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战龙、海路、陈学金/问 滕星/答：迈向组织化和专业化的中国教育人类学——访著名教育人类学家滕星教授
滕星教授
【作者简介】
滕星（1953-），男，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
巴战龙（1976-），男，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
海路（1975-），男，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
陈学金（1982-），男，北京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
摘 要：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学科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促进者，滕星教授指出：中国教育人类学目前仍处于“初步学术化”的发展阶段，但正在迈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并随着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和学科知识的积累，该学科很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会进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民族志；学科建设；学术文化；学术共同体
访谈时间：2013年11月3日14点至17点。
访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办公室。
文献来源：本文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新进展”为题发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一、当前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基本状况
巴战龙（以下简称“巴”）：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是想就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问题向滕星教授请教，感谢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访谈。几年前，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状况的判断是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您现在是否还坚持您的这一观点？
滕星（以下简称“滕”）：首先，要理解教育人类学的“初步学术化”这个概念，就得明晰“学术化”的定义和标准。我认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学术化”可以有六条标准：一是有学术研究的基本队伍；二是有系列学术成果；三是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四是有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包括目的和意义、内容和特点、理论和方法等，教材体系则是传递学科知识的保证；五是学科的研究范式、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六是学科研究史。一个学科如果追溯不了历史，说明这个学科的学术化水平并不高。就教育人类学而言，它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追溯60年左右，在中国是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当然，零星的研究可以追寻到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的话只能从1980年代中期之后算起。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史著作面世，陈学金的博士论文梳理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一旦出版之后将有助于学科的专业化，弥补学科史研究的空白。
以上是我对判断学科是否“学术化”提出的六个标准。十年前我认为教育人类学还处于一个“初步学术化”阶段，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从这六个指标来看，我认为它还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第一，我们的研究队伍还不是很壮大；第二，相对于其它学科，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第三，学科领域还不是很明确；第四，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正在初步形成中；第五，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刚形成，还没有发展起来形成独特的标志；第六，研究方法正在普及当中，还没有系统完整的教育人类学方法专著出版。所以说，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正在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军。
巴：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凯瑟琳·安德森-列维特主编的《教育人类学：全球学习与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指南》于2012年出版，这本书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和评论。其中由欧阳护华教授执笔撰写的第十一章——“雨后春笋：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与民族志”中对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了专题介绍，重点介绍了您和您的团队的工作，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在国际教育人类学界不断提升的地位和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是怎么看的？
滕：这个问题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学科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首先，倘若说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外学界有所影响，那么首先这个学科要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能引起国外学者重视，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经过30年学界的不懈努力，我认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已经获得很快很大的发展，很多成果已经面世，引起了国内和国外学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关注我们，跟中国国力的提升有密切关系。本来我们在汉语学术圈玩，他们在英文、德文和法文等等的学术圈玩，外国学者基本不懂汉语，所以这两个学术圈基本没有交集。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学者的“走出去”和外国学者的“引进来”，学术交流的频率和程度都在增多加深，所以西方学者也逐步了解了中国的相关研究。二是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某种学术研究要想引起学术界重视首先得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回顾中国教育人类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历史积累才有了今天的成果。还有就是学术空间，在当代社会里，只有一个人的研究，一个学术团队的研究，抑或是一所大学的研究，都不能成气候。所以，教育人类学从早年作为一个冷门，很少有人关注或者只有民族院校的人关注，一直到后来非民族院校也开始关注，现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和机构已经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学里了。研究队伍的空间分布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包括国内分布还包括国外分布。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空间的布局，中国教育人类学对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影响就增大了，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很多重点大学都在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甚至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都设立了民族教育学院。三是与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与国际接轨，闭关锁国，汉语圈玩汉语圈的，英文圈玩英文圈的游戏，这不利于学科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学术交流机制，我们有一些学者到西方学习，把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知识引进来，比如台湾的詹栋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其龙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坤博士把德奥的教育人类学引进来，樊秀丽研究员到日本学习，2010年出版了《黄济口述史》。我是20世纪90年代到美国去接触到了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前主任斯宾德勒（GeorgeSpindler）教授和和国际教育人类学先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奥格布（JohnOgbu）教授，并与奥格布教授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工作。回国后，我曾指导我的学生王婧对奥格布进行过专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班克斯教授（JamesBanks）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往。前两年又指导学生朱姝博士对班克斯（JamesBanks）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我目前正在指导我的学生彭亚华和周兰芳用文献统计学方法分别对美国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and Education Quarterly）和英国《民族志与教育》（Ethnographyand Education）这两种期刊进行研究。当我们“引进来”的同时，也得“走出去”，比如说几年前，我和我的学生巴战龙、马效义到美国开“少数族群教育肯定性政策国际研讨会”，最近我也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几所美国高校做讲座，对中国的系列教育人类学研究进行介绍。因此，与国际接轨就是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一些论文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外发表。我曾主持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文期刊《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sof Education in China）2012年第2期的教育人类学部分，在国外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家惠蒂（GeofWhitty）和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elApple）与我们都有联系。另外，香港大学的教育社会学家白杰瑞（GerardPostiglione）任主编的期刊《中国教育与社会》（ChineseEducation and Society）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文章，影响也很大。班克斯前两年在编写《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多元文化教育”卷时，我和朱姝博士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文化教育的词条。通过留学或访学、学术会议和学术作品这三个渠道，国外开始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但是还有很多国内优秀的成果还没被介绍到国外，从研究质量看，目前我们国内的研究并不输给国外的研究，相信国外的学者也会非常感兴趣，并期待深入的学术交流。
二、当前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组织化
海路（以下简称“海”）：专业学术组织暨研究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2013年6月19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您领衔申报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获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由官方“授权”的全国性教育人类学学术团体。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请您回顾一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和成立的有关情况，并谈谈对该委员会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设想。
滕：这一问题涉及专业性学术组织的建立。“共同体”在这里指的是学术研究共同体。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涉及专业学术队伍的建立。在国内外学术界，学术研究人员大都分布在各个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组织，他们在某一研究领域上往往各自为政，有时甚至缺乏共同的学术交流话语。那么，如何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研究性的专业学术组织或学科组织。这就是我们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初衷。教育人类学是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国内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教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一类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因此，我们考虑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作为教育学或人类学下的二级学会申报。
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申请成立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组织，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获得民政部的批准。在中国，要申请登记成立一个带有“国字号”的二级学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有比较复杂的申请程序，必须要打通“三关”。首先应该是由一级学会批准，其次是由一级学会所属的国家政府部门批准（如中国教育学会属教育部主管），最后才是由民政部审批。一开始我们希望申请成为中国教育学会下面的二级学会，但由于当时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够成熟，而且中国教育学会下的分会已经很多了，民政部也暂时不打算批准中国教育学会新成立二级学会。2007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CUAES）成立后，我们开始将申请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名下。这样，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必须通过三道关卡：一是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批准，二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三是民政部的批准。我们从2011年元月开始进入具体的申报程序，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国家民委批准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和秘书长黄忠彩同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要对他们深表感谢。2012年4月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批准成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5月29日，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会议。顾明远先生、哈经雄先生、庄孔韶先生莅临会议发言并担任顾问，张诗亚教授、万明钢教授和郑新蓉教授等出席会议并提出宝贵意见。2013年1月25日，国家民委正式同意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经过多方面的努力，2013年6月19日，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申请终于获得国家民政部的批准。据我们了解，迄今获得民政部批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下属的二级学会只有三家（另两家是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和民族节庆专业委员会）。因此，这个结果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在这其中我的博士后海路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只要是对教育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共同交流讨论教育人类学的相关学术议题，努力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组织保障，便于整合这一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力量，发展壮大这一学科。
就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我参考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办会模式，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想法。1954年，斯宾德勒在斯坦福大学召开“教育学与人类学大会”，1970年正式成立“人类学与教育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的召开和负责人的产生是采取会员民主选举，各所大学轮流坐庄的模式，这是国外学术团体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这套模式要在中国完全实施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最高管理机构民政部规定，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登记成立必须要有固定的法人代表和固定的办公地点，如果要更换法人代表的话还得重新打报告，让社会团体所属的一级学会和国家部委批准，再逐层上报申请审批，手续很麻烦。因此，我们尽量在不轻易更换法人代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目前，我的办会思路就借鉴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的做法，主要想法是：第一，在中国特有国情下坚持民主办会，首要是民主选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如果是直接任命的话，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就不会有活力。第二，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轮流办会制。我们计划明年（2014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以后会议就由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轮流来办，谁主持谁就做大会主席。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按照章程定期改选。第三，希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会刊和网站。西北师范大学王鉴教授提议将他们的期刊《当代教育与文化》选定为会刊，或者可以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在教育人类学网站的建设方面，陈学金博士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中国教育人类学学会（ChinaCouncil o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简称CCAE）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ccae2013），还设计出了学会徽标，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建成一个专门的教育人类学网站。这三点是我个人对教育专业委员会建设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想法能否实施，还得经过明年三月份成立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讨论。总之，我期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
海：由您担任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自2001年推出第一辑以来，至今10月已出版到第四辑40多种著作。《丛书》既有关于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从整体上代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学术界对《丛书》也给予高度关注。对《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及影响，您能做一些介绍吗？今后是否要把《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延续下去？
滕：《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国内第一套有关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系列成果。当然国内也有一些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成果出版但没有冠名为“教育人类学”的，比如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主编的“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和西北师范大学万明钢教授、王鉴教授主编的“多元文化与西北民族教育研究丛书”。这些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系列研究成果大都采用了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总体而言都属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由我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到目前已出版了42种著作，还有一些学术著作正在编辑中。根据计划，我们准备将《丛书》出到50种左右。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是将中国优秀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集中展示给国内外读者。《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中除了一些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外，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是我和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重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以及教育人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精选。《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涉及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教育民族志书写，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汉人社区教育研究等许多方面，特别是有很多中国本土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许多研究都做得非常细致和扎实，比如张慧真、罗慧燕、张霜对苗族、杨红对拉祜族、巴战龙对裕固族乡村教育的研究；罗吉华对傣族“和尚生”教育、欧群慧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师的研究；我、王远新与海路、马效义、宝乐日、张苗苗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研究；我和李素梅、张爱琴、班红娟、温润芳、吴杰、王金星等对全国和各省乡土教材的研究；艾力·依明对维吾尔族、王洪玉对甘南藏族双语教育的研究、李红婷对汉人社会乡村教育的研究在国内应该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套丛书推出，极大地普及了教育人类学的学术知识，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国内外的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对这套丛书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甚至我在民族地区调查、访问时，很多民族地区一线教育实践工作者都说从这套丛书中受益匪浅。
我认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应该持续下去。我甚至希望，国内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应将《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和其他优秀的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让国际教育人类学界能从中了解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状况，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
陈学金（以下简称“陈”）：费孝通先生在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时候，提出学科建设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即（l）学会组织；（2）专业研究机构；（3）在各大学的相应的系、科；（4）要有图书资料中心；（5）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如果对照这五项，我们发现，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大学中的系、科建设仍是一个薄弱问题，只有少数大学在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教育学专业下面开设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人类学人才的培养进度。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滕：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费孝通先生说的这五个方面主要针对一级学科建设，而不是二级学科建设。就学科建设来看，中国教育人类学还比较薄弱，只有一些综合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一些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但是，我相信，随着教育人类学影响的逐步扩大，今后西部地区会有更多的大学设立教育人类学专业或方向，东部的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会跟进。这可能还需要十年、八年的普及时间。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发展和完善组织、建设教育人类学教材、出版学术成果，多做一些基础性和普及性的工作。
三、当前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专业化
海：科研成果获高级别奖项往往体现了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影响力。2011年9月，您担任主编的《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唯一的一等奖；2013年4月，您的专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现在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浮躁风气，部分研究者重数量轻质量，学术研究欠扎实严谨。您能和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科研经验吗？
滕：我想，科研成果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但不获奖也未必不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不能将科研成果获奖这件事看得绝对化。比如说，引用率就是一项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学术指标，但是不是引用率不高的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就一般呢，我看那倒也不一定。有的学者研究的领域很偏，研究成果很专，真正能够读懂他的文章，引用他的成果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所以没有什么引用率，但是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就他的学问做得最好，学术成果质量最高。我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奖应该说是挺幸运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总之，我没有把获奖这件事看得太重。
关于目前存在的学风浮躁风气的现象，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潜下心来认真读书；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不仅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借以谋生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不挣钱，而且要常年坐冷板凳。如果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你就必须秉承了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看家法宝。也就是说，一是要下田野，二是要撰写民族志，三是要进行理论建构。要做到上述这三点，你首先就要踏踏实实地读书，具备人类学与教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要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最后就是分析和提炼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建构。如果一名年轻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三点，我想他一定能够克服学术的浮躁之风。但是，现在很多研究生这三件事都做不到，主要原因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者是为了一纸文凭或一个工作岗位求学，功利心太强。所以要做好的学术，首先就不能太多地计较经济利益，其次是不能沽名钓誉。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获得基本的生活物资条件保障后，应努力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学术有浓厚的兴趣，能吃苦而且耐得住寂寞。但有理想的人可能是孔子说的“圣人”，一般人做不到，那是大学者大学问家的“傻气”；多数学者可能会达到“君子”的境界——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即踏踏实实做学问，在某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做一个“相对有理想”的人，这20多年来也一直在坚持做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陈：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的综合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我看来，事实上它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的要求极高，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至少同时具备教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知识体系。然而，我们知道，随着学科知识的细化，一个学者想要在一个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滕：教育人类学是由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必须具备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对于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各分支学科概况和进展、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课程、教学、教材这些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教育人类学学者必须具备，否则很难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这就涉及到一个阅读量的问题，教育人类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至少要读两门的专业书籍，这需要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学科划分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综合的、整体的视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仅用一门学科就能解释清楚。教育领域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教育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学；教育涉及到国家的意识形态，涉及到政治学；教育可以看作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涉及到经济学；同时，任何教育现象都是某个族群、国家以及某种文化的教育，这里就涉及到民族国家、族群和文化的问题，这些恰巧就是人类学要研究的东西。教育人类学恰恰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立场、观点、知识、理论和方法去做教育领域的研究，这就是学科特色。因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把教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做教育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察这种教育是哪种文化的教育。举个例子，比如说乡土教材，它和国家教材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你就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什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再如，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为什么不一样，从理念、方法、目的，很多出了国的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完全不一样，那就是文化的原因。
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教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可能还涉及到其他学科。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涉及到语言学的问题；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就要涉及到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族群关系和族群教育的问题就要涉及到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开展一项教育人类学研究往往需要三四个或者更多学科的支撑。教育人类学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态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面要广博，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阐释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刻。
陈：接着想请您谈谈研究方法的精致化问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了一批方法论专家，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的特点在于综合处理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的进展，并且把实证主义、解释学、符号互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和观点融合在一起讨论。从目前来看，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显得单一、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滕：什么是研究方法的精致化？我个人的观点是，一项研究要根据研究问题、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来设计。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多学科，而且涌现出很多不同范式和理论流派。每种范式或理论都有其优点和弱点。如后现代很具有冲击力和颠覆性，但是它似乎缺乏建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差。
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自己做出草根理论，也可以借助前人的理论解释问题。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研究者能提出独到的想法，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做法，这是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精致化的研究从何做到？我认为，首先，教育人类学做个案研究是这个学科的特色，人类学做小个案，社会学做大样本，人类学以“小社会”现“大社会”。其次，是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凡是我眼睛看到的，听到的，访谈到的，我五官体验到的是真实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五官感受不到的东西，包括对二手资料都要质疑。另外，我们要尝试从多角度，尤其是从别人没有思考过的角度解释教育与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研究者需要不断丰富理论学养，进行不懈地探索。
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美好未来
巴：您从教已经整整30周年，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您60岁的寿辰，我们提前祝贺您的寿辰，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期许。
滕：60岁就是一个甲子，基本上就是人生告一个段落了。到了一个甲子就要想该想的东西，我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耳顺”了，也就是说，今后你们怎么说我，别人怎么挑战我都乐于听取，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以后发展的期许，还是围绕费孝通先生讲的五个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个是学科专业研究机构和培养机构的设置。回顾教育人类学的发展，我刚开始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时候没有人把它作为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一般做的人都是各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人员，他们进行政策性、情况性的研究，而学院派基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迈向学术化，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会及民族教育研究期刊，这为教育人类学打下了组织上的保障，它开始进入了象牙塔——大学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开始把西方的学科理论引进来，这些知识不仅在民族院校进行普及，而且在一些主流社会的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也开始有专门人员成立了一些机构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发展还不是很普遍。我想随着教育人类学专业会员会的成立以及学科的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知识会越来越普及，我相信教育人类学在全国的教育学院、人类学系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因为学术研究常常会有一个传播上的几何效应，发展的越快，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发展的就越快。据前几天罗银新等几个同学细致统计，我所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有58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其中有7人硕博阶段的学习都是我指导的，这样连同我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1人加起来一共有83人了。我想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会留在学术圈里，这些人都会是“种子”，他们以后会带更多的学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会把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扩展开去。我相信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第二，学会组织。有了学会组织就会有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从结构功能理论来讲整体大于部分，当这个学会成立之后，大家就会更有信心和活力，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我相信大家通过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都会有更大的发展。
第三就是专业学术期刊、出版物和图书资料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领域目前有两个学术期刊：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和在西北师范大学的《当代教育与文化》，是我们赖于发表教育人类学学术成果的和重要阵地，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都专门设立过主打教育人类学的专栏或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教育人类学论文；还有陈学金正在做的“人类学与教育”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542277241），我希望能把它慢慢发展成网站；巴战龙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今后我们可以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电子刊物。前边做的16期《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是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因故中断了，我们需要有志者再把它恢复起来，放在网站里边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重要的刊物来发展。我觉得必须需要建设的是专业期刊。虽然最初由李红婷牵线搭桥，继而由巴战龙和海路先后主持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的“教育人类学”专栏相对连续地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也凸显了年轻学者的活力，但是还很不够，全国有那么多教育类期刊和民族类期刊，开办和常设教育人类学栏目的只是凤毛麟角。大家回忆一下陈独秀“发家”就是靠《新青年》的历史，这提示我们必须要有学科作品发表的阵地。对于我来说，今年我已经60岁了，我该做的已经做了，接力棒该是你们的了。今天的采访，是对这个学科和对你们年轻学者的一个交代。
来源：《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2014年·创刊号，总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