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亚洲各国政府头痛的网络虚假资讯，到底要如何是好？

近期在亚洲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大选中，社交媒体传播的虚假新闻和不实信息已凸显了对民主的威胁。

无论是3月24日参与投票的泰国选民，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选民们，都面临着这一挑战。新加坡将在今年举行国会选举，届时恐怕也难逃这一困扰。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不破坏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虚假信息蔓延网络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针对这一问题，新加坡国会今年5月初通过了一项新法——《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The 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POFMA），法案规定如果社交平台不遵守新的审查规定，政府有权对相关媒体平台处以重罚。

在新加坡《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的相关法律条文约束下，关于“虚假的事实陈述”将被视为非法，因为虚假资讯对社会安全或公共安宁造成不利影响。

违法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万新元（约73,000美元）的罚款，并有可能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传播“假新闻”的企业，则可能面临高达100万新元的罚款。

不过，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警告说，这项新的权力有可能被用来达成“政治目的”。

✎ 教授简介

Alex CAPRI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商业分析与运营管理系高级访问学者

前毕马威国际贸易与关税（美国西南区）执行董事

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协定、非关税壁垒、技术与亚洲贸易促进等

在亚洲，新加坡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许多亚洲国家事实上都在想办法打击控制虚假新闻的网络散播。

作为权宜之计，政府、企业和其他机构正在寻找技术解决方案，以识别并阻止错误信息和有害内容的传播。但是，这些技术层面的补救措施，可能并不足以有效控制社交媒体的“腐蚀效应”。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全球科技巨头的监管也在逐步加强。这就需要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并根据新的反垄断标准拆分垄断企业，同时对违法者进行更大力度的处罚。

亚洲各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欧盟及美国的监管机构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3月22日，欧盟就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处以17亿美元的罚款，这意味着谷歌自2017年以来，收到的欧盟罚款总额已经高达93亿美元。

在美国，数据资本主义（Data Capitalism）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而Facebook也因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丑闻以及其他数起对垄断和隐私侵犯的指控，正面临着刑事起诉。

这些无疑是积极的进展。

然而,因为存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互联网世界其实正在分裂成"分割网"(Splinternet)，所以我们必须以更宏观的视角对上述现象进行思考。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Wendy Hall和Kieron O'Hara指出了四种新兴的社会集团：自由主义集团（已经瓦解）、商业集团（由少数几家科技公司主导）、拥有严格监管的欧洲集团（正在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以及中国式的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集团。

亚洲民主国家将同时吸收和接纳来自这四种集团的观念。但2019年选举期之后，部分政府很有可能会走上问责制乃至威权专制的道路，把个人权利和隐私置于次要地位。

在泰国，忠于前总理他信的反对党为泰党（Pheu Thai Party）成功的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针对军政府的反抗运动。如果军政府的公民力量党（Palang Pracharat）希望继续执政，则势必会进一步走向数字威权主义。

在菲律宾，铁腕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也曾试图钳制反对派的言论。随着杜特尔特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社交媒体上很可能会充斥着各类虚假资讯。

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选民受政府的压力要小得多。但这使得社交媒体的作用以及对它的批评变得更加重要。对于印度来说尤为如此，因为通讯应用WhatsApp上的仇恨言论主要关于私刑泛滥问题。

再回到技术层面。企业和技术极客们正在推动采用“事实检查”（Fact-checking）算法来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此外，也有人建议通过限制邮件的群发数量及社交媒体应用的共享功能，来遏制虚假信息的蔓延。例如，在印度的私刑发生后，WhatsApp就把每人的信息转发次数限制为5次。

然而，WhatsApp在印度拥有超过2亿名用户，这样规模的用户群体的实时转发量也十分可观了。因此这一方法注定是失败的。

▲3月8日，政府工作人员在曼谷某社交媒体办公室查找违法行为。（路透图片）

另一种权宜之计是利用技术来识别和阻止机器人伪装成人类。马来西亚2018年大选期间，别有用心者正是利用了“机器人”——包括语音聊天机器人——对数百万选民进行大规模信息分发和语音呼叫。

2019年亚洲各国的大选将再次证明，社交媒体平台的现行商业模式，虽然重视匿名性，却严重缺少了追责机制。

在阻止假新闻方面，技术手段的作用实在有限。这使得政策制定者们有权选择那些因为有违民主而被一度拒绝的补救措施。例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给社交媒体用户分配“数码身份证”。

这种问责制方式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支持。在西方，计算机科学家们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如果我们无法识别在线机器人，那社交媒体的腐蚀效应就可能会破坏民主。

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到最后可能会发现，防止假新闻的最佳技术方案其实很简单：彻底关停这些社交媒体。印度政府就已经正式要求印度的电信运营商对如何完全彻底屏蔽脸书和WhatsApp提供建议。

过去五年，印度政府曾经28次中断Facebook和推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服务。2016年，这些社交平台因为被用于“反社会和反国家”目的，而被屏蔽了五个月之久。

▲印度政府曾要求电信运营商提供屏蔽脸书和WhatsApp的建议。（Getty图片）

对亚洲的民主国家来说，网络审查和彻底屏蔽总不是办法，政府应该尝试一下，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民间团体共同合作，来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监管。不过，这也要在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定向广告）得到改进后，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社交媒体评论人Stuart Russell的说法，该问题的核心是点击广告业务，这种模式是把相应内容提供给最感兴趣的目标人群。

但是，Russel认为这一算法真正带来的却是通过向人们提供信息，来改变他们行为，并将他们引导至可预测的极端。因此，泛滥成灾的极左或极右的虚假政治新闻，以及大量存在的钓鱼新闻，就是要将人们拉向这些极端。

亚洲最新一轮的选举，势必将催生出应对假新闻的政策。但愿政策制定者能够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在解决问题时能够平衡技术和法规，以避免破坏民主制度本身。

文章英文版原载于Nikkei Asian Reiview，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原题为Social media abuses threaten Asia's democratic elections

作者：Alex Capri，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与运营管理系高级访问学者

翻译：杨嘉铭

*本文观点来自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点击阅读原文，阅读文章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