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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人回顾 | 记忆、身体、“荣誉感”

51人 定海桥 2020-11-17

下午突然得知:原本要代表449弄足球队来现场的“51人”刘杰身在江苏!他紧急帮我联系到了两位449弄足球界的资深人士——449弄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常敬平先生和刘杰的弟弟刘俊先生。

我对刘俊印象很深,曾陪他在训练结束后,推着助动车从龙头的足球场地(杨树浦路军工路)走到复兴岛上的轮渡码头,一路上他讲了许多小时候踢球的甜蜜故事、他哥哥从芭蕾舞学校退出回到足球运动的传奇,和后来工厂变迁的故事。今天重新见到他,觉得他比一年多前竟又年轻了许多!踢球的人不老啊。

起初,观众习惯地坐在如同看台的阶梯座位上。在我的一再邀请下,他们走下了舒服的座位,坐成了半圆型。这样,大家不会干枯地对着屏幕。这是一场没有解说的比赛直播,只有昆明现场的球迷声、歌声、遗憾声和我们身边这个现场的讲话声。没有解说地看足球,才知道球迷知道得真多。因为来看球的人不多,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加上有两位“老法师”在,经常会讲起60年代中国和上海足球的情况,我们好像在不同的时空里穿梭,而无法以这个现场的过程和结局、以今天所见到的中国足球和1994年商业化以来的操作来作为一种当然。

当我们提到足球在上海的工人基础,提到赤脚在弄堂里踢球的男孩,提到作为进入体校的儿童和少年在六、七十年代的自豪感,校队和厂队之间蓬勃的比赛、在市中心人民大道上举办民间自发组织的足球比赛的热闹场面……我们不是在缅怀过去,而是在提出历史中的方案,历史中的社会空间和历史中的感情。它们可以作为长远的、对于未来的参照么?

我问,既然俱乐部比赛那么好看,为什么还要看国足呢?刘俊和大家说,是因为还是有“荣誉感”。俱乐部里都是中国人花钱给外援送球,等到国家队一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而且入籍中国又几乎不可能),一种“真实状况”就浮现出来。是在这个真实状况上,大家寄托了“荣誉感”。

这“荣誉感”好像很通俗,又复杂。不全是为了国家这个巨大而空洞的单位(更何况国家在1994年就放弃了对于这项运动的直接投入),也不是出于对这几个运动员的喜爱(更何况今天国家队已经没有球星),对比赛的结果更加没有奢求(只是从中寻找关于下一个“未来”的线索),那么,就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认为:足球是一种“自己的”运动,是“自己的一部分”,由此不得不在乎。

观看足球时,身体是他人的,但也是我的,是我们共同的身体。所以大家都无法接受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体而犹豫的运动员,因为这身体不只是他个人的。

可是今天,国足运动员的身体分明是他个人的,而不是我们大家的。这就是我们把古老的、超越个人的集体性“荣誉感”寄托在1994年之后的中国足球运动员身上的吊诡。

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449弄足球队每周三次训练,周四和周日下午在老龙头足球场(135终点站附近的一块像30年前小学操场的地方),周六下午在白洋淀足球场。我看过很多电视足球转播,但我最喜欢看的还是449弄足球队六、七十岁的老伙计的日常训练。投入的、老当益壮的、一辈子热爱足球的身体——真的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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