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上）
【摘要】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委托作者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本文对20年来重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过进行了学术回顾，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对发展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看法。作者从下面6个方面展开论述：(1)重建社会学的方针；(2)学科建设的“速成”、“补课”；(3)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4)“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5)学科建设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6)知识分子的“正气”与第二次创业。
作者强调，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即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它可以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求和其他文化和平共处，联手发展，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文化自觉实际上是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可以作为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
作者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芝加哥大学争创一流大学和发展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很有些相仿，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有历史责任感，有学科意识。
文末，作者呼吁，知识分子要有正气，要讲真话，要严守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加强队伍团结。
【关键词】重建社会学；学科建设；文化自觉；人才培养；发扬正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各条战线进行拨乱反正。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社会学“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委托我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当时我已近70岁，勉为其难地当此重任，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由此开始。从接受这一重任至今已20年，我也将近90岁了。在即将跨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我理当做一个回顾和总结，说点体会。
20年来，我们这个学科的各教学和研究机构做了很多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据1996年不完全统计，高校系统和社会科学院系统中有关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机构已有60多个，大体上各占一半，教学科研人员约1200多人，其中高等院校占一半多；无论在学科的分支领域或专题领域中都有不少研究成果，有些方面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起到了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80年代学科重建初期，关于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我发表过多次谈话。进入90年代后，1993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关于人类学在中国》两文中，我集中地回顾了这两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1996年潘乃谷在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题对我的访谈中，把我多年来对学科建设的看法和实践做了归纳整理。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从实求知录》，此书反映了我在这一学科方面的观点。因此我认为有关这门学科历史方面的内容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只需要就以下几个我感到重要并且近来常常思考的问题，把已经发表过的意见，再一次整理在一起，作为我这一段工作的总结。
一、重建社会学的方针
在接受胡乔木交给我的任务之初，我就认为，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而应当是个重新创建的事业。这个认识十分重要，我们就是要在这样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加速培育新一代的社会学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知难而进。
从重建社会学开始，我们一直遵循着一个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说我们重建社会学的基本准则很明确：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当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情况，它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指导。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抄外国学者的成果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来搞，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三是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知识是要为我们实际生活服务的，所以有应用的一面。
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是一个从整体出发研究社会的学科，做得好，可以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国逐步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面奋起，勤俭建国、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处在这样一个空前大变革的过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处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能抓住问题，群策群力，全力深入，不懈努力，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可以发展这种社会学，也只有发展这种社会学才能在世界学术讲台上取得我国应有的地位。可以说，我在80年代选择“小城镇研究”和“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的课题，就是朝着这一方向的一种努力。
社会学的重建已经有20年了。今天，联系重建时提出的三句话方针，我想特别讲讲指导思想和本土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社会与文化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总结了对社会的看法。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们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的一切理论都是以社会作为客观实体来研究，以事实为最后依据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有了毛泽东思想，它指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从此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指导思想意义的根本所在。
在人生观方面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西方走的是从物质到社会到文化的发展路子，主张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把人作为客观的事实来对待。就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讲，他们认为人文世界也有规律可认识，认识了这一规律就能促进社会进步。就这点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斯宾塞、孔德的社会学原理上是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作为客观事物来对待的。
但早期中国并不走这条路子，从人本主义出发，没有成长为人文的科学观，没有把人作为客观对象去研究，到“五四”时才吸收了西方的经验，引进了社会科学，所以也许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根子不是在中国自己传统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为此，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联系中国实际，提倡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这里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
科学发展到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人只当客观事物来处理还不够，因为人有社会的一面，还有个人的一面，即公和私的问题。当今中国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是社会压倒个人，还是个人压倒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出发，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个人所组成的，是个人的集体性的共同生活体，先私后公。中国传统观念一向主张公私结合，既要看到社会的力量，也要看到创造这个力量的个人，因为人基本上是一个生物体，有其个性即私的一面。中庸之道主张以公控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以公控制和改造私，使二者不发生对立，这是中国传统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与西方文化根本上有分歧，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全面接受西方的一套而必须加以改造。再如中国人讲修身，就是讲个人的社会化。一个人成为社会的成员，有了角色，就有了一定规矩的行为，要克己复礼，这礼就是规矩，用以调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创造的东西，也离不开社会，是在社会中创造，为社会所接受和流传的。联系实际看，由于有个人同社会相互结合的，所以只要公就没有了个人的积极性，只要私而没有认同的社会规范也成不了人民共同的事。又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讲义和利，这也是个人与社会既结合又矛盾的反映，偏重哪一个方面都会出问题，表现在当前资源的分配问题上，两极分化不行，平均主义也不行，其中要有一个适当的度，不可走极端。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喜欢讲的“中庸之道”。
“十五大”报告中有两个重点问题：一是我国社会的定位，如“十四大”已明确指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进一步又定了点，指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定位和定点都清楚了，我们社会科学怎么办？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去做好。
一是要继续坚持继承“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的理性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性。要搞清其来源，真正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搞清西方社会为什么这样发展过来，然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批判吸收。二是要分析当前国际的大局面，人类发展变化的大局面，从中确定中国的位置。以初级阶段论的分析，首先承认我们在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缩小这一差距是我们要为之努力的。要缩小这些差距，主要是靠科技的进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目前偏重自然科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须并重。三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切实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这就是“文化自觉”。知道我们与西方走的道路为什么不同，这并不是主张回归，而正是要取得文化前进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认识清楚了才谈得到选择和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归纳起来看，第一步要认识和理解历史，了解传统，包括西方的中国的，找出差别和差距；第二步对本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留下好的东西作为发展的基础。对外来文化要选优去劣，还要有追赶和竞争意识；第三步才是创新，开拓前进，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从方法上讲，社会科学要到生活中去找，去总结。生活本身是多种多样的，要通过实践，反复的实践去认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坚持要做“田野”工作，做实地调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要走在变化的前面，占领认识领域的前沿。
回过头来看，以上的话不仅针对社会学、人类学，也许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的社会实际为研究对象，服务于中国人民，以“三个有利于”为选择标准，加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二、学科建设的速成、补课和队伍建立
经过了20年，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学科挥之即去一时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至今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站稳。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重要的原因仍在于恢复和重建这一学科当初是作为一个紧急任务提出来的，所以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教师和研究人员大多是短期培训和边学边干中培养起来的。本来学术最忌“速成”，但在重建时又不得不用“速成”的方法，因此基础不够扎实和深厚也就难于避免了。这个问题我在当时就看到了，所以一直认为帮助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实践中充实提高是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认为只有到他们能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联系相应的理论研究，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充实教学内容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
虽然多年来大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如果与形势要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一直感到担心和有压力。去年六月，我们乘北大一百周年的东风，从国外和港台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界邀请一批当前比较活跃的学者，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多是较年轻的新进，莅校讲学，形成一系列学术讲座。我们的目的是想为我们的学科打开一些窗户，建立一些流通渠道，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在这系列演讲结束后，接着就举办了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想趁热打铁，让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在研讨班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即席发言，提出了这一段时间里常在我头脑里打转的“补课”问题。
2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20年后的今天，“补课”有了新的含义：从事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人也需要补课，主要是重新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
北大的百年校庆迎来了深化改革和更加开放的新时期，风气更加开放更加活泼了。我听了那么多学者的讲演，感想很多，譬如我们可以感觉到社会、文化的变化一直在进行着，从过去到现代，各种文化间不断接触，一直在进行分分合合，其中就有很多的现象需要研究，而现在我们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和思考功夫下得还不够，往往讲不清楚。就说我们常常说的具有中国的特点，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特点，它今后又会怎么样，并没有讲清楚。这说明我们的认识能力还不够。所以要好好学习，要多看多想。解放这个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新一代学者要有自信。
对于国外和海外学者的讲演，我们应当花些时间，钻研一下，看看我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认识社会和文化问题上，有什么不同，存在什么差距，差距有多大，从中想到我们的学科能否跟上时代的要求。必须看到时代和历史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应当看到当前世界上人们已有的知识并不足以解决当前共同存在的问题。人类总是要共同相处，继续向前发展的，中国人要参与进去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我们在国际上能说话了，但实力还不够，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但排名尚不靠前，人家看得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多，并非物质生产实力很强，更不是我们知多识广。我们的头脑要清醒。
江泽民同志在强调加强我们国力时，提出要提倡知识经济。我想起20年前我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美时就看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斗智的世界”，民族间的竞争已不是斗力而是斗智了（见我写的《访美掠影》）。现在已进入了一个电子化、信息化的时代，不但手段变了，思想感情也在跟着变。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单位与单位、国与国的竞争，是斗智。智是文化和学术的积累，如果不够深广，面对问题就讲不出道理来，解决不了疑难。所以关键是在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把几千年积淀下来有用的文化、知识，用到今后人类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中去，以求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共同繁荣，不然还是有人会向我们丢原子弹的。
我们老一代提高知识的手段已落后了一个时代，年轻一代要进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了，要看得远些，为下一代想想，如果知识的量不够，质不行，如何进入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的学科要进入新的时代，要求自然很高，这一关必须过，否则就会被淘汰。我们进行的比赛不仅是学术竞赛，不仅是人类的社会、文化建设的比赛，而且是生死的较量。虽然我们已做了一些工作，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比过去有进步，但水平还不高，不能掉以轻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补课的需要。
20年前重建社会学是一种补课；今天我针对我们自己认识到基础不够、知识不够，又提出了自身的补课问题。我们缺的不少，可能每个单位和个人具体情况不同，可都需要补。补课是很艰苦的，我自己已开始补课，重新读社会学的书，现在比年轻时听课时懂得多了一些，希望结合多年的学术实践，能有所提高。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有各自学科的基本方法和基础知识，我们大家要好好下功夫，要和国际水平比一比，扎扎实实地补好这一课。
我的责任现在是创造条件，帮助大家补课，所以我要求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好服务工作，不但要把这次演讲集编印出来，并且要组织好今后的交流工作。学术成果是要在国际上拿出来，硬碰硬做比较的，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有一点自觉，好好补课，努力追上去，赶上和力求超过国际水平。
1998年10月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来向我汇报他们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情况，当时我还在补课，重温派克的书，写出《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一方面读书补课，另一方面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例研究学科的建设。
我重读派克的书，看看他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我认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二是会读书。派克从生物的活动去观察，从动物的群体研究到人的群体的形成，提出了人文区位学。他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中，看群体，看社会，从人群去研究社会群体的发生和发展。他到黑人中去生活，懂得了美国南方黑人的心态就容易领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感情。他又把芝加哥做实验室，研究城市的发展过程，并逐步搞出一套社区研究的方法。他的特点是到生活中去找社会学和去理解文化。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
30年代吴文藻先生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目的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正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看鲜活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之路。
我们到现在还差得很远，譬如中华民族的形成，我只指出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但是这格局形成的过程，就一直没讲清楚，要搞清楚，一定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入的现场观察，了解体验民间思想文化的内容。现在我们民俗方面的研究，往往也还差一层，比如只描写七月七这个节气的传说和传统活动，但没有深一层看到这民间传统所反映的社会事实如工农相辅、工农分工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对活动、传说和它们赖以发生的社会内容做出深刻的分析。
看书，也要看到骨子里去，自己看清方向，定出目标，靠自己钻研、磨炼，必须将国学与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这是人人可做，大家都有份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中认识世界，以小看大，从一点看宇宙。派克成为社会学者的路子是人人可以学的。另外还要提醒一点，要重视历史，懂得文化是有积累的，有积累才会有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身都是很好的研究素材，就看如何认识它，利用它。要学习派克怎样从记者成为一个学者，而不要使一个自认为是社会学者的反而成了一个庸俗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所以有这种自觉补课的迫切心情，看来是由于这几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太快了。我在宣读的《读马教师文化动态论书后》中曾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我用这个观点去说明马林诺斯基怎么会提出文化动态论的原因。自然也要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我自认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为我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都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为什么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关键还是在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由于自己这一生里投下的工夫不够。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总结一句是求知之心还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辄止，难逃不深不透。
这里，我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年轻一代：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来充实和发展自己，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需要什么补什么，但大目标要抓住不放，目的要清楚。
三、理论和实际结合、教学和研究结合
培养人才是学科重建的首要任务。在培养从事中国社会学工作的新一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则。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对社会现象有目的的系统的观察，为探索社会运动规律搜集资料。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对社会毫无知识，但是这样从生活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不仅是局部和片面的，而且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要取得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而且要能用普通的语言讲出来，让别人也可以明白，形成共识。因此，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人类学必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从社会中来，回到社会中去。
这一方面我们20年来有很大进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引下，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科研工作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在选题上抓住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重要社会问题，在工作中与地方和实际工作部门、实际工作者配合，在城乡发展、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人口与环境，就业与社会保障，家庭婚姻与妇女问题，犯罪与越轨行为，社会心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调查研究资料。这些对学科建设、科学决策和推动社会进步都是重要的基础性的学术工作。
一次在北大教授俱乐部为加强学术交流的讲演会上，我选了“社会学与社会发展”的讲题，准备时我想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从社会学出发来讲它对社会发展可以做出的贡献；一种是讲社会学怎样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本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从学科建设来看，后者正是我们需要很好提倡和认真总结的方面。为此，在演讲时我把题目改为“社会发展与社会学”。我以自己为标本，看我是如何从社会发展中构筑我的学术思想，如何在当前急剧的社会发展与变化中间发展我的思想。我这样做的文章已有多篇：如《四年思路回顾》、《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都是体现了我的治学之路。一方面自己随时总结提高，有所反思，另一方面作为学科牵头人也有责任以身作则起到破题开路的作用。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不是空喊的口号，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就是要一路看生活，看真正碰到的具体的人，从这里边去找出一点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人类学。离开了实际接触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的，人的真实生活里边有道理啊！它是理论之源。
我近20年“行行重行行”就是要体现这种治学精神，做出一个样子，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时期，跟上这个发展，从村到镇、到城，一路看它怎么发展，最后到整个区域的发展。在我早年做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了工业下乡出现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建设，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的发展过程，同时看到了农村基层的发展要靠城市的辐射，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从而提出城乡关系、区域发展的概念，其中中心与腹地、口与腹关系的分析都是从实际观察中总结出来的。因此概括我个人的学术工作，从领域上讲做了两篇文章，一是农村，一是民族。从方法和层次上看，一是以微型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一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
我希望每个单位每个人能从各自现有的基础条件出发，在一定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先做专题研究，微观研究，把基础打扎实，不要一下子把题目搞得太大，急于搞综合研究。如果第一步做扎实了，第二步综合研究就会水到渠成，可以做得更好些，不致于落入空泛。
如果说我们第一步避免了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学习方法，走出了实地调查的路子，有了一点基础，而从另一方面讲，离开了理论指导的社会调查也不能提高对正在急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本质的认识。这正是我前面强调要努力“补课”的原因。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社会学研究，事实上必须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因此我认为，说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开了一个好头更恰当些。
至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面，比我原来设想的差距就大了，很值得认真地检讨一下。这种结合与联系涉及学科建设与个人学术提高等方面，可以分几个层次做好。首先是科研系统与教育系统的联系，譬如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合作和相互促进。这方面我在学科重建初期有些构想，但以后没有条件实际去做。第二层次是本系统中教学和科研间的结合和联系。目前大多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有分工而看不出实质性的合作。少数分立的单位虽有所分工和合作，但谈不上有机地互相结合和促进，因此体现在促进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的进步不大显著。第三个层次是体现在一个人自身上。科研工作做得好，成果丰富，这些年有实地调查经验的教师，自然在讲台上和讲稿中都能看到效果，成绩是明显的，学生也自然有公正的评价，但这种情况目前并不多。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看这是“速成”必然存在的问题，虽然当时提出了要加强科研工作，以科研所取得的成果来充实教学内容和促进教学工作，但缺乏制度和实际措施，我们教育机构的管理部门和组织者也缺少这种“学科意识”，多数人也没有经验。而客观上体制改革尚未深化，有些构想在原有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有些问题需要在教育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去解决。
我们已看到国际上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学科，他们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都是一流的，而且一定是相互结合和互相促进的。有创新的研究成果，才会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因此我在一次北大的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时不无自责地说过：原来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解决的问题，现在要轮到你们来解决了。目前在各教育单位的学科建设中，加强课程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是一个大问题，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是一个关键，所以我寄希望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在岗位上的年轻一代的继续努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