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转基因问题的政治想象
【作者简介】范可，博士，南京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流布越来越广，同时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引起高度争议。这一事实说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然而，盖因公权力失信于民，有关转基因之争在中国遂被政治化，反转基因成为表达不满的“猎巫”运动，并与怀旧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进行“每日抗争”的一种景观。
【关键词】转基因；全球化；风险；公信力；猎巫；阴谋论
近些年来，有关转基因问题在国内外社会、政治和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引发巨大争议。除了许多技术上的或涉及技术问题的争论外，这些争议大多都能通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透镜来进行解读。到目前为止，有关转基因的争论，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溢出科学本身，这在我国尤为明显。诚如俞可平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原先与政治没有关系的议题，在中国的情境里都成为政治性的，转基因问题即为其一（2013）。为何如此？个中原因自然难以一语定夺。但是，毋庸置疑，信任问题必定是这种泛政治化现象的核心所在之一。换句话说，唯有在一个信任普遍缺失，尤其是公权力失信于民的社会，才会产生这种将任何问题都归咎于政治因素的现象。泛政治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问题，本文试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通过转基因问题来解读这种现象。显然，全球化在我们的讨论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全球化不仅是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能占据农业产品半壁江山的主要推动力，转基因问题也因此而全球化。费孝通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problems）的全球化（2005）。诚哉斯言。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issue)则是在多种力量交汇，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主导下所出现的争论。这一争论在中国的语境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虽然这样的政治色彩看似与当今的国家与政府意志与行止无关，但究其深层还是一种司各特（James Scott 1985, 1989, 1990）意义上的“每日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但是，请注意，这些抗争里存在着一种声音，其实质通过一种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妖魔化和阴谋论的特殊解读来对“前三十年”的极左进行怀旧。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声音有着颇为嘈杂的国际共鸣。
转基因问题的全球化
国际上参与转基因的争论有消费者、生物科技公司、政府立法者、非政府组织，以及科学工作者等等。另外，宗教界、绿色和平组织、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学界左翼（academic left）、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各种卫生、健康领域内的某些从业者等，也有不少人从其他维度卷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大部分涉及技术，或者究竟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的争论，不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但因为中国情境下所产生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几乎有着与转基因问题相同的结构与逻辑，所以本文也将对之有所提及。上述提及的其他一些群体对转基因的争论或者批判，则更多地与社会政治的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推广和研发转基因农业作物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则基本无视这部分群体的话语与存在，因为他们都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转基因作物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对转基因的激烈批评无非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矛头所向实际上并非转基因技术或者食物本身，而是全球化。对这部分组织和人士而言，全球化主要为美国金融寡头所操控的跨国资本集团及其资本的无边界流动所主导。
在国外，教会在反转基因问题上着力显著。显然，转基因工程在逻辑上违背了神的意志，这对许多教会人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宗教力量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和抵触的另一原因，则是在转基因食品能否顺应宗教法上对食物的严格要求，比如犹太教的“kosher”和伊斯兰教的“清真”——“halal”。 今天，一些宗教人士或者虔诚的教徒对流水线所宰杀的牛羊是否符合教法都存疑，更遑论转基因食品了。但这样的顾虑多少还是与涉及“神创”（the Creation）的基本教理有关。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工程的人士——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多有反科学的倾向。然而，他们的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不仅是科学主义（scientism），而且还包括了科学本身。诚然，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视科学如同宗教者。这里，“如同宗教”所指并非爱因斯坦或者韦伯所说的那种对学术研究的宗教感，而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当成至高无上，在许多方面均奉之为执掌定夺是非曲则的裁判官，人们对之不能质疑只能服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ohn 1996)曾经指出，科学可以凭其所产生的学术“范式”（paradigm），排斥其他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如果这些创新来自“旁门左道”。奉科学范式为圭臬的立场自有科学主义之嫌。这样的科学主义当然有失偏颇，但反科学则是另一回事。
从地域上来看，最不能接受转基因作物当属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欧盟国家民众几乎对所有生物技术持消极或者反对的态度。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得追溯到历史上曾经流行一时的“优生学”（eugenics）。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由国家扶持的优生学曾经在许多国家获得广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来自右翼的种族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优生学是试图通过控制人类的择偶与生育来选择所谓优秀的生物学性状，来对人口的质量进行提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优生法，批准国家去影响人口的繁衍，阻止那些被认定为“低能者”（imbeciles）的繁衍，同时鼓励那些有着“优良”性状者多多生育。鉴于纳粹德国极端的种族主义的优生政策和种族灭绝实践，以及对所谓遗传上“低级”的人的医学实验，美国迅速停止了优生学运动。而从那个时候起，欧洲民众被不断灌输优生话语，然而这却最终造就了欧洲大陆成为反对许多生物技术开发和研究的土壤（Fukuyama 2002: 85）。这种历史条件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在欧洲不受欢迎。还有学者认为，欧洲在反转基因问题态度更为积极，与环保主义以及绿党的崛起有关；其次，1996年发生的疯牛病也有深远影响。[1]
如果说一般民众反对转基因原因是对其产品可能有潜在的危害的担心，或者惨痛的历史记忆，那么，对学界左翼的有些人士而言，反对转基因则无非是反全球化议程的组成部分或者口实而已。国际上那些庞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基本无视这部分批评者的存在。这部分人士秉承了早期左翼反市场的传统，在全球化时代持续对市场乃至民主体制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下，尤其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主导世界主要经济体，而日渐加速，预示着人类的悲观前景。
他们的抗议也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自马克思以来便在西方的社会思潮里一直有着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露，使他的学说在社会学上被奉为“社会冲突论”之圭臬。西方知识界的左翼运动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达到高潮。其后，对现实社会运动的参与已不再是重心，不少人醉心于学理性讨论，啜饮香槟、红酒，高谈阔论，过着布尔乔亚的精致生活，但政治参与意识始终没有消弭。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撒切尔革命”鼓励市场的力量主导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借助于政府力量的鼓励，迅速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一时之选对西方学界左翼不啻为沉重打击，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遂提上日程。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逐渐居于学术左翼的主流地位。由于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加速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与全球化不无关系，全球化自然成为遭受鞭笞的替罪羊。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自转基因作物的食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尚未有广为接受的定论。分子生物学者虽然相信转基因食物无害，但要想让公众普遍接受他们的见解尚任重道远。从另一方面来看，转基因作物及其食物产品在一些国家里较少引起公众性争议，这些国家恰恰是转基因研发大国，如美国等。尽管反转基因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宗教势力也一直在进行反转基因的宣传。转基因食用产品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不是本文关怀所在。笔者关心的是此争论不无关联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一争论所折射出的其他社会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健康社会，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是否会呈现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貌？但是，由于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借助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迅速推广，反转基因竟也随之成为一种跨国性的抗争运动。国际知识界有一批人士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中有些人的确是科学家，尽管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职业身份使他们对于反转基因运动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部分人强调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同时也就一些跨国种子公司的作为进行质疑与批判。他们之所以如此踊跃地投身于这场抗争可能出于各种考虑。从他们的诉求来看，无疑，某些跨国种子公司——如孟山都等，的确在市场上的作为很值得深究。这些公司对市场的垄断和交易过程，以及为了盈利保护专利权所作的各种绑定条件也不尽合理。但是，哪怕这些公司再不仁不义，也不能因此而苛责转基因作为一种科学创新活动而存在。只要不违背道义伦理，任何内容的科学研究就有其存在的理由。
有些学者出于对全球化的批判而将转基因也顺势带上。换言之，转基因可以成为主导全球化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罪证。为此，转基因必然是被妖魔化的，它是孟山都之流获取暴力的来源。因此，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并不是农民自己选择，而是孟山都之流市场营销的结果。孟山都原先是一家化学公司，因曾为越战提供生化武器“橙剂”（agent organ）而臭名昭著。橙剂又名“落叶剂”，因包装橙色而得名。橙剂在战场上被用来对付丛林里的越共军队。事实证明，这种生化武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孟山都和其他提供这种生化武器的化学公司，都对橙剂含有二恶英等剧毒致癌物质拒不认罪，尽管他们在1984年也对受到橙剂伤害的越战老兵赔付了1. 8亿美元巨款。[2] 毫无疑问，孟山都的历史有着并不光彩的一面，它今天在市场上的操守也令不少人不快。例如，买它的种籽就必须买它提供的除草剂，等等（王绍光 2013）。显然，孟山都成为国际上反转基因团体的攻击对象主要还是因为该公司的职业操守。它过去的和今天的“罪过”使它成为反全球化运动首当其冲的靶子。[3] 包括反转运动在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似乎有这样一种逻辑：马克思既然说过，资本一来到世间便浑身上下充满血腥，那么主导市场的跨国公司必然不仁，而这些公司的商业推广一定不义，它们必然只为了利润而无视道德良知。因此，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它们完全可能将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产品投入市场。如是观之，反转基因运动与因为反资本主义市场扩张而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转基因、风险与信任
严格而言，转基因作物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目前尚无定论。其实，除了转基因食品之外，人类大部分食物还是来自“自然的”，经过人类诸多代际实验选择培育出来的品种。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即便转基因产品有不利因素的话，当也不至于到有意义的程度？有人说，在动物身上试验证明其无害，是否就意味着对人类也无害？这的确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并未对转基因食品有何限制，有些国家接受，有些国家则不接受。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辩论最为激烈，公众普遍有反对它的情绪。有些人认为转基因不自然，有些人感觉它们会有潜在的危险，有些人则担心环境后果。 虽然争议不断，总体而言，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因此而消颓。近些年来，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反倒有加速的趋势。
当今，转基因产品已经是国际农业交易市场上的大宗货物。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当中，有很多是转基因的，如销到中国市场的大豆和玉米等产品。有些反转基因的人士认为，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产品。在事实上，美国市场上也销售很多转基因产品。美国目前种植的大豆和玉米都是转基因品种。尽管这些产品主要用于饲料和制造乙醇，美国人日常生活里还是经常食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也日见普及。除了美国之外，转基因作物使用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根据前些天的《今日美国》（America Today）报道，2013年全球11.7%的农作物采用能抗除草剂和抗病虫害的转基因种子。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所（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报告，2013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面积比2012年增加1200万英亩。许多分子生物学家相信，转基因作物安全无害，但毕竟还有许多人有所担忧。因此有些人主张，在生活中对待它的最好方式就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选择它。据说，欧盟市场上对转基因食物有所标注，以便人们选择。这可能是在生活中最为合理和经济的解决方式。在美国，也有不少人要求立法对转基因作物有所标注，但却一直没能成功。美国人在过去的11年里，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争取要求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上表明，但迄今未能成功。这一努力在俄勒冈州、加州、华盛顿州等地受阻。华盛顿州的反注明势力在2013年竟投入2300万美元彻底击败要求标注的立法申请。[4]
欧盟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公众的反转基因情绪映证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2002）有关“风险意识”“兴起”（the rise of risk consciousness）的理论。吉登斯看来，人们在这个时代出现特有的焦虑、担忧，以及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后果。而全球化则使这种风险意识大大加剧。在这种隐忧的背后，自然是科技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导致脆弱性累积。科技使人类变得强大的同时，也使人类实质上变的更为脆弱。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便是证明。而在发展理念主导下，这种脆弱性积累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着。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所有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主权缺失”，这就很容易使得许多问题也全球化。这一对全球化的理解与费孝通指出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不谋而合。主权缺失的一个后果便是制度性力量在许多方面失去其原有的控制力。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然为风险社会。而这种风险社会与社会整合度日益降低有关。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 1992）指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也加深了人们每日生活要面对的风险系数。 而社会分化使不同阶层的人们面对风险的能力有所不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分化。贝克将这种分化现象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蔓延，而政府则是始作俑者。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监管， 并引用经典经济学理论为自身的行为辩护，将市场的最大自由化等同于利益的最大化和对全球经济的推动。
无疑，自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经济体。如果仅从政府把市场推到前台并尽量从中收手这一点来看，贝克之言无可厚非。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分化的问题除了阶层化之外，还必须看到思想与观念的分化。当一个社会日益失去精神支柱——亦即吉登斯和贝克所说的“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原先那些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安全的民族国家、家庭、宗教等制度的能力也就必然遭致破坏。这些体系无法再提供清晰的规范与价值来告诉人们，在社会里应当如何行事。这种情形对于个人如何经历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去建构他们的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Giddens 2002）。但是，去传统化并不意味着传统完全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所不同的是，传统必须被选择而且往往被发明——取决于人们的决定和体验（Beck, 2001）。
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来解释这样的现象难以令人满意。但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个无法预知而且非稳定的过程。他说：“我们是生活在全球社会里的第一代人，而它的轮廓我们只略知一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活都被强烈震撼。这表现为对无政府、随意、时尚等等的追逐。全球社会不因安全而出现，而是充满了焦虑，并为深度分化感到畏惧。许多人都觉得被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抓住” (Giddens 2002: 3)。 在我国，最近的一些年来，焦虑与纠结仿佛成为当代社会的常态。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如同公司化营运，这就必然导致与民争利成为中国近些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大特点。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必然失信于民。没有人相信一个卷入市场如此之深，终日追求所谓“绩效”的政府，能在一个法制不彰的国度内遵守市场规则。这种状况所带来另一个后果，便是政府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必定得在保证其合法性的问题上做足功夫，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政府必须强调“发展”。
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治理术亦即“统领的艺术”（art of government）。福柯认为，在中世纪和更早的时期，有些著述呈现为“向君主建言献策”（advice to the prince），给掌权者提供各式各样的建议。但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8世纪末，其时并无政治学，却引人注目地出现了许多有着不同问题的关于“统领的艺术”的政治学著述。而这些讨论均不以“建言献策”为目的。这就是治理术这一概念的由来。福柯讨论了如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许多前辈学者的话语，指出了这一概念的细化与发展的过程。从治理者本身的道德自律，到如何经济地持家理财（这就是西文经济——economy 的原意），以及如何将此运用到国家治理的层面，等等。福柯认为，由于某种合理性（rationality）贯穿于这样的讨论中，这就很不同于中世纪及其之前的献言建策。而在那个时候如何遵从神的意志是主要内容。福柯援引前辈学者的观点，总结了在治理术意义上政府的三种类型，其一为仲裁型，其二为管理型，最后是治理型。治理型政府面对的是“公众”（mass）——密集和体积庞大的人口，这样的国家因应的是由安全机构控制的社会，它必须求助于工具性的持家知识（参见: Foucault 2000）。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治理术：政府通过一系列化约性的技巧和技术手段试图证明，它是民众福祉的保证。原先那种建立在乌托邦理想上的治国意识形态业已崩溃之后，“发展”成了维护体制合法性的手段。国家必须要让民众相信，它依然在为民众谋福利。所以，在当今的我国，“发展”实际上不仅是一种方略，而且是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产权不明、官商不分、法制不彰，“发展”于是可以为各色有关人士带来太多的寻租机会。加上官员考核体系强调所谓的“绩效”，“发展”几乎成为了地方官员政绩、利益诉求的代名词。正是由于我国的客观的制度性条件，“发展”依然嵌入当今治理术的图式结构（schema），从而成为各级政府的竞相追逐的目标。正因为以GDP为指标的考核体系建立在对“发展”的评估上，导致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追求数据，结果使资源、环境，以及与这些紧密相连的民生都不堪其负，“发展”日益为人们所诟病。于是，改头换面的“发展”出现了，这就是推动所谓的“城市化”。时至今日，诸如此类的宏伟计划已经无法让民众感到盼头，反倒是给民众带来更多的隐忧和危机感。公众担忧生活的环境是否因此而遭致进一步破坏，公民的权利是否在此过程中不断地被践踏和剥夺，等等。
公众对公权力失去信任必然导致对与公权力有关的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公权力失信于民往往是从关系到人们每日生活的内容上开始的。一般民众不太关心政治，但是，当每日生活的必需品之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政治变成为了人们发泄不满的出气筒。正如俞可平所说的，在国内原先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也被政治化的原因。转基因的问题也是如此。原先这完全是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但一旦它被官方所认可与支持，一旦有官员和代表体制的所谓专家学者卷入宣传推广的过程，它很快就会被怀疑甚或质疑。有些人认为，政府为了“发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才会无视可能潜在的安全隐忧而推行转基因作物。存在多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可以因此而进一步发酵。事实也确乎如此，国内反转话语里就不乏重提食品安全者。此外，公众最讨厌还有那种以公权力说话的口吻。前些天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种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摆第六位“不光彩”，动辄上升到国家脸面的高度。[5] 其实，越是官腔越是让公众觉得不放心。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吊诡就是，经常是政府越是热衷的东西，越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反转基因宣传在国内颇有市场，这种宣传虽然经常有失偏颇，但由于公权力失信于民，民众反倒容易听信反转基因宣传。
信任是为抵消风险而存在的。我们对某些人和事失去信任意味着不被信任者无法与我们一起面对风险，或者其本身也构成某种风险。如果风险社会的公权力缺乏公信力，给人以无助之感，那就必定犬儒主义盛行。这就意味着，许多人会从反面来理解公权力的作为。如果公权力信誓旦旦，人们就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定它是否值得信赖。一个长期以来自由思想受到束缚而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是滋生“阴谋论”的温床，犬儒主义在这样的社会里大有发酵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公权力的种种宣传经常遭到冷嘲热讽，而这种夹杂着阴谋论的冷嘲热讽往往将公权力营造成撒谎成性的卡通形象。换句话说，极端的例子就是认为公权力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因此，公权力往往会被嘲弄为口吐莲花推销下等货色的经销商。所以，我同意这样的主张，政府不可随意参与推动、宣传社会上尚未达成共识的方案或者其他东西。对转基因产品是否有潜在风险未有共识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供公众自己去选择。
公权力丧失公信力自然与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改革开放虽然成果巨大，但却也在许多方面差强人意，甚至产生悲剧性的后果。而政府公司化运作一味追求绩效的GDP综合症，导致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化。前者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公平成为一种期盼；后者则是足以保证健康生存的外在自然条件几乎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土地财政的兴起，腐败几乎无法遏制，原先业已盘根错节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迅速结构化，而社会阶层也因此固化，对于当今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每况愈下，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在各种反弹的激流中，对极左的怀旧颇为引人注目，他们说不上人数众多却也声势不小。有意思的是，这部分人士居然也在反转基因阵营中十分活跃。他们反转基因的动力显然并非转基因问题本身，在笔者看来，反转基因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诉求在当下的条件下无法实现、不受欢迎，而成为他们议程的构成部分。因此，反转基因实际上有着“反抗”(resistance)的意涵。它通过一种“阴谋论”的话语链条来隐晦地带出他们的真实的政治诉求。
失信与阴谋论
最近，转基因问题由于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争论变得更为人所关注。 据说崔永元在今年的两会上提的议案直接挑战农业部，把农业部视为允许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商业化种植的罪魁。崔方之争直接起因是关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危害健康与环境的问题，这也是转基因食物与作物一般争议的焦点所在，但非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崔永元将转基因问题与农业部直接挂上，并在其所求中表达了某些中国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的，对公权力和体制的不满，这就使其诉求有了俞可平所批评的“政治化”的问题。俞关于“政治化”的问题固然有理，但是，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什么都易于被“政治化”，不啻说明代表政治的公权力已然失信于民。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许多人士反转基因是因为有助于反抗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全球性操演。例如，最近一些对中国大豆产业衰弱的研究都有这样的取向。笔者认为，就具体的大豆产业在中国的命运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有关方面深思。这些研究中多有将转基因大豆作为证据来说明跨国资本对不同国家小农的冲击。由于冲击中国大豆产业的原因正是进口大量价格低廉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乃至转基因作物也遭受激烈批评。但所用对转基因大豆或者其他转基因作物进行抨击的具体材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资料在使用时在同一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的资料往往被排除掉。换句话说，在这些研究当中，在同样的问题上，用来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种植有害的证据，完全可以找到反例。[6]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弊端，以及某些可以确信是决策上的失误所带来负面性后果的累积，我们的社会滋生了诸多的问题，公权力在民众中全面失信说明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而社会公平则成为社会治理的焦点。正因为如此，有些在政治上对现政府方针主张有着全然不同意见的人士，通过对极左时代的怀旧来抒发他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不存在着社会公平的问题，把那个时代想像成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这部分人里面，有不少自然是那个时代的过来者，对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些对“文革”充满怀旧与赞美的文字了解到。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可能因为风险社会充满了“社会结构性紧张”（竹立家 2014），而引起心理上的不安，使人很容易失去自我地在一些原先就有所偏好的思潮中寻求慰藉。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这部分人当中，有些是在自己的信仰或者意识形态偏好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而产生极度失望的情绪，激进的极左言论对这样的群体最有吸引力，于是成为该群体中的一员。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中国社会，单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和一般人的反应来看，反转基因的宣传似乎更多地得到一般人的支持，尽管大部分人并不太理解转基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会因此而在日常的食品选购中多加注意或者质疑商场。但只要反转基因活动分子强调转基因食物有毒、致癌，就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共鸣。显然，近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大量曝光，已经使人们感到食品乃至于整个食品行业都充满了风险。 如果人们认为每日离不开的东西都充满风险，那么我们只能用“风险社会”来描绘这样的社会。有学者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社会出现了包括“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结构”，以及“价值结构”等四方面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进入了风险社会（竹立家 2014）。这几个结构性紧张基本上都涉及到信任的问题。对有关文化结构紧张分析说明，信任问题至关重大。因为中国正在全面地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但是陌生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却还没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社会危机向个人心理危机转移（同上揭文）。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2011) 体现了乡土社会特质，人们很难相信自己圈外的人，是为福山所言的“低信任度”社会（Fukuyama 1995: 69-82）。我们可以将低信任度理解为所有前现代社会都有的普遍现象。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固有的“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受到了挑战。强调个人与神直接沟通的新教社会看来较好地面对了这种挑战。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低信任唯有通过建立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方能克服。然而，迄今为止，这套信任体系在我国社会还没建立起来，各种原因自不待言。然而，吊诡的是，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的许多民众，一方面对与自己无亲无缘的圈外人缺乏信任，一方面却很容易听信“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来自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如宗教或者“科学”。这说明中国社会尚保留有费孝通所言之乡土文盲社会之余绪。竹立家认为“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的愚昧程度”道理就在这里。但在今天，由于公权力的公信力逐渐失灵，老百姓日常生活里所听信的“权威”顿时鱼龙混杂。 而自从现代教育之门在中国打开之后，通过行政权威的传导，“科学”已经耳熟能详，凡“科学话语”都能博得不少人的同情和信赖。尤其当这样的话语挂在那些那些声称以民众的利益为诉求者的嘴上时。而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与事实，致使那些关于转基因食品必然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甚至可以致癌，乃至于殃及子孙后代的“科学话语”，特别能够引起一般民众的关注和接受。所以，笔者以为，众多民众惧怕转基因根本原因是信任的问题。换言之，失信与缺乏信任感可以使人们的风险感增加，为了抵消这种感觉也就很容易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权威性话语”。
转基因问题的政治化还另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猎巫”（witch-hunt）的现象，该现象与阴谋论的营构相互交织。“猎巫”原来指的是伴有某种精神上或者道德上（moral）的恐慌(panic)或者大众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而寻找女巫，相信她们是导致不安和恐慌的原因。被捕获的女巫通常都被烧死。“猎巫”在中世纪欧洲时常发生，是为当时国家和教会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之一。今天，“猎巫”已经成为一种隐喻，指涉寻找或者指控任何想像中的敌人的行动。无论这类行动来自政府或者因为公众舆论而引起。通过“猎巫”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听到，反转基因运动中有一种堪称阴谋论的噪音。这一阴谋论首先自然是强调转基因的“危害性”，并且将这种“危害性”提高到足以亡国灭种的高度；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演就有了第二步，即：宣称转基因作物及其在中国的商业性种植，是某种势力为了让中国人重新戴上“病夫“帽子，最终令中国人亡国灭种的阴谋。有关转基因的阴谋论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但是，在指认谁在策划阴谋的问题上，中国的阴谋论者则显得更为强意识形态化和完全被冷战思维所左右。美国，当然就是这些反转人士“猎取”的“巫者”。而农业部门的一些专家以及行政官员，由于倡导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也被视为迎合有着让中国亡国灭种的美国以牟利的卖国贼。以下一段博文是为典型。该作者认为，农业部门鼓励种植转基因作物是为了使转基因
尽快地食品化，在它们自己和被它们绑架的各个中央部委大吃特吃绝对安全、非转基因的绿色、有机、特供食品的同时，强迫全国13亿多人民群众天天吃在国外主要用作猪等动物饲料的“致畸致残、致病致死、断子绝孙、亡国灭种”的慢性巨毒品转基因食品！可见，它们大搞转基因技术研究、大肆贩卖转基因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破坏、危害、摧毁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生物战略安全，最终达到配合美国和共济会用转基因生物武器灭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7]
除了美国和农业部门成为靶子之外，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被视为敌人。如茅于轼。在同一篇文字里，作者把茅于轼称为“极右、汉奸、卖国贼、美国和共济会的走狗、打手”，并引了一段据说是茅于轼的话（但却没有任何出处），来证明茅于轼深谙转基因阴谋的个中三昧，明知道转基因作物使人“断子绝孙”的危害性，还主张用转基因食物来压制人口增长，优胜劣汰，鼓吹在后发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让穷人食用转基因食品，使其生育能力丧失，从而把地球上集中在诸如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多余人口大量淘汰，等等。茅于轼是否真的如此丧心病狂与本文无关。但是，如此“猎巫”式的阴谋论在反转群体里却颇为活跃。
有的反转人士则以略为理性的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观点，但矛头指向也是农业部门及其官员。两会期间，农业部官员在答记者问是表达对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种植的态度。人民网遂有题为“两会舆情日报：转基因的‘国家态度’引热议”的报道。有人就此批评道：
农业部官员和人民日报媒体的言行，说明的是他们搞明目张胆的公权私用，是他们试图为发财而把国家当作他们的实验室、把人民当作他们搞实验的白老鼠，整个就是为极少数人的金钱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和侵犯人民权益。他们的言行能多年猖獗，反映的是中国的国家管理已经堕落到十分愚昧落后和足够严重腐败的程度。[8]
上引文字说明，转基因甚至可以成为腐败的罪证。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在获得真正的、可以定罪的证据之前，诛心之论都有阴谋论的色彩。但上述指责同样说明，失去了公信力的公权力如何地令人不堪。 反转基因也成了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台。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现行体制已然背弃原有意识形态。去年底部分反转基因运动的活动家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所谓“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学习马列毛经验交流会暨第二届国际毛泽东学年会论坛”。这场纪念会不啻为向转基因阴谋宣战的誓师会。该会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已处于‘美国毁华转基因战争’战时状态，尽快制止转基因食品非法泛滥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最低底线和我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呼吁不分左中右一致对外，全民反击美国毁华转基因战争”。[9]
与上面所引的文字类似，大量的反转基因运动的文字又如檄文，燃烧着民族主义激情，缺乏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有学者认为，反转基因运动泛政治化的重要转折点是2008年乌有之乡网站介入开始的。的确，许多反转斗士这一网站的写手。乌有之乡是为草根性质的激进左翼网站。在被取缔之前上面经常发表观点不尽一致、内容庞杂的文章。虽然许多文章未必政治观点一致，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主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的严厉反思，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冷战式分析”乌有之乡的写手普遍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附庸的一系列阴谋，并且在统治阶层内部早已扶植了代理人；如果政治路线不回到毛泽东时代，则中国的覆亡不可避免”。[10] 作为网站，乌有之乡虽然不复存在，但其精神犹在，其写手依然十分活跃。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之情依然游走于这些写手的字里行间。作为一种声音存在于中国的公共空间，乌有之乡有其意义，因为这个国家需要鼓励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表达的是这么一种期待——对这个社会只能有一种声音的期待。事实上，正如本文开篇之首所指出的那样，转基因问题之所以政治化，根本原因乃在于公权力失信于民。在此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无论阴谋论或者穿插其间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其实都可以被考虑为司各特意义上的“每日抗争”。
结语
转基因商业性种植或者转基因作物的扩散借助了全球化之力。而反转基因运动也借助全球化在世界各地蔓延。与其他有着反转运动的国家有所不同，我国社会反转基因的问题，是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亦即所谓的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及腐败盛行是重要原因。政治化的反转基因表现为强烈的阴谋论与猎巫取向，举凡有关当局、现行政策、转基因种植的研究者与支持者，以及美国政府和某些跨国的种子公司、垄断企业均为反转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因此，有着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司各特著名的关于“每日抗争”的概念来加以理解。换言之，我们的社会公正，公权力言必信行必果，反转基因问题未必会如此地政治化。所以，中国的反转运动其实是“顾左右而言他”，有着超出有关问题或者有关事实本身的其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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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希渝：“国内外反转基因运动概述”（http://bbs.tianya.cn/post-256-49084-1.shtml）。
[2] 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孟山都
[3] 参见：玛丽－莫尼克·罗宾（2013）。
[4] 转引自：“美转基因大豆、饲料玉米和棉花占九成全球农作物12%”（http://news.sinovision.net/politics/201402/00283613.htm)。
[5] “转基因种植排第六不光彩” 《新京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jujiaozhuanjiyin/content-5/detail_2014_02/25/34139399_0.shtml）。
[6] 有的研究报告指出转基因作物的增产和抗虫或减少杀虫剂、除草剂使用的两个优势都不存在（见严海蓉、陈义媛 等2014），但这在事实上很难说得通。如果没有这两个优势，还有谁愿意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去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怎么会比2012年多了1200万英亩？农民怎么会愿意种植转基因作物？《今日美国》援引北达科他州农民的话说明，选用转基因种子是农民经济的决定（出处见本文注3）。当然，这样的事实并不否认孟山都之类的种子公司成功的市场游说与宣传。
[7] 半解一知半解：“以食品化为唯一目的亡国灭种的转因技术研究必须坚决反对、彻底消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581460101jz2f.html）。
[8] 直言了：“国家不是实验室，人民不是白老鼠”（http://zhiyanle.blog.hexun.com/92016944_d.html）。
[9] 赵华：“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与转基因战争”（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4c4b440102f2ho.html）；类似观点又见（顾秀林，2012）
[10] 出处见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