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不是被想象与建构的

搜狐文化：您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华夏边缘》，在《华夏边缘》中您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人来说看不言自明，实则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呢？

王明珂：要回答什么是中国人，首先要明白“中国”的概念是什么。在不同时代，“中国人”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据我了解，在汉代，“中国人”指的是中原人，譬如南越人会称从中原来的人为“中国人”。以我在《华夏边缘》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来看，“中国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边缘才有中间，既然有住在中间的人，就必然会有在四边的人。多年前我在四川黑水地区做调查。黑水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有一条叫小黑水的沟，那里的人从前被认为是非常野蛮的“猼猓子”。在乌木树村，有位老人告诉我，乌木树人就是中间的人，他们左边也没有人，右边也没有人。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中国”的概念吗？其实“中国”概念是很普遍的，实际上就是族群中心主义，我们是住在中间的人，旁边那些都被认为是比较原始、低劣的族群。但随着中原之人与其边缘人群的接触，“中国人”的概念也一直在改变。华夏边缘的理论就是﹐要了解 “华夏” 我们可以从了解华夏心目中 “哪些人不是华夏” 来入手﹔“华夏边缘” 与 “华夏” 是相对存在的，两者必须合在一起来思考，我们才能理解由过去的华夏与华夏边缘﹐到今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及其意义。

搜狐文化：为什么我们要自称“炎黄子孙”呢？

王明珂：华夏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的。这是一个想象彼此有共同祖先的贵族集团﹐一个族群。我曾分析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黄帝”的论述，发现在最早的“五帝”说法中，黄帝并不突出，他只是众多祖先之一。可到了战国以后，慢慢地﹐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从战国末期到汉，他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成为唯一的英雄祖先，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我们所谓“黄帝子孙”的由来。那“炎黄子孙”这历史记忆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黄帝子孙”不同，多了一个炎帝。其实在汉代﹐华夏刚形成的时候，炎帝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高，贵冑家族都自称是黄帝子孙，很少有人愿意称自己是炎帝子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变化，北朝的鲜卑贵族，他们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在祖先源流上不愿攀附黄帝，而攀附黄帝的对手炎帝，自称为炎帝子孙。后来因为这些北族逐渐融入华夏，因而形成了“炎黄子孙”的说法，这说法蕴含着旧有的中原华夏跟北族融合的意味。

搜狐文化：很多欧美学者以及当代中国学者都认为，“民族”与“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被想象与被建构的人群概念，您说您无法接受“民族近代建构论”，为什么？这与你《华夏边缘》一书的副标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有何关联？

王明珂：我觉得 “民族近代建构论” 这种想法，是把民族作为一个非常狭窄的概念，而没有把它放到整个人类的族群现象里去观察。把所有的当代社会政治现实都视为近代产物﹐而用它们来定义民族、民族国家，那当然﹐它们都成为近代的建构物。事实上，民族是人类族群的一种﹐人类的族群现象非常早就出现了。族群是一些人靠着共同的祖先血缘记忆来凝聚，以此来维护及扩张共同利益，并排除他者。然而﹐为了维护及扩张共同利益﹐光有族群情感是不够的﹐因此一族群经常有其附身其中的政治社会组织﹐以遂行其目的。拿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古代华夏来说，即使他们有共同利益关系，有共同的血缘记忆，但仍然需要一个政治社会结构来实现其目的。这就是为何在春秋战国后﹐有秦汉帝国的出现﹔秦汉帝国是遂行华夏维护及扩张其利益的政治体。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当时是 “会盟”﹐ 但诸国间的 “会盟” 只是一个很松散的政治结构﹐那只是个过渡，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因此秦汉帝国便是一个族群认同和一个政治组织结合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也是一样，一个民族认同和一个国家组织结合在一起。民族国家并不十分新颖﹔在中国﹐它 “新” 的一面是﹐民族成员指的是民族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但古代华夏指的只是统治阶层。

我们还是以黄帝子孙为例。谁是黄帝子孙？原来在汉代或者更早的时候，或者在战国的时，黄帝子孙只是那些统治阶层。譬如，魏晋时人称巴蜀人是黄帝子孙的时候，他们只说巴蜀古帝王是黄帝子孙﹔只要他们是黄帝子孙，那巴蜀就是华夏统治之域，域中之人便是华夏了。但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越来越多的大家族可以宣称自己是黄帝子孙。到了明清时，通过各种家族谱系，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下层家族都能攀上黄帝子孙。所以在历史上﹐黄帝子孙这一 “族群”﹐有一由社会上层逐渐往社会中下层扩张的趋势。在民族概念下﹐现代黄帝子孙所指的不是一个个家族，而是每一个人。这是夹在民族概念里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其实我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全球性变化，中国的 “黄帝子孙” 认同群体会不会演变为以个人为单位的民族？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可能，因为整个趋势是这样的。

搜狐文化：您在《华夏边缘》的序言中提到“民族国家”是以构建民族历史，让民族成员产生一体之同胞的情感，这种民族历史能够成功地动员人民为民族国家效力甚至牺牲，但也常常造成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您可否就此问题举些例子来谈一谈？

王明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韩学者以及民众间对 “历史” 的争议。在历史学界﹐大家都知道﹐中韩间有一些历史问题是不方便谈论的。比如 “箕子王朝鲜”﹐商末时一个殷商王子逃到朝鲜去﹐成为开化朝鲜人的英雄祖先――这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便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我注意到韩国的历史学家，尤其在写大韩民族史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箕子问题。他们有两种策略，一是认为箕子故事是一个神话，并非真实存在的，这样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掉了；第二个解释就比较麻烦，他们认为箕子原本就是韩国人，他所奔的朝鲜在今吉林省东部，如此这一带便成了韩国的故土。如果主张这样的历史，当然会跟中国的历史学家有冲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历史上的 “苗族” 应包括所有中南半岛上的各民族﹔有些泰国学者认为﹐古代泰族往北分布到长江。如果各个国家都这样去想象历史的话，那当然是要起冲突的。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王明珂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