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中国民族问题背靠三重知识结构
（现场图片 凤凰网图片记者梁宗龙摄）
2014年5月13日，由凤凰网自由谈沙龙发起，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问题的问题”研讨会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旨在试图探索理解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本文是凤凰网大学问栏目整理会议引言人关凯的发言，感谢主办方授权发表。
时间：2014年5月13日
发言人：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著有《族群政治》等。
中国“民族”的话语体系，是非常斯大林化的
我们今天关于“民族”正式的话语定版于1949年建国时对苏联制度的模仿，它是一个非常斯大林主义化的话语
“民族问题”这个题很大，其实“民族”从来不是问题，出现问题的是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进而引发了社会冲突，这才是问题。所以我更关注的反倒是民族冲突的问题。关于民族冲突，世界上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国际法》体系里，它要有一个条件：上升到暴力、有的甚至上升到武装冲突的才能叫ethnic conflicts。而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上的区隔、彼此的不满，很多到不了暴力冲突的层面。
关于民族问题，我们有三重的知识结构，国家的、知识界的和草根社会的。最上面的一层是一套国家的话语，又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明留下来的、一整套涉及人类分类的知识，像华夷之辨、大一统、有教无类等等，来自中国古典的哲学体系，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个来源是基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一套话语，也叫自由西方的话语，包括我们讲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第三个来源是非常政治化的，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降的话语。
一战结束，苏联出现的时候，列宁是如何处理沙皇俄国内部多样性的？要扩张苏联的时候，他创造出一套知识和话语。我们今天关于“民族”正式的话语定版于1949年建国时对苏联制度的模仿，它是一个非常斯大林主义化的话语。
直到今天《新华词典》上关于民族的定义，依然用的是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面的那关于“四个共同”的定义。中国号称是以苏式的民族理论搞的民族识别，实际上的操盘者却是费孝通、林耀华、吴文藻、潘光旦等人，他们无一人是留苏的，全部是在西方接受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训练。自由主义西方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合作，创造了一套中国关于民族分类的知识。
所以今天的主流话语是一个很混杂的东西，在话语风格上，依然没有摆脱当时斯大林主义的这套政治规范性的话语体系，这是国家化的知识。
激进的“还债说”导致非常激进的优惠政策
马戎老师从美国回来后写的那个《西藏人口与社会》，当时我们读的时候吓一跳。马戎老师有两个贡献，一是引进“内部殖民主义”这样的理论范式，另外一个是讲空间区隔，居住格局的区隔。
这么多年，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在讲民族问题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还债说”。毛、周这一代人认为汉人在扩张的过程里有不正当性，有压迫，所以共产党到1949年以后，要为历史还债。这样的想法在所有的西方知识里你找不到，完全是中国的想法，但是它会在观念上融入后来非常激进的优惠政策。
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跟共产党的政策有很大的区别。国民政府1927年以前讲的是“五族共和”，1927年以后讲的是“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就是国族建构。它的这两个政策也是不一样的，蒋介石和北洋政府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共产党的是长征。我以前文章讲过，长征北上的那条路线，就是汉和非汉社会的分界线，这条线路的西侧没有军事打击，所以红军就可以往北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对后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层东西就是知识分子的东西，包括媒体。马戎老师从美国回来后写的那个《西藏人口与社会》，当时我们读的时候吓一跳。马戎老师有两个贡献，一是引进“内部殖民主义”这样的理论范式，另外一个是讲空间区隔，居住格局的区隔。当时我们觉得原来还可以这么看民族问题。这确实是开创了民族研究社会科学化的一个先河，在他之前还都是民国时期的传统，就是费老（编者注：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他们的传统。更近一点的社会科学化引入了西方1970年代的理论进展，是马戎老师一个贡献。
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套话语开始分化了，知识界出现了分裂。其实族群概念之争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到底应该用“民族”还是“族群”，这个问题争了30多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因为当时新的知识进来了。有名的代表人物，比如在坐的潘蛟教授，他是最早写族群文章很有影响的几个人之一。
到今天也许可以这么说，国家这套民族理论话语是“打空拳的”，它在上面讲一套规范，大家根本不是很认真地听，知道那个东西说的不错，但也没什么用。知识界在开始生产各种各样的话语。
2008年“3•14事件”以后，暴力冲突重现，民族研究的知识讨论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因为在“3•14”以前，中国社会的民族冲突实际上是低强度的。它有两特征，一个确实是有暴力冲突，特别是在回族地区，回汉之间的阳信事件等这种东西，基本都是乡村社会的冲突。它真正进入城市街头，变成街头骚乱是从“3•14”开始的，所以“3•14”基本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和标志性的转型，次年就是七五事件，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冲突。这些事件把民族和族群冲突的严重性，在社会公众认知这里提高了。
所以这些事件以后，我们看知识界的反应，我觉得咱们可以自嘲一下，我的说法是叫“喧嚣的失语”，就是说了很多，但没用，达不成共识。
国家化的知识不顶用，草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其事的
我们整个的少数民族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的政治结构基本被打碎了，用干部来替代了。
我研究过满族，1970年代末国家拨乱反正，重新恢复民族政策，包括重新恢复了民族识别，新建自治单位等，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增长，你看1953年后历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是一直在提升的，增加量在3%、4%这样的规模。考虑到我国的人口总量，这样一个比例是不小的。特别是1982年和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增长最大的人口像满族、土家族，基本上是有身份转换，汉族把户口登记的民族成分改成少数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划分制度造成了一个后果是说，它是国家化的知识。国家以为它垄断了族群符号分配，老百姓也这么认，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群，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展现我们的身份认同？老百姓自己有一套，有时候跟前两层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草根社会是自行其事的。
我想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制度的结构。虽然亚洲第一个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国，但民族国家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跟我们文化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更像是费正清所说的冲击回应论的一个后果。那这个里边就是列文森等人讨论过的，从天下到国家再到民族主义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到现在我们就没有做完，国家如何容纳多样性的问题仍然存在。
当初清帝逊位的时候，那个“五族共和”是一说，之前革命党人讲“驱逐鞑虏”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国族建构是从1927年开始的，但民国时期国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边疆，如果国民党能控制边疆，共产党的长征北上路线就还要往西。真正说这个民族国家建成是1949年以后的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家力量推进到了国境线上。当然不同区域的策略不太一样，新疆西藏还是军队，西南基本上就是民族访问团，国庆参观团，1950年的国庆参观团，少数民族头人来北京之后给毛主席献礼，傣族献金伞。
彝人给毛主席披了个袍子，然后这些人就归顺了，当然也没彻底归顺，后来大凉山还得打仗，我们叫平叛。但是不管怎么说，国家的力量是在很短的几年内进去了少数民族社会。在这段时间内，毛一生中嘴上不挂“阶级斗争”四个字的5、6年，基本上1950年代初到1957年发表《论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之后终其一生，再无公开发表文章谈民族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国家当时用了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做法建设出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这样一个方式，包括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阶级理论等。阶级理论不仅是反对外部敌人，也反对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底层社会动员非常成功。
我们整个的少数民族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的政治结构基本被打碎了，用干部来替代了，干部主要是我们这些民族院校生产的。但是后来国家政治运动对这套制度有冲击，文革是最高潮。1949年11月建立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最早的国家机构之一，因为当时要巩固边疆。1970年民委会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1978年初民委会恢复，恢复了之后，民委的主要工作干嘛？它要拨乱反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和达赖喇嘛那边谈他怎么回来谈的最密切的时候，贵族回来，国家给钱，各省，甘肃、四川、青海全都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叫藏胞接待办，负责接待流亡藏胞回来的工作。那时国家希望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达赖喇嘛那边也是这么想的，回来出现的问题是中美建交，美国需要用西藏问题制约中国，就不能让达赖喇嘛回来了。
但是很快形势开始变了。民族政策全部被恢复了，民族识别重新开始，然后区域自治制度被巩固加强，1984年颁布实施《区域自治法》，把民族区域自治推到乡一级，建立民族乡，一直到1987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给中央写了个文，这个文是公开的，就是一段话，说民族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刚转向了之后，到1990年开了一个会，叫“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民族宗教上要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是1989年的拉萨骚乱，一个是1990年新疆巴仁乡的暴力事件。这个会上提出来的调子是“稳定”与“发展”是民族工作两大主题，这个论点在1992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被强调。这个调子定下来，它实际上还是把“稳定”排在前面。这个调子到今天没有变，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发现族群冲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国家开始想办法，最典型的办法是，这是因为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所以搞西部大开发。搞兴边富民运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
其实它用意就是缩小地区差距，这个思路一直在新疆、西藏问题上有鲜明的体现，这就是援疆援藏工程。援疆是各省硬性切割财政收入比例，那真是够狠的，但不见效，也够愁人的。
而且局势在恶化，原来我们看到七•五以后新疆的社会秩序相对平稳了一段，但去年突然又冒出很多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的性质也有一些变化，攻击的对象已经不区分民族了。不区分民族以后暴力直接指向的就是国家，背后又是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所以南疆现在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宗教和国家直接对抗，西藏也一样。等于在基层斗争的双方是政治国家和宗教。
这也许有点像18世纪的欧洲，强制世俗化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图景，其实背后还是个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还可以纳入到那个范式里讨论。然后今天的局面就更可怕了，我们突然发现这个恐怖活动，组织化程度如此之高，能发动异地进攻，去年天安门1028事件已经吓大家一跳了，但还是一家人，动员结构不复杂。今年301和430的事，组织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民族问题正陷入一个困境，首先思想资源在哪里，第二，制度资源在哪里。既有的制度甚至除了给钱之外，看不到提供任何其它选项，是吧，徐老师，你那里的人的政治能量都很高，但好像拿不出其他选项。
如果我们还用“民族问题”这个概念，这个“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疆、西藏的问题，它还有其它各种问题。包括族群的重建，中国社会族群重建，哪只是少数民族？汉族就不重建了？汉服、祭黄帝陵等等诸如此类。包括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也很旺盛，我们的反日情绪。然后贫困问题之类的，大凉山的卫生院、新农合这套体系，水平之差和新疆、西藏差的差距都不止十年。民族问题的表现是周期性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只有三个时期民族问题特别重要，对应的就是民委这个机构特别重要，那就是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4年，和现在。
新疆问题是精英比较民族主义化，草根比较宗教化
新疆老百姓说南疆铁路，“拉进来的是汉人，拉出去的是石油”，青藏铁路“拉出去的是矿泉水，拉进来的是汉人”，这是一整套底层的社会知识的生产。其实新疆问题是精英比较民族主义化，草根比较宗教化，人们去宗教里找温暖。
咱们说南疆，南疆最典型，南疆是沙漠绿洲，自然边界非常清楚。它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倍，人口增加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社会福利真的提升了？那过去也是这样，为什么人口不增加？
通常情况下，恰恰是因为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就是死被卫生服务给延迟了，生被保障了。制约人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社会的养育能力，如果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有限，它会有一整套的文化制度，像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有溺婴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为了维持一个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它有这个功能。
但是现在我们是怎么做的？现在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财政净补贴单位，大家看不到人口估摸和国家的作用有关的。任何制度都有意外的后果，恰恰是需要考虑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就是现代性，所有民族国家都是这个任务，它发展效率不高，就没有合法性了。其次是让区域间平衡，每个地方都要像某个地方，通常是国家中心区，一样地发展，人类学家就批判，说你这个发展模式完全不合理。在民间，我说在底层的知识生产里，全部转化成民族关系。老百姓说南疆铁路，“拉进来的是汉人，拉出去的是石油”，青藏铁路“拉出去的是矿泉水，拉进来的是汉人”，全是一整套社会知识的生产。所有的人讲的都很相似，实际上那套话语是高度社会化的，不是个体经验，真要看实际的个体经验，那是比较复杂的。
其实新疆问题是精英比较民族主义化，草根比较宗教化。我曾经问过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说你怎么看新疆社会的宗教化，他是反宗教化的，他就跟我说，所有的宗教化又因是南疆社会自身面临的很多问题，吸毒、卖淫、道德沦丧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孩子教育，孩子没有行为规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宗教就成了一种选择。实际上如果你从社会中心的视角出发，这个社会确实面临很大压力，全球化，民族国家化，市场经济、人口增长，它也在想自己的一个出路，但他这个出路，就在宗教里面找资源，南疆社会的伊斯兰教就复兴了。宗教不仅是一套价值规范体系，提供价值观，规劝人，也是一个社会自我救助的网络体系，还在促进形成新的社会团体，恐怖主义组织也是其中的一种。
社会在面对变化的时候，也在想办法去拯救自己，但它的这个拯救方式一下子和国家冲突了。因为国家在所有的政策里边，优先考虑的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度，而且这个忠诚度又是一个抽象指标，认为你听话就是忠诚，所以不能容忍你不听话，这个不听话就变成一个恐惧。国家恐惧就去维稳，但社会也在恐惧，国家和社会彼此怀着同样巨大的恐惧，你不能说谁的恐惧更大，你真的无法说国家的恐惧更大，还是社会的恐惧更大，他彼此恐惧，现在所有的举措，大部分都是在加深这个恐惧。
我觉得这个治理危机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其实所有的治理危机显现出来的就是既有制度在各个环节上的松动。大家一定想象是维吾尔族群众必定热爱维族干部，其实未必。有的基层干部非常腐败，家族势力又强，没人敢惹。你外边派一个汉族干部来，他办事的时候没有私心，他分朝觐名额的时候，给你排队，按资历排，走不了后门，这个汉族干部就会受到欢迎。任何一个社会里边都蕴含了很多正能量，社会是要自我发育的，也都有自身的免疫力系统的，但是这些东西被高压维稳给抑制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治理危机是社会自我发育不足，单靠维稳维持秩序就像是化疗，好坏细胞一起杀，直到杀死完事儿。
就新疆说，社会等级在不同的场域是不一样的。在南疆，一等人是本地的维吾尔族，他们对外人排斥，维族也排斥，新疆大学毕业的北疆来的维族受的排斥也很厉害。二等人是本地会讲维语的汉人，他有绿洲认同，本地的地域性认同，说维语的口音就是识别系统。所以你看本地的“老汉族”和本地维族的关系相当好。三等人外地来的、北疆来的维族，四等人才是外地来的不会讲维语的汉族。
来源：凤凰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