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在中国
【摘 要】旅游业急速发展的现实充当了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旅游人类学在国外四十多年的成长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中国旅游人类学在这双重合力的推动下，学术活动频繁、专业刊物搭建平台、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在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真实性理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显著。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既需要深入发掘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优势，也还要扎根中国现实。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真实性；社区参与
【作者简介】孙九霞，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旅游人类学在国外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成长，其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无疑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良好基础和借鉴。中国旅游人类学在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和国外旅游人类学先期成果的双重合力的推动下，也开始有了较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了旅游研究领域，人类学和社会学者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群体，对促进旅游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近年来，有的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进行反思，认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存在着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科研成果不多等问题。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无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远不能与西方相比。”[1]本文的出发点在于全面分析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的二十年，总结成效、提出问题并展望未来，以期对后来的研究有所助益。鉴于旅游并非是哪个学科的专属领地，其所涉及的领域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故在本文的综述中，旅游人类学研究既指人类学学者所作的旅游方面的研究，也包含其他领域(尤其是旅游学)的学者所进行的具有人类学研究内容、方法和理论特色的研究。
一、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几乎沿着同样的历史脉络演进。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中国人类学者大多忙于人类学的重建，几乎没有关注到旅游领域。因此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初期，旅游业发展现实比人类学本身所起的作用要更大。由此导致中国旅游人类学起步相对较晚。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学科对旅游研究的关注也更多一些。旅游人类学的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
1.学术会议推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交流
199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昆明召开的“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当时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多位人类学家和旅游学方面的学者参加，会后出版由杨慧、陈志明、张展鸿等主编的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其中收录的24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界对旅游研究的介入及与国际的对话，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此后，在中国召开的其他许多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旅游学等学科的学术会议中，也开始出现了旅游人类学的研讨议题。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纪念中国人类学百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2002年以来由广西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多家单位发起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所举行的多次学术活动中，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经常出现。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02年5月，南宁)中不少学者关注民族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并开始研究旅游开发和规划中的社区参与问题。[2]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04年5月，银川)的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学者们对生态重建的问题极为关注，既讨论了某些发展项目中的生态保护问题，还对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及旅游业对民族地区乡村都市化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年10月，武汉)以“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为主题，不少学者对乡土中国的旅游发展手段和旅游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将“人类学与旅游休闲”确定为主题之一，围绕旅游人类学所展开的讨论深度也有了明显增加，如彭兆荣、张敦福分别作了题为《现代旅游中家园遗产的生态链——广西秀水村旅游开发潜在的危机》、《当游玩变成一种消费机器——中国社会形式变迁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报告；其他学者也在相关方面进行了发言，如明跃玲的《文化重构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以湘西民族旅游文化为例》、阿拉坦宝力格的《祭祀游艺的人类学研究——以蒙古族祭敖包为例》、谭卫华的《权力：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以湘西德夯苗族民俗村为例》等等。这些研讨为推进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很有裨益。
当前，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学术会议中的旅游人类学成分有加大的趋势。2006年11月24～26日，在中山大学举行了“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迎接2008年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代表约五百多人，堪称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一次盛会。大会所提供的23个参考议题中，有6个议题直接或间接与旅游发展有关，如“文化产业、旅游业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与人类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等，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也有很多是以此为主题的。大会设置“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两个小组着重研讨相关问题。依赖如此高级别的会议平台，国内外学者就旅游人类学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充分讨论，这将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旅游人类学也进入了旅游管理、人文地理等学科的学术会议的讨论范畴。其中，具有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学术活动是由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国际地理联合会旅游游憩运动专业委员会主办，由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承办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自1999年以来，举办了四届(分别为1999珠海、2001桂林、2003宜昌、2005西双版纳，并出版了《城市旅游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国家旅游规划与管理》、《事件旅游及旅游目的地建设管理》、《社区旅游与边境旅游》四本论文集)旅游前沿国际会议，共有一百多名境外旅游专家学者和近三百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在国内和国际旅游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深了中国和海外学者的相互了解，同时也推动了国内节庆旅游和社区旅游的研究。尤其是自第四届会议以来，旅游学者们对于旅游的人类学、社会学领域更加关注，重点围绕传统村落与社区旅游、主客关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城市社区旅游等主题进行探讨。第五届国际会议“遗产与旅游国际学术会议及旅游地理高级研讨班”于2007年7月在广州召开，其主题定位中的旅游人类学成分增多，含有“主人与客人”、“社区可持续遗产旅游”、“居住遗产：少数民族社区的旅游”、“保护与发展：对社区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等等，这些讨论内容与旅游人类学者的研究倾向几乎不谋而合。
华文学术圈的互动也逐渐增多，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与国内学者间学术交流也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999年的昆明会议就是云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合作的产物。2006年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柯群英主任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学术讨论会，但讨论的议题却极为深广。来自香港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学者就“旅游、认同与全球化”进行了研讨，主要内容包括精神旅游与宗教(柯群英)、旅游语境与文化沟通(王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管理(郭立新)、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反思(保继刚)、社区参与旅游活动类型对主客关系的影响(孙九霞)、印度的健康旅游(Nazrul)、旅游商品化(马晓京)等等。经过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学者们对旅游所带给景点和族群文化的商品化以及这种商品化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旅游引发的认同改变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2.学术刊物积极搭建研究平台
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学术刊物的积极推介，这为国外旅游人类学思想的引进及中国旅游业发展状况和研究成果的交流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方面，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刊物起了重要作用，如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重要刊物《民族研究》。该刊早在1996年第6期就发表了杨鹤书的《试论粤北民族旅游网络的兴建与第三产业的未来》。文章对广东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粤北民族地区旅游业及其丰富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虽然现在看来有些浅显，但这是传统人类学家吸取旅游研究的知识和成果所进行的分析，也属难能可贵。此后该刊对旅游人类学领域的关注几乎没有间断，至今已经发表了质量较高的旅游人类学文章8篇。最近更加重视介绍理论研究成果，2006年同时发表了2篇有见地的文章，分别为《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3]和《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4]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的重点刊物。《社会学研究》在刊发旅游人类学方面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其在1999年第6期推出的王宁的《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一文揭示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意义，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旅游是现代现象，因而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这是目前中国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界公认的高质量论文。
刊物对旅游研究推介的最新动向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2006年第2期发表了彭兆荣的《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并且，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研究中已发表了魏小安、[5]徐嵩龄[6]两篇关于中国“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的文章，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的旅游研究。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最重要的刊物开始向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研究敞开了大门。
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贡献也很大。《思想战线》自20世纪末以来专门辟有以旅游为主题的专栏，大量介绍国内旅游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因学校改名，刊名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人类学专栏”被教育部评为“名栏”，该栏目在2005年由彭兆荣主持了“旅游人类学”的主打栏目，刊发了来自国内外关于旅游民族志、乡村旅游、民族玩偶的伦理、旅游与传统文化保护等内容的6篇文章，这是国内刊物中第一次出现“旅游人类学”的栏目。另外，《广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刊物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旅游研究方面的文章。
《地理学报》为地理学的一级刊物。对旅游方面的研究本身并不多，即使有，也一般限于定量研究。而在2006年第4期，该刊物推出了保继刚、孙九霞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一文，这是该刊物中所出现的关于旅游定性研究的少有之作，这一方面反映了其新的办刊趋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旅游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旅游等其他学科的刊物对旅游人类学研究也进行了很多介绍。旅游研究方面的主要刊物《旅游学刊》经常不定期发表旅游人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在1996年和1997年先后推出了申葆嘉的系列文章——《国外旅游研究进展》，对国外旅游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评，重点讨论近几十年的研究情况，其中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等方面研究作了系统介绍。以及其后来推出的《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7]、《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8][9]等研究对系统介绍国外研究进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他刊物，如《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人文地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科学》、《经济地理》等也介绍了一些旅游人类学方面的研究。
为考察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2007年2月26日运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这一中国目前最大的学术成果交流平台检索了与旅游人类学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从数量上看，以“旅游人类学”为“篇名”的文章有38篇，以其为“关键词”的有84篇，以其为“主题”的有89篇；从时间分布来看，以其为“关键词”和“主题”的文章最早出现于1996年，以其为“篇名”的文章在2000年才开始出现，并且近几年的文章数量有激增的趋势。同时，笔者还以篇名“民族旅游”进行检索，得到559项结果。出现期间为1985～2007年，并且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0年以后7年间的成果有509篇，占了90%以上，而此前的15年时间里的成果只有50篇，占不到10%。这说明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关于旅游人类学方面的成果逐渐增多，并大有普遍发展之势。
3.设置相关专业，成立专门机构
全国不少高校在社会人类学和旅游管理等学科的基础上建立了旅游人类学的专业和方向，并开设相应的课程。国内较早进行旅游学方面的培养和训练的研究机构当属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中心不仅定期举办国际会议，为中国旅游研究与世界旅游研究的交流搭建平台，而且在推进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也走在前列。该中心在2001年所招收的旅游管理专业的博士生中，专门开辟“旅游人类学”方向，尽管没有明确注明，但考试科目之一即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2003年，该中心又第一次招收了旅游人类学的博士后。该中心近几年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人类学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指导教师均为保继刚教授)。这些研究成果的案例地一般都选取了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目前这些论文已经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2004年10月，国内专门化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机构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调研工作。
该中心2004年推出的《旅游人类学》是第一部集编译、译介、分析、独立见解为一体的著作。[10]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还为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了旅游人类学课程，并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专题研究课程。
近几年来，高校中招收“旅游人类学”方向博士生、硕士生的趋势开始增加。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早在2004年就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生，2006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他各类院校也开始招收旅游人类学方向的硕士生，如桂林工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06)、贵州大学民族学专业(2007)、广西师范大学人类学专业(2007)、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2007)、广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2007，旅游人类学与区域旅游文化方向)，等等。但旅游人类学课程所用的教材以译介著作为主，纯粹由中国学者完成的著述几乎还未出现。
4.各类基金和项目的资助力度加大
国家社科基金自1996年以来开始资助民族学学科在旅游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云南大学旅游系田卫民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进入21世纪后逐渐加大了资助力度。2004年，“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少数民族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保护和人的发展政策研究”两个项目进入当年的“重点项目”，占了民族学重点项目的三分之二，这足以体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层面对旅游社会文化变迁和文化保护的重视。2005年的资助力度不仅有所增加，而且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得以在“社会学”学科中立项。2004年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始设立“西部基金”，其中对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民族旅游等领域的资助非常广泛。这充分体现了西部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开始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和政府倾斜支持。在200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还有一项“明清旅游活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陈建勤，上海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多方面的资助将使旅游人类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旅游人类学的应用特点也日益突出。目前在政府的旅游政策研究、在企业的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在政府和企业的旅游开发工作等横向项目领域，旅游学者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的咨询作用越来越重要。旅游人类学的理念也开始进入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规划项目中，使应用研究获得长足进展。
二、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
旅游人类学自进入中国，并经由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发轫于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多项进展。
1.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广泛译介
中国旅游人类学起点低，起步晚，发展初期的理论推介大有裨益。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介绍国外“旅游是一种表演艺术”、[11]“‘原始赝品’、‘旅游艺术’和真实性的观念”[12]等关于旅游本质的观点。还有的学者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并指出这两种学科有着许多共同的研究问题，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又各有特点。对于国外影响较大的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著作的翻译工作，[13、14、15]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评介，[16、17、18]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旅游人类学具有借鉴意义。有的研究对于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立场进行追溯，并提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哲学根基。[19]旅游人类学理论探讨开始初步展开，[20、21]并将西方有关的理论应用到中国的旅游实践中去，如运用人类学的理论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22]纵观近四十年来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发展方向是方法越来越缜密、理论越来越深化。
所发表的对西方旅游人类学著作进行评述的论著，评价中不仅停留于翻译和介绍国外成果，而且渗透了不少中国学者的独立观点，这表明中国旅游人类学开始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本土化的基础。同时，因为学科发展阶段与西方无法对接，致使中国旅游人类学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也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首先，虽西方重要的旅游人类学成果基本得以介绍，但也还有不少经典著作依然处于单纯的西文状态下，中国的更多学者无法看到。其次，最新的成果虽有所译介(如夏赞才在《旅游学刊》2005年第3期上介绍了V·史密斯和M·布伦特合编的《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第三版在国外的出版信息，但中译本却无法尽快与中国学者见面)，但国外的最新理论无法相对同步出现于中文刊物之中。
2.在对旅游经济作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积极研究经济影响
由于旅游发展的现实意义，致使中国学者最早关注的是旅游的经济影响。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发端期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认为旅游是高经济效益的消费活动，在增加外汇收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社会劳动就业，促进有关行业发展方面，有着催化作用，应该积极开发民族旅游商品。[23]黄惠焜先生还呼吁学者应该调整视角，让文化人类学介入旅游资源的开发。[24]自20世纪末期，尤其进入21世纪初以来，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关注度日渐增强。
中国学术界广泛注意到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将其看做是民族地区走出贫困的有效途径。在这种乐观的态度之中也有些许隐忧，他们对传统文化所经受的冲击担心，于是发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呼声，并提出开发方式，主张在“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因此，积极研究饮食价值的旅游开发、[25]生态旅游开发、[26、27]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28、29、30、31]文化的产业化、[32]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用、[33、34]民俗的传承创新与开发；[35]边疆城市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36]民族服饰资源的开发、[37]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38、39]旅游扶贫[40、41、42]等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大量现实问题。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可归纳为供给方面的研究、需求方面的研究和旅游影响研究等三个方向。其中供给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可进一步划分为资源开发、产品(线路)设计、旅游商品等三方面内容。[43]旅游使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结构、消费结构、性别意识、思想观念等发生了许多变化。[44]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文化是为经济服务的，保护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因而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服务是国内旅游研究的主要特征，这也是旅游人类学的功能性体现。
3.研究领域得到极大拓展
旅游人类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进展，在此着重介绍社会文化影响、文化“真实性”理论与商品化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
(1)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迅速。1984年就出现了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研究的论文，作者从直感上判断“旅游对社会文化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45]随后对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似乎被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关注所掩盖。但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则有了更加专门和深入的分析。首先，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探讨旅游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旅游对目的地居民语言的影响、[46]旅游与地方知识的关系、[47]旅游对民族节日的影响、[48、49]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多元化、[50、51、52]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53]旅游商业化，[54、55]等等。其次，在对重点案例进行解剖的基础上，还原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真实状态。这集中反映在目前的硕士、博士论文研究上：有的论文以云南纳西族自治县的纳西文化为例，分析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的关系；[56]有的论文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北京胡同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57]有的论文在介绍了旅游对大理洋人街的社会影响后，认为东道主社会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关键因素是这个民族内部对文化动力或地方文化的融合力；[58]有的研究分析了旅游与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联；[59]有的论文从跨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旅游所带来的主客互动。[60]关于旅游影响方面，有的研究并不囿于西方学者有益/有害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认为旅游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有利与不利影响的旅游效应的两面性是一种本质属性，[61]必须给予正确的认识，以利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良性发展。
对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还上升到对旅游与现代性、民族意识等多方面的讨论。由于“国家权力与民族意识的冲突依然存在，均分旅游权益仍然是当地居民的利害所在”，[62]并且“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单纯的民族日趋复杂并具有多重的表述意义。”[63]有的研究在对香港旅游业进行分析的基础出将西方完备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上，认为权力关系、民族认同、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变迁之间存在逻辑关联。[64]在认同方面，有的研究者把民族旅游工艺品看成是一种“物态化”的民族文化，认为它背后蕴涵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认同。[65]并且，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结果。[66]对于日渐升温的乡村旅游，有的学者提出“乡村旅游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较量”。[67]有的研究将墨顿所提出的“社会学好恶交织”应用到对整个现代性生存条件的解释，认为“旅游则是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正如对‘离轨’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正常’现象的理解一样，对旅游(即对正常社会’的超脱行为)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正常社会’的了解”。[68]这进一步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提到了旅游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高度。
(2)拓展了文化“真实性”与“商品化”研究。由于旅游导致了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的改变和再创造、在旅游交易中艺术形式发生转变等原因，“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交往中形成了民族的‘刻板印象’”。[69]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中的文化“真实性”问题。真实性的原文为“Authenticity”，也译作“原真性”或“本真性”。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最早始于王宁在《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发表的《再论旅游体验中的真实性》(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文中主要从游客的视角、针对游客的体验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真实观和存在主义真实观，认为不管旅游地是否真实，游客都有可能感觉到真实。[70]该研究直接把中国学者对“真实性”的思考纳入到世界学术交流平台中，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对于西方“真实性”理论的介绍开始增多，[71、72、73]在此之前，只有个别译文出现。[74]随后，关于旅游与文化的“真实性”的具体讨论不断出现，如研究歌舞旅游产品的真实性、[75]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76]温泉旅游的真实性[77]等。有的研究对世界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所面临的村民建房集体行动、民居造新状况等民居变迁活动，提出“正是游客对真实性的感受及其对这种感受的需求，给旅游地施予了压力”。[78]
对于文化商品化和文化真实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更加广泛。与早期国内外学者对商业化持剧烈的批评态度有所不同，最近的中国研究者一般认为旅游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及商品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认为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可以和谐统一，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民俗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79]不少学者从分析旅游工艺品入手，认为旅游的商品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80、81、82]而非导致真实性的丧失。并指出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也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发展，并完成其自身的过渡与转型。[83]
总之，对于“真实性”研究的深入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国外理论的应用；另一方面体现在真实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马康纳(MacCannell)“舞台真实”理论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有的研究提出“舞台真实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等于原生文化本身，它通过艺术的加工提炼使原生文化显得更加真实”；[84]有的研究还同时运用中国丽江、美国印第安人的案例和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提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希望通过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85]在理论发展方面，也有了突破。如有的学者尝试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86]这样的解析拓展了旅游中的文化“真实性”研究的国际对话空间。
(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有所突破。社区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地，对这方面的研究反映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途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社区既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功能，又是可以把握的实体，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87]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88]在生态旅游研究中，总结和介绍国外许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和例证，[89]认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
在理论分析方面，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90]在多理论探索和多学科渗透研究原则的指导下，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机制以及社区参与的公平分配等问题提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91]还有的研究认为社区参与需要在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三个方面得到加强。[92]在实践中，中国的社区参与远未实现，不仅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93]居民参与交往是以参与旅游地的发展决策和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两方面得以实现为基础的，当地居民只有在享受到旅游发展给其带来的利益的前提下，才有主动与旅游者交往的动机。[94]在大部分研究出于关注旅游业才重视社区时，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区发展，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明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进行了深度案例分析的基础上，[95、96、97]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与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98]并提出中国社区参与的模式建构。[99]这种从实证到理论提升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旅游人类学在社区参与方面的理论突破。
三、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评价与展望
中国旅游人类学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在借鉴国外旅游人类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无论在学科发展还是在研究进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20年的发展，需要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在归纳总结学科发展和研究进展总体状况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展望未来，会有所裨益。
1.存在问题
(1)外来借鉴不够：对国外研究成果消化不良。有的学者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不习惯阅读原文，即使对翻译文稿也不能仔细阅读和反复对照。往往习惯于借助于个别的译介盲目生发自己的观点，如有的论文把译介性的综述作为译介者的独立贡献，模糊了成果的源头，失去了与国外研究对话和启迪后来研究者的作用。还有的研究在介绍“舞台真实”理论时，用“truthfulness”来代替“真实性”的专用术语“authenticity”。在有关的翻译著作中因缺少旅游专业背景的译者，使得许多专业词汇的翻译不准确。个别的译著在出版后甚至遗漏了原文中所有的参考文献，使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如《旅游人类学》一书，原文中的所有参考文献全部未出现，这使中文读者对Nash这本综述国外研究的著作无从寻找文献来源。建议若有机会再版，作者和出版社一定予以补齐)。这进一步导致了研究中的自说自话，不能很好地展开与国际对话。
(2)本土创造不足：原创性成果少。由于学科发展起步晚，学术研究缺乏规范，单纯依赖经验和材料，注重短期行为。这导致重复劳动多，有价值的研究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原创性成果少。国外大学在课程设置中很少直接用“旅游人类学”的名称，多以具体的研究主题设置课程，如“作为现代朝觐活动的旅游”、“亚洲的旅游与文化”、“旅游与文学”、“旅游对家庭、外来者和当地居民的影响”、“云南的民族文化旅游”、“旅游与人类学”等；在著作出版这方面也没有这个学界如此急切，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他们单纯以“旅游人类学”冠名的著作也只有那么两本，其中最著名、经过三版的一本还是论文集。他们更追求扎实的研究，而不是急于发表和所谓的“出成果”。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急功近利倾向则很明显，动辄冠以“旅游人类学”的名称，似乎在抢占领地。研究中的重复引用、重复使用、重叠运用则很常见，这一方面导致重复劳动多，另一方面降低了研究的意义。有的学者在对相关研究还不太熟悉的情况下，便忙着写综述，并且不同的人重复综述，如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综述[周慧颖、吴建华：《国内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旅游学刊》，2006年第6期；潘秋玲、李文生：《中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郭伟、陆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综述》，《燕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王璐璐：《国内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综述》，《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刘迎华、朱竑：《中国旅游业综合影响研究综述》，《思想战线》2004第6期；王子新：《旅游影响研究进展》，《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谢婷：《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5期；李经龙：《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年第6期等等]，但如此多的综述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许多研究旅游影响的文章依然在重复综述着。缺乏真正从中国旅游发展现实、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3)专业训练缺乏：对人类学的背景知识积累不足。目前旅游人类学研究多学科介入，呈现科际融合的特征。但这也导致许多研究者不了解人类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发展背景和方法论特点。许多所谓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来源，要么是第二手的、要么是粗浅的考察所得，要么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习惯于拿着自行设计的问卷，让人填充；一行人，用几天的时间走访一气，把考察到的材料整合到自己预设的观念中。这不仅淡化甚至扭曲了人类学调查的特色，也容易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来。形成这种局面与大多数人类学者(尤其是主流学者)，未曾关注旅游人类学领域有关。
(4)广度深度有限：研究领域不够广泛。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存在滞后性，包括：学科发展相对于现实的滞后；中国相对于国外的滞后。这使得我们的研究领域大多侧重于目的地社会，忽视对客源社会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于旅游影响方面，而对旅游本质和特性、旅游者体验、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关注明显不足。大部分研究成果的结论过于简单，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因而也不容易获得国际认可。
2.展望与思考
虽然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未来的中国旅游人类学者依然能够大有可为。因为中国无与伦比的旅游资源和市场、便利的可进入性等优势，为学者进行深度研究、比较研究和追踪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个新兴学科将有跨越式提高，预期在如下领域获得新进展：
(1)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真正结合。由于旅游逐渐成为一个世界话题，成为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表征，越来越多的主流学者将会关注旅游研究领域。因而其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能力将加强，基于扎实田野调查的本土研究也会实现创新；
(2)应用性特征继续增强。应用科学的声望来自于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实践所做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在中国旅游发展现实的推动下，在政策咨询和规划领域、在社区旅游、民族旅游和旅游扶贫方面旅游人类学科有能力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3)凸显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优势。“整个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都要借鉴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开展必要的实地调查研究”。[100]旅游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既深入到田野，又深入到文本本身。如吸取应用人类学在参与式发展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和经验，嫁接到旅游人类学的社区参与中，真正实现旅游社区的能力增长；
(4)学科地位逐步提高，跨学科研究的真正实现。参照国外的发展趋势，中国旅游人类学在重点大学中将逐渐获得一席之地。在国外，旅游人类学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已开始向名牌大学渗透，“12所执全球大学教育之牛耳的大学，除加州理工和度克大学暂时没有研究者对旅游现象加以关注外，其余10所大学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始对旅游现象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进行了研究”，[101]并且进入了课程设置体系。学科地位增强后的旅游人类学，将提高其与他学科对话的根本动力和能力，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
虽然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前景良好，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族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日渐频繁和加深，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和复杂性，这使旅游发展中的族群、社区及其文化更加难以把握，也同时加大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难度，对传统的人类学方法和理论也提出了一定挑战。因此对于旅游人类学研究还需要学者理性对待，进行深入思考和反思：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确需要多人、多学科的参与，但无论是钟情旅游人类学的他学科学者还是本学科内不明就里的人类学者，都应该重新学习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所要做的依然是知识的积累，包括对西方理论的深究和吸收，也包括深深扎根于中国田野中的案例研究、旅游民族志文本的书写。田野调查，不仅仅是堆砌资料，而是以平等亲和的姿态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取他们对自身文化和外来文明的观念、态度，解释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变迁机理。我们的研究是寻找和发现，而非简单的验证；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单纯从自己的学术利益出发，还应该多考虑一下当地族群的利益。
中国旅游发展为中国旅游人类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地，旅游人类学者们应该在反思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上的跨越和提升。通过旅游研究而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通过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研究，而研究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揭示社区发展的道路等等。通过逐步推进，力求接近学术的真谛，挖掘出真问题。将西方所创立的旅游人类学理论和概念的延伸到中国，进而形成依赖中国现实的再创造理论，这都是真正的建树。不应该停留在对西方研究消化不良的阶段上，或者说这个阶段不应该停留得太长。
希望在中西方学者间、多元学科间存在理论和方法上缜密的联系纽带，中国旅游人类学将有望达致Jafari所提出的第四个平台：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中国的学科发展路径与Jafari提出的倡导平台、警戒平台、适应平台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这四个主题基本相吻合，尽管不同阶段与西方的特点不同。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强调多学科的需要，将整体方法用于分析旅游。中国旅游业在全球旅游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知识平台的建构，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进度会逐步赶上或超过旅游发展的速度，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会不断提升，中国旅游人类学才能进入学科的成熟期。
参考文献
说明：由于字数限制，参考文献略。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