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王铭铭等：《中国人类学基本阅读书目问题》
【按语】2007年4月27 日下午，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集的“中国人类学阅读书目”圆桌会议在中协宾馆举行。会议由中心副主任王建民教授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Mary Scoggin（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朱晓阳（北京大学）、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今天大家一起来开一个讨论会，讨论主题是人类学的硕士、博士学科点应该让学生读什么样的书目？我们邀请到各个高校的导师来合作进行研讨。各位导师平时对这个问题也都有考虑，在不同的机构也都有实践，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大家来做研讨。今天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景军和张小军都在出差，郭于华下午有课，没办法过来。社科院民族所的翁乃群也早就约好了有别的国际项目在谈。除了这两个单位的老师没办法过来，其余的在京的单位都来了老师。我们通过网络收集了一些高校研究生教学时列的人类学阅读书目。这些推荐书目的程度参差不齐，仅作为参考，供大家讨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学专业应该怎么样去阅读。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我先介绍一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对一系列会议的想法，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上次会议的议题是“关于人类学的公众形象”，我们觉得仅讨论这个还不够，因此决定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
人类学这个学科跟国内其他学科不同，还没有建立一个共享的、有共识的“经典认识”。成为人类学家，要不要读过一批共同的书籍？对这个问题要不要有一个共同共识？这本身值得讨论，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不主张提出具体的结论，不主张提出一个具体的必读书单。我们仅仅是想讨论该读什么书。
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有三批必须要读的书，首先应该阅读西方人类学的原著，第二批该读的书是针对学生所研究的地区的中外著作，第三类是别的学科的有一般影响的作品，还有方志类的著作，人类学的田野志、民族志离不开地方性的描述，而中外的每个地方都有“志”的传统，因此有大量的地方性描述的文献需要阅读。
我们安排曾穷石等收集了一些简单的书目，主要是一些大学的原著选读的书目，这仅供参考，不要具体讨论书单。我们的本来目的只在于把问题谈开，不一定要制定出什么书单，即使有，也只不过来提供给大家参考。
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中心接下来还会召集一次会议，主题是人类学该不该有一套共享的基本的概念。请大家参加。
庄孔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96年我主编的《人类学通论》按照章节，在脚注中给出了不同专题的参考书目，当时参照的体系是两本百科全书的分类体系，大体上按照人物、概念来区分，每一章节后边都有围绕这个主题的推荐书目。10年后，我重新编《人类学概论》，相比较10年前的《人类学通论》，学科已经有了发展，出现了新的阅读书目，我们也加入了这些新的书目。
我认为，讨论阅读书目是很有意义的。在我们的教学中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阅读要求应该区别对待。本科生给予一个概论性的课程，类似于美国人类学的教科书，在书的后边，有个很详细的按英文字母排列的书目，引导阅读走向更细部，在引入细部的过程就到了研究生阶段。研究生阅读的书目可能跟本科生的有些重复，但会更深入。研究生的阅读跟他的老师的研究的侧面有关系。比如我的研究有三个部分：汉人社会研究，人类学电影，公共卫生研究，我在给学生选汉人研究的书目的时候，除了选择人类学的，还要选择交叉学科的，比如历史学家和汉人社区相关的。到了研究生阶段，因材施教是个很重要的方法。
再有一个读书的情况是，要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和学科模糊性。比如最近这几年很多人都研究农民工进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都在研究，如果从学科的角度看问题，会发现有的文章根本不能分辨是什么学科的。
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整体性”，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经常作为名词解释，但是谁也没有细琢磨，就成为考试的原则了。比如在做公共卫生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本来大家也不熟悉，那么人类学的基本原则怎么结合进去新的课题呢？公共卫生涉及到人的身体，人性，文化以至跟生物人类学这个分支的相关性，这些人类学的基本原则显然要用上。考虑到这些，读书的时候要从整体性的原则出发。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整体性是鸟瞰式的，对一个海岛全息的，从功能主义的思想，一点不剩地每一个角度都研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还有另一个角度的整体性，人的生物性跟后天的文化个性的组合，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人类解决自己的难题，从方法论上不只是科学主义的，应该还有人类学整体性的理念。在公共卫生的主题里面好多都可以使用这个理念。学生读书的时候就沿着这两个方面去读。
中国的人类学本科生应该读的书，不只是国外的著作，中国自己的人类学著作还得挑一点。到了研究生这一阶段，很多学生有不同的兴趣，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最多能占三个学科，比如有历史的，考古的，等等相关的学科背景出身的学生，这种学生的状态是相当好的，不要把他们原有的知识浪费了，他原有的知识又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因此老师要考虑不同的学生的知识背景，给他们提供一个指导。
MaryScoggin（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庄老师说的我非常赞同。人类学的教育可能要分一些做法，把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区分开来。本科是给学生培养兴趣的阶段，培养一些出色的学生，使他们有更好的前途。本科需要阅读课本，接触经典，训练动手能力。因为时间的关系，本科阶段的经典是读不了多少的。研究生也要区分不同的层次，有硕士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有继续读博士的。后者的阅读就要偏向学术性了。就如刚才王铭铭教授说的，不同的国家的人类学著作要阅读，不同的分支也要读，但我并不赞成各个分支分得太清楚，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人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会“跳”。研究生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中国基本功的传统就有效了，这是比较核心的。在研究生的头几年，得教他们读经典。本科生学会跑，研究生得学会走路了，慢一点，一步一步把握人类学的基本常识。这个阶段结束后，就不能细分分支学科，研究生成熟以后就得做课题，比如我本来是做媒体的，后来在北加州做印地安人的符号学，做他们的公路研究，我得把握所有的殖民地对的公路的概念，这好像是在改行，但因为有了基本功，学起来也很快。所以研究生的后期，我们得学会跳。经典阅读，就集中在研究生的头三年。这样的阅读分工，是比较有效的。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人类学专业有很多课程，各个课程的参考书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人类学导论”这门课的参考书目，学生是应该看理论还是看中国研究？这样按照课程区分开来谈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我倒觉得阅读的难处不在于书多，而是在于怎么样给出一个最少的阅读书单，不同的课程给出不同的书单。书当然是读的越多越好，但是时间有限。我赞同庄老师说的，读书读到最后，做专题的时候，人类学根本不够，得跳到其他学科去，得学新的知识。当然也并不是说以前学的就没用，以前学的是基本素养，基本功。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们政法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生刚刚才招生，进来的学生我们打算只按照一个方向培养，只走一条路，因为时间有限，老师的能力也有限，这样才能比较专一。
我经常在想，人类学的学生，不同的学校，甚至是不同的国家的学生见了面，凭什么说我们是人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知识？我觉得有三块是从人类学研究生阶段就得培养的东西。
第一块是社会理论。社会人类学是真正的社会学，而不是现在的社会学。它还是有社会理论基础的，经典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类学的硕士毕业生必须应该知道的，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是社会学理论的三个脉络，这三个脉络缺一不可，都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些。另外是中国自己的社会理论。民国时期有一批人对中国的未来和走向进行过思考，这批人的书是必读的。
第二块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经典文献。这也要分两部分，一是刚刚去世的老先生，如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等的著作。另外就是在座的老师的著作。这样做能够给学生一些学科史的感觉。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人类学的根本所在。
第三块是民族志，这就是王建民教授刚才说的人类学的“手艺”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经典的民族志，但是同学不知道这些民族志干什么用。他们也许会说，那么远的部落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不仅是看那些民族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怎么将自己调查出来的东西写成文本，或者拍成电影。我自己培养学生很重视这一块。我和赵丙祥商量好了，要开一门民族志的课，就是要把经典民族志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这些民族志虽然跟中国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要教学生看它们是怎么写成的，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它们可能是一些人类学的模版。我觉得以上这三块，可能是最需要的，而且是一个研究生培养出来后他应该具备的知识，否则的话即使一些题目再吸引人，自己的手艺都还没有，这样就会使你弄不清楚自己跟别的学科到底有什么区别。
还有两个问题，我也想顺便提一下，就是教材和区域作品。因为我们的研究生大多是学别的专业出来，改学人类学的，那么他应该读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不应是老师指导用的，而应该是自己去读的，属于自学的部分，能给他一个总体的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每个点都有自己的教材，如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之类的，最近这些年是越出越多了，可能是跟中国这个学科的建设方针有关系，要求每个博士点要自己写一个教材。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太多的意义。教材有几本好的就够了。比方说庄孔绍老师的《人类学通论》，王铭铭老师的《人类学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读这些就够了，不要每个人都写一本教材，那有点浪费时间。最经典的教材我们把它突显出来就可以了；大家就看这样一些书，就可以掌握一些比较基本的全面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就是区域作品，包括分支学科。比如说，我是做民间宗教的，或者将来要做公共卫生。不管你做什么问题，这是老师指导下的问题，未必是必读的东西。还有区域作品，你可能是研究西南的，他可能是研究西北的，那其他人可能是研究海外的，每个人的研究题目不一样，你自己要读的区域作品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我想是他在学习研究中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在学习最基本的知识、打基础的时候要读的东西。因此，我觉得最基础的还是三块：社会理论、中国人类学史的核心文献以及民族志经典。这三块是人类学研究生应该具备的三种知识。
王建民：
刚才听了三位的讨论，有很多点可以提出来思考。其实不光是书目的问题，也包括人类学专业在硕士阶段应该有哪些主干课程。也许有了课程以后，我们才好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梁永佳也提到了课程设置。庄老师以前在民大的时候，有导师组以后就在琢磨，得开哪些课。我想各个学校各个点都有一些经验。这不仅是关于文献阅读，还跟我们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文献是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体系的。还是请庄老师说说，人大现在人类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开些什么课？为什么开这些课？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庄孔韶：
我们人民大学人类学专业现在的人比较少，开的课不大实用。你们民大的老师比较多，有本科生又有硕士生，选取你们学校这块为蓝本讨论比较合适。别的学校也许只有几个人，它将来最大的发展可能，就是你们这种状态；有一个比较全的状态的学校，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这个事情。多年前我们一直在说课程设置的事情，但是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这还是需要继续讨论。
王建民：
我们现在硕士点的建设，基本上有4门必修课。这4门课，我们基本上是这么做的：学生一进校的时候，先是学“人类学通论”或者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即通论这块；然后是“人类学名著选读”，这是第一个学期给硕士生开的两门课。第二个学期，一门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一门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理论”。可能“人类学名著选读”读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经典，以国外为主，辅助一些国内的经典著作。一次课读那么一两本，每周一次，这4门必修课都是每周3节、共54个课时的。这样第一学年读完以后，从第二学年开始，就可以让学生上选修课了。因为有的学生的田野调查会安排得早一点。选修课的时候，基本上是每个老师根据专业方向，开一到两门课。就是看每个老师自己的兴趣。比如，潘蛟可能是“族群理论”，潘守永可能是“文化遗产”或者“博物馆”，而我可能是“艺术人类学”，学校现在规定这种课是36课时。我们原来商量的是，这些课是作为方向的必修课，专业的选修课，在你的这个研究方向上，你必须修你导师的一到两门课，同时这些课也是打开给你同专业的其他方向的学生选修的。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参加。现在实践的情况是，每个老师，他主讲哪门课，都会有一个书单。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就有一个矛盾，这个书单得要多大？有的时候，列上40、50本，学生根本读不了。比如你告诉学生说艺术人类学这几十本书都很重要，其中还包括一些个案性的研究，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即便对那些很有兴趣、读书很踏实的硕士生来说，他也根本读不了那么多。一门课顶多就能读10本书左右，那就算很好的学生了。我们现在授课都是seminar的方式，提前指定哪个学生读哪个星期的书，结果他就只读他那个星期需要看的那一本书，就是说列出10本书，其实他只看了1本，其他两三本最多简单地翻一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其他的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想法？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我觉得跟咱们的体制有关系，一个方面是因为咱们的学生太多了，各个老师给研究生开的课，被强行规定成为全校的公共选修课。一个课可能会有二十多个人，我们自己的学生可能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所以你没法照顾到自己的学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咱们教学培养方案里面有最低限度的阅读书目，实际上同学根本没有时间看，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少时间看书，本科生读书就更差。我统计了一下，他们最少的一个学期，是上17门课。17门课实际上在学校的时间只有3个月。17门课上三个月，考试课程占了8门或9门，每个课都要写作业，最后他能给你从网上下载一个文章已经不错了。有的干脆就连标点符号都是错的，下载的繁体字改都不改就交给你。这种学校读出来的本科，我觉得基本是废的。一个班里最多有在5个念书的好学生。其他的也许在别的方面，比如赚钱做买卖做得很好，但不是读书读得好的好学生。再者，现在教学方面，学校的权力似乎越来越大了，老师们的意见越来越弱，这就成为它管理上的一个弊端。老师成为填表格的，成为教学环节的一颗小螺丝，怎么给放到这儿放到那儿，这已经是教学当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像研究生阶段，每个学期每个老师给学生指导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如果你按照教学方案（计算工作量），就会发现学生没法带了，8个小时我怎么指导他啊？我连他的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呢。实际上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在两年内他要出去做田野的，那他在学校的时间里必须密切和老师接触，特别是在开题前后。
王建民：
按照学校管理的工作量来计算，对硕士生来说，三年是16个小时，博士生三年是24个小时。新生算你一半学时，一年只有4个小时。二年级算你8个小时，三年级又只有4个小时。当然它也有另外一个计算办法，就是指导论文另外给你计算十几个小时。
王铭铭：
那你们每周都指导学生，有office time，这些都不算工作量？
王建民：
都不算，都是自愿的，业余的。
潘守永：
其实老师付出的远远不止是8个小时。比如学生写了一个文章，你帮他看，觉得可能还有点意思，就会告诉他怎么改，这样反复多少次，不是用这个时间可以计算的。学校不是按照实际，而是按照学生的数量，给你定好每个学生多少时间，让你往里面填空。
王建民：
我觉得另一方面读书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就像刚才潘守永说的，有我们自己的学生，也有其他老师的学生来听课，如果为了提高效率，想要给自己学生上一回，给其他学生上一回，但是那不实际，你更受不了。所以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其他的学生是一个标准，而读你这个专业、你这个研究方向的学生又是另外一个标准。你自己方向的学生，你有没有可能会要求他读那10本书？比如，艺术人类学定了10本书，那你是否会要求这个方向的学生要把它们都看完？
王铭铭：
现在有个关键的矛盾是，老师之间共同点比较少。比如，你的艺术人类学让学生看的书，别的老师不一定会认同。现在存在把博士生当本科生培养的倾向，学校缺乏共同的读书风气。一些老师拼命在让学生读书，但有的老师反对这些老师指定学生读的书。一个本来是国际通行的人类学书目，多数老师没读过，这个比较严重。刚才王建民教授和潘守永教授都谈到了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在条件的约束下，我们这个学科很难办。学生要修的学分太多，而院系一般没有共同的阅读和研究方式，更谈不上共同的授课方式，这就导致学生可能上过10门课，结果只有一门课是读过10本书的，其他课都只读一本教材。学生的积累明显不足。
潘守永：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中心可以复制一些书。我们可以找一些不太容易找到的书，做10本复制放在阅览室，谁都不能拿走，只能在那里看，而且不对专业以外的人开放，这样就避免版权的问题。因为有些转专业的人，包括一些博士生在内，想看一些书，但是找书很不容易；图书馆书也不是很多，他们就会到老师那里借，东借一个西借一个，我们老师经常会发现，自己买了书就不知道在谁手里了，已经被借了好几圈了。所以还不如我们中心就做10本放在那儿，谁都只能在那里读，你拿了最多一个礼拜必须还回来。
王铭铭：
那咱们可以做一个10本书的书目，然后把它们都装订起来。
王建民：
对，每门课可以做一个10本书的书目。把它们放到图书馆，每个人包括老师借都不许超过3天。
潘守永：
对，每个人借的时候，老师给你取出来，然后把一个条子放在架子上。这种办法我们可以借鉴。
王建民：
老师借不可以超过3天，学生读就更加有限，干脆只能在那儿读，不许带走。
王铭铭：
我们可以做几个精装版，做一个硬封面，然后写上reserved。
潘蛟：
我倒是比较好奇，像你们北大，博士生的课程和硕士生的课程是分开的吗？
王铭铭：
遗憾的是，二者不分。北大是1996年开始想到要申请人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而且是同时申请，大概1998年就申请下来了。我们的培养计划基本上是按英国的而不是美国的方式来设计的，内容上有理论的课“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这是基础。有两门“原著选读”，一门是我们政府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选读”，这个是学校文科都必须要有的；第二个是“西方人类学原著选读”。也就是说第一个层次是理论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原著选读。第三个层次，我们开的是几个分支领域的专门的课。比如最主要就是亲属制度、宗教人类学、政治、法律人类学等。我们也设计了经济人类学，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没人教了。我们一向都有宗教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而且现在还有人教。剩下的好像都是比较偏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设置新课，即可以在培养方案里面申请。这种申请一般都会出现在比较小的领域里面。
MaryScoggin：
那你们还是比较灵活的。我在北大也教过语言人类学，但是那是临时申请的。其他谁来都可以这样吗？
王铭铭：
实际比较难。你和金光亿老师的课起初都不算教务处正式批准的课，至少我知道，金光亿老师就面临过审批问题。不过，如果是在职的老师，那么，就比较容易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拓展新课。北大人类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关于他的田野工作和实习课。我们的规定是硕士生要有3个月，博士生要有6个月的时间田野经验。经费不是由专业来出，而是由导师的课题来出。这样，学生可以配合导师做一些事。
北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问题，实际困难还是有的。我们人少，开的课也少，这样，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就要听社会学的课，而社会学开的课有的与人类学相关，有的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难题在于，北大人类学跟民族大学相比，特别不重视对中国传统的学科史的阅读。民族大学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有学科史研究的传统。
潘守永：
民族大学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现在把老师的基本工作量定在216个课时上，这是一个很坏的规定。因为它对待你研究者和教公共英语、教马列主义的老师是一样的，都按照216个课时来算。其实100多个课时就可以了。
梁永佳：
我们正教授是108个课时，副教授是144个（课时）。我觉得200多个超过太多了。
潘守永：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如果老师没有上够216个课时，你的岗贴是拿不到的。我们把教授、副教授和讲师都放在同一个水平上，都是216课时来卡着。而那些“双肩挑”的行政人员则可以免一半。这些人员一般是指处级领导，实际上就是给他们自己定的一个方便。这些规则不是由教授来制定的，而是由行政人员来制定的。再说，学生为什么没有时间看书？它一个学期给你安排十几门课，最多的时候是22门课，考试会考到11门或12门，这样学生是不可能有时间看书的。
王建民：
也有另外的问题，就是教辅设施不够。学生要是不上课的时候，你让他到图书馆借书，图书馆都没有那么多可读的书。
朱晓阳（北京大学副教授）：
那就是来“听书”的。
王建民：
对啊，那我们上课就变成说书的了。我们读完了以后说给学生听。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今年要招一个经济人类学博士，但是没有人报。没有人报的原因有很多，我估计是这个大学本科和硕士这边不成系统，没有这个基础，所以没有人报。我们的知识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系统，就是游击队。我非常赞同Mary的观点，本科时候的公共课程可以尽量地让它系统化，选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里面的经典，比如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之类的。实际上现在的人类学跟韦伯贴得比较近。只是人类学更早的时候，没有多样性，只有一个进化论，所以所有老师都可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现在人类学本身包容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老师确实有各自的特色。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它的公共性。可能有两个部分要关注，一个是在本科三、四年级的时候，学生可能本来上公共课，只读文史哲，他对人类学这方面的书可能没读过，但是我们也需要引导他们一下。另一个是硕士阶段，我觉得也要阅读相当一部分公共性、系统性的东西；到了博士，估计大部分学生自己已经可以独立地去读自己专业化的部分了。我觉得可以在知识上做这么一个大致的划分。我觉得我们学生最大的问题在于，复述别人的学说还行，但是不会思想，这也可能是老师造成的。你让他讲福柯，他可以讲，但是讲完了，你问他自己怎么想，他说不出来了。我做《社会学研究》主编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看引文。有的文章当你把它的引文都删掉后，就会发现他其实什么也没说——这种文章当然也有很漂亮的。我不是说反对读书，但是我觉得不能读了半天，你最后什么也没有。应该教学生如何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说书那个阶段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老师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本书，但是在公共课上还是要原汁原味地讲这本书。而到了博士阶段就不一定了，学生对这些书会有批判的，而且是很严肃的批判，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学会思想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有一个知识的系统，二是要划分一下这些知识会比较好些。在咱们这个书目里边，像韦伯、涂尔干、马克思，这些书都没有，我觉得是一个缺失，实际上这才是基础，后来才有衍生出来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百花齐放。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从硕士开始的读法，我认为不能采用放羊式。本科生是捏着学生读，到了研究生还是需要跟紧点，到了博士生可以让他自由，因为他自己会独立思想了。在研究生阶段，我提倡用seminar的形式，大家都到seminar上去，就读一本书，而且是不是能跨单位（来组织）？咱们现有的单位都是一种壁垒。就因为你们中心比较活跃，所以我们才来了，但是有的单位他不，他认为涉及到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参与的seminar，挺好的。
王铭铭：
按我的看法，北京所有的人类学家加起来，就够一个强大的、有国际水平的人类学系。
潘蛟：
Arthur Wolf就曾有这个观点：中国的人类学家加起来能组一个不错的系。
朱晓阳：
实际上整个中国人类学里头本来就缺乏本科的这个教育，只有很少的学校如民大、中大有本科。所以硕士生上来就是一个五马六道，实际上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路径学出来的，有民大、中大的那种正宗地学了几年出来的，也有从别的地方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比较起英国、澳大利亚等，我们在学校层次上少这么一个可以过渡性或者变通性的环节。比如你如果是在英国系统中，从本科上来的，要做master research，那就可以开不同的课程了。实际上在这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师傅带徒弟的手工活。那么这些是对于有基础的，悟性很高的人来说的。而对于另外一些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这种工厂化的本科教育，没有上好多课程，只是对学科有一点了解，而且又没有悟性的话，那么硕士阶段还是要有一部分人做master course work的这一部分。我们现在等于把by course和by research两部分人都塞在一起，有一些学生就觉得很难受，他需要这种坐堂式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手把手教育，而有一些学生他需要的是大规模的产品生产式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环节，而且我们又没有办法变通。在其他的国家，导师有一定的权力，他如果觉得哪位学生好，那个学生已经上了足够多的课，有了基础，他就可以决定让学生继续做何种研究。
王铭铭：
英国的情况是这样，如果你本科读了人类学，那硕士就不需要读，可以跳过直接读博士。而如果你读了考古，你要读人类学博士，你就必须读人类学硕士。
朱晓阳：
是啊，这是一样的，我课程做的是社会学，本来想着去做人类学博士研究，但是人家说，你一点人类学的课程都没做过，所以你还是需要再做人类学硕士。这个是系里头说了算，导师可以说了算，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所以，体制上我们如果有这个权力，才能做到因材施教。
MaryScoggin：
与美国比较，从大的环境来说，我觉得国内很容易忽略本科。当然本科的感觉是要捏着读书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引用。中国在这个阶段传统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样说妥当与否——诸如钱钟书，他做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很传统的人类学，这是很自然的；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灌输一些诸如此类的观念，介绍这些看法，然后引起思考和讨论。这种引用（引介）还是比较好的。这样，人类学就如同从草根发芽，长起来。
潘蛟：
罗红光说的还是有道理。我们如果开个课程，就叫“社会理论”，把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讲讲。这门课要开，因为一讲人类学理论，学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还是不好讲。我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他都熟悉；对资本再生产这些，他也熟悉，你要把他扳过来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不管叫什么人类学，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课程，叫“社会理论”，这就是一个共识。
梁永佳：
其他的社会学理论，不管是哪个分支学科，实际上都是从这儿来的。
王铭铭：
上个学期民大博士课程“当代人类学理论”，与我们中心的讲座结合，效果不错。今后我们可以用半个学期的时间请专家来讲这些经典社会理论的东西，或者就干脆把这门课改名为“社会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社会理论思想。
潘蛟：
可以把北京地区有名的社会理论家都请过来为学生们讲讲。
梁永佳：
很多学科的人对人类学的误解都与此有关，他们都觉得人类学只是做个案、做田野研究的，而不做理论研究工作。如果人类学自己也这样无所作为的话，我们将失去一个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平台。所以，社会理论课对于我们特别重要。
王铭铭：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如果开了这门课我们可以分社会学家来讲，比如马克思设三讲，请专家来授课。
潘守永：
我觉得阅读书目还是有必要编一个，因为我发现许多学生都是在瞎看书，这样还不如不看书。
王建民：
我从自己带学生的经验中也有这样的感受。比如一个学生做少数民族区域研究，他会找来一大堆相关书籍看，但是结果你会发现原来给他讲过的人类学理论的东西早被他看没了，脑子里只留下一些关于民族概念实质化的东西。
梁永佳：
从王老师讲的这个案例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读区域研究或是分支学科研究的作品。
潘蛟：
对，这也是个问题。比如硕士论文写作，学生完成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实际上他会变成这个领域的一个小专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人类学以外的研究。比如一个学生对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对这个问题研究就要涉及到对代议制的理解，这是人类学训练中没有给他的知识，聪明的学生可能会找到路径去研究，但是很多学生未必能做到。
梁永佳：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给学生打了社会理论的基础以后，一些学生很容易写出直接要和韦伯、马克思或是涂尔干对话的论文，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该读不该引的，它们只能融于你写作的背景下，不能成为你论述的对象，而你的讨论对象应该是你要研究的那个区域或是分支学科中的问题。
王铭铭：
这就是说学生还没有把学养和自己的专业研究区分开来，一直都认为读一本书就要用一本书，否则就浪费了。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不主张“统一读书”，但还是可以先讨论一个大概。比如，能否有一个人类学十本必读书的书目？
潘蛟：
我想《努尔人》应该算一本吧，还有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莫斯的《论馈赠》、《原始分类》都行，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些都是比较扎实的东西。
潘守永：
列维－斯特劳斯的读哪一本？
罗红光：
好像还是应该读kinship那本。
王铭铭：
这本书还没有译出来，他的东西现在就除了这本以外其它都有中译本了。
潘蛟：
列维－斯特劳斯的东西中有几篇文章是很不错的，可以读这些。
王铭铭：
他最好的文章是《嫉妒的制陶女》，就读这篇吧。我觉得迪蒙《等级人》也不错，这样就有六本了。我们先考虑有中文版的作品吧。再加一本《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它和《等级人》台湾都已经出了中文版。接下来关于Geertz，是读《文化的解释》还是《尼加拉》？我看后者比较具体，可能更好一些。《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我觉得也不错，是不是也考虑一下？
潘蛟：
萨林斯的东西也应该列进去。
王铭铭：
我建议萨林斯的选《历史之岛》就好了。
梁永佳：
可以把《原始分类》去掉，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重叠。
罗红光：
书目看来比较偏田野。
王铭铭：
偏现代派的，不要后现代的东西了，因为它没有了学科色彩。
罗红光：
我觉得这些书为学生打基础挺好的。
王铭铭：
我觉得为了让学生有个完整的研究概念，所以暂时先不考虑纯理论作品，而上面列的书不仅是具体研究，同时也是理论作品，这样应该更好一些。
Mary：
Victor Tuner呢?
王铭铭：
对，有中文本了，是庄孔韶老师编的，就选《仪式过程》吧？不过，加上这本，就有十一本了，不如把《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先去掉，而我又觉得《努尔人》有些“太腻”，干脆把它换成《阿赞德人的巫技、神谕和魔术》这本吧。
罗红光：
这里有结构主义的东西了吗？
王铭铭：
就是那本《嫉妒的制陶女》。本来还有一本《野性的思维》。
罗红光：
不，不，《野性的思维》这本书有点太野了，有点后现代的感觉了。
梁永佳：
读《野性的思维》不如先读《图腾制度》。关于区域研究和分支研究的阅读书目还应该另找时间来谈谈。
王建民：
好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只是一个基本的民族志阅读书目，实际上还没有包括分支学科和中国的研究，等下次我们再找时间来一起讨论吧。
附：人类学专业建议基本阅读书目：
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
3.《礼物》（马歇尔·莫斯）
4.《阿赞德人的巫技、神谕和魔术》（埃文斯－普理查德）
5.《嫉妒的制陶女》（列维－斯特劳斯）
6.《等级人》（路易·杜蒙）
7.《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爱德蒙·利奇）
8.《仪式过程》（维克多·特纳）
9.《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克利福德·格尔兹）
10.《历史之岛》（马歇尔·萨林斯）
录音整理：曾穷石、杨清媚、伍婷婷
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