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公益日已经结束，公益人如何看待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值得关注！公益慈善周刊特别邀请了七位来自第一线的公益人，发出他们的观点，引发公益界的讨论。如果您也希望发出自己的观点，我们期待您的投稿，共同促进99公益日不断完善，助推公益领域的发展。

                                                                                    董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公益慈善周刊发起人

小云助贫中心总干事

苗世明

WABC无障碍艺途的创始人

WABC无障碍艺途在小朋友画廊筹款结束之后，因为完成了计划筹款，因此我们就没有参与99公益日7-9号的线上筹款配捐活动。但是，我们在99公益日期间开放全国10个城市的工作室，让公众、媒体可以去我们的工作室和社区跟这些特殊需要孩子与家庭互动交流，消除公众对这一群体和我们机构的不了解与偏见。总体而言，我个人还是比较积极看待99公益日这样的形态，能够推动公众关注公益领域，利大于弊，但是99公益日的配捐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单纯资金诱导，从而使得公益组织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去争取配捐资金。我个人的看法是，腾讯公益、公益行业、公众应该反思99公益日如何能够通过互联网公益实现公众参与公益并推动公益发展的本质目标

王胜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今年99腾讯公益众筹三天“狂欢”落下帷幕，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今年大家热议的话题不再是哪家筹了多少钱，而是这三天里面发生的套捐、机器人刷单等奇怪事。也许是因为今年参与的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数量特别多，因此这些事情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反正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除了少数几家机构拿到不菲的资金，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组织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发现自己筹款难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扭转乾坤。在这个典型的公共事件中，腾讯作为“游戏”的组织者和规则制定者，其规则修改的随意和任性，大多数“游戏”的参与者是无法撼动的，今年如此，明年估计还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被动的草根社会组织在参与这样的社会游戏时究竟该如何安身立命呢？

草根社会组织最强大的支持者本就该来自于其服务的群体和对其社会价值认同的资源供给方。众筹——作为向社会陌生群体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是其资金的来源之一，更是宣传其价值主张的主要方式，通过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影响陌生人群来支持自己所开展的事情，与社区群体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应该是草根社会组织分内之事。因此，这个众筹的工作需要精心策划和长期实施，难以通过三天的集中活动而达成实际的目标，换句话说，众筹应该成为一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一个常规工作，而不是一年一次的“狂欢节”。

百特教育今年也参加了腾讯99公益众筹，在诸多活动中有一项目活动令人惊喜，就是我们在百特的社区儿童活动中心——阿福童体验馆，发动了“阿福童小天使”活动，由儿童活动中心的儿童会员们组成筹款小队，走到社区里面，商场里面，去向陌生人筹款。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们需要说清楚为什么要筹款，为谁筹款，为了什么事情筹款等等。不少小朋友一开始羞于开口，不敢表达，有的甚至被拒绝几次，可是一旦有人给了他们捐款，哪怕是五块钱，十块钱，就给了孩子们莫大的鼓励，树立了他们的信心，使得他们从此敢于向陌生人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想法，积极争取别人的支持，并且在遇到挫折时不急不躁，继续努力。上海浦东的高行镇的一个社区阿福童体验馆，两天的活动，有约70个孩子参与，有近500个人捐款，筹集了超过一万元的善款。

通过挖掘所服务群体的利益诉求，与自己机构的使命和项目方式找到契合点，开展大众容易参与的筹款活动，这才是长久之道，也许这才是腾讯公益本来的初心。

张伯驹

自然之友总干事 

每年“九九公益日”我都很关心捐赠人次，毕竟众筹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影响更所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公益。作为以“筹钱又（更）筹人”为口号的众筹活动，我想谈谈和人有关的话题。

比起去年的677万，今年的1268万人次增加近一倍，比起中国的人口数量乃至城市人口数量，所占比例仍然较小，潜力依然巨大——考虑到存在多次捐赠行为的数据统计，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今年自然之友做了一个尝试，针对专业法律从业者这个细分人群，设计对口的环境法律筹资产品，精准动员超过10家律所发起企业一起捐，近百名律师、法学院教授等法律人成为劝募大使。大量商业律师因此认识到环保组织和环境公益诉讼事业，也有多家律所和数名律师表达了长期合作的意愿，为形成专业合力做了铺垫。

这只是“跳出圈子”的一个例子。未来如何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针对细分受众进行劝募和提升影响力，将是比如何动员“朋友圈”更重要的课题。况且，除了“九九公益日”，还有其他诸多平台——如用户已过亿的支付宝“蚂蚁森林”--可以尝试常态化的跨界动员。

Dee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 总监

假如现在做一个99公益日的心理词云，相信草根和大型机构的内心戏大相径庭。问了大概5个人数在20人以下，年筹资资金在300万以下的机构负责人，大家不约而同的说“没办法”。无论我们的初心是为了改变世界还是改变自己，每一个晚上合上眼之前觉得一切的累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和服务对象或美好的未来在并肩作战着，觉得能够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多多的呢。99公益日的到来，那三天的境况除了对着朋友圈外就是对着捐赠页面，比起卖比特币的老王或炒卖美元的小陈还要紧张。真的是没办法么？飞越疯人院的一句名言：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绝对有办法的，不是求腾讯不是求亲戚，是勿忘初心。

郑斌

福建省简单助学公益协会执行会长

我们是做乡村儿童服务的民间草根组织，注册身份是社团。今年是第三年参加腾讯99，但失败了。原定目标92万，实际连配捐还不足2万5千，完成度才2.5% 。而前年、去年数据分别为：25万（2千人次参与，其中配捐12万）、39万（4千人次参与，其中配捐13万）。今年落差这么大，可以明确得说：我们是9月7号上午一开始不久就放弃了。分析我们自身因素有以下几点：

1、  今年对腾讯99的好感与期待明显不如往年。

2、  今年我们自身筹款已较好，当年筹款预算已完成八成以上，如果这次完成不了也不影响我们今年目标。而实际上99筹款到帐都要到第二年，今年筹款只能做为明年的可落实预算。

3、9月7号上午配捐结果一出来，马上接到捐款人反映，配捐结果太意外，尤其是曾经参加过前两年的伙伴反映更强烈。我们马上决定中止、放弃。

对腾讯公益的批评意见：

1、  腾讯99目标定位应该是“全民公益”，但真是一年比一年不象话。尤其对我们草根组织不公平。与其说是全民公益，更象是有钱基金会盛宴PARTY。他们在狂欢，我们象是伴舞、凑热闹的。

2、  做为慈善公益组织，即便草根的，一样都信奉社会公平。我们存在使命就是防止社会差距拉开太多；而腾讯99似乎嘲弄了这点。如上所述，不管其初心如何（初心当然是好的），但实际运作中明显出现了“马太效应”，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富者可以在动车票上打广告，穷者只有反复“杀熟”。虽然同样都在做公益，却显然阶层分明。

3、  起到很不好的示范作用，把公益组织尤其是年轻公益组织的心带坏了，带到沟里去了。现在怎么办？ 无论是套捐还是刷单，相信为数不少的组织都在做假。公益组织要去做假，那还叫公益组织么？ 套捐必然要平帐，要在应付审计上做手脚。然而财务合规、不做假，就是公益组织务必遵守的红线、底线。

4、  公益行为是不是要鼓励做老实人，善良人？ 那么现在，玩弄规则的人得意洋洋了。尊章守法的人与组织却都在犯傻。而腾讯根本无力防止，也不敢去批评任何一只大象。估计会抓些小蚂蚁示众，真是一样一样的。

5、  我们觉得腾讯公益真是超级资本家，傲傲然得高高在上。而且是这场游戏规则制定者，似乎想怎样就怎样，好象对批评也很麻木。在草根大众莫名惊讶后，也不在意及时解释。在中国，民间公益本来就比较辛苦，现在又来一个不懂风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体制外的超级官僚大衙门，你还不得不听它的。

6、  刷屏似劝募、病毒似传播，民众麻木的看和转，敢怒不敢言（也言不得）。这样全民动员真野蛮，大家都有些避之不及了，又不好吭声。 这样，真有可能把“公益”搞成“公害”，对民间公益长远发展不是正确道路。即便是非常正确的事，能不能平和得去做呢？善良不应该体现为暴力似的，这只会让人敬而远之； 腾讯99导向有问题，需要检讨。

就说这几点。总之挺生气的，感觉被玩弄了。至于明年是否继续参加，保持观望吧。可能还会，毕竟腾讯现在是生活中超级平台，社会交往离不开它。希望大公司能够谦卑，兼顾社会发展与人间公平。

丁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

我一向支持理性的反思，刚刚结束的腾讯99公益日，不知公益组织几家欢喜几家愁。作为公益支持型机构的一员(我们自身的项目太专业公众一般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参加腾讯99)，由于认识数量众多的机构，基本直接给我发微信劝捐的，我都捐了，并把一些我实地考察过也认为靠谱的都大力发了朋友圈推荐。真实的劝募效果不得而知，但点赞人数可比平时发朋友圈少了很多。混迹公益圈10多年，微信上有30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好友”，但真的要讲到为公益事业出力出钱的，大家还是会更相信自己亲身参与过的项目，也看出我个人其实也是没啥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筹款其实永远是“功夫在戏外”，腾讯基金会仍旧不向公益机构公开捐款人信息，一般小草根指着这三天时间去抢腾讯的配捐，显然也没什么大用，殊不知平台上永远是马太效应，很多基金会都动用人工智能刷票来抢配捐了，小草根哪里有那么多的脑筋和实力，还是踏踏实实地认真积累志愿者资源吧。资源远远不是钱，只盯着钱看，往往会把大事儿也做小了。

刘韬

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 

作为一个资助型基金会，“找钱”和“花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最体现一个基金会能力水平的指标，也是其专业性的核心要素。当资助型基金会以“配捐”的方式“花钱”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性。——这实在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说，在评判99公益日的时候，过程中的瑕疵本身不能单独作为判断其正义与否的的关键，而只有回归到更大、更深、更本质的伦理性问题上，我们才能看清这个事情本身。真正从中渔利的，是那些早在当前中国NGO行业里利用和扩大资本结构性不公的大佬型机构，普通草根组织只有不断将自身工作娱乐化、表演化、悲情化，或者攀附上大佬机构，才能勉强从中分一杯羹。反倒是那些工作长期被打压的草根组织，在这场活动中完成了团结性的集体展演——但是仍不改前言所叙的“三化”本质。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国NGO行业盲目“市场化”、“规模化”，舍弃了多元价值、反思权力关系、赋权和参与的正确传统的必然结果。以此而言：所谓的99公益日，它并不是“公”的，也没有什么“益”，剩下的恐怕只是草根NGO组织在心里暗暗说的一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