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中国“身体政治”的研究旨趣及其启示
【作者简介】王华，南京大学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
【摘 要】近年来，“身体政治”在国外的研究如火如荼。相比较于国外的研究趋势，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历史文化、医疗生育与劳动生产等方面，对我国的身体政治的论著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一些启示。毋庸置疑，在现代性的带动下，国内的身体政治研究必将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身体政治；研究旨趣；启示
虽然身体司空见怪，但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在某些社会趋势的推波助澜下，身体被公认为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与思想内涵的研究对象[1]。无论如何，社会科学领域依然对身体的研究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倾向，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态势或许与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发展不无关系。现代文明带来了工业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消费主义观念与世俗生活方式的大行其道、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全球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特纳（Bryan S. Turner）总结了学界普遍的几种看法[2]36-46。
第一种观念认为身体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倾向，例如莫斯（Marcel Mauss）指出身体并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娴熟载体，而是蕴藏着潜能。因此，所有“身体技术”都由各自社会构建的，并随时间的历久而演化[3]。这种观念对后来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脸面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戈夫曼强调身体是人们日常社会实践行为的关键要素，其核心焦点在于社会实践中的身体如何将被管理、塑造、控制，以符合期望的社会互动[4]。
第二种观念把身体视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作为象征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的《死亡与右手》由《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与《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两篇论文组成。在《右手的优越》中，赫尔兹（Hertzs）批判了人们头脑中以往的常识，认为右手优越于左手是身体机能本身决定的，而是强调了社会的集体表象对左右手二元对立的决定作用[5]。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重要人物的赫尔兹坚信，这种作用源自于原始思维里固有的神圣与凡俗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祭祀等的过程中将身体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发展完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身体在诠释传统文化与社会意义中的关键作用，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将污染（pollution）作为研究的重点，并结合禁忌等问题非常出色地展现了身体的象征意义。认为身体是社会象征的“自然”承载体，体现着社会构成与解组的符号意义[6]。
第三种审视身体的方法将身体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权力关系，尤其是微观的权力不动声色地透过身体加以呈现。生物性的实体已经渐渐退去，身体完全成为了权力形塑、控制、锤炼的对象，完美地呈现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的一面，俨然成了被驯服的工具。
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何谓“身体政治”？洛克（Margaret Lock）在《培育身体》中指出：“身体政治是指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有关”[7]。 事实上，“身体政治”不同于“肉体政治”（carnalpolitics），它不仅仅限于肉体的物质层面，还扩展并延伸至的社会性身体的领域。其中的权力层面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由此显现。可见，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话题。
同时，身体政治也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治理术的概念涉及治理与思维模式的结合体，它常常被定义为统治的艺术或治理。它不仅包括了政府的行为实践，还体现了被治理者的行动反应。因此，治理术不应该被单纯地理解为统治行为，至少还包括了被治理者的行为反馈。在福柯那里，治理术有三种意思，其中之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8]。因此，治理术通过个体或集体的身体来实现自我的权力意志。与此同时，个体或集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甚至反抗。这两方面的交织才完整地彰显了身体政治的独特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MichelFoucault）的作品被认为是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斩不断的身体通史。他努力向人们展示身体与施加其上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9]。他认为，社会微观权力潜移默化地渗透至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使身体全面笼罩在一个权力干预和知识教化的区域内。从酷刑、惩罚到规训，再到监狱，权力话语的目标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从“有形的身”向“无形的灵”不断发生转换。规训身体的手段也不再赤裸裸地通过暴力实现，而是借由全景敞视的监控与欲望的激励来完成。
当然，身体政治必然涉及到性的课题。福柯的《性经验史》试图说明人类的性在反对性欲机制的过程中呈现了多样化的技能，以抵抗权力对性的压制[10]。毋庸讳言，福柯对身体的关怀超越了一般的意义范畴。而在对现代治理术的解读上，福柯则从具体的个体的身体转向抽象的“人口”，重点分析国家与人口的关系。通过这些研究，福柯想表明，权力已经渗透至人类社会更广阔的领域——权力不但对人们的日常活动进行管理与控制，而且还对人口的生老病死给予规划与调控。
由此可见，福柯的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丰富的启迪作用。不但如此，他还在潜意识里试图构建一种研究“身体政治”的独立的分析框架，目的是打算将有关权力与身体的一切研究统合于旗下。福柯的论述引发了学术界对身体政治的有关讨论，这些讨论可归纳如下。
一、历史-文化中的身体政治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身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渗透与内化力量。人们的身体因此而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思想内涵。黄俊杰[11]将人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的隐喻（metaphor），并以此来论述国家等政治组织及其运行过程。他指出，中国古代“身体政治论”的特点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这种观念将身体推及的国家视为一个聚合性的有机体，并借助身体的隐喻来揭示国家的组织与运作。由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把政治过程看作一个人的身体由内而外的运行机制，并在这个运行过程中灌输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过程可看作是个体修身齐家的过程。
在讨论近代中国的身体观时，黄金鳞将身体置于历史结构与国家欲望的重叠中[12]。他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身体的历史变化、历史特性与危险性，以及普适的身体模式是否存在。因此，著者通过对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空化来解读身体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在身体的国家化中，黄金鳞列举了军国民、新民、新文化运动对国民身体的影响。身体的法权化经历了由传统的伦理律法转变成西方的权利法律，突出了法系的改弦更张对身体塑造建构的作用。身体的时间化是指，在西方钟点的精确时间逐渐取代传统时辰的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如何被进一步地控制与改造。而身体的空间化，是以清末民初各种学生运动的空间为场域，考察空间与身体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两位的研究从宏观的视野讨论身体，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国家是如何操控身体、利用身体，以实现其政治意图的过程。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宏大的叙事难免无法体现出权力操控身体的精细一面，亦即权力无孔不入的特性没有得到彰显。细腻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缺憾，他们认为权力作用于身体不仅仅是宏观抽象的，更多的是采取“潜入夜润无声”的花样。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对作用于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权力进行不遗余力的挖掘。
在历史上，人们头上的植物——头发也常常与政治权力有着不解之缘，只不过前者成为了后者政治意图的表达。在《头发的故事——身体的政治》中，作者认为从清军入关的“留发不留头”到反清复明的“留辫不留头”，头发更是作为政治倾向的代言物。然而头发并没有随着革命的结束、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头发再次成为了红卫兵小将们的“专政”对象。“鬼头”、“黑帮头”、“阴阳头”统统都是被打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黑五类”分子的身体标志[13]。然而，著者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中国，还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等类似问题也做了梳理和分析。因此，著者认为，身体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已，但政治的力量却将之塑造成极其复杂又有内涵的肉身事实。即使是不起眼的头发也在不同的时空中与权力丝丝入扣，而一抹毫厘的发梢也成了政治展演的舞台。另外，黎志刚的《想像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汪民安的《我们时代的头发》以及于闽梅的《一九二七：王国维的辫子》等都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二、生育-医疗中的身体政治
人类的性爱、生育的本能与生俱来。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以生育权的名义亮相的本能获得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但在某些国家中，人们的生育活动却受到了国家干涉，赤裸地暴露在权力的控制之下。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见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4/content_2547034.htm，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其理由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国家“一胎化”的政策及其后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格林翰（Susan Greenhalgh）认为，建立在科学名义上的“人口科学”是帮助中国政府解决人口问题的合法话语。如果能够长期坚持实现一胎化政策，那么国家将能快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1970年代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论调。该论调通过测算人均指标，并将之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做对比，最终得出中国的落后归咎为人口过多。因此，当政者认为人口急剧增长是国家落后的关键因素。在当局者眼里，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因此，加强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是实现新世纪经济目标（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1 000美元）的关键。因此，当政者们普遍认为，只有阻止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国家才能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国家权力得到牢牢掌控、本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得以提高。最后格林翰指出，这些观点完全是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因为一旦将人口数量当作国家发展的累赘时，那么解决的方式可能是剧烈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必然是残酷的[14]。
在《中国人口治理》中，SusanGreenhalgh 和Edwin A. Winckler细致地考察了从列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整个过程中的人口政策。对于作者来说，治理术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生命政治”，这是一种管理生命的政治。其意图是关注人口的健康、福利、安全和财产的最大化；另一种是超越了旧式的主权国家权力，是一个三种力量结合而成的统治形式。这三种力量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中间规训机构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自我治理。作者认为，中国的治理术主要体现为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员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做法（bureaucratic approaches）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逐渐达到顶峰并向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15]。
可见，格林翰等人将19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视为巨大的悲剧。虽然她对中国的生育政策作了很深刻的理解和剖析，但其观点主要侧重在国家对人们身体的治理（government）上，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其他因素对人口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格林翰等人借由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运行的分析，来考察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是如何管制或治理民众以达到权力意志的。因此，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值得学习和仿效，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类似这些生育治理方面的讨论还有Tyrene White的《China’sLongest Campaign》、Thomas Scharping的《Birth Control in China，1949-2000》等。 如果说对人类生育的控制充分体现了福柯的生命政治，那么这种对生命的管制将政治与治理结合起来。毋庸讳言，一胎化政策就是追随这样的思路，对生育一胎的夫妇给予积极鼓励，而对二胎却毫不留情地进行消极处理。由此可见，国家权力一旦与性、身体联系起来，便表现出强有力的治理力量。
然而，身体政治并非一味否定性地压制身体，它还具备肯定性的鼓励作用，鼓励身体以特殊的方式适应并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这种劝导性的身体政治同样具有治理的威力，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控制形式而已。为了探讨女性主体与客体化身体的话题，黄咏梅将研究的触角伸展至虚拟的网络减肥社区和现实中的胖妹家族这两个层面，检视以批评瘦身风潮、要求管制情色的“国家派”与强调塑身女体、主张情色女性的“市场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在这种典型的论争之下，黄描述了女性个体看待、管控、形塑自己的身体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身体感受和社会体验。压制色情的论调与传统男权的意外合谋，使得市场逻辑煽动下的瘦身氛围遭到了一定的羁绊。然而“解放妇女团体”则展开反击，将塑身看作是对传统男权的反抗。无论是胖妹还是瘦身女性，追求性感是她们的一致目标。这也增加了其对生活、对自我的控制感觉，还成为了她们自身身体认同的源泉之一[16]。类似的研究还有赖英宏的《主体型构、能动性与政治抵抗—以国内塑身论战为例》、简忆铃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食症女性的身心政治》等。
无论是压制还是激励，人们都或积极或消极地以特殊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感受不同的身体经验，经历相同的身体政治。然而，对于有些社会现象，这种身体政治的解释却勉为其难。我们或许要引入“政治的身体”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例如，在《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体》中，邵京先生指出，在身体的政治里，行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客体是被统治者，治者主动施政于受治者的身体，因而身体的政治是一种治理术。与此相反，政治的身体首先是被政治化了的身体，而且是受治者主动施行的政治过程。作为主体的受治者对抗的是统治者、是强加在其身上的权力[17]。借此，邵京先生以一个乙肝的网络论坛为田野调查点，对身染乙肝的网络群体进行人类学研究。通常，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入学、入职等方面均遭受到了排斥和歧视。然而，这一群体借助相对开放的网络平台，构筑起他们自己的政治动员的社会空间。他们的身体也就自然构成了政治化了的身体。由此，该群体逐渐向特殊利益群体过渡，并提出他们的社会诉求。
可见，乙肝维权者们被动地形成了一个群体，但这并非是一个无助的群体。政治化了的身体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左冲右突、不断征战的能动群体。不过，这一抗争的过程显得特别漫长且又无比艰辛。
时至今日，当突如其来的SARS来临之时，身体政治能发挥怎样的效果？国家、社会、民众又作怎样的应对呢？汪民安以SARS危机为例，将身体拉到危机社会的前台。他认为人们的利益、身份、地位以及意识形态在危急中被摧残得体无完肤。人们历史性地撕下表演的面具，撤退到本源的身体层面。而医学的知识话语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科学权力。在它的指导下，城市被划分成若干小块，家庭被隔离成封闭的空间。从表边上看，处理危机的手段与福柯意义上的大禁闭有相似之处。然而，汪民安认为，今日的隔离不同与历史上的大禁闭。这种隔离是一种纯粹的身体禁闭。它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的牺牲行为、一种增进公共利益的公益行为。被隔离的人们在灵魂上毫无改造与忏悔之意，反倒觉得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毫无疑问，SARS危机时期的个体身体被权力的眼睛监管得密不通风，尤其是那些感染者身体更是如此。这种得到了大众支持的权力轻松地转化成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到处搜索和抢救异常的身体，而非将它们残忍地消灭。因此汪民安认为，这是一次积极的权力干预。权力的对象并不是权力的敌人，而是服务的对象。此时，权力运作的目标是要将身体揽入安全的地界，保护他们[18]。关于医疗的身体政治研究，我们还可以阅览《药物治疗与身体经验：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建构》、李舒中等的《身体、主体与疾病经验——医疗人类学的探索》、邵京的《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郑丹丹的《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等研究著述。
三、生产-工作场景中的身体政治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生产也自然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雇主们往往对雇员的身体提出严格的要求。正如福柯所言，生产中的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19]的原则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伴随着身体在生产领域的大量集聚，时间表、操作培训、检查、监视等治理技巧被工厂车间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形下，权力的压制手段在不断翻新变化。而雇员的身体也无情地被捆绑在忙碌的生产空间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着优质服务。
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霍克希德（Hochschild，A）曾提出“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的看法。该观点揭示了资本的力量通过制造微笑来达到情感管理的目标。可见，服务行业除了需要雇员付出体力和脑力之外，还需要他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入到生产销售过程。蓝佩嘉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而对身体劳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她认为，资本不仅对体力劳动提出要求，而且还严格控制身体转换成劳动的不确定性，以防止不必要的成本上升。如此一来，现代资本的运作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只是单方面地对身体进行压榨、剥削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基于这样的看法，她将女销售员与顾客互动的情绪劳动作为考察重点。她强调，情绪劳动比制造产业内的体力劳动所受到的规训更加显著。为此，她把对女销售员的剥削的身体、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沟通的身体等多元身体劳动予以一一呈现。在此基础上，蓝佩嘉最终揭示出百货店化妆品专柜的身体控制与规训机制。这种规训与控制形塑了女销售员性别意识与阶级认同，并挖掘出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配套话语在固化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由此可见，情绪劳动将人类劳动分离成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有力地揭示了资本力量渗透至化妆品女销售员身体的嗜血本性。同样是研究女性劳工的潘毅，将国家、市场、父权等因素结合起来，立体式地审视三重大山之下的女性打工者的生存与抗争的事实。通过在深圳一家港资企业的田野调查，潘毅全景式地描述并分析了打工妹这个新型打工阶级的形成与解构。她认为在跨国资本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阶段，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打工妹是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认同。这种认同符合了国家转型、社会变革以及嗜血资本的需要。借助年轻女工身体的痛楚，尤其是女工的尖叫和梦魇，著者揭示了打工妹是如何被市场力量、现行体制和父权文化所蹂躏的。夜晚的尖叫与梦魇看似是个别女工个体化的行为，但却是整个女性打工群体都无法逾越的悲惨遭遇。这一社会事实也表明了她们对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和无言抗争[21-22]。如此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展现让国家的力量、资本的嗜血本性暴露无余。与此同时，压在新三座大山之下的女性身体又显得那么无奈与悲凉。不过，潘毅并没有将打工妹摆在一味逆来顺受，屈服于国家、资本、父权这三重大山的位置上，而是进一步展现女性在异化劳动和农村生活的夹缝中抗争的微观政治。著者吸收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抗争的次文学”的思想，将打工妹可能的抗争方式概念化为“抗争的次文体”。她指出打工妹群体预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抗争主体的诞生，以及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的降临。
通过打工妹对城市居民的衣着、体态、举止的刻意模仿与调整，朱虹论述了打工妹从进入城市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自身城市社会化的努力[23-24]。同时在工业标准化的规训和消费世俗化的诱惑下，打工妹逐渐积累城市社会知识和文化符号，找寻城市人的行为逻辑，建构自己“不求是个城市人，但求像个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现代城市。与此同时，为了招徕更多的食客，城市餐馆对她们身体的规训也是其努力改变自身形象的压力所在。不管是积极的寻求模仿还是被动地无奈调整，这些打工妹们的身体塑造都为其自身积累了身体资本，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城市与农村社会等级的身体区隔的价值判断，以弥合等级化了的城市人与乡下人之间的身体图式。
同样是研究社会底层的秦洁，从身体经验的视角对重庆的搬运工群体“棒棒”的生计做了一番人类学考察，研究描述了“棒棒”在搬运物资时获得了各种身体技术，这些技术既是某些农村生产特点的遗留痕迹，又有在都市中人力搬运的新烙印。而“下力”虽然表现为搬运的身体动作，但也传递着身体感知与经验。在此基础上，作者围绕“下力”的身体感知及其身份意识的社会建构成分，探讨“经验之身”与社会观念文化因素的互构对其特殊身份地位形塑的影响，并揭示出他们的身份意识是痛楚经验的产物，也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果[25]。因此，无论是生存的工具还是经受疼痛的物质性存在，“棒棒”的身体都可以视为身份区隔的社会意义之载体。相关的研究还有何潇、何雪松的《苦痛的身体：一位青年女性打工者的疾病叙事》。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共同点：
第一、以上著述都反对将身体当作一个纯粹的肉身看待，并强调身体是社会力量的产物。这是典型的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身体特性被视为由政治、规范和话语等方面的规制生产与调控的客体对象”[1]20。这些研究著述或多或少受到了道格拉斯、福柯以及戈夫曼等人研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领域或写作风格虽然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风马不及，但都竭力主张身体承载着社会意义。这些意义是由个体所无法驾驭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由此可见，身体政治中的身体是社会力量施加于其上的肉身载体。身体是一个消极的承受者和被控制者，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关系的隐喻与表达。
第二、虽然说身体的身影朦胧、难以把握，但无论是抽象的身体还是具体的肉身，身体政治依然无处不在，形影相随。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力量绝不放弃任何施加力量的机会和可能。从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到整形美容的选择，让我们看到身体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性的压制到肯定性的激励转变。虚化的身体、实在的身体并不是如此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漫布在超越时空的社会背景当中。它往往不见首尾却又无处不在，不动声色却又雷霆万钧。
第三、纵然以上研究的关注重点不同，但大部分著述都一致地将生物性身体作为研究客体，考察权力与肉身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身体政治只囿于权力与肉身的勾连之中。毫无疑问，它的诠释效果受到了限制。基于这样的思考前提，这些著述往往忽略了对阶序性身体的刻画与分析。阶序性身体，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社会中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的身体也被分为三六九等。在《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中，杜蒙（Louis Dumont）认为，身体是特定社会中承载社会文化的象征体系，并且与社会等级分类机制关系密切。“阶序”（hierarchy）一词意为，整体的各个要素遵循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而使用的一个规则。在阶序原则之下，印度社会中的等级规定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婚姻、食物、身体触碰都受之约束[26]。这种社会结构的区隔构成了种姓制度的基础，区隔的身体又隐喻了等级结构的社会分类。因此，阶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会现象洞见和思路。
第四、在分析劳动生产中的身体政治时，绝大多数文献都离不开女性的身影。这完全得益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发展。她们一方面将身体作为男权、父权压迫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又将身体视为资本用于政治运动与抗争。例如，以权力、性和身体政治为研究主题的亨利（Nancy M. Henley）认为，对于大规模社会控制和小范围的人际管制而言，非言语的身体行为是其最主要的手段。她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细微方面实质上都是微观政治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均用来维护现状，并构成某些重要却被忽视的社会控制的手段[27]。相关的研究还有Rich，A对强迫性异性恋的分析以及Walby，S对男权制模式的讨论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的研究拓宽了身体政治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后续以女性为分析对象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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