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觀察】發揮各自優勢 區域協調共進 未來發展藍圖清晰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如今，中國已形成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與東部率先發展這四大區域協同發展政策。隨著時代變遷，區域發展情况也發生改變。因此，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面臨新時代、新矛盾，十九大報告統領中國一盤棋規劃，未來區域發展政策將有哪些重要發力點，又有哪些「盲區」需要關照?受訪專家稱，中國目前已進入城市群發展階段。十八大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成效顯著。十九大報告聚焦老少邊窮地區，高標準規劃雄安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惟未來發展須注意防止一城獨大及要素流動障礙等問題。香港商報記者 施美

　　十八大以來區域經濟發展良好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經歷過三個階段，一開始是隨著內地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的發展速度較快，因而當時中國城市化發展策略是大力發展小城鎮，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1993年后，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方向又有新的調整：鄉鎮企業發展愈發緩慢，大城市的發展效率提高。所以，中國提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2000年后，中國再次提出新的城市發展戰略以中心城市為龍頭，以城市群為共建形態的城市群發展戰略。城鎮化率逐年提升

　　近5年內，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碩果累累。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國力表示，過去5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工作，并從健全落戶制度和政策、共享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合理成本分擔機制等方面明確了任務。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的目標，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他認為，從過去5年的城鎮化發展實踐來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步伐不斷加快，戶籍城鎮化率明顯提高，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品質和效益逐步改善。

　　長江經濟帶發展迅猛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當中提到，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周林受訪時表示，長江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軸，相較於其他區域，該地經濟、人口較密集，發展也較為成熟。過去五年，在區域建設方面，長江經濟帶除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外，還加強了各個行政區域之間的交流，各個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變得十分密切。他特別提出，處於長江經濟帶中的重慶，其經濟在近五年來一直保持高速增長，GDP增速每年都排在內地城市前列。除此以外，武漢的發展勢頭也很迅猛。他總結道，十八大以來，長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發展迅猛，長三角的龍頭城市上海，不斷在沿著長江往中西部地區輻射，促使整個沿長江經濟帶整體水平提高，內部差距縮小。

　　據悉，重慶地區全年GDP增速近五年(2011-2016年)均超10%，2014年以來更是連續取得增速全國第一的殊榮。而武漢地區10年間GDP總量增長了近5倍，增幅達387%，位居全國33個重點城市第三位。2016年，武漢GDP總量再破萬億，位居中部城市第一。

　　京津冀拉開整合步伐

　　周林指出，長江經濟帶在十八大以來成就非凡，京津冀地區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原先京津冀地區城市群的發展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但是現在中央對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與對北京行政中心、通信中心的建設，慢慢拉開了渤海灣地區整合的步伐。「從產業角度來看，京津冀地區的重化工業也在轉型，部分產業正在轉型升級。這對於京津冀地區的城市群整合來說是好勢頭。」他表示。

　　十九大報告指明發展方向

受訪專家表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這是中國的千年大計，對城市群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圖為雄安新區白洋淀。

　　過去的成果縱然令人欣喜，未來的發展更加刻不容緩。十九大報告中重點提出了中國的區域協同發展之路要怎麼走，專家們紛紛表示，十九大報告聚焦了區域協同發展的關鍵問題，如老少邊窮地區等。

　　精準開發老少邊窮地區

　　周林認為，老少邊窮地區最大的問題是環境問題，這些地區的資源天然匱乏，例如區位封閉、自然資源匱乏等等。他指出，實際上，老少邊窮地區的很多地方大多在中國環境的敏感區，比如在區域性河流的上游。因為區位和條件，以及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不太適宜進行大規模的開發。與此同時，這些地區的投入效益非常差。他建議，部分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鑒寧夏的做法，將一些貧困人口向條件更好的地區轉移，并進行移民性的開發。「老少邊窮地區還是應該按照習總書記指示，朝精準扶貧的方向走。我們應該用精準開發的這個概念，而不是無序的開發。」他說。

　　雄安新區凸顯發展大計

　　周林表示，中國的大城市，特別是超級中心城市，集中了太多的功能，這必然會帶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現象。他認為解決此類問題，首先要大力發展城市群，讓圍繞城市功能服務的這些人口和勞動力，不用集中在中心城市居住。以日本為例，東京灣區大約有3600萬人口，占據日本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整個東京市白天大約有2000萬人口，晚上卻只有1000萬。這說明在東京就業的人口，大部分并沒有居住在東京，而是利用發達軌道的交通，疏散到東京的周邊地區。這樣既發揮了大城市的高效率，同時又使得過度聚集帶來的人口和環境問題得到相當大程度的解決。

　　除此以外，還要適當的疏解大中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的部分功能。例如雄安新區的建設，十九大報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這是中國的千年大計，對城市群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矽谷

　　十九大報告中同樣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林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從提出到現在才8個月的時間，這麼短時間很難實現肉眼可見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說粵港澳大灣區還只是概念的階段。「和雄安新區一樣，粵港澳大灣區也是中國的長遠規劃之一，對標矽谷，地位很高。過去幾個月粵港澳大灣區一直處於頂層設計的階段。另外，規劃提出之后，廣東各省市都提出要加快發展，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外界的關注度變化是顯著的。除此以外，廣東省內城際交通軌道的發展，廣州第二機場的建設等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加速建設也都是內地在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他表示。

　　林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使命是將香港和澳門，特別是香港地區，融入到內地的經濟體系。他指出，中央寄希望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發揮重要作用，這需要香港加強與內地臨近地區，如廣東、廣西之間的融合。除此以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也將為內地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提供樣板經驗。「供給側改革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國企改革。而國企的改革方向是引進民營資本，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發展與國有企業發展結合起來。而香港和內地兩地企業的深度融合可以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範例，兩地企業的融合將形成有效的產業鏈、價值鏈，還能給供給側改革的供給端增加供給。同時，港澳兩地也會給內地帶來豐富的國際資源。」他說道。

11月29日，浙江省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推介會舉行。推介會首次發佈了浙江大灣區建設路徑，以及120個大灣區建設項目，總投資約1.5萬億元。

　　未來城市群融合發展提速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長期以來指導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也是2020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一環。專家們表示，未來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應更加注意方式，避免一城獨大，必要時可采用行政手段促進要素流動。

　　防止一城獨大現象

　　「從全球發達國家城市群的發展來看，城市群的形成是自然演進的結果。而龍頭城市也是城市群中的常見現象，比如美國東部的紐約是龍頭，西部的三藩市是龍頭，而東京灣是東京毫無爭議的龍頭。所以在整個的城市群的發展當中，一定會有龍頭城市扮演核心的、主要的角色。對標國際，中國的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有中心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的發展和帶動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再加上中國國情特殊，人口基數龐大、戶籍制度等限制條件等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國的超一線城市。」周林表示。

　　如何解決一城獨大、城市群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呢?周林認為，城市群內部的不平衡會帶來區域之間惡性競爭的問題。他指出，解決方式可以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况，遵循市場規律，繼續發揮龍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在城市群內部實現資本、人才、產業資源良好的流動配置，保持內部相對平衡的發展，增強城市群發展的可持續性。

　　行政手段促要素流動

　　談及城市群中生產要素流動受阻礙的原因，周林表示，中國具有特殊的行政管理體制，層級高的城市在資源獲取中具有一定優勢，這樣就會造成層級越高的城市獲得高端資源的能力越強，發展勢頭也就越好。他指出，雖然龍頭城市的發展會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但過於運用行政手段進行資源分配，最終會導致城市內部差异擴大。周林表示，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靠行政手段，還要靠市場手段。但他個人認為，需要加強行政手段的運用。「政府層面需要加強行政手段的推動力度，通過行政性手段，使得這些過度集中的行政性的資源，在配置上有所均衡的分配，或者說不要過於集中的分配和布局。」周林說道。

建於上世界80年代的北京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已經不適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發展需求。2013年起已經拆遷到河北。

　　疏解人口需注意方式

　　周林認為，過去中國一直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而人口是隨著經濟發展、就業崗位而聚集。城市疏解人口，首先是要適當的降低功能，之后人口就會隨著工作崗位轉向周邊或新城區轉移。他指出，正確的順序應該是先疏散功能，再轉移人口。而完全實現這一過程需要時間。他認為，在大城市功能沒有較快疏解時，對於存在安全隱患的居住或生產單位，應注意方式，以解決問題的態度為主。可以采用技術手段，對建築物進行改造，將安全隱患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