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宜平专访 | 成功跨界音乐、教育和管理三个领域， 她到底为什么这样拼？
音乐、教育、管理，能把这三个词完美地融于一身的，在新加坡的华人世界，恐怕非徐宜平莫属。这位培养了上万名学生的音乐家，因为多了管理者这重角色，现在她比从前更忙了。
从中国到南洋的音乐创业之路，是她自己的选择，却也像是被命运一步步推着走过来的。早先我们对徐宜平做过一次专访，听她亲自讲述用音乐来创业的故事。
从执教到办学，中国到南洋的这段音乐创业之路，走的多不易，徐宜平只有自己知道。她说，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但很多选择却也像是被命运一步步推着走过来的。
我们为此专程探访了徐宜平的音乐学校，跟这位集音乐家、教育家和管理者于一身的校友好好地聊了聊她的故事。
徐宜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EMBA校友
徐宜平音乐学校校长
新加坡华乐学院院长
新加坡阮协会会长
新加坡华乐总会理事
彼时，徐宜平一袭黑色连衣裙套装，颈间一串红珊瑚项链，长发披肩，妆容精致。她带着我们参观了她的音乐学校，二层小楼，空间不大，但却布置的古韵雅致。她对整面墙上都挂满的学生照片，能如数家珍。我们的专访就在这里进行。
邀我们落座后，她并没有直接坐到那张宽阔的老板椅上，而是专门搬来一把和我们一样的椅子，坐在了办公桌旁边。面对我们初次登门的访客，她笑着解释：“坐在那里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对待小事和细节认真严谨，也会考虑周全，也许拥有这样特质的人，才最能够胜任一场慈善音乐会的筹办。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那场专为新国大商学院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慈善音乐会。
挑选表演者，敲定流程，布置场地，乐团排练，撰写文案，嘉宾联络……所有环节，徐宜平都要亲力亲为，事无巨细。
此外音乐会当天，徐宜平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乐团指挥。
那个指挥台上的她和这个眼前接受访问的她，画风截然不同。
前者一袭燕尾礼服，束着高马尾，手执指挥棒，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干练果断、气场十足的背影；而后者，则是嗓音甜美圆润，举手投足间透着温柔细腻的女人。
音乐会很成功，几乎座无虚席。82岁高龄的何占豪大师应邀前来，执棒了他的代表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当最后一首曲目的尾音落下后，观众持续鼓掌，全场回响着安可声。
作为主办方负责人，徐宜平无疑是这场音乐的最大功臣，可她并没有过多谈论自己的付出。她说，太多人为之努力，自己也只是为母校做了该做的事。“我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
谦虚低调，且不妄谈成功，这是徐宜平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回首来时路，这位活跃在南洋华乐教育圈的女校长，时而春风满面，时而速速垂泪。听她述说自己的故事，宛若一曲动人心弦的阮乐，细腻，深长。
徐宜平出生在中国的关中平原腹地的兴平县，古称“槐里”。她说，“我其实是个乡下人”。
1970年代末，这个乡下姑娘拜在中国著名的扬琴演奏家王沂甫门下，成为当时全县唯一一个学习扬琴的人。
童年的学琴记忆，虽久远，但却深刻。徐宜平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那段经历：父亲，火车和严师。父亲是徐宜平走上音乐之路的关键人物。在那个久禁复苏的年代，在关中平原的小小县城，送子女学习音乐是极少父母才会有的开明决定。
“我的音乐，是我的父亲送我的。” 徐宜平常常这么说。
火车连接兴平县和西安，见证了徐宜平两地奔波的学琴岁月。不论酷暑严寒，在父亲的陪伴下，两周一次到西安学习扬琴是她童年时期雷打不动的惯例。
童年学习扬琴的徐宜平在山西老家
音乐启蒙恩师王沂甫先生让她至今都心怀敬畏。她还记得，有一次没有练好琴，王沂甫便拒绝给她上课。这种不近人情的严厉方式，让年幼的徐宜平一度感到很委屈。
可现在回想起来，徐宜平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严格的教育，才使自己有了今天的成就。
“在我看来，标准就是不容商量的”，徐宜平说，这关乎原则。严谨治学的恩师几乎影响了徐宜平一生的音乐态度。
考上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后，徐宜平在老师说服下，暂时放弃扬琴，转而学阮。在当时的阮乐专业行业里，她又成为了当时全国年纪最小的。
阮，这种源自汉代的乐器，拥有醇厚圆润的音色，但一直都属于民乐里面的小众门类。
学习之初，徐宜平并不喜欢阮，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技艺的精进，她渐渐发现了阮的美，并最终和阮成为一生的“挚友”。
上海音乐学院（以下简称“上音”）是徐宜平人生的重要节点。1980年代末的上音用每年只招收二十名学生的高门槛，保持着它的骄傲和品质。当时上音大学生的学费，一律由国家承担。
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徐宜平认为，自己幸运地赶上了学音乐的黄金时代。
“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后，我就像海绵宝宝一样，不停地从各方摄取营养”，她用这个可爱的比喻来形容当年求知若渴的自己。
在著名作曲家胡登跳大师的鼓励下，徐宜平在上音期间兼收博采，相继学习了古筝、柳琴、广东音乐、江南丝竹、打击乐等多种门类的乐器。与何占豪大师的师徒之缘，也始于这期间。
当时的徐宜平刻苦努力，大好前程无疑就摆在眼前。但那时，她却没什么事业上的追求，只想成为一名贤妻良母。
她回忆说：“有一天练完琴，我一个人站在窗口，突然间就有了做贤妻良母这个想法。我觉得自己是个女孩，能养活自己就算是胜利了。”
和很多充满抱负且斗志满满的同学比起来，徐宜平的愿望显得有些“没出息”，但却是那时的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宜平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海电影乐团，并很快得到了团长的赏识和器重。
但也几乎同一时间，她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自己无意间递出的赴新加坡教学的签证申请，得到了批准。
“我很纠结。” 她回忆当时面临选择的自己。 最终，团里终年如一日的单调工作，让年轻的徐宜平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她选择了一种最为稳妥的方法，即停薪留职。 “我始终认为自己一年后就会回去。”起初的她这样坚信。1994年4月25日，徐宜平清晰地记得，那是自己第一天抵达新加坡的日子。
初来乍到，她在新加坡一所音乐中心教华乐。每天上课，日子平淡却充实。转眼一年时间就过去了，她觉得“没呆够”，又向团里申请要在新加坡多呆一年。
这一年，在新加坡教育部的建议和邀请下，徐宜平在新加坡哥本峇鲁小学组建了一只阮队和一只扬琴队。经过她的悉心指导，两支队伍很快在新加坡青年节中夺得奖项。1990年代，华乐在新加坡刚刚兴起。成功自古以来都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徐宜平无疑赶上了新加坡华乐最好的“天时”。在这样利好的政策和环境下，优秀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自己指导的华乐队获奖固然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但这也让徐宜平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也正是这份责任，让徐宜平下定决心从上海电影院团辞职。 “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心里其实很纠结。”徐宜平回忆说。时至今日，她依然为自己当初离开上海电影乐团而感到抱歉，可并不后悔。 “在国内，年轻人要排队很久才能出头，”说到此，她很有感慨，但在新加坡这片土壤，只要你付出，就会得到肯定，不论男女，不论年龄，这里很公平。”从最初来到新加坡，到最终说服自己留下，徐宜平前前后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对故土的怀念，大概是每一位远渡海外的华人内心最赤诚的感情，徐宜平也不例外。
她尝试用另一种角度，去解读自己在新加坡的工作：“我们在海外推动华人音乐的发展，每当看到那些新加坡本地的孩子在演奏我们传授的华乐，我都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创办音乐学校是一次偶然事件， 徐宜平说，“我的生活因为各种偶然，而变得特别。”
2004年，印度洋海啸席卷东南亚，她第一次近距离体会到人生无常。那之后，她把自己原本要买政府组屋的钱拿出来，创办了华乐学校。
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喜欢强调自身努力才是必然条件，徐宜平却丝毫不掩饰偶然和运气对自己的影响，“我觉得自己一路走来很幸运，总有恩师贵人无私帮助。”然而，没人可以否认，只有兼具实力的人，才能最有可能成功地借助偶然的运气，为自己的人生锦上添花。
随着音乐学校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深入，徐宜平越来越意识到做管理者和做音乐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深入系统地学习管理，显得愈发重要。
为此，徐宜平决定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EMBA硕士学位课程。这段求学经历，让徐宜平感到收获颇丰。
商学院开设的课程全面地帮助了徐宜平转型，让她思考和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很多时候，当我们想改变环境，首先要先改变的是自己。” 徐宜平说，“商学院帮助我改变了自己。”
“同学之间，其实也是一笔很珍贵的财富，“徐宜平感慨道，“我的同学都是来自各个行业的佼佼者，我们常常站在不同角度去探讨同一件事，这样的交流和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你之前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未来。”要不断作出改变，这是徐宜平在商学院学习后最大的体会。
“时代赋予每一代人鲜明的特点，我们以前的学生是80、90后；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是00后和10后。我认为，从小就接触iPhone和iPad的孩子，必然和以前的孩子有所不同，包括他们的学习方式、兴趣点和关注点。”
因此，徐宜平认为，随着时代在变化，教学和管理方式也必然要不停地调整。
在很多人看来，徐宜平的多重角色，让她成为一个成功且幸福的女人。
作为音乐家，她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常伴左右，她说，“音乐是同灵魂沟通的桥梁，可以贡献灵魂的快乐。在音乐里，我从不孤单。”
作为老师，徐宜平已是桃李满天下。她曾做过统计，在自己22年的音乐执教生涯中，她培养过一万多名学生；
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她创办的华乐学院是新加坡华乐教育行业中的翘楚；
作为新移民，她致力于推动华乐在新加坡的发展，成立新加坡阮协会，主办新加坡国际华乐比赛；
作为一名普通人，她热爱生活，钟情旅行，喜欢烹饪，并在最特殊的时间里遇到了那个能够相伴一生的人。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宜平生活平静、充实且快乐。“我找到了让自己满足的精神世界。” 她这样形容现在的自己。
特殊的经历和优秀的能力赋予了她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身份，而她也在努力平衡和诠释好自己的多重身份。然而，这样的诠释也偶有失衡的时候。
这是一段徐宜平在外人面前小心回避的难过时光，也是她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话题。
2015年中，正值徐宜平筹办首届新加坡国际华乐比赛，忙得上下翻飞之际，她突然得到在国内的父亲病危的消息。
煎熬——她用这两个字，来描述那段时间的自己。
父亲，还是工作？这个真实又残酷的选择题第一次摆在徐宜平眼前，迫切地让她做出选择。
徐宜平红着眼眶说，“以前当听到别人谈论这个话题，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亲情放第一。可当你自己真正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才发现这太难了。”
一边虽然是病危的父亲，一边更是近在眼前的华乐大赛。几百人的乐团和参赛者从世界各国来到新加坡，比赛即将开始，而她是主办方负责人，怎么可以放下各国参赛乐团不管？
还有那些一起共事，同样为这场比赛付出了汗水和努力的同仁，对她更是充满期许，此时怎么可以丢下一切说走就走？
在责任面前，家人更重要这件事让徐宜平说不出口，也做不到。当天平两端——亲情与事业变得无从取舍，内心的煎熬，就会更加强烈。
“那段时间，我总是开着车哭，下了车，眼泪就咽回去了。” 徐宜平用这样近乎残忍地方式，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人都是这样，真实的脆弱留给自己，佯装的坚强只为让他人安心。
最终比赛如期且成功地举办，而徐宜平的父亲还是离开了，就在正式比赛开始的前一天。这也成为徐宜平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歉疚。
“每个人都希望忠孝可以两全, 但那得是多幸运的人才能够做到的啊，我显然不是那一个”，徐宜平噙满泪水。
我们问她，如果时间倒流你可以再做一次选择，你会怎样？她沉默了片刻，哽咽地说：“我想，我想很多事只有唯一的那个当下，我已经无法再次选择了。”
文章节选刊发在《时代财智》2006年1-2月刊
部分图片由徐宜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