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狮：卷入、脱嵌与反嵌——粤北瑶山村杉木种植的劳动过程分析
【作者简介】何海狮，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摘要】“劳动过程”视角被视为一种理论的同时，还应视为一种方法论。粤北瑶山村的杉木种植是一种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行为，本文试图用作为理论和方法的“劳动过程”视角对这一生产行为进行解读。本文认为，瑶山村的杉木种植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后，原有的生产模式被重构，形成了一种并不脱离地方社会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一方面试图脱嵌地方社会，一方面又扎根地方社会，形成一种“双重动向”的“反嵌”特征。这也是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延续。
【关键词】卷入；脱嵌；反嵌；劳动过程
一、引言
（一）小民族卷入大市场
自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1]起，经济人类学就旗帜鲜明地通过一个个部落或族群的鲜活例证来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特别是莫斯（Marcel Mauss）的名著《礼物》[2]，开创了人类学的礼物经济研究传统，对沉浸在市场制度滥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无疑是一记重拳。著名经济学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中，他从大量人类学著作中吸取灵感，意识到互惠（reciprocity）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早期文明生产与分配秩序得以进行的行为原则，其社会的经济制度仅仅是社会组织与功能，是“嵌入”（embedded）社会之中的，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试图创造一个“脱嵌”（disembedding）的社会，让社会从属于市场，这是荒谬且危险的，并且会引起自发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3]但是，社会并没有按照波兰尼所希望的路径前行，而是依然故我地朝着危险的“脱嵌”征途上挺进，把我们带入到“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在金本位的精妙金融安排下，全球化的市场诞生了，在这个市场中，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得以变成商品[4]。在这场世界市场经济的扩张浪潮中，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文化或弱小民族再难洁身自好，置身世外。在此背景下，对非西方文化的经济变迁的关注日渐成为人类学的关注焦点之一。
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带回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他的论点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交织而成的整体，在这个网络中，有历史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非西方关联到了一起。沃尔夫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两个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通过世界性的市场机制（资本主义市场）联结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5]。换言之，他考察的重点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联结网络。而更多的人类学家则把视角放在了此网络之下，各族群的应对、适应、反抗与磨合的过程。他们有些继续秉承沃尔夫的市场体系研究传统，从“卷入”入手研究资本给当地带来的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影响，这一派被冠以“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标签；另外一派则以萨林斯（Mashall Sahlins）为代表，认为文化有其自主性，它们总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意想不到的方式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持拥护、漠视、敌对或对抗的态度[6]，这一派被称为“文化经济学”。但是，不管是被动的“卷入”引起了变迁，还是自主的文化引导了地方性应对策略，都缺乏对生产模式的微观展现，也因此没能深刻地揭露沃尔夫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通过世界市场联结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本质内涵。本文试图关注一个山地民族如何把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换言之，本文把焦点放置到当地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去——这是弗兰克（Andre Frank）、沃勒斯坦及沃尔夫等人认为不值得关注的领域。本文通过关注该山地民族的劳动过程，从而从微观角度切入，展现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出现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
所以，严格来说，本文是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延续。人类学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这一理论传统宣告没落。当时，该派在经济人类学领域异军突起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认识论上的挑战、剔除资本主义文化偏见、突显被研究者社会文化的特色。[7]首先，把该领域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从分配、交易、市场调节转移到生产模式的讨论上来。其次，意识到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功能都是如波兰尼所言，嵌入到社会文化中的支配制度中的。最后，地方文化常影响着经济的具体运行，造成生产模式的多样化。通过马克思理论中的“联结表现”（articulation），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都是几种生产模式“联结”而成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泰雷（Emmanuel Terray）考察了位于西非加纳和科特迪瓦之间的阿博隆（Abron）王国，发现这个社会是由两种主要的生产模式联结而成的，一种是农民生产自给自足的以亲属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一种是造成国王兴起的奴隶生产模式。[8]显而易见，人类学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传统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借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达到对资本主义狭隘文化偏见进行批判的目的。笔者认为，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依然有其活力，特别在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在全球各角落渗透之际，有必要继续秉承马克思的理论脉络，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结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涵。本文希望继续秉承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地方社会的生产领域。但是，本文又希望走得更远一些：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中的劳动过程理论，实现对地方社会生产过程的微观考察。
（二）“卷入”之后：劳动过程理论的扩展
西方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学界多有系统梳理[9]。劳动过程理论的奠基人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1卷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一节中，揭秘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隐藏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中，劳动过程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可惜的是，此后由于资本家借助科技的发展、工人福利的提高等，使得劳动过程理论受到质疑，学界理论的焦点从生产转移到了消费。直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出版《劳动与垄断资本》，才再一次把理论的焦点转移到生产领域。布雷弗曼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通过深化劳动分工，造成构思劳动的主体和执行劳动的主体出现分离，即作者所谓的“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工人由此进入一个“去技术化”（diskilling）的时代，在这里，“死劳动”（指机器）实现了对“活劳动”的控制，但也因此产生了二者的张力与矛盾，并由此带来工人的旷工、怠工、罢工等后果[10]。布雷弗曼的理论把劳动过程重新置入资本主义讨论的中心，也招致了大量的争辩与批评，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就是其中一个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批评布雷弗曼只看到了劳动的客观因素而忽视了劳动的主观因素。他在《制造同意》一书中提出，工作现场的工人拼命加入到赶工游戏中去，并通过其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与内部国家体系，实现了工人的对劳动及自我剥削的“同意”，包括对赶工的热衷、工厂利润来源的理解、对工厂“法律”的内化接受、对惩处与奖赏的认同等。[11]在一系列的工厂民族志的研究基础上，布若威提出了“生产政体”（productionregime）的概念，即先前提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及内部国家等的高度概括与提升，并由此把握工作现场中“活劳动”的形塑过程，这一概念意味着超越对狭小工作现场的微观关注，同时把视角置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之中去理解。布若威认为，生产政体是一种霸权式的统治，工人在实质上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12]
但是布若威的阶级优先视角受到了学界的批评，他们试图引入性别、种族、国籍、公民权等相关视角，并视之为与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些因素在生产过程中一同形塑了工人的主体性及生产政体。在这些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延伸了劳动过程及生产政体的理论视角。李静君通过对香港和深圳两家工厂的研究，对布若威的生产政体提出了批判与重建。香港的女工缺乏加入工厂之外的生存手段，且缺乏国家与福利之外的保障，正适合催生布若威笔下的专制体制，但现实却表现为霸权体制；深圳的女工除工厂外尚有农业生产可维生，正合适布若威笔下的霸权体制的出现，但是现实却是专制体制。李静君认为，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在于，性别因素在生产政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香港的女工都是有家庭的中年妇女，家庭的责任往往重于工作与报酬，促使管理者变得“仁慈”，却也同时建构起女工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劳动“同意”；深圳女工都是未婚女性，在工厂工作几年后就会离开嫁人，造成她们通常不被重视，并被分配到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线，造成专制体制。[13]李静君引入性别的研究，很有力地证明了性别作为工人主体性的形塑因素，在生产政体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潘毅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及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对中国女工的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等做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作者发现，在劳动过程中，女工虽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但是她们却是主动的、策略的、灵活的行动者，并且运用血缘、地缘、族群、性别等因素共同实现对自身主体性的建构。[14]在中国，籍贯也常成为资本可资利用的工具，通过籍贯，制约平衡，维持生产政体的稳定。[15]
沈原视霸权为近现代社会所有劳动过程必定包含的权力形态，即便是走出了有固定生产线、机器、设备的工厂，依然可以发现这种霸权。在那些比较“粗放”，从事野外工作的行业，如建筑、矿业等，对“活劳动”的控制尤为重要，“资本或管理者不可能利用机械的流水线来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约束‘活劳动’，实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完全支配，而是必须考虑到‘活劳动’本身的特点，考虑到在工作现场中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劳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6]沈原在对从事野外作业的建筑工的劳动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关系霸权”。通过建构起包工头—班组长—核心工人—边缘工人的层级结构，并经过生产过程的磨合、融入、重组等，“关系霸权”被生产与再生产，起到生产“忠诚”、约束“不满”、提供“秩序”等作用。[17]
中国的“世界工厂”就像一个大熔炉，卷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不仅仅是具有明确劳资关系的工人，还有另外一些被隐形剥削的劳动者，如摩托载客人、拾荒者、流动商贩等，他们在工厂之外，无明确劳资关系，但同样卷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如黄志辉通过对珠三角某村的代耕农现象进行细致的田野考察后认为，他们虽然不是在工厂内劳动，表面上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 31 48931 31 15534 0 0 1833 0 0:00:26 0:00:08 0:00:18 3598间，安排自己的生产，但他们实则生活在变体的“生产政体”中，即作者所谓的“自我生产政体”。[18]
综上，肇始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在工厂劳工研究中显示了强大的解释力。当被放置入无厂房的野外作业劳工，甚至无明确劳资关系的代耕农研究时，也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那么，“劳动过程理论”的边界在哪儿？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讲，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把地方社会卷入其中，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在这些地方社会找到影子甚至“变体”，这些影子或“变体”也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的。据此逻辑，通过地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则将有效检验该理论的适用程度，而这种适应程度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子和“变体”正相关。换言之，运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地方社会生产方式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地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结的具体情形和本质内涵。
其次，就方法论角度而言，劳动过程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式的分析方法，即对物质之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生产领域进行关注。所以，从本质来讲，这种分析方法适应于任何人类社会——任何社会都需要生产，只不过生产模式各有千秋。尤其是当今社会，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后，其生产模式往往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对这些社会的劳动生产过程进行拆解分析，我们将更清楚地认识到各生产模式是如何叠加、影响、磨合或对抗的。
正是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才将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杉木生产行为纳入到“劳动过程”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因市场经济需求而兴起的杉木生产异于传统杉木种植，已经成为一种准资本主义生产行为。虽然这种生产行为异于有明确劳资关系的工厂生产，但却同样可以运用作为方法论的“劳动过程”视角进行解读。
（三）基本论点与材料说明
由于地方社会、自然环境的复杂以及杉木生产周期的漫长（17～20年），对瑶山村[19]杉木生产的劳动过程进行全面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选取了杉木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的若干主要环节进行细致呈现。这些环节包括土地的准备（劈斜与炼山）、种植、日常护理、砍伐等。这些杉木生产基础环节的生产技术明显是传统的延续，亦即本文所讲的“扎根地方社会”的杉木生产。但是，这些杉木生产在本质上异于传统的杉木种植，这与杉木生产从家计生产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是紧密相连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杉木生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脱嵌”特征。笔者使用波兰尼所言的三种虚拟商品的出现（即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细致展现这种“脱嵌”状态。
“扎根地方社会”和“脱嵌地方社会”是同时并行的两种状态，笔者称之为“反嵌”。“反嵌”一方面承认脱嵌倾向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经济脱嵌并不是成功的（也不可能彻底成功），相反，它需要在地方社会中寻找契合点，即需要扎根地方社会。换言之，试图脱嵌的经济被地方社会所“反嵌”，如本文所要详细论述的杉木生产的传统技术的延续以及传统地方社会网络的意义。这与波兰尼所言的“双重动向论”（double movement）是不谋而合的。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试图创造一个脱嵌的社会，但是完全的脱嵌是不可能的，社会本身会自发启动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即构成“双重动向”。[20]本文目的之一就是展示杉木生产过程中的“双重动向”的“反嵌”特征。
瑶山村是乳源最大的几个瑶族村落之一，2011年全村总人口367人。瑶山村海拔约800米，瑶民进行集市贸易的地点是近30公里外的山下汉人集镇。20世纪80年代以前，需步行山道到集镇交易，平明即行，匆匆交易，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80年代，瑶山村附近的一个瑶族村落开通公路，瑶山村瑶民先步行到该村，再坐私人面包车下山赶集。由于交通不便，瑶民对外交往不多。2000年，瑶山村开通公路，因为交通的便利，瑶山村的杉木生产此时开始兴旺。杉木种植原本是该村传统的生产活动，不过一直被视为种植杂粮之余的辅助性经济作物。开通公路后，杉木生产从辅助性经济活动一跃变成了支柱性生产模式。
2011年春至2012年秋的大部分时间笔者在粤北乳源东部的瑶山村做田野调查。本文的绝大部分实证材料均来自笔者在此期间的田野调查。这些材料主要是访谈资料（文中所引用的访谈资料不再一一注明访问时间）和笔者的田野观察笔记。数据方面也以村民口述为主，但采用多人核实的方式，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遗憾的是，官方缺乏对瑶山村杉木生产行为的记录，导致无法进一步对比查核。
二、 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杉木生产的劳动过程分析
（一）劈斜与炼山：换工的渐亡
从生产技术上看，杉木种植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从土地的准备到杉木的移植，从日常护理到砍伐收获，都采用传统的技术。但是，在传统延续的背后又蕴含着断裂的趋向，即“脱嵌”的危险。
“劈斜”和“炼山”都采用传统的生产技术。“劈斜”是杉木种植的第一步，时间通常在冬天，把山体的杂树杂草全部砍倒，并在阳光下晒干。待到春天农历二三月就直接焚烧，曰“炼山”。炼山的意义很多，一则清除争夺土壤营养的竞争性物种，二则灭菌，三则草木灰可作为天然肥料支持杉木生长。
劈斜劳动量极大，炼山则需要多名劳动力同时作业（为防火灾），所以，传统上劈斜和炼山都采用换工的方式进行。由于每家每年的耕作规模都相当，劳动量也就相差无几，所以，同一年耕山的几家甚至几十家人通常联合起来劳作。换工是一种重地缘而轻血缘的临时性劳动合作，换工团体在工作结束后即自动解散。举例来说，若A、B、C、D四家联合换工劈斜，那么，通常四家各出2个劳动力，共8个劳动力，先集中劈斜完A家的山地，接着B家、C家、D家照轮。村民讲，一家人每天在一块地上做，辛苦，而且没什么意思，一起做，有说有笑，两三天就换新的地方，感觉不很辛苦。
现在虽然换工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基本处于废弃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杉木生产已经从一种维持生计的生产转变成为了一种投资和赚钱的行为，是资本的投资与收益，那么付工资就变得合情且合理了。其次，杉木生产成为资本的运作行为后，杉木的耕种规模发生了变化，有些资金雄厚的“准资本家”往往通过购买耕作权等方式扩大每年的耕种面积，而一些家庭式的种植则往往只能保持小规模生产，另一些则因种种原因选择弃耕，而出售了耕种权。这样，耕种面积变得差异很大，较难在一年内找到耕作规模较一致的家庭进行换工。再次，杉木种植被视为投资行为，村民往往开始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衡量每次的种植规模、成本、收益，是否请工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等。最后，杉木种植被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后，通过换工而不是付工资进行生产的行为被视为“不好”的行为。瑶山村盘惠明告诉笔者选择雇佣而非换工的理由：“每个人都需要钱用，这次他给你做工，你付钱给他，他就可以用这笔钱了。下次，你替他用工，他付给你钱，你就可以用这笔钱了。”笔者追问，那不是和换工效果一样么？他反问：“怎么一样呢？这样更好些，可以及时地用到钱。做了工就有了钱。”。显然，随着杉木生产从维持生计的生产转变为赚钱的投资性生产，劳动过程的组织基础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传统的换工模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
（二）密集化的种植
杉木的移植也基本延续了传统技术与方法。在瑶山村，杉木种植采用移栽方法。杉木苗分一年苗和两年苗，前者根须短，较易存活，后者根须长，栽种前往往需要斩掉部分长须。移栽通常在每年农历的三四月，一场春雨过后五六天是最佳移栽时机。栽种时，用柄长半米的短柄锄头轻挖三五下，挖出个小坑，置入杉木苗，接着用短柄锄头背部填土并夯实。一株苗的栽种时间不超过半分钟。
传统上，杉木种植是耕种杂粮的“副产品”，是耕种杂粮时套种的。杂粮耕种三四年后山地撂荒，任由杉木和杂木生长。过不了几年，土地肥力即恢复，再次成为茂密的次生林。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瑶山村书记的盘财兴告诉笔者：“我小时候在山上玩，常常在杂树杂草丛生的树林中突然发现一棵大大的杉木，我很好奇，就问大人。他们告诉我说，是种的。我才恍然大悟，这看上去零星分布在杂树杂草中的巨大杉木原来是老大人（老辈的人）种下的。现在种杉木，可就不讲这些（规矩）了，杉木种得密密麻麻，林间根本找不到杂草了，更别说杂树了，光秃秃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山林所蕴含的巨大的“杉木经济价值”——瑶民已经将杉木视为山地所能够带给瑶民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价值”——村民想出了各种招数，生产出更多的杉木数量，其中栽种更多的杉木苗成为最实在的选择。其中方法有两种：一是扩大种植面积，二是增加单位面积的植株数量。
扩大种植面积，方法也是多样的。比如种植山地的坡度要求一再被放宽，60度上下的山体也被视为可耕作的坡度。对土质的要求也不断放宽。笔者随瑶民上山栽种杉木苗时，常可亲眼见到这种情景：即便发现三五厘米厚的泥土下面是一块巨大的砾石，也要在上面插入一根杉树苗，就像赌博一样：“长成了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啊，死了也就损失几毛钱，划得来。”几年前从村主任位置上卸下来不久的盘良杏就对村民“一切朝钱看”的行为颇为不满。一次，笔者随他去远山察看他设下的野猪陷阱，一路有很多沿河的水田，种满了杉木，但全部病怏怏的，矮小得很。盘良杏气愤地批评道：“这些人的经济头脑，到处种杉木，水田里面种杉木，水分太多，肯定没法长大！”以前较远的山地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很少种植杉木，现在则由于吊木机械（将杉木从河谷一边吊运至另一边）、马匹、雇佣劳力等的广泛使用，杉木种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增加单位面积植株数也是村民最重要的一个增加“经济价值”的好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把行间距由原来的3米以上缩短至1米，这样，单位面积的植株数就增加了9～10倍，也就是说，理论上讲，可增加9～10倍的投资回报。当然，3米以上的间距，杉木生长迅速，且较为粗壮，但就单位面积的积材量来讲，显然增加植株数是瑶民为获取更多货币而做的最佳选择。于是，按照市场经济逻辑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林地当做一种附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让林地在短期内产生尽量多的资本回报（剩余价值）是理性的，瑶民纷纷选择了榨取土地资源，增加植株数的方法。
虽然种种片面增加种植量的做法偶尔会引起村民的议论和检讨，并把近年来河流水量的减少、水质的变差、野生动物的减少、洪水及山体滑坡等归结为杉木的大规模种植。但他们也并不认为以这种急功近利的生产方式种植杉木是错误的，因为山地已被视为生产的工具与一种投资。
（三）护理：清除一切杂草
除草和修山是在杉木种植成为一种资本投资之后，变成杉木种植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杉木生产中，是不存在除草环节的。杂粮种植结束的第三年或第四年，杉木就等于被“遗弃”了，没人关心它们。等到需要自用或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村民才会想起杉木，并且从中选择最大的杉木砍伐（通常树龄40年以上，有村民说40年以下的树不允许砍伐）。
为了让作为生产工具的林地尽快地获得资本的回报，村民需要尽可能地清除阻碍杉木生长的一切事物，清除杂草杂树就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其做法是，用短刀扫荡式劈砍所有地面的杂草杂木，然后均匀铺在林间，任阳光暴晒。村民的理念是，林间应该是光秃秃的，不该有任何与杉木争夺生长营养的生物的存在。为此，花费大气力也是值得的。以耕种10亩杉木林为例，其生产所需的全部46工劳力中（不含最后的采伐出售），超过一半的劳力（共25工）是用于除草、修山等日常护理工作的。这25工是最低限量的劳力，村民往往会投入更多：“也没规定哪一年就不能除草，有时间就会去除一除，看到有很多杂草了，就会去除。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去除除草，杉木会长得快。我们村有些人每年都去除草。累是很累啊，但是不除草，杉木就不长啊。不经常除草，种杉木不长，不划算。”
显然，村民无形中把物种多样性的森林演变成了单一物种的杉木林。以往遍布灌木丛、杂树、杂草、野草、各种瑶药植物、野猪、芒鼠、蜜蜂的丰富多彩的森林现在被视为无经济价值的荒废的山岭了（当然，这些山岭也给部分村民带来狩猎采集的乐趣，但这种山岭的物种也日渐稀少了）。而看着成片的杉木林，村民仿佛看到了金钱和资本的回报，有村民亲切地称之为“银行”：“想取钱时随便取，不想取钱时放着，它自己会生利息。”
（四）杉木砍伐：被机械绑架的瑶民
布雷弗曼在他的经典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明确指出，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机械化无可非议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带给劳动者的并不是更轻松更少的劳动量，相反，在劳动量增加的同时，劳动过程更加枯燥单一。表面上看来，是劳动者运用机械有效地控制了劳动过程，实质则是，资本通过机械控制了劳动者和劳动过程，换言之，机械控制了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控制了机械。[21]
由于市场对杉木的需求量持续增加，村民为了加快杉木砍伐的速度，热衷于引进各种机械，甚至有些瑶民自己对机械进行改进。常用的伐木机械包括油锯、电力锯板机、柴油锯板机、吊木机械（租借提成很高，约为杉木收入的20％～30％）等。
瑶山村瑶民伐木，以往用手锯，一人锯木，后面跟一两个人负责剥皮（剥皮后，杉木易干，且品相好）。改用油锯后，伐木速度激增，一人用油锯，后面跟着的剥皮劳力需10名方可保证同步作业。机械引进无形中增加了单位时间的工作量，也无形中助长了雇佣关系的建立。同时，并不是每户都有油锯，在瑶山村仅有10台左右油锯，其余家庭需雇用有油锯的村民充当油锯工，付给他们的工资每日超过100元，是普通劳动力的2倍以上。
瑶山村大部分的杉木林都远离公路，为了方便运输节约成本，村民一般会直接在山上把原木用柴油锯板机加工成半成品——方条，然后雇人肩至公路边。[22]1992年，瑶山村引进柴油锯板机，目前为止，瑶山村共有6台柴油锯板机，其中老板盘财发独有3台，两台在山上租借，一台在村里。从概率上来讲，瑶山村村民需要租借盘老板的柴油机的概率是50％，但实际上不止这个概率。盘老板拥有小货车（可收购杉木）、面包车（可载客赴集）、小卖部（可满足日常所需），且任过两届村主任（有政治话语权），一般情况下，村民总是尽量租借盘老板的柴油机。而柴油机的租借使用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提取杉木销售收入的9％～10％作为加工费。
盘良选在2011年8月租借盘老板的一台锯板机加工杉木[23]。杉木加工完毕后共卖得3万元。其中需支取9％，即2700元作为锯板加工费。锯板机由两人操作（即机器所有者），共工作10天，除去油耗，平均每人每天的加工费约130元，是普通劳动力的两倍多。盘XZ也替笔者算了他2012年8月租借盘老板一台锯板机的费用情况。这年的锯板加工费从9％涨到了10％，他租借了3天，提取杉木收入的10％，共1100元。三天油耗不到30斤，每斤油3元，这样燃油成本不到90元。除掉油耗，加工费每日达333元，锯板机操作共2人，每人的加工费达到166元，是普通劳动力雇佣费的三倍有余。怪不得他抱怨道：“钱都被他们赚了”。
瑶民对现代机械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机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却又被机械捆绑，被资本剥削。案例中的加工费是完全异于工资的，前者之所以高于后者3倍有余，是因为前者被视为“资本投资回报率”，而不是雇佣工资。换言之，前者获得较多的货币，乃是因为前者投入了资本（锯板机的购买费用），进而据此控制了杉木生产的劳动过程。这种资本本身的收入，在马克思、波兰尼等人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的信条被部分或全盘信奉。在瑶山村，瑶民虽然抱怨钱都被那些拥有机械的人赚了，但瑶民又或多或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甚至是“合理”的，他们只能把不满埋进心里，依然依赖着机械和老板们。
（五）“反嵌”：杉木生产中的杂粮种植
瑶民居于崇山之中，刀耕火种，其主要目的在于耕种杂粮，维持生计。在瑶山村，在炼好的山头，第一年通常种植黄粟，第二年种植玉米或番薯，若土壤肥力尚可，第三年再种一年番薯或木薯。其中黄粟种植最简单，直接往山体播撒即可；玉米则需要刨个小坑，一坑放两三粒种子盖土；番薯最费力，需在山体开沟垄，随薯藤苗一起还要盖些草木灰增加肥力；木薯现在已经基本没有村民种植了。但通常，在种植杂粮之前，往往先在炼好的山体上稀疏地栽种一些杉木苗，杂粮就相当于套种在杉木苗中了。等到第三年或第四年，不再种植杂粮时，杉木苗往往也就长大了，不再惧怕和周围的杂草杂树竞争了。种植杂粮，其实间接帮助了杉树苗度过最艰难的头两三年成长期。
现在，刀耕火种的最主要目的不再是种植杂粮，而是种植杉木。可是，杂粮依旧广泛与杉木套种。这是为什么呢？
杂粮种植得以延续，是与瑶民的传统认知和实际生活需要紧密相关的。第一，在瑶民的知识体系中，杂粮不同于野草。杂粮被视为可以保护杉木不受野草侵袭的一种物种。同时，杂粮被视为一种肥料，枯萎后可提供帮助杉木生长的肥料。盘财发前几年引进韶关老板承包的500亩林地，在耕种的第一年，盘财发就特意建议韶关老板购买了一百多斤黄粟播撒在山体，收获时，盘财发除了采摘少量做种子外，其余全部未收获，任其枯萎腐烂。第二，杂粮是一种极为营养的家畜食物。这里涉及杂粮意义的转变过程。传统上，杂粮是瑶民不可或缺的日常维生的食物。据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过本田野点的人类学者的记录，当时全村约2 / 3的人口依赖杂粮过活。而现在，收获后的杂粮不再认为是一种好的人吃的食物，而是最佳的家畜食物。瑶民家畜饲养量较大，一般每家有1～4头牛、1～3头猪、10～50只鸡不等，少量家庭还喂养鸭、鹅等。家畜在瑶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鸡鸭是日常饮食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待客佳品。瑶民身处高山，客人来访，通常难以马上从市场购得食物，鸡鸭成为最重要的食品。猪在年尾被宰杀作为过年食物，同时被腌制成为腊肉。腊肉被放置在灶头上，因为烟熏而可保证几年不坏，是瑶民全年中都可使用的佳肴。为了保证肉质的鲜美，瑶民几乎不用商业饲料喂养家畜，而采集自然食料。由于家畜量大，每天消耗的食料非常多。每天傍晚在河边采集的野菜通常无法满足需要。这时，并不费很大精力就可收获的杂粮自然成为家畜的最佳食物[24]。
在这个例子中，杂粮种植这种看似与资本主义杉木种植理念相违背的行为被广泛延续，明显与地方社会的“保护机制”有关，亦即是一种“双重动向”的“反嵌”机制。
三、危险的脱嵌之旅
波兰尼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蔓延，关键在于创造出三种虚拟的商品——货币、土地、劳动力——这些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生产出来用于出售）的物质被迫进入市场。[25]在决定种植杉木之前，特别是大规模种植之前，瑶山村瑶民需像资本家一样精打细算，理性地分析这三种“商品”的价格，计算利弊得失。在瑶山村，这三种“商品”在十年前都不是商品，而是各有其职能的，货币是用来购买盐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土地，特别是山地，是用来种植维生的杂粮的[26]；劳动力则大部分用在家计生产上。现在三者都进入瑶山村的小市场，甚至更大的区域市场。瑶山村的杉木生产方式也随之变得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味，呈现着脱嵌的危险，不过地方社会自有一套自我保护的“反嵌”机制。
（一）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瑶山村杉木生产中所雇用的劳动力都来自本村，都或多或少花部分时间在自己的家计生产中，所以我们不能称其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换言之，在瑶山村，并未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瑶民仅仅是在愿意出卖劳动力的时候才进入这个较为封闭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可以选择不出卖劳动力，特别是要从事家计生产的时候，但是若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那么就意味着进入了杉木生产领域，那么其生产方式往往趋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监工”、“工仔”、“老板”以及严格的劳动、吃饭、休息时间。这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逻辑在瑶山村杉木生产中运行并被大家接受和强化。
2011年3月，盘财发雇工去他和韶关老板合作耕种的500亩杉木林中除草。盘老板每天用小货车接送二十多个雇佣的村民前往林地（人数并不稳定，但每次可保证20人以上），在林地，由盘老板的妻子和儿子负责“监工”。劳动时间被严格规定：早上9点准时开工，中午12点30分准时收工，在林地边的荫地休息吃午饭，下午2点30分准时开工，5点50分准时收工。3月23日晚上，笔者在饭桌上与盘老板一家吃饭，席间盘老板的妻子多喝了一点酒，就开始一直念叨：“这些工仔不听我的话！”并不止一次气愤得嘟嚷：“明天中午我要他们都12点35分收工！”盘老板的儿子告诉笔者：“今天下午5点30分，我的割草机没油了，就去加油，没想到旁边的工仔也跟我停下来了。我说我去加油，再做一会儿。他们根本不听，一个还说‘我吃个苹果’[27]。10分钟20分钟也没有什么，可是一次几十个人，每个人20分钟，是多少？几十块钱工钱啊。”
在这个案例中，作为“监工”的盘老板的妻子和儿子，其目的在于控制“工仔”的劳动过程，希望对“工仔”的劳动过程进行管理。特别是在“除草”这种获取计时工资的劳动中，“监工”更为重要，他们必须保证在约定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这种劳动中的每一段非生产时间都代表了一种损失，就像案例中盘老板儿子的分析。为此，地方社会文化及亲属网络被利用，形成新的劳动力组织机制，并反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中。在这个例子中，为了获得更为有效的劳动过程管理，盘老板采用工仔中安排若干亲戚的策略。亲戚通常不会偷懒，会很卖力地工作，于是把亲戚工仔穿插在非亲戚工仔中间，可以有效地达到监督和提高劳动产出的目的。笔者曾随盘老板去案例中的林地，笔者观察到，盘老板的哥哥被安排操作割草机（笨重且累，非亲戚工仔不愿操作），盘老板的母亲、姐姐、姐夫、妹夫等人则均匀插在非亲戚的工仔中间。盘老板的儿子直接告诉笔者原委：“这样他们（工仔）就不好偷懒”。
而对于计件工资的劳动而言，“监工”就不太重要了，只需要精确计算数量就可以了——双方都会记在心里或者直接记在家里的本子上。背方条就是一种计件工资的劳动。背方条的工资，根据距离的远近及所背方条的数量来计算工钱。其中有一种叫“床板”，也称门板，按副计，一副总宽度为1.5米，块数不超过12块，每副售价70多元。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若背一幅床板大概可获取10元的计件工资。其余规格的方条则按具体的规格和数量来计算工钱，常见的规格共有12种，每一种的规格均对应不同的挑工工资，每个挑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力气自行选择数量然后捆绑。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一般男性挑工力气大些，每趟可获20多元工资，女性则可获10多元工资。
计时与计件工资的出现，标志着地方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此同时，种植杉木所需的土地，也从自然物转换为了商品。
（二）山地：从自然物到商品
传统上，山地是瑶民的生存保障，瑶民的大部分生计都来源于山林。在山林中，瑶民刀耕火种，耕种杂粮，维持生计；采集野菜丰富餐桌；收集各色植物作为治病药材；狩猎野味补充日常所需蛋白质等。以前，可换取货币的山货种类很多，如杉、竹、棕、楠、漆、砂仁、黄蜡、蜂蜜、皮张、黄藤、山药、茶等。可以说，森林是瑶民的生命之源。
现在，山地的作用变得单一了，也变得更加值钱了。“单一”，是因为山地被区分为可以种植杉木的山地和不可以种植杉木的山地。“值钱”，指那些可种植杉木的林地。山地的功能从维生转为赚钱，瑶民对山地的定位也由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转变为一种商品，其中的投入与产出被严格计算，而山地的生态及自然及所附着的社会文化内涵则渐为村民忽视。
从炼山失火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以往，山地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提供生存所需的杂粮。那么炼山时期经常出现的失火烧山就是小事一桩了——炼山通常发生在冬天，杂粮已收获完毕。即便失火烧的山上种有杉木，也被视为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当森林的功能转变为单一的杉木生产——一种最重要的货币收入——的时候，失火烧山就变得越发严重了。在南坑口、神风岭、杨坑口等村，失火烧山已经开始需要赔偿了。而在瑶山村，失火烧山到目前而言还处于免赔的阶段，但笔者估计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2011年，盘财发炼山失火，烧了隔壁一小片杉木林，财发的妻子告诉笔者：“他们没有要我们赔”，其言下之意是“我们很庆幸，万一他们要我们赔，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财发的妻子强调，因为烧的面积很少，若面积大的话应该是要赔的。而未种植杉木的荒山则无可争议是免赔的——它们不值钱。
不惟炼山失火可能引发索赔，山地纠纷也因为杉木价值的突显而变得日益频繁。一些在传统社会文化下无需划清或根本不重要的山岭界限现在显现出它的“经济价值”了。2011年9月，瑶山村发生一起山地纠纷案。盘财明和盘XL因为一块杉木林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下。由于盘财明家人多势众，盘XL就把远在佛山打工的儿子叫来，协助解决。盘XL说“一个人话都不好说”。纠纷起于两家山岭交界处的山顶上一块荒草地，这地方以前没杉树，只有草，是放牛的地方，当时就没有分下来，后来长满了杉树。盘财明家和盘XL家就如何分配这块山顶杉木没有达成意见。盘财明坚持要对半分，而盘XL认为，当时分山的时候是按人口分的，即他家是八口人，而盘财明家是六口人，这个山顶也应按8：6分配。9月3日，两家一起去现场查看并试图解决纠纷。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当年参与一起分山的老人盘CX。但是，这场纠纷并未解决，盘XL后来告诉笔者：“他（盘财明）硬来的，不讲理”。笔者又问，不是盘CX老人也一起去了么？他说：“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怕得罪人。怕不好做人。”这估计也是实话，盘财明是村里的一个老板，拥有一台面包车、一台小货车、两台锯板机。得罪了他，“以后有事要出去（桂头镇）一下都不方便”。
正如马克思所言，土地的价格与附着其上的出产物的价格成正比。[28]当荒草地长满杉木后，其价值也随着突显出来。在瑶山村，山地也因为杉木的生产而变得有价值，（可种植杉木的）山地和杉木林，如同商品，频繁地在不同的资本所有者之间流通。[29]这种流通包括租种（山主与耕主分成收益）、青山的买卖、转包（现金支付）等不同的形式。这种流通也并不限于瑶山村，特别是转包，由于资本投入较大，通常是外地资本直接进入。正是由于使用权的频繁流动，使用权也就相对短暂，瑶民也就仅仅视之为谋利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维生的自然物，其态度也就是竭尽地力而不是爱惜怜悯了。
当土地与劳动力均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中流动时，杉木生产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资本的投资行为了。这时，货币成为杉木生产中的主角。
（三）作为资本投资的杉木生产
以往，种植杉木是一项不耗费货币的生产。杉木苗来源，有直接在山上采集野杉树苗的，有采用无性繁殖的（杉木被砍后会在树兜处长出2尺长的再生树苗，可砍下插植），无需成本。唯一需要投入的就是劳动力，但这在瑶区很好解决，即通过“换工”，互相帮助的方式实现。也就是说，杉木种植是一项无需货币成本投入的生产项目。但是，当货币、土地、劳动力都进入市场待价而沽的时候，种植杉木的货币成本陡增，随之而来的对投资风险的担忧也“水涨船高”。在瑶山村，瑶民的杉木种植热情有降温的迹象。瑶民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博弈中，最终的胜利者是“有钱的老板”：“种植杉木，只有大规模大投入才能赚钱。所以，（种植杉木）虽然很赚钱，没有资本一切都是空谈。”
瑶山村老板盘财发和笔者计算了杉木种植中的经济账。按一家一年耕种10亩计算（现在有些人家一年一口气耕种50亩），杉木苗成本390元（0.3元一株，共1300株），劈斜（10工）、炼山（7工）、种木（4工）、第2年除草补种（14工）、第3年修山（5工）、第10年修山（6工）等人工共46工，每工需工资50元，共2300元。这样，种植成本共2690元。16年后，杉木成林，有木1000棵，每棵20元，可收获2万元以上。
按这个算法，种植杉木是有利可图的，何况许多人家只在一些关键环节请工，余下的自己慢慢做，这样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但是，当考虑到如下一些无法自己完成的环节的时候，瑶民就望而却步了。首先，若林地是租种山主的，那么存在分成的问题，最终收入的三至五成需作为租金缴纳给山主。其次，砍伐时由于普遍改用油锯，一部油锯作业，需10个人专门剥皮才能实现同步作业。这意味着请工是必然的，除非继续沿用传统的手锯作业（瑶山村尚有个别家庭节约成本而采用手锯）。而在瑶山村，油锯只有10余部，这意味着尚有部分家庭需要请油锯工，则油锯工的工资会飙升到100元以上。单砍伐一项就需3000元左右的成本。再次，若路途较远，需在林地对原木进行粗加工，这就需要请瑶山村仅有的6台锯板机中的一台，锯板机需提成杉木总收入的10％作为工资。最后，加工后的杉木方条需请工挑出，挑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些靠公路的山崖，往往会请吊木机械操作，这种装置瑶山村只有一台，提成高达20％～30％。显然，在杉木种植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拥有资本的投资者才是最后的赢家。瑶山村盘财明是瑶山村资本较雄厚的老板，2010年独家承包了约80亩山地，山主是桂坑尾6户人家的，其中依据路的远近分别按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和山主分成。2010年冬开始炼山，2011年春种了第一批杉木共3万株，2011年冬把余下的山炼完，2012年春全种下，共6万株。成本投入很大，全是现金支出，预计总的投入大约需要10万元。但收入也不菲，按每株至少20元算，可净赚90万元。
杉木种植的高回报率也吸引了外部资本。由瑶山村盘财发老板牵线，韶关老板成功承包瑶山村一片500亩的林地。盘老板运用自己的政治与人脉优势，成功地将承包款压低到了1.6元 / 亩（一般情况下应在9元 / 亩左右），500亩林地每年的承包费仅800元。杉木种植的所有成本均由韶关老板负责，而盘老板则负责日常管理。双方约定，杉木出售时，盘老板从中抽取10％的提成。盘老板不止一次跟笔者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外地老板来山里投资必须与本地人合作，否则别说低价拿地，就是进入本地都进入不了。”
青山买卖很好地展示了杉木生产中的资本投资与冒险的意涵。青山买卖是近年来瑶山村大部分有青壮年劳动力家庭都热衷参与的投资冒险。青山买卖，直接对一片成熟的杉木林进行价格评估，双方价格达成一致后，买方直接把约定好的现金交与卖方（即耕主——耕种杉木之人），然后买方取得杉木林的砍伐销售权。通常还会约定一年或两年内需砍下，以便耕主再次耕种。耕主不想再种的话，砍伐时间则可由买方自己定夺，这种情形下有迟七八年或更长时间砍伐的——这种情况很少。青山买卖之所以盛行，对卖方而言，有些所住村落离杉木林路途较远，不便自己砍伐，有些则已经迁居平原地带、县城或外地，无法回来砍伐；对买方而言，若当初价格评估不走眼的话，那么只要辛苦劳动几天或几十天，刨去成本，每天可获得比零工多很多的收入（通常一倍以上，有时甚至达十几倍）。但是，这也是一场资本冒险，血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如盘金有在2010年与另一家合伙花17000元买一片青山。但杉木砍下售卖，却只卖了不足20000元，刨去成本后每家倒贴3000元。
青山买卖的第一步，双方都要对所售杉木林进行价格评估，通常价格都是在相互试探性的谈判中最终定下来的。这是一场运用经济理性斗智的游戏：“买杉木是很考验一个人的头脑的，你要有很好的眼光。比如，你看中一片杉木山，你一般要去山里看看，点一点数，没法点时，也要大概看看。这时你要开始计算了，这片山大概有多少木，需要多少挑工、砍工、锯工等等。你要计算好，你可不可以赚钱。我眼光很好，一般买一片山就是赚几千或者上万块钱。”（盘财良语）2012年9月3日，笔者随盘财发去看一片待售的青山，耕主兼山主是桃岭村的盘安喜，他在1998年迁居到本县桂头镇瑶族移民新村XM村，无暇自己砍伐，于是想直接卖青山。他有意卖给盘财发，要价45000元，但盘财发只肯出35000元，后来盘安喜让了一步，要价40000元，并且把青山的边界现场指给其看了。这天盘财发就是要进山去数一数大致的数目，以便最终决定是否合算。他大致数了一下直径在6厘米以上的杉木，发现只有500株左右，每株30多元，加之小木及个别树龄在40年以上的大树，全部砍下，估计总收益为4万，他决定不买，除非价格降至2万元，否则加上挑工等成本，他会亏本。但盘财发告诉笔者，2万的话，盘安喜是舍不得卖的。
显然，青山买卖是一种资本投资行为，用现金购买青山，若干天砍伐售卖，赚取差额利润。资本不多的家庭通常采用合伙的方式，合伙的家庭数量通常控制在2～3家，“太多了不好干活”。合伙对象的选择并不依地缘或血缘而定，亲属或村落都不是合伙对象的限制性条件，通常只要“干活合得来就行”。家庭间的合伙通常只能合作购买价格低于3～4万的青山，超过此价格的青山，通常只能由资本雄厚的老板购买，或者由老板联系外地的资本一起购买。换言之，较大片青山的购买权通常掌握在瑶山村少数（2个）老板手里，或者由他们引进外地资本共同开发。
（四）流动的杉木生产：一种“反嵌”类型
前面已提及，杉木生产的成本变得越发高昂。但是，瑶民似乎并没因此而放弃种植杉木。记得笔者有一次问盘财发老板，既然大部分土地都已归个人支配，那为什么没有很多外地商人进来买地种树呢？当时盘老板的回答是：“我们自己都不够种，哪轮得上外面的人啊！”。这也反映了，即使山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商品特性，但是却并没有进入大的资本市场。瑶民之所以能够在没有足够资本的情况下，坚持种杉木，是与瑶山中频繁流动的杉木生产主体有关的。这就是说，一片杉木从山地清理到杉木移植，到林木生长，到杉木砍伐，到杉木销售等漫长的20年时间里，杉木生产的主体可能经过无数次的转手，即生产的主体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变更。在这个变更过程中，负责前一个生产环节的主体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后转手给下一个生产主体。在一片杉木的不断的变更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或多或少从同一片杉木中得到了利益。换言之，当个人由于特殊原因（如山下定居、急需用钱等）无财力或人力继续投入到杉木生产中，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合适的人“接盘”。表面上看，杉木生产主体的频繁流动是资本投资的结果。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生产主体的流动，导致杉木生产无法脱离地方社会，即成为一种抑制杉木生产脱嵌的“反嵌”类型。
瑶山村赵良夸三年前（2010年）承租了一片约60亩荒山种植杉木。该荒地所有者为附近心田村的瑶民盘天明，他早在1998年就搬迁至山下居住，其山岭选择转租。赵良夸计划三年种满杉木，一年种植20亩。到2012年春时，第三片荒山已炼完山只等种植杉木。炼山前的劈斜（砍杂木）中，从杂木中得到了价值约4000元的杉木。赵良夸准备自己加工后出售。9月时，孙女开始入学，其儿子儿媳又都有工作，良夸只好搬下山陪读。赵良夸考虑到杉木加工售卖所费工夫较多，选择把遗留的4000元的杉木直接卖掉。这些堆放在荒地上未加工的杉木最后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本村盘良喜。盘良喜联合本村另外两个村民共同加工并售卖这批杉木。赵良夸并没有选择把荒地再一次转手倒租，而是准备自己耕种（种植及除草），万一自己没时间就请工（雇用原居地瑶民）。
在这个例子中，盘天明搬迁时将山地转租给附近瑶人赵良夸，赵良夸搬迁后，将杉木生产的部分环节出卖给同村瑶民。当然，赵良夸依然保留了杉木种植权。
瑶山村兴盛的青山买卖行为也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种频繁的生产主体的流动。由于青山买卖的成本较高，瑶民常采用合作购买的方式获得青山。青山买卖其实是一种互惠行为，也是杉木生产主体的再一次变更。一些拥有杉木的瑶民可能已搬迁到山下，等到杉木成熟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时间砍伐，这时往往选择卖青山。而买青山的瑶人大部分是在山上居住的有足够劳动力的家庭，他们可以通过买青山获取一定的收益。
可以说，杉木生产主体的频繁流动是瑶民地方文化对日益脱嵌的杉木经济生产模式的抵抗和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反嵌”的模式类型。
四、结语
“劳动过程”视角一直被视为工厂生产或类工厂生产（如建筑工，近来有学者用来分析大都市中服务于工厂的代耕农）的专用分析工具。笔者试图突破“劳动过程”视角的局限性。笔者为此将“劳动过程”视角分为理论和方法两个维度。将“劳动过程”看成是一种马克思式的分析方法时，其适用范围可进一步扩大。笔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瑶山村的杉木种植纳入“劳动过程”的分析视角，并从中洞悉脱嵌与反嵌的深刻意涵。
一定意义上，本文的正标题“卷入、脱嵌与反嵌”是当今任何社会的主题词。弗兰克研究拉丁美洲发展出来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都强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民族、族群都无法避免地纳入到这个体系中。[30]换言之，“卷入”几乎不是地方社会可以选择放弃的主题。“卷入”之后也就离不开“脱嵌”的话题。而波兰尼早就告诉我们，脱嵌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社会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这种双向的对立力量，就是笔者所称的“反嵌”。当然，“反嵌”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反嵌”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相同的。当前学者多采用“再嵌入”来指涉发展嵌入地方传统文化的过程。笔者认为，“再嵌入”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过分自信，或者对传统文化本身过分自信。当“卷入”成为必然背景后，“脱嵌”是随之发生的主题，这种情况下的“再嵌入”就仅仅表现为一种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了，而不再是“嵌入”。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过程时，重申波兰尼的说法是更为恰当的，即强调脱嵌倾向与反向而生的保护机制的两种力量并存的“双重动向”的观点。也即是笔者所谓的“反嵌”的双向机制。
【致谢】论文在导师麻国庆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同时得到了陈杰、黎相宜、欧阳洁等人的指点，特此致谢！
来源：《开放时代》,2013,04:188-203。
说明：字数限制，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