
户籍人口间接反映人口流动情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情况判断。把户籍人口增长分解为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当户籍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时，该地区户籍人口面临净迁入；反之，则面临户籍净迁出。在不考虑落户限制的情况下，某地户籍人口净迁出，表明该地区缺乏吸引力，常住人口大概率面临净流出。比如，2001-2010年户籍人口流出且常住人口流出的地区数占户籍人口流出地区数的87%，2011-2016年为77%。不过，户籍人口净流入，则不一定意味着常住人口流入，比如外来人口规模减少、常住人口净流出，但同时外来人口中落户增加、户籍人口净流入，2001-2010年、2011-2016年在户籍人口流入情况下常住人口流入的概率分别为53.1%、40.9%。
二是通过与常住人口的比较。常住人口大幅超过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入，当前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京津地区；而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反映人口总体净流出，主要是川渝贵、湘鄂赣皖桂、冀豫、陕甘等中西部省份。
2)小学生数据来自教育部门，准确度较高，不仅代表着年轻人口潜力，也代表着背后的家庭，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分组大致控制人口结构、入学政策等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人口流动。小学生人数为教育机构的登记上报数，一般比较准确。
除人口流动外，在读小学生人数变动也受人口结构变化、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等影响。从人口结构看，与1949年建国后三波婴儿潮对应，中国小学在校生数经历了1960年、1975年、1997年三次高峰，此后由1997年的13995万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361万，后触底回升至2017年的10094万。该时期，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小学生数持续下滑，如北京从1994年降至2006年，上海从1993年降至2007年，因此不可能简单通过数据纵向比较判断人口流入情况。从地区入学政策及教育资源供给看，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并不严格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2013年开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出于人口控制需要，严格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2013-2016年，北京普通小学招生数从16.6万降至14.5万，其中2013-2015年非京籍招生比例从45.2%降至31.7%；上海从18.1万人降至16.1万。此外，2011-2016年北京和广东惠州的小学生在校数年均增长率均为4.9%，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座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相近。北京收紧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政策以严控人口，而惠州为发展制造业满足了大量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需求。因此，小学生数对人口流动的指示意义不能通过单个城市纵向比较、或城市两两之间横向比较得出，可通过地区与全国比较、城市或地区分组大致控制相关差异，以研究人口趋势。
3）对房地产市场，当某地常住人口减少或增长低于自然增长、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明显增长，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不一定下降，甚至可能会上升。其中的逻辑在于，户籍人口的置业需求一般高于常住人口中的常住外来人口。不少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只是来当地挣钱，并没有购房能力及需求，因此常住人口增长只是在个体同质化假设下代表名义购房需求上升。当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或将家属子女随迁后，真实购房需求或将上升。反之，若某地常住人口增长超过自然增长，也即常住人口流入时，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都减少，则该地区的购房需求也不一定必然上升。
2 中国3000个县人口流动格局
2.1 地区层面：中西部劳动力回流，东部外来人口本地化，东北人口加速流出
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人口大量向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集聚,1978-201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39%、0.86%、0.85%、0.73%，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4、-1.5、-1.7、-0.8个百分点。但东部地区户籍人口、小学生数并未随常住人口大幅增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1.06%、1.14%、1.10%、0.69%，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0.7、0.3、-1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1.12%、-1.11%、-1.03%、-2.60%，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0.8、0.8、1.6、-3.2个百分点。
2010年左右以来，部分人口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2011-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75%、0.48%、0.63%、-0.06%，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4、-0.2、0.1、-0.3个百分点。尽管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但其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长率却不降反升。2011-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分别年均增长0.84%、0.58%、0.53%、-0.44%，户籍人口占比分别变化0.5、0、-0.1、-0.5个百分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小学生数分别年均增长2.32%、-1.10%、-1.25%、-2.64%，小学生数占比分别变化4.9、-1.9、-2.2、-0.8个百分点。其中，2014-2016年东部地区在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较2011-2013年下降0.06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反而上升0.29个百分点。
分省看，2010年后苏粤闽浙等东部省份外来人口本地化明显，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明显，黔豫冀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也有所回流，东北三省中黑龙江人口形势最为严峻。2011-2016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为正的有贵州、河南、江西、江苏、广东、福建、河北、浙江等少数省份。其中，贵州、河南、江西、河北为传统农民工输出省份，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高于常住人口增速，2011-2016年只是延续这一态势，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差收窄表明外出劳动力有所回流。人口回流更为明显的则是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于2011-2016年超过户籍人口增长。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在2001-2010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均小于常住人口增速，表明大量吸引外来人口流入；2011-2016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开始大于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表明外来人口户籍本地化。与此同时，2011-2016年江苏、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省份的小学生数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接近0的全国平均增速，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在东部定居后逐渐随迁子女到当地入学。此外，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速在2011-2016年均转负，辽宁常住人口接近0增长、户籍人口增速转负，黑龙江的小学生数增速更为全国倒数第一。
2.2 分线城市层面：一二线人口大幅流入五六线流出，劳动力先行子女逐步随迁
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县、县级市为基本单元，把中国内地2850个县级行政单位进一步细分为2184个地区，并依据GDP、政治地位、常住人口等因素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重庆市辖区范围太大，将其特殊处理为主城九区和非主城九区市辖区两部分，这使得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增加1个至299个。
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6年GDP在1.9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发达地级市辖区，共32个，除部分实力稍弱、但区域中心地位突出的省会城市市辖区外，二线城市GDP多在3500亿元以上。三线城市为GDP多在1000亿元以上的弱小省会城市和部分较强的地级市辖区，以及少数实力突出的县级市，共66个。四线、五线、六线城市分别为GDP在400亿元以上、150亿元以上、150亿元以下的其他城市，主要是较弱小的地级市辖区、县级市及县，个数分别为254、633、1195个。其中，有491个地区因未公布当前常住人口数据而未纳入分析，占全部地区个数的22.5%。
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增长看，2001-2010年，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2.8%、1.4%，2011-2016年分别放缓至1.5%、1.3%、0.8%，人口持续流入；四线城市保持约0.6%不变、表明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体的五六线城市受益劳动力回流，常住人口则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仍低于自然增长率，人口持续净流出。从人口占比看，2001-2010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上升1.4、2.5、0.7个百分点，四、五、六线城市则分别下降0.1、2.5、1.8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继续分别上升0.3、0.5、0.1个百分点，四线占比保持不变，五、六线则分别下降0.6、0.4个百分点。基于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人口流动逻辑，2016年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的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20、1.80、1.35、1.06、0.63、0.44。这表明一二三线城市常住人口未来仍将持续流入，而五六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
2010年后，一二三线城市外来人口日趋本地化，分线城市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数增速的梯度分化更为明显。
2011-2016年一二三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4%、1.3%、0.9%，而同时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5%、1.3%、0.8%，一线城市因严控户籍导致户籍人口增速稍低于常住人口，二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持平于常住人口，而三线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已高于常住人口。2017年初城市“抢人”大战火热展开，二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上升。四五六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0.4%、0.4%，对应的常住人口增速分别为0.6%、0.2%、0.3%；其中五六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速较2001-2010年明显下滑，表明在外出人口有所回流的同时户籍人口明显外流。
在外来人口向一二三线城市本地化的背景下，小学生增速的城市分化更为明显。2001-2010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2.7%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0.7%、-0.8%、-2.2%，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3.3%、-2.7%、-3.0%，分线城市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为4个百分点。而到2011-2016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0的背景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学生数年均增速分别为4.0%、4.1%、2.5%，而四五六线城市小学生年均增速分别为1.1%、-1.7%、-2.2%，分线城市增速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扩大到6.3个百分点，一线城市因学位供需紧张而增速略低于二线城市。
近期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大多放缓，但户籍人口增长加快。受劳动力回流影响，东部地区重点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多低于中西部地区，但小学生数增速较高。从常住人口看，除南昌、天津、重庆外，2011-2016年其他重点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比2001-2010年下降。中西部地区二线城市南昌、合肥、长沙、郑州、呼和浩特、武汉、贵阳、重庆等2011-2016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均高于同期二线城市平均水平1.3%；而东部地区二线城市除天津、厦门外均低于同期二线城市平均水平，其中东莞、无锡、苏州、南京、宁波等二线城市2011-2016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户籍人口看，有11个重点城市在2011-2016年户籍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上升，其中乌鲁木齐、青岛、南宁均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郑州、厦门、成都、呼和浩特、杭州、北京、苏州、天津等多个城市有微弱上升，这表明2016年之前多数大城市户籍限制略有松动但不显著，不过2017年初开始的城市“抢人”大战可能将改变这一情况。在常住人口增速较快的重点城市中，深圳、合肥、厦门、郑州、海口、银川、成都、青岛、南宁等城市的户籍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增长率，在落户上表现出对外来人口更大的包容性。结合小学生数据看，部分东部区域中心城市尽管常住人口流入微弱，但小学生增速较高，例如苏州、东莞、无锡、南京2011-2016年小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3%、5.0%、4.6%、4.5%。此外，二线城市中小学生增速高于二线城市平均水平的还有厦门、长沙、合肥、郑州、昆明、福州、石家庄、青岛、南宁、南昌等。
2.3 都市圈层面：人口流动更加分化明显，都市圈内县人口大多流出
23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人口流动更加分化，当前京津、深莞惠、广佛肇、厦漳泉、长株潭、重庆等都市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增长居前，苏锡常、南京等都市圈常住人口流入虽然放缓、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依然明显流入。
常住人口流入的都市圈从2001-2010年的21个下降至2011-2016年的18个，且人口大幅流入的都市圈个数从21个降至8个。2001-2010年，除重庆、武汉都市圈外，其他21个都市圈常住人口均明显流入，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与自然增长的差均大于0.2%。但到2011-2016年，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个数下降至18个，重庆、武汉都市圈常住人口转为流入，但青岛、宁波、南昌、长春、哈尔滨等五个都市圈常住人口转为流出，并且还有苏锡常、郑州、南京、武汉、杭州、西安、成都、济南、沈阳、合肥等10个都市圈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与自然增长的差低于0.2%。
户籍人口流入的都市圈从2001-2010年的21个降至2011-2016年的13个。2001-2010年仅有青岛、长春两个都市圈的户籍人口年均增长低于自然增长，表明户籍人口净迁出；到2011-2016年这一数字则扩大至上海、武汉、青岛、济南、合肥、南昌、宁波、青岛、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0个都市圈。
小学生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都市圈从2011-2010年的10个增至2011-2016年的16个。2001-2010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2.7%的背景下，有深莞惠、广佛肇、宁波、南昌等4个都市圈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正，还有苏锡常、厦漳泉、郑州、杭州、青岛、济南、合肥、哈尔滨等8个都市圈小学生增速为负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11个都市圈小学生增速为负且低于全国平均。2011-2016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0的背景下，有哈尔滨、长春、南昌、武汉、合肥、沈阳、济南等7个都市圈小学生年均增长为负，其他16个都市圈均为正，其中苏锡常、深莞惠、京津等3个都市圈小学生年均增长超过5%。
从都市圈内部看，除广佛肇、厦漳泉、京津外，多数大都市圈内的县（县级市）人口整体净流出，表明人口当前仍主要向多数大都市圈内中心区域集聚。
3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指标，人口流入流出的具体识别标准如下：1）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同时流入，不管小学生流入流出，均识别为人口流入。2）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同时流出，不管小学生流入流出，均识别为人口流出。3）若常住人口流入、户籍人口流出、小学生流入,则识别为流入。4）若常住人口流入、户籍人口流出、小学生流出，识别为流入。这种类型可能是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部分劳动力回流，但同时也有部分外出劳动力迁出户籍到就业地安家。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统计偏差，比如山西就有不少行政单元的人口增长率仅略高于自然增长率不到0.1个百分点。5）若常住人口流出、户籍人口流入，无论小学生流入流出都识别为人口流出，都识别为人口流出。比如，当前东部部分地区同时存在外来人口回流和本地化两种现象，即常住人口流出、户籍人口和小学生流入。6）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出，则识别为流出。从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2001-2010年这种情况流出概率超过90%，在2011-2016年流出概率接近80%。7）若常住人口缺失、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只有一个流出，也识别为人口流出。从2011-2016年有完整数据的地区看，该种类型流出概率高达约七成。8）若常住人口缺失、且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均流入，从历史经验看难以判断其常住人口是否流入，2001-2010年流入概率仅36.9%，2011-2016年为52.6%，因此将这种类型地区列为待定。
3.2 3000个县人口流动全景：从三七分化走向二八分化
扣除数据缺失导致难以识别的108个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从2001-2010年的1371个增至2011-2016年的1557个，占比从66.0%增至75.0%；人口流入地区个数从705个降至519个，占比从34.0%降至25.0%。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70.1%增至93.7%，中西部地区从68.1%增至74.2%，东部地区从58.6%增至70.6%。分省看，扣除直辖市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江西、山东、河北以及区县级人口数据质量较差的辽宁，当前黑龙江、吉林接近全境人口流出，然后依次为陕西87.4%、甘肃86.4%、贵州85.9%，较低的三个是宁夏的38.9%、四川的45.9%、山西的50%。
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2.6%增至42.9%，县级市从65.3%增至76.9%，建制县从74.8%增至80.9%。
分线看，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3.1%增至15.6%，三线城市从14.1%增至42.2%,四线城市从46.4%增至61.2%，五线城市从72.9%增至78.8%，六线城市从71.1%增至79.9%。一线城市目前整体保持人口持续流入，但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近几年常住人口已开始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个数从1个增加到5个，占全部二线城市个数的比例从3.1%增至15.6%。三线城市人口流出个数从9个增加到27个，占比从14.1%上升到42.2%。四线城市人口流出个数从116个增加到153个，占比从46.4%增加到61.2%。五线城市人口流出个数从444个增加到480个，占比从72.9%增至78.8%。六线城市人口流出个数从801个增加到892个，占比从71.7%增至79.9%。其中，三线城市近期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显著增加28.1个百分点，远高于二线的12.5、四线的14.8、五线的5.9、六线的8.1个百分点。
3.3 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人口流入地区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是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即为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平衡，人口流动使得区域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1，即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工业时代，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由此带动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在后工业时代，因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圈迁移。
从全球和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人口流动经验看，人口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当前中国多数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虹吸效应仍然明显，但随着发展成熟将逐渐转为外溢效应主导，溢出资金、技术、产业、人口等，促进大都市圈内部的中小城市发展。
2）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购房需求也存在明显影响，从各国购房需求曲线看，20-50岁年龄人口一般是主力购房人群。因此，对购房需求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分析常住人口，还要分析户籍人口、小学生，还要分析年龄结构等。
3）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但大城市落户限制仍然明显，这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进服务业发展。近两年，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等背景下，针对人才、年轻人口的城市“抢人大战”火热展开，主要城市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资源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但更重要的在于“抢人”之后通过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留人”。而且，低收入者对城市发展也同样重要，如果低收入者不足，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也必将上升，对中高收入者也将形成制约。
4）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问题，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政策试图控制大城市发展，在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各种限制，但大多未达目标，反而造成了交通拥挤、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大城市集聚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及一二线城市高房价和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等问题。2016年9月，原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宣布推行“人地挂钩”，但其中的“人”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并非常住人口增量。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土地资源可跨省配置，但当前跨省配置机制、价格仍为国家统筹、市场化程度不足，土地优化配置仍受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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