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边缘来研究中华民族

搜狐文化：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从华夏的边缘来探讨“中国人”这样一个概念的呢？

王明珂：当然是我受到一些族群理论的启发，但我不完全依赖那些。在我的著作里，比如最早的《华夏边缘》，有受到费德瑞克•巴斯( Fredrick Barth)所编《族群与其边界》一书里的族群边缘概念的影响。但后来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羌族那边做田野，从中了解一些人类族群现象与历史记忆，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华夏的 “历史” 与族群认同。所以其实是自己一步步摸索过来，并不是完全套用西方理论。

搜狐文化：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谈到治学的路径时，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都会先选择一个小问题，从一个小切口进入。那么我好奇的就是，《华夏边缘》应该是您最早的一本学术著作，为什么您一上来就做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而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找一个小切口进入？

王明珂：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我提出一些大的族群理论与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反思，去讨论什么是中国人及相关 “历史”，从它的边缘（谁不是中国人）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我以此建构一个关于古 “华夏” 到今日 “中国人” 的大研究图像。在这之后﹐这图像可以接受批评﹑修正。譬如﹐这本书前几章讲到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北方人类生态变化﹐华夏形成的一重要背景﹔从事特定地区﹑主题的考古学者可能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只是将片断的考古材料拼凑成一个不全﹑模糊的问题图像，大家可以慢慢去补充﹑修正﹐如此这图像可以渐渐清晰﹑完整。

虽然如此﹐在《华夏边缘》中我还是会用一些细小的、实际的例子﹐来介绍及讨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的确﹐我走的是不同的学术路径。我在《华夏边缘》中提出一些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之历史图像。然后﹐才在羌族研究田野中去验证及修正它们﹐以此完成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便涉及许多微观的田野与文献研究。接着我以所获重新思考及研究 “华夏边缘”﹐成果就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

搜狐文化：记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您提到说最近这几年的研究已经从中国西南转到了中韩交界的满洲地区，我想知道您为何想要做出这样一个转向呢？

王明珂：说实在的，还不敢说是转向，因为才刚开始呢。以前我做过的关于东北的研究不多，包括《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箕子王朝鲜历史记忆，以及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关于鲜卑部落联盟之人类生态等等。我对东北或满洲之研究兴趣﹐主要是希望在相关主题上推动一种 “反思性历史研究”﹐建立一种大家（如中韩日学者）可接受的历史知识。这些主题涉及中国近现代史﹐我的能力远远不及于此﹐只能借着与其他学者的合作。

搜狐文化：您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它和您做学问的风格有何关联？

王明珂：那要从羌族的一个民间传说谈起。据说他们每个寨子里都有一两个女人是毒药猫，那是一种有魔性的女人，她有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动物的毛，到晚上的时候，她把那袋子拿出来，摸到什么动物的毛，她就变成什么动物﹐出去把人给害死。我研究这些毒药猫故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发现这是在封闭的村寨人群认同下，人们对外界的恐惧以及内部矛盾的一种解决之道――找一个跟外界有联系的人，这人不是内人也不是外人，拿她作代罪羔羊，把一切的过错都放到她身上。西方学界有 “代罪羔羊理论” 可解释此现象。我提出的 “毒药猫理论” 是对 “代罪羔羊理论” 的补充。代罪羔羊理论﹐认为成为代罪羔羊者是完全无辜的，没有能力的，是被迫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被怪罪者并非完全无辜﹐他们也有能力反击﹐因为你把他当作外人迫害他，如果有机会他（她）们也很乐意反击。总之，毒药猫代表一种破坏社会边界的边缘人。在学术上，我自认为是在历史学﹑人类学的学科边缘。自称毒药猫，一是开玩笑，二也是故意吓人﹔因我的研究跨越多种学科边界，我也可能成为令人讨厌的边界破坏者﹐因此我以此告诫那些主流学术边界的维护者﹐别惹我，我是有反击能力的。我有时候也会用另外一个比喻，说自己是武装走私者，把学问从一个学科跨越边界带入另一学科中的走私者。这是自我警惕﹕要当走私者﹐就必须有相当武装﹐也就是要努力学习各学科知识。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王明珂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