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亞洲 | 南韓新殖民／分斷體制與「民主課」的不可能性

Hong Song-dam, Let’s go to the Provincial Office!, 1988.

民主是什麼？民主是一種指點江山敢怒敢罵的自信，一點平等參與說了管用的日常氣氛，一份當家做主人的責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這個，只能畫圈打叉選主子，他們只會感到被捉弄。

—曹征路《民主課》

一、新殖民／分斷體制與反共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

2017年3月10日上午，南韓最高法律機構「憲法裁判所」判決罷免總統朴槿惠。贏得如此成果後，從2016年晚秋開始而持續到2017年春季，根據統計參與人員累積達到1千6百萬人以上的首爾光化門燭光示威也結束了。總統罷免使得政局轉變為提前大選的局面。燭光示威結束，參與示威的熱望轉換成對於某個候選人的支持和反對，「廣場政治」所內含的熱望，也表現為對反對黨的支持和對執政黨的反對。猶如節慶般的燭光示威轉變為選舉這樣的另一種節慶，最後成就了政權交替。

2014年底，憲法裁判所決定解散南韓左翼政黨「統合進步黨」[1]。對這一決定我曾經抱持困惑，進而提出過一個命題：以「新殖民／分斷體制」來概括南韓社會的歷史矛盾。[2]統合進步黨解散事件是自由主義政治體制以1987年的「民主化」為契機，暫時開放的空間消滅了之後，必然要遭遇的悲劇。尤其，以「分斷」為媒介而進行的「新殖民化」的核心是假想的主體性，具體來講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所謂「民主化」）以及國際法上的國家性質取得（1991年加入聯合國）。這些轉換都集中發生在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而在「分斷」和「帝國主義」之下，通過政黨政治將南韓社會矛盾加以議題化的「統合進步黨」的解散，帶來了政治話語的全盤右傾化。南韓合法政治空間中，分斷和帝國／殖民主義問題表面上消失了，結果社會矛盾不能與歷史範疇結合，只能以抽象的普遍話語表現出來。因此具有歷史的南韓進步政黨運動也縮小為以「正義黨」這麼一個追求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在國會內扮演執政黨（改革派自由主義政黨）的夥伴角色。

與2014年相比，成員組合大同小異的憲法裁判所的法官於2017年春季，為了捍衛「自由民主憲法秩序」，全場一致判定罷免總統朴槿惠。從判決內容來看，憲法裁判所確認了兩項樸槿惠違反憲法和法律之事宜：違反實現公益義務（憲法第七條第一項）和侵害企業的自由和財產權（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換句話說，判決的核心內容如下：總統樸槿惠的行為是為了私人目的濫用國民委託給總統的權限而幫助崔某的利益，因此被詮釋為「違反實現公益義務」。而且總統濫用權力侵害了「企業的自由和財產權」，並圖謀私人利益。[3]

這3年間，憲法裁判所做出的判決似乎從兩方面豐富了我以「新殖民／分斷體制」概括的南韓社會的問題意識。第一次判決是對於「脫離自由民主主義的左翼」之審判，而第二次判決則是對於「脫離自由民主主義的右翼」的審判。總之，憲法裁判所的判決捍衛的就是反共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這麼一個從美國移植過來的現成理念和價值。朴槿惠醜聞受到大眾關注的時候，青瓦台秘書長李元鐘在2016年10月21日國政監查場合，對於崔某修改總統演講稿等介入國政的質疑，強烈否認說「即便封建時代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不過如此疑惑很快就被證實。朴槿惠的行為，即便從政權內部的邏輯來看，也是脫離「現代」自由民主主義的。

但是，不同於2014年底統合進步黨的解散判決，2017年春季憲法裁判所的判決是「廣泛大眾所參與」的燭光示威的成果。因此它更需要多面向的分析。換句話說，新殖民／分斷體制不僅針對「左翼」具有壓迫性質，同樣也管制「右翼」，而且對「右翼」的管制具有動員民間「主體性」力量的特徵。我認為，這似乎是新殖民／分斷體制所擁有的自主性面向之一。

2014年冬季憲法裁判所判決統合進步黨解散的那個夜晚，首爾市政府廣場也集合了手持燭光的公民，不過規模只有數百名而已。公民基本上回避了此案件。相對來說，2017年春季憲法裁判所判決總統罷免的時候，雖然秉著「太極旗（南韓國旗）」的保守右翼出來抗議，但是罷免第二天仍然有一百萬人以上的公民到廣場舉辦節慶，並展現出總統罷免之後的期待與希望。

我認為，憲法裁判所「捍衛自由民主主義」的這兩項判決不能分開來對待。2014年冬季的反共主義判決和2017年春季的自由主義判決，基本上是根據同樣的理念標準，並且在獲取2017年春季判決的燭光示威之空間中，批判2014年冬季判決的聲音基本上被壓抑，事實上反共主義新殖民／分斷體制下的歷史矛盾不能被提出來。因此，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回顧這次燭光示威的時候，可以確認分析一個機制的必要性，即自由民主主義通過「廣場政治」賦予群眾某種「民主」經驗，就此再生產出將「反共主義」加以內化的主體。因為在去除歷史的獨裁和民主二元格局之下，歷史性的左右矛盾被隱藏起來，進而左翼的歷史也封鎖起來。

因為新殖民主義政黨／代議政治所內含的代表性之局限，南韓民眾曾經冒著許多犧牲以「廣場政治」形式表達過。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 、1979年釜馬抗爭 、1980年光州抗爭以及1987年6月抗爭，皆是如此。當然廣場政治帶著階級和階層聯合的前線（front line）性質：學生、知識分子等小市民階級的前衛性和工農階級、女性等生活世界承擔矛盾的階級之組織化互相結合。但是，我認為通過取得假想的主體性，新殖民／分斷體制得以完成，結果「廣場政治」的性質也改變了。

二、進步／保守格局的去歷史性形成與運動體制

與奠基現行憲法的1987年6月抗爭相比，2016-2017年的燭光示威同樣分享捍衛「民主」這麼一個終極目標，不過1987年6月抗爭以後，7-8月出現了大規模工人參與工運的高潮，因而能夠揭示「民主化」背後民眾和民族的深層矛盾，即「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下民眾所遭遇的矛盾。反過來看，2016-2017年的燭光示威並沒有發展到超越被標本化的「民主」之後續狀況，反而直接捲入選舉局面。

我們從此可以得到的教訓是，在通過取得假想主體性而完成的新殖民／分斷體制下過去支撐體制的核心基礎之群眾層次「反共主義」，經過變形當下形成了不必以「反共」表現出來，反倒更具有反共主義效果的「公民」名義之「運動體制」。呼應假想自主性的主體範疇之公民，成為實現普遍「民主」的運動主體。例如，2008年反對進口美國牛肉的燭光示威，可視為運動體制的「廣場政治」之第一槍。雖然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是造成示威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規模龐大的示威中反復出現的核心口號是「大韓民國是民主共和國，大韓民國的主權在於國民，所有權力來自於國民」。這是憲法第一條和第二條內容。參與示威的許多公民在廣場試圖確認自己是主權者，並且「廣場」政治涵蓋了構成主權者權利的多樣層次，即性別、性少數、教育和環境等領域的激進主義和普遍主義權利。

但是，經過此次示威，1998-2007年執政的政治勢力，即包括金大中、盧武鉉政權的所謂改革派自由主義勢力，接受了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保守右翼政權賦予他們的「進步」名稱，並形成了去歷史化的「進步／保守」橫向格局。[4]因此，普遍權利不能得到實現的原因，或者是在於使普遍權利得以脈絡化的歷史性體制不曾被問題化，其結果是，在包含「10年進步政權」的長期歷史中，持續深化的民族和民眾的矛盾，被進步／保守這麼一個平面化的假想矛盾所取代。

從思想史來看，我認為，如此的普遍主義權利話語，事實上仍然結合了「民主」和「科學」這麼一個20世紀「現代」的殖民性所引入之核心原理。在人文社會方面，「科學」針對作為對象的「人類」和「社會」，動員階級、性別、年齡、種族，或者政治、經濟、社會等範疇和領域，加以形式性區分而構成各種理論。不過若這些理論沒有與歷史相結合，那麼只能形成脫離現實的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機制。如此機制直接被使用於實踐當中，那麼理論只能顯示死的人和社會。結果，如此「科學」失敗於通過歷史的多元性，提示對於有機體的「人類」和「社會的綜合性分析，最後擴大再生產精英主義（理論的去實踐性）／民粹主義（運動的去主體性）機制。

在新殖民主義條件下，支撐「民主」權利的就是對於人類和社會的「科學」分析。而且，科學分析支撐的普遍主義權利話語被表現為去歷史化的歷史認識。舉例來說，2016年秋季燭光示威中出現的「高中生革命」是個典型的將歷史輕浮化的例子。從「青少年人權」脈絡，提出權利話語的高中生們，手持著「1960年四•一九革命，2016年高中生革命」的宣傳布條出現在廣場時，大部分的媒體和示威參與者都熱烈歡迎和歌頌他們。我認為，1960年四•一九革命和2016年高中生革命能夠並列在一起，主要原因是1960年革命的去歷史化已經完成。而且，去歷史化的核心資源就是去脈絡化的「民主」價值。這也是參與者如此興奮的反應之背景因素。其實，1960年的高中生所承擔的革命，是在當時南韓社會不存在組織化的工農群眾以及新殖民普通教育尚未普及的條件下，高中生作為「小市民」階級精英率先認識歷史課題，並且冒著犧牲爭取的「未完成的革命」。

三、作為認識論空白的「北朝鮮」和黨運動的不可能性

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完成，重組了普遍主義和去歷史化的「進步」和「保守」格局，從中社會分析的歷史性／關係性層次也消失了。而以「反帝國主義」為宗旨的統合進步黨，必然在合法政黨政治空間中被驅逐出去。如此一來，南韓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完成推動了政黨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假想「現代化」。此過程中，原本在合法政治體制內外，傳承歷史左翼的進步勢力被剝奪了「進步」這個名稱並且被迫轉讓給改革派自由主義勢力，而「左翼」在與「進步」的模糊關係之下，無論在思想方面還是運動方面，無法展現超越普遍主義階級話語或資本主義批判話語的實質介入性實踐。

在南韓現實政治空間中，以去除歷史性為前提而形成的進步和保守的對立格局，擁有民主和獨裁的話語結構。事實上美國等帝國主義勢力晚近依然在全世界範圍貫徹了民主和獨裁這麼一個西方自由主義二元區分。美國和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地區所展開的介入性行為之根據恰恰源自於民主／獨裁格局。西方對北朝鮮的認識也同樣基於如此民主／獨裁話語結構。二元的民主／獨裁話語結構的後果，便是將對象放在現代主義的單線時間和均質空間，加以去歷史化和去地理化而去除對象的多元主體性。

在南韓的燭光示威中，經常被召喚的歷史根據，就是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政權之獨裁性質。這就非常符合「民主／獨裁」話語結構。但是，如此歷史認識方式事實上是公開地或默默地以作為正常「現代／國家」的「南韓」為前提。在這樣的認識格局之下，社會矛盾只不過是南韓內部的問題或者世界公民的問題，而對於此問題的診斷、解釋和解決方案，都根據於對於「現代／國家」的普遍／特殊主義理論。結果，如此現代主義／殖民主義的認識以「現代／國家」為媒介，消除與外部的歷史性動力關係，終究歸結於自閉性認識。所以，「民主化」事實上是將如此假想成就「正常性」國家／社會加以歷史化的話語。而在「正常性」的邏輯當中，「美國」突然被隱藏起來，分斷這麼一個特定性也從認識對象中被排除在外。

總之，南韓和朝鮮半島的去歷史化和普遍化所維持的對於北朝鮮和分斷的認識論空白，支撐了新殖民／分斷體制。李明博執政以後的晚近9年間，政治勢力被重編為普遍主義的進步／保守，而南韓的媒體幾何級數般地擴大再生產將北朝鮮加以妖魔化的認識，而在合法的政黨政治空間，進步／保守勢力共同形成了韓美同盟這麼一個卡特爾。2017年春季南韓總統選舉的情勢和結果如實呈現了此事實。如同薩德系統問題在南韓被討論的狀況所證實，政治內部對於此問題的認識差別只局限於程序問題，而韓美同盟仍然佔有不能動搖的「真理」位置。而且從統合進步黨的解散事件來看，如此認識論空白的政治性效果便是黨運動的不可能性。

四、新殖民運動體制的末日論權利

話語如同前述的概括，南韓的新殖民／分斷體制，通過去除對象的歷史地理特定性，取得「假想主體性」而完成。而且，如此體制形成了與它呼應的、基於普遍主義權利話語的精英主義（理論的去實踐性）／民粹主義（運動的去主體性）運動體制。我試著將普遍主義權利話語概括為一個「末日論」。論述的過程中，我不得不援用若干哲學性思維，不過採取如此方式是因為在南韓的語境中，目前我們還正在努力發掘取代「哲學」的思想性語言。

經由歷史和地理多元性的消除，取得普遍性的主體，被表象為從人類和社會抽象的權利承擔者。在現代普遍主義的框架中，此主體所構成的社會，進而此社會所構成的世界，規範性地消除個體之間的差異和社會／民族之間的差異，因此在這樣的認識論／本體論格局中，構成世界史的能動性能量無法被掌握。在普遍的圖像之下，被提出來的進步走向，基本上意味著如此無差別化的完成。而無差別化的完成便是在橫向時間性掛帥之下，歷史地理差異被消除的世界末日。當然如此世界末日只不過是話語性構成物，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現實歷史的展開仍然根據多元性貫徹自我邏輯。

而且，我認為，如此「時間性」掛帥的末日論思維起因於以往的殖民主義現代性。在此，我們思考南韓政治的另類方向時，可以提出的一個命題：20世紀左翼的「現實主義」實踐路線和符合它的政治組織構成之「黨—人民」關係也部分地反映著如此末日論思維。

克服時間性掛帥認識，首先可以提出的課題是對於空間性的批判性思維。我們可以以「地理」取代「空間」。因為地理的多元性作為一個歷史條件制約人類的能動性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設定地理的多元平等成為人的「類的」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礎。如此認識其實來自於一種反思：西方現代性從普遍的「人學」得出了地理的一元性（起源和它的擴散）。

接下來，從「主體」方面，我在黨運動不可能的條件下，試圖復原「民眾」範疇。這也來自於一種反思：從本體論來看，構成世界的原子化的個體以及從此演繹出來的「公民—社會—世界」這麼一個本體論圖式中，個體只能成為不具有動力的固定物體（無差別化／去主體化的個體）。進而，如此個體在時間性掛帥的思維模式之下，被表象為「所有」和「權利」的主體。

如此「地理」和「民眾」互相形成辯證關係。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在歷史地理的多元性之下，通過制約條件的必然性和主體意志的偶然性之間辯證關係，思考克服新殖民／分斷體制下末日論權利話語具有主導性的運動體制之方向。

五、「愛」的不可能性與歷史共產主義

在此我想起2016年底去世的台灣作家、政治運動家和思想家陳映真的文學實踐。他的文學世界一貫地關注了「歷史的整合」和「愛的（不）可能性」。

1949年以後，台灣在歷史的斷裂之下，「男性」無能於愛，「女性」則漂泊。男性遭受挫折而自殺或發瘋，女性還是懷了孩子，留下希望。如果說男性是來自歷史的知識分子，那麼女性則是基於知識，參與現實矛盾而打造未來的實踐者。歷史的斷裂去勢了男性。女性則是不斷漂泊而勉強找到對象，但是在沒有真正的愛之下，孩子要麼被拿掉，要麼被保護，但這孩子的未來仍然不清楚。因此真正的愛都是悲劇，例如《將軍族》（1964）的無名的下層外省人和本省人，或者《一綠色之候鳥》（1964）的外省人季叔城教授和本省老婆。[5]

陳映真通過40多年的創作活動，不斷地從歷史矛盾提出愛的不可能性問題。我認為，他所提出的「愛」通往「歷史的共產主義」。從肯定多元世界構成和歷史運動性的視角來看，歷史的共產主義這麼一個命題，首先不同於根據歐洲現代性所賦予的固有性之原子化的「抽象/所有」個體，意味著根據反映地理差異的公有關係之歷史性多元人際關係。陳映真的文學世界中，二戰之後在歷史矛盾的主體性認識和解決皆失敗的歷史，就是無能於恢復歷史的共產主義之生活模式，甚至更異質的生活模式再度強迫被移植的「殖民化」過程。他通過描述去歷史化的知識和實踐不可能性的互相結合，重新將「愛的（不）可能性」歷史化了。

當然在時間性掛帥的末日論的「民主」和「權利」話語結構中，如此再歷史化是不可能的。陳映真因為堅持「第三世界」這麼一個開放的認識論範疇，能夠將基於「地理的多元平等」之歷史認識，當作文學實踐的思想性根據。因此他的文學所描述的「人」不是所有和權利的末日論主體。歷史的共產主義所描述的人，是歷史地理的關係中的人。因此在他的文學世界中，人在歷史整合的照望下，超越現實中個體（肉體）的「生／死」層次，指示長遠的、美好和倫理的共同體生活模式之方向。

從南韓的新殖民／分斷體制下，反思思想作用的缺席和實踐的不可能性時，陳映真所提出的「歷史的整合」是學術思想界首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我認為，南韓社會真正的危機就在於無法承擔歷史整合的知識和實踐的無能狀況。尤其在南韓「黨」的不可能性，讓思想界思考超越「現代」的黨—人民關係的另類模式。其實晚近幾十年間，南韓的思想和社會運動都沒有徹底認識黨的不可能性，因而模仿黨—人民關係反映在知識（分子）與組織者的關係（即「現代性」脫離），以及知識（分子）與群眾的關係（即「現代性」脫離）上。這應該是一個創造性課題。為了落實如此課題，我認為，首先需要復原作為關係性主體範疇的「民眾」概念和作為關係性共同體範疇的「民族」（第三世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脈絡下）概念。因為反映歷史地理的生活模式之「民眾」的複雜性和創造性依然是歷史的終極動力，同時在知識思想方面，「民族」仍然能夠給民眾賦予「主體性」話語和條件之場域。

注釋：

[1] 統合進步黨，簡稱統進黨。英文簡稱UPP（The Unified Progressive Party）。該黨由民主勞動黨、國民參與黨、進步新黨內的「新進步統合連帶」經過商議後整合組建。2011年12月6日在韓國選舉管理委員會註冊登記，12月11日舉行創黨宣佈儀式。2014年12月19日被韓國憲法法院裁定解散——編者注。

[2] 延光錫，《重新尋找新殖民分斷體制下生活的智慧》，《人間思想》第12期（台北：人間出版社），50-58頁。

[3] 案件號碼2016憲NA1總統（樸槿惠）彈劾。

[4] 大約2008年以前，在南韓的合法政治空間中，「左翼」是禁忌，而「進步」仍然是極少數。經過2008年以後的變化，原本以「進步」落實左翼理念的勢力失去了「進步」名稱，而原本標榜「改革」的自由派接受了「保守」賦予他們的「進步」名稱。

[5] 延光錫，《樸玄埰思想的當代意義：以陳映真文學為參照點》（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24頁。

本文來源於熱風學術網刊總第6期（2017年9月），感謝作者授權在此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