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下）
四、“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
10年前教育部让我在“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讲话。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思考如何着手从小培养出适合于在21世纪世界里生活的人。人造下了世界，人还必须同时造就能在世界里生活的人，这就是我们教育和培养人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讲话的题目是《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在这篇讲话稿中，我开始探讨21世纪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提出了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此，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体系包括了21世纪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基本关系。接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三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以及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又相继发表了相关内容的多篇文章，如《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读马老师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孔林片思》、《人的研究在中国》、《人文价值再思考》、《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等等。
通过学术对话和反复的思考，我提出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看法，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当前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这些反应提出了这样的迫切要求，即人们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个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要求。
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意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10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文化界限的研讨，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我们的老话“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
中国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它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在50个以上的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21世纪和下个千年做出贡献。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根据常识，已知道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需要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最近一个时期的很多迹象都提示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负有答复这些问题的重大责任。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人对人类本身的生物学研究已经达到绘制基因图谱的地步，科技研究的空间发展已经从地球扩大到了太空。以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就要看我们如何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我感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这股风已经在许多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参与和推动这股新风气。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一个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富于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这是和“冷战意识”相对照的历史性创新。这是20世纪末叶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以保持的明智态度做出了重要提示。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左右分明，互不相容，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成了20世纪突出的历史事件。可是这种矛盾在中国，它们可以并存。“一国两制”，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窥斑而知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出现“和而不同”的局面。香港回归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互补性，具体地发挥出互相促进的作用。
在“一国两制”的设想从无到有，从设想到现实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出自的本质性的东西究竟是怎样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大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五千多年的巨大活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课题。
上面所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有她的特点。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顺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论语》从古流传至今，仍然被大家自觉地尊为圣贤之书，说明大家衷心赞同孔子提出的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张，说明这些主张在今天的社会里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才能在群体生活里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的发展。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先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中华文化的创造，为新世纪人类全球的文化建设积极准备条件。
五、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
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旧的在消失，新的在成长，我们从幼到老，就在这亲身经历的变革中取得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的社会将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它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这些都要探索，我们要勇于探索，对新的东西要有新的认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十年这么激烈的变动。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里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我多次对学生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始，你们这代人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我们应当有能力搞好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机遇。社会学研究的素材太多了，我们日益变迁着的社会是极好的社会学研究的素材。我们既要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又要影响社会，也应接受社会的影响。只有到了我们的认识成果能够影响社会的时候，社会学才算有了一点存在的价值。
但如同前面提到过的，回过头来反省一下，事实上，因为“速成”的缘故，我们中国社会学这个学科的队伍虽然有了一定数量，但力量比较薄弱，基础不扎实，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来说都需要补课，需要再加工。不止是社会学，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培养人才，重视学术骨干的培养，建设好学术梯队是第一位的工作。
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学人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学人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学术工作又是细致的脑力劳动，不发挥研究者的自觉、自主不行。可是这里面也有个研究者的觉悟水平问题。我这里所说的自主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这里牵涉到一个人的品质、作风和境界，只能加以潜移默化而不能强迫灌输。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创新的积累。
因此我一再提倡继承老一代学者中“开风气，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看看他们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旨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老一代学者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着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事业。他们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个人利益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旨趣。
20年来，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发展经过大致还算顺利，在此世纪交替、代际交替、改革发展相当迅速的时刻，若能抓住历史机遇，有可能把学科建设大大推进一步；做得不好也可能问题更多。我们要不失时机地赶上时代的步伐，把目标搞清楚，把工作跟上去。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人文社会学科应当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的好时机。
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的生活。社会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群体生活中所创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哪里？就在人们生活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靠一个个人在他们生活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不已。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就是不自觉的文化。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谈得到自觉。我们要集中智力，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我自己一直坚持在做研究，一方面给年轻人做些破题搭桥的工作，另一方面实在是想亲自摸索出一条路子。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有特点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有其实用性，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有特点的东西，它不像自然科学，不能从国外照搬，我们不能搬了苏联的，再去搬美国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21世纪我国将有重大发展，需要有人将这种发展变化的中心作为社会文化的实验室去进行研究，建立一个梯队，培养一支队伍。作为新兴的学科，社会学、人类学要提高本身创新的能力，搞出中国自己的学科来。我们不能离开实际调查，一定不能脱离实际，新东西是实践中形成的。看一看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就可以知道，中国的路子不同于外国。我经过70年的摸索总算找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框架。
前文谈到，我自己也在补课，重温派克的书，并以派克为例思考了学科建设问题，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学校里大力推动学科建设时，我也有机会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设想，对研究所提出具体意见。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1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校长哈珀很有眼光和魄力，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明确一是要吸引一流人才、稳住一流人才；二是一流大学的任务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要知识创新。所以芝加哥大学主要经验在于认识到，知识的更新和创新要靠大学，是教授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我把它归纳为两点：一是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用研究成果来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二是知识的传递、继承和更新、创新之间的结合。这就是一流大学的方向，因为它担负着文化的永不停止，永远向前，不断创新的历史职责。所以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培养学生，这样教师的任务就很重，他们首先要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创新只有到实际中去才能创得出来，而且要有自己的思考。目前我们不可能有一些外国学校的条件，给予教师高的工资待遇，还需要提倡西南联大精神，大家艰苦创业，为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创新而出把力。
社会学自法国兴起不过200多年历史，早期美国的学者都要到欧洲去留学，派克就是在德国留学后到芝加哥大学去任教的，那时正值美国城市化发展的时期，他抓住这个机会，以芝加哥为社会学实验室，摸索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创建了美国自己的芝加哥学派，到现在不过百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社会学自西方传入时，也不很成系统，内容并不清楚，大家也都在摸索，但还是努力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本来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年轻学科，经过中断近30年的打击，到1979年后再重建时，为了赶快培养新人，短期内要把学术机构建立起来，只好采取“先有后好”的方针，所以我说这个学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需要创新的问题，还要认真补课。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坐待其成，包括不少近几年新建的社会学机构在内，更要以此为戒。
当前中国处在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十分突出，如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教育的改革、社区的发展、养老问题等等，这不但需要培养一批搞这些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更需要培育出一个学科来积累和传播这门知识，所以我感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芝加哥大学争创一流大学和发展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很有一点相仿，因此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抓住这个机遇，有历史责任感，有“学科意识”。在社会变动很快的时期，要懂得用动态的眼光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不断适应新的情况，清醒地抓住时机，实实在在地做点事，中国社会学也会发展出自己的学派来的。
在北大举办的三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和研究所的学科讨论会上，我们面对新的一代，希望他们勇于探索，迎接新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挑起学科建设的重任。首先要明确目标和形势，看清中国的历史定位，有一个总的认识，抓住总的方向，从这里出发看我们自己在国内外所处的地位，认识我们的差距，再看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说到学科建设方向，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它是有时代性的。现在时代不同了，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外国的东西来解决中国问题。现在的实际是人类要长期共存，并实现美美与共的前景。我们培养的人就要能应付这个局面，去寻求人类长期共同生存之道。新一代学者要有这个气魄，去培养一代新人，做思想领域中的探险家，改变中国人思想不活泼，循规蹈矩的传统习惯，要能适应新情况，有创新精神，这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打天下不易”。我们已有了一点基础。队伍并不大，要开辟的工作领域还很多。重要的是要团结，不能分散力量，而团结要靠共识，靠感情相通，这样才能形成集体精神和合力。没有合力不行，而达到合力也要承认个人，力量在个人，靠每个人的努力，才有真正的合力，要善于用理智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社会学、人类学者自身都解决不好人际关系问题，不但谈不到学科建设的健康和迅速发展，也有愧于承担世界多元文化社会的人类共同和平共处的大课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时代里学术要靠年轻人去努力了。培养具有开放心态，踏踏实实，立足于中国社会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是当务之急。21世纪里中国要改革开放，世界也在朝向地球村文化发展，全球范围内好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社区，各国各民族将朝向一个和平共处的目标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特点、文化特点并不会完全融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要保留下去，相互接近交流，共同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内容来。当然这个过程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但下个世纪的人大概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一些倾向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跨文化研究显得越发要紧，与文化的多样性联系的是学术的多样性，所以要更加开放地相互交流。社会文化学科可以有多种门类，但最好要能密切联系，形成跨学科的结合，并促进跨国跨文化的对话。年轻人可以在21世纪大有作为。我想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们的是不要保守，不要画地为牢，划界自守，因为知识本来是不能画地为牢的。我看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年轻一代学者们的胸怀和努力了。我期望年轻一代从兼容并包的传统中好好学习一些东西。中国未来的学术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
六、知识分子的正气和第二次创业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密切合作问题上，我想到最近出版的厉以宁先生所著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它已跨进了社会学的范畴，研究人文世界中的“社会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商品的供求问题，而且也关心人的道德力量的作用了。事实上人文世界是一个总体。它不会因学科分类而割裂，反倒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开辟这样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新领域对今后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十分重要，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一个问题，即进入21世纪前西方有个亨廷顿，一直在宣传他的“文化冲突论”，大讲思想的、宗教的冲突。他的这套理论可以联系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狂轰滥炸。我们东方的传统立场和观念和他不同，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所代表的方向是进入“道德”层面和讲中和位育，而不是冲突和霸权。“道德”是最高一层的自觉意识，它代表了世界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等价值观念。最近提倡的“三讲”教育中的正气，就接近这个东西。正气要比一般的做好人好事还要更进一步，这是为人在宇宙中的定位，属于最广义的道德境界，而西方所讲的是物竞天择的斗争境界，他们提倡冲突、打仗，把高新技术首先用到武器上，用强权来压人，人的意志必须服从权力，不服就不行。试想一下，按照这一逻辑，以恐怖的战争手段来毁灭人类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使人类的人文世界能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提倡正气。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有一种新的道德力量。
该书还提出了道德重整和第二次创业问题。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有一种正气，这种精神不仅来自物质力量，还要有道德力量，要自觉为什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明白人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的老传统中一直都在讲，现在提倡“讲正气”，目标是我们要有一种支持做人的“正气”。厉先生这本书里提到韦伯关于西方新教信仰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的看法。我自己看重的倒不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在于他指出的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做人规则，必须有一种推动它的精神力量，就是“气”。气是指一种精神。也许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与封建时期相比，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讲正气”，要切实能推动人们的积极性的发挥，才会有第二次创业的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发展，今天，“气”的内容与过去不同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怎样才能发挥正气，支持第二次创业，那就是大家要讲真话。讲真话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体现，有这种精神才谈得到树正气。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气呢？作为知识分子，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看到和体验到了早春天气的到来，其实就是感到了这个正气。但后来垮了。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从抗战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反右”以前，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一股劲、一种“正气”的，他们准备改造自己、创造新东西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知识分子在等待一个新的时代，成为一代新人。
但因为“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这种精神挫伤了，进取、创业的热情消退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褪色是从虚伪开始的，假话充斥，真话绝迹，人以虚伪面貌待人，出现了“两面派”，道德便被扭曲了，共同语言没有了，正气被泄了。现在不少事情，看起来好看，但缺乏一点真情实质，缺乏有创造力的精神。我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我年近九十，容易看到的是晚秋的暮景，不一定和事实相符。但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风气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存在于青年一代中的这种影响，不能不引起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
最近一个时期我常在外面考察，这20年来各地的发展实在是很快的，有些地方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是有一种“气”在支持这种发展。物质发展也要有气，只讲生态不讲心态不行。我们每个人做人做事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我常常讲像汤佩松、曾昭伦先生，他们把心都用在事业上、学科上，都有一个明确的志向。志字下面一个“心”字，他们真是专心至极忘了自己。汤先生一心一意探索生命之源，曾先生一心一意建设中国化学这门学科，这样的精神和志气，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如果代代相传是可以培养出一个社会结构的。
那么现在这种精神有没有，这个气够不够？我在知识分子群里似乎尚未感觉到，这些年我在《行行重行行》里，倒感觉到在新一代的企业家里有股劲，开始打出了一个局面，近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这股“气”似乎还不够，还要鼓劲，我相信它正在生长中，一定会出来一个这样的道德力量。现在提倡“三讲”，要讲正气，就是要反对假冒伪劣，包括政府中的也应包括学术界的种种假冒伪劣现象，哪怕过去是为社会风气所迫。多数人的被动和虚伪也需有一个自觉的纠正。
过去知识分子受伤了，1957年以后伤到了骨子里，精神被扭曲了，灵魂被挫伤了，一般治疗不行。现在必须认真地改变它，我想这也是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现在形势很好，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教育部、科技部分别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知识分子要参加第二次创业，一定要有这个自觉，取得一个突破，还是要有一口气，一股劲，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一种素养，一种道德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和作用，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是一个球迷，精彩的球赛我都喜欢看。除了球员们精湛的球艺和那股拼搏的劲头令人振奋外，这些场面还常常让我联想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工作。大到前面我讲到的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有共同理解的问题。我在电视里看法国“世界杯”足球赛，不同国家的球员可以在同一球场里踢球，而且大家知道谁输谁赢，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对垒的双方之间共同性的存在是可以发生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裁判看错了，大家还是服从，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理性和感情。我是希望将来的世界能变成一个国际的赛球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合作关系，在球场里边发生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课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它为什么成为可能，为什么不同的球队能在一个场合之下找出一个Championship。如果将来这个世界可以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和平了。
小到一个学术带头人和他的研究队伍。我曾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中以汤佩松教授为例，说他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超前或敏捷过人是他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清楚自觉的。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返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引起我兴趣的还是他哪来的这股劲头和精神。
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清华八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他这里所说的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rotsmanship和Teamwork。以足球来说，Sprotsmanship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要能主动地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决，不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是以此精神为前提的，两者也是分不开的。Teamwork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各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不存个人突出之心，步步从全队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
正是体育锻炼或球赛使汤先生不仅明白竞赛道德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守则，而且深信队伍组织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足球要个球队，科学研究要个实验机构。汤先生在抗战时期在昆明“大普集”建成了一个有名的科学中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我个人（及我的研究室的许多同事）来说，这一段的生活占了抗战八年中的最长时间，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员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这六年在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材上也是一个最集中和高潮的时期。”——他说的正是上面所说“正气”的注解。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同一个时期在昆明“魁阁”社会学研究站工作的情景。我也记录过同样的感受。“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就是大家常常怀念的西南联大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劲头，一种“正气”。
在此世纪交替，代际交替，国家大搞科教兴国战略之际，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创业就需要重振这种精神，这股正气，努力提高道德素养和境界。在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发展迅速，知识竞赛更加激烈的今天，提倡重建竞赛道德和队伍建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期待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者为此开拓出一个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费孝通口述、潘乃谷整理，1999年9月30日定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2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