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
【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男，浙江桐庐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本土人类学需要面对个体自觉的文化转型而有所重新建构。这种建构的基础在于米娜对本土文化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以及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人类学文化处境的直观把握。可以从本文所提出的“三观六维”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解释架构，以此为基础而可能有人类学视野的新拓展。
【关键词】个体自觉；问题意识；本土人类学；三观六维；文化转型
今日的中国人类学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个体自觉的层次上做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彻底转变。如果文化不再是以往那种有着清晰边界的存在，它的内涵也不再是相互有机而成一体的，同时当下世界造就的文化的碎片化，它在促进不同文化场景中各种文化元素的快速流转与相互借用，那么，如果是面对上述这样一种文化的格局，曾经是以“有封地的原始文化研究者”而自居的人类学家，未来该如何去加以应对呢？当本土的社会也在大踏步地进入到了快速的规划发展的现代性轨道中，它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现代之时，作为西方中心的自我与作为落后且野蛮的他者之间的区分该做怎样的修正呢？而更进一步，作为一个母语并非是英语的人类学家，如果其脑中的大部分的概念绝大多数都是借用自英语或欧洲的语言，且经由二道手翻译到他自己所从事研究的文化场域之中，那在面对他所研究的本土人及其文化，他的文化词典是否真的够用呢？如果是完全的不够用，那么他在实地的研究中又将去做何反应呢？这些问题便是我这篇那文章最想要去解决的。
一、文化与他者
人类学尽管曾经是以他者的关怀为自己最崇高的目标，但西方人类学眼中的他者，何曾不是指代我们这些身处西方以外世界里的“各色人等”呢？换言之，我们既便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抑或留洋归来的人类学者，在西方人类学家的眼中，也都不过是他们所清晰界定的他者中的一员而已。再换言之，作为一位非西方世界背景的人类学家，他所受西学的教育，涵盖的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即西方世界，在这个区域之中，所有的知识的追求都可以用某种的学科来加以分类，因此而有哲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分野，而在这个被统称为“西方”的区域之外，却都不再是以学科来进行区分了，而是被西方的学术分类巧妙地冠之以“区域研究”的区域之学，比如亚洲之学、中东之学、非洲之学、美洲之学，乃至于最近似乎依旧兴盛的中国之学或汉学等等，而作为有着人类学学科训练的研究者，他实际上没有什么言说他者的天赋的权利，他只能要么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人民专门抽离出来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他者的他者，至少样子看上去俨然是一个他者的摸样，比如在中国学的区域研究中，可能就会包含中国的乡村研究，还可能包括少数民族的研究，至少这些地方以及那里的人民在样貌上大不同于人类学家所忧心忡忡的已经“标准化”了的西方文化。[①]再要么就是径直装扮成是西方人的样子，语言上标准的英语，阅读和引注的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的文献，专门做一个外皮金黄内心洁白的香蕉人，并以此作为一种无须怀疑的象征资本而去染指西方人类学传统曾经界定清楚的所谓他者的领地，而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言，从概念到陈述，乃至于其背后的思考逻辑，也都不过是那种西方人借助18世纪或更早就已经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开拓而发展起来的那一整套前后首尾连贯的语言和表述。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所有非西方的人类学家所共同面临的学术生存的处境，并且很多时候都借用“科学无国界”的正统腔调，使得对此一处境展开具有反思性的观念重构的学术实践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今天，随着多元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新去思考这样的一种学术的处境背后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一位受过西方人类学完整训练但母语并非属于西方社会的研究者，他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是自我分裂为内与外两个部分的，其中一部分是对内部世界的他者想象，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对外部世界的他者想象。而我们自己作为西方以外的人类学者，却又从骨子里实实在在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因此这些人类学者，当然是指有着西方世界以外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处境就会变得极为令人困惑，特别是在他们逐渐从学术模仿式的留学生心态转变成为一个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从事独立的探索式的研究之时，这种认同的困境就会倍加突出。在这个从学术的模仿到自觉脱离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真正从先验理性上去厘清他者观念的先验存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借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去从事各种的田野实践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耗尽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却又不加反思性地以对他们眼中真实现象的不断书写去充塞进跟西方世界有着一样名称内容的概念和框架的讨论中去，这中间可能有的自觉的反思和扬弃，要么变得是无暇顾及，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出现，到头来所书所写，确实可以见到那份田野民族志的功夫，却不见有个性和文化切近性的民族志的呈现，即便有一些不乏独具匠心的洞见，亦不为西方世界所接纳，最有贡献者亦不过是西方世界本土的人类学家更多想了解的那些体现出他们眼中实践理性的那些资料不断推挤起来的书写而已。
但这样的做法，就像有了一种身心束缚的学术领域的奴隶一样，他们只能有一种从事单调乏味的辛苦田野工作的本份，而没有任何的自由阐发对人所构成的社会及其精神文化的奇思妙想的那种创造性的可能。因此，随着更多从西方复制来的或者翻译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被人类学家视为至宝的田野资料乃至于一本本厚厚的民族志得以产生，但它所能证明的也只在于是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
其在西方以外的他者文化中的应用所产生的实践理想的丰硕成果，却不可能从康德所自负的那种“纯粹理性”或从科学认识的逻辑上去对此一西方以外世界的所作所为给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证明。这种“独具特色”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论上就曾经是遭受到了否认，即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它实际上应该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而存在的，它只依赖于西方世界对于概念和理论的赞成或者否定。前者意味着一种理论或概念的盛行，而后者则意味着其最终要被抛弃和遗忘的命运。这是西方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并将其牢固地建立在各个学科的逻辑和理性的发展之上。知识因此而有了一种积累.并相信这种积累带来了人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增加。
二、人类学与个体自觉
也许以这样的认识论反思为前提，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本土构建就变得异常的急迫与急需。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适用性的，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却是纷繁复杂，没有一个既有的概念和理论可以直接被借用来去对现象加以直接的说明。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日的学术本土构建与30几年前乃至20几年前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之间还是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个时代的本土化，更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在一种在作为整体的文化自觉思潮影响下的本土化。那时，一些从海外西方世界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他们回归到了本土的世界，逐渐地开展实地的独立研究，并加上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因而不再是以他者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眼中本土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一种在文化背景差异下的文化自觉开始日益突显出来，他们甚至完全或一多半地放弃了原来背负一身的西方话语、理论以及诸多貌似合理的“洋”观念，开始从群体乃至于民族文化差异的视角上去重新创造出来具有某种本土契合性的概念乃至理论的架构，在这二点上，心理学家尤为表现强烈和突出，尽管在形式上仍旧存在西方支配的影子无法真正摆脱[1]，但这种本土心理学构建的研究努力一直坚持并在“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口号之下得到凝聚。[2]而那时的人类学家凭借着其天然的对于本土人的熟悉以及语汇搜集上的切近本土语汇优势的知识发现的逻辑，因此未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热闹非凡、轰轰烈烈的本土化的运动中来。[②]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使自身学科在整体社会科学中的边缘化，即在不断地制造一个个他者的文本的同时，也在强化这一社会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隔阂。这一代的人类学家依旧是把时空坐落下的共同体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并静态、僵化且孤立地去看待一种本土文化的存续与发展。
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今天文化互动交流频繁的世界里，世界的文化同质性覆盖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困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化格局开始日益突显出来，原来人类学自封并自我标榜的领地，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受到了新的文化互动形式的侵扰，并使之出现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状况即是指原有的文化边界已经因文化自身受各种外在力量的撕扯而成碎片化的存在，这与经典的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整体性相去甚远。现在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在他们阅读由早期喜好猎奇的古典浪漫主义之风浸润所完成的文化边界清晰的民族志的同时，其所真正直接面对的却是因不断开放或者被迫开放自身的文化边界而出现的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整合性的丧失，多样化的新的文化形式也在这种丧失之中开始迅速地成长和壮大，并发展出各种新式的文化出来，这一点虽为某些人类学家所把握，但并未成为一种人类学经院研究的主流话语。这样，现实的急剧变化与理论和视野的固步自封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韧性的张力。
在此种困境之下，人们因此而有了两种不同的活动作为一种行动上的选择。这一方面是对所谓失去了的文化的找寻。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国学，外加上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的观念，让文化自身的身份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是指无可挑剔的文化唯美的过去；而另外一半又是指碎片化的、遍体鳞伤以及不堪入目的当下文化的现实。而这一文化自我一分为二的另一部分则成为了更多人以之来加以消遣，甚至可以随时提取的文化元素，那就像餐桌上的各种佐料，或者咖啡中的伴侣一般，虽然不可缺少，却又并非每个人所必需，仅仅是依据于某个人的口味来任意添加而已。由此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局面就是，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它虽然是当下的，却可能是来自于远方，存在于他者之处，但无论是在哪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达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侵人，这原本属于不同时空坐落下的差异性极大的文化，又都大拼盘似地转化成为一种口舌之欲而得到了一种整体的表达。在此意义上，“舌尖上的中国”这个名字不仅是一部这个时代流行电视片的名字，同时它更为重要的还是一种当下世界个体文化心态的直接折射。
这种文化心态完全可以用“个体化”或“个体主义”这个社会学理论的新术语来加以涵盖，它构成了继农业社会之后的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它的意义隐含着今天文化存在的一种样态，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个体自觉，即作为整体的对于从身体到物质，再到个体精神世界的自我存在的全面觉悟。提升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诸如此类的流行语成为了个体自觉出现的文化氛围。在此一个体自觉的文化氛围之下，文化转型也在悄然发生着。[3]可以说，这个时代超乎寻常的借助各类技术革新而向各种对个人而言的发展机遇的全方位的开放，真正带动了整个世界以及每一个个体希图从不断发展中去获得益处，并试图借此去寻求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很显然，发展解决不了社会的全部由发展本身而带来的问题，就像进化论解释不了人的心灵的完整进化历程一样，由发展而去解决发展所带来的全部问题的一种“发展综合症”，在向社会存在的基本的安全感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故从来都可以作为这种不安全感存在的现代替钟。
实际上，今天所谓的个体的自觉不但使得个体存在的意 这种文化心态完全可以用“个体化”或“个体主义”这个社会学理论的新术语来加以涵盖，它构成了继农业社会之后的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3]它的意义隐含着今天文化存在的一种样态，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个体自觉，即作为整体的对于从身体到物质，再到个体精神世界的自我存在的全面觉悟。提升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诸如此类的流行语成为了个体自觉出现的文化氛围。在此一个体自觉的文化氛围之下，文化转型也在悄然发生着。[4]可以说，这个时代超乎寻常的借助各类技术革新而向各种对个人而言的发展机遇的全方位的开放，真正带动了整个世界以及每一个个体希图从不断发展中去获得益处，并试图借此去寻求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很显然，发展解决不了社会的全部由发展本身而带来的问题，就像进化论解释不了人的心灵的完整进化历程一样，由发展而去解决发展所带来的全部问题的一种“发展综合症”，在向社会存在的基本的安全感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故从来都可以作为这种不安全感存在的现代替钟。
实际上，今天所谓的个体的自觉不但使得个体存在的意识得到了加强，而且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也在发生着一种深度的改变。即可以说，这是从集体意识的文化自觉时代的缺少自我意识的生命关怀，转换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价值的判断和衡量上来的一种转变。迪蒙对此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他说“现代意识将价值优先赋予个体，而哲学主要研究的也是个体价值，但是人类学认为价值基本上是社会性的”。[5]实际上，迪蒙想用最后一句否定前面的判断，但很可惜的是，他没有指出这个社会在朝着个体主义的价值在行改变，而这才是今天讨论个体自觉的前提。
在此意义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首先在意的可能并非是作为整体的带有被建构属性的人类，而是作为某个具体的个人其生命价值的存在。很显然，人们今天依旧可以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但在其中，经过一种从集体到个体文化的自觉，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可的并且被置于第一位的却是个体本身，一切的社会计算不再是某种无法区分的整体而是可以细分到每一个人的个体，个体因此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计算单位，文化因此而在个体的层次上开始逐渐地发生着一种转型。对于社会残留的以及重新构建出来的集体，个体也变得有权利去选择对此融入还是离开，而这恰是个体自觉时代文化的总特征。
三、本土人类学的问题意识
人类学它不应该是一门老气横秋的学问，而是对人的生活世界有着不断探索的动态之学。它可能需要有心理学的帮助，也可能需要有历史学的丰富知识，但它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性格，且不曾为任何的教条所左右。它应该是这样一门学科，即它深知人类的知识就如同人类自身那般的富有变化，且难于琢磨，因此它就变得异常包容，不仅需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各自大为不同的思考，也需要有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那种“万物皆流”的启示。离开了此种多样性包容的姿态，人类学在今天也就变得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反之，恰恰因为人类学紧紧地把持住这样一种姿态，人类学才会有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蔚然大观。
而且，任何画地为牢的人类学都将步人一门死亡的人类学的境地，且都如僵死之尸一般令人恐惧和厌恶。从源头上而论，人类学这门西来之学，曾经启示我们许多，这种启示依旧还在我们对西文经典的翻来覆去的阅读之中不断地获得。但在今日世界的一个个体文化自觉的时代里，有着一种文化属性的人类学的解释的提出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迫切。如果我们确信，对于世界的解释不可能只是一种，那么人类学的解释就变得异常的重要，因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学问中唯一的一门尽可能地从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上去看待人及其存在的学问。
人类学所研究的文化，对人而言，或许是一种重重伪装起来的修饰，但就人类学家的洞见而言，却实在无须这份遮遮掩掩，更无须依傍某个大哲的成说来和盘托出自己的观察。他只需切近真实的发生的世界而说出自己对于某一种文化的理解.并能够让人们真切地理解这种文化背后的真意以及其对人而言的各种启示，使人有所感悟，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必然是一种让人称颂的本土人类学了。在此意义上，很显然，并不存在一门各个区域普遍适用的人类学，反过来倒是，任何的人类学都必然是一种本土的人类学。
实际上，对于今天中国的人类学而言，要做到一种有着别样属性的本土人类学，下面的诸多问题意识是值得大家去做一种共同思考的，这也希求人类学家自己在实际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去加以不断地突破和解答。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是值得当下的人类学去特别予以关注的。
首先是要留心文化转型的各种本土的动力机制，并要从单单注重本土文化建构机制的单一向度的观察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动态的文化观察。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应注意的是文化空间意义上的点面结合。即要从区域中观的体验中转化出来一种在现代世界的上观以及地方社会的下观这样三个层次去做一种整体性的观察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文化本土中心主义与他者文化中心主义二者的辩证统一，即二者的互动互构结合而成为了人类学展开自身讨论的一个新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完全的自我中心，也不存在彻底的他者中心，二者之间的模糊状态往往成为了人类学家进行实地分析的典范状态。借此讨论的深入展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解构一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与破解本土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各自发展中的有碍于现代个体自觉层次上的文化自由发展的那些动因。
其次，文化与文明的讨论一定是相伴而生且并行不悖的。因此，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文明自身发展的运行轨迹。尽管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边界从来都是模糊不定的问，但恰恰是这种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使得人类学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去讨论当今世界物质和精神在文化与文明的向度上的各自表达。甚至可以说，文明的互动与跨地域的文化交流这二者将会成为人类学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知识生长点。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继文化之后又会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而引领着各种视角的人类学家们形成真正有深度的文化分析。
可以说，文明存在的形式有如文化存在的形式一样包罗万象，但就我们今日世界的发展而言，文明的生态观、文明的心态观以及文明的符号表征之间借各种新物质、新技术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和不断地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并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文明的生态观中，近代世界以来便已经开始的乡村共同体的解构过程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当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今日世界在面对着一种自然生态不断丧失的囧途，由此而以“乡愁”为代表的乡村意识重构将会成为未来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并极大地吸引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乡村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田野调查点，它因此可能转变成为正在发生之中的文化整体转型中的某个文化区域带上的新的连接点、生长点、消失点、转折点等等，总之，仍旧是人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第三，人类学的知识将会成为现代世界个体自觉的新武器。通过一种人类学知识的自我启蒙，现代世界中的日益觉醒的个体，将会借助各种层次人类学知识的重构来武装自己，形成一种日常生活以及自我发展的动力，人类学因此而可能成为一门不断被咨询的学科知识门类，由此人类学一定会成为一门文化咨询学，这在当下以及未来对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都会变得更为迫切。这种文化咨询学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面对因现代世界成长而出现的诸多文明之间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冲突的现实而使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现代文明的冲突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最为密切和全面的文化的接触，它的出现将有可能为转化出来一种整体的文化自觉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与此同时的文化自觉的不断成长，反过来却又有助于文明冲突的真正消解。而在这其中的中介性的力量便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样性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的自我创造。换言之，文明的冲突在逼迫着民间文化的自我改造以及各种智慧的涌现，这会有助于冲突尽可能快速地得到消解。
第四，文化的物质化或物质化的文化将带动整个世界的文化转型，即一个被物所统领或被物所支配的世界在逐渐发展和成型之中。物借助社会的技术化以及人对于各种物的消费而日益侵人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开始积极主动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它的核心是在助成个体自觉的完全实现。因此，所有的现代技术在这方面都属于是某种的分离技术，世界因此而成为一个不断被消费物和分离技术所分割或隔离出来的一个世界，由此所造就的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各种分离。面对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人类学家必须对于所有的个体都可能会所参与其中并为其所影响至深的世界发出一种声音，而盲目陷入到历史性的怀旧之中似乎并无助于理解当下的现实问题；反之，清楚而全面地描记和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历史的意义才真正能够浮现于人类学家的各种解释和表述之中，并有助于对历史本身有更为深度和多元的理解。进而还可以说，不论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还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如果没有一种真实的人参与其中，那它们都只能是一种虚空，任何的解说实际都属于是空洞而没有实际文化内涵的。
对于空间地理学意义的自然的存在，人类学家开始有了新的理解。这就使得山川、江河以及树木、森林等等原本具有自然空间分割属性的景观重新进入到了人类学家的文化视野当中。[7]它们对人而言在涌现着各种新的意义，同时也在为人们所赋予各种新的内涵，日益流行开来的“原生态”的概念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当这个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并为我们的生活实践所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人因此不仅是生活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且还生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去理解古代人用自然来界定人自身的种种努力，但却很难去理解或不肯这样去理解当下之人用人以外的新自然物去理解和界定人自身存在的各种努力。
换言之，人们在对苦难做出各种归因的同时，有多少会将之归咎于环境的影响，这在今天相比于过去变得更为重要了，人们会因此而开始通过旅行去寻找那些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失去的自然，此类花样繁多的努力都显示了今天的人们对于当下活着的自然的一种不信任，或者坚定地认为，这种自然乃是一种非自然。人们开始试图重新去拥抱一种想象之中的自然，但这种自然似乎又并非真实存在的，人们不断地寻找自然，但自然却就在他们生活的周围不断地遭受到各种触目惊心的破坏。
现代世界自从有了一种大规模的空间规划的理念之后，人们在文化上所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规划出来一种自然出来，但很显然，对于人而言，自然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设计家们精巧的设计而被设计出来。这种种的得与失的带有自我矛盾性的二律背反，实际成为了当下人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基调，即要么拆除而重新设计一种想当然的传统文化，要么就是无中生有地构建出一种无法连接过去却指向空洞未来的文化形式。
第五，人类学家要十分清晰地懂得，人类学乃是不断进入其他学科的一门学科，它因此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学科边界。它因此可能会进入宗教学，但它绝不是宗教学；它可能是进入历史学，但它又绝不是历史学；它可能进入法学研究的领域，但它绝不是法学本身；它可能更多地进入民俗学，但它却一直与民俗学有着一定的距离。借用这样的语式，你还可以不断地去重复这个文字编排的游戏，但最终都只能是以“否定的背叛”其所进入的学科为其终结。而这恰是人类学进入而不融入的学科特质。正如前文所述，因为人类学所真正关心的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可能的诸多形式，并借助于文化这个笼统的概念而展现出自身。但人类学家都会清楚，没有一个确切的存在物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得以分辨出来，由此而认为此一存在物是文化，而彼一存在物则不是。可以这样说，人类学的信念就是，凡人造的物及其所构成的人的世界一定都是以文化的形式而展现出来的，没有这份自信，人类学自然就不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与此同时，人类学从来也不会把文化想象成为是固化了的，想象成为是一成不变的，很多人欣赏的静态的文化也许在偶然的时间和空间中会有暂时的存在，但动态的文化才可能是文化存在的根本，我们因此而要不断地去发明或搜寻各种新的观念以去表达文化的真正含义，而非是将文化通过凝固化的方式而使之成为一种只能存在于橱窗中或博物馆展柜中的根本不能触碰的展品或文物。
第六，文化更不是一种委托，它的属性是可以在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并得以不断地发展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个体自觉的时代里。显然，今天再没有任何的文化限制，谁都有权利去创造自己的文化、表达自己的文化，这是多样性的文化观念所使然。同时，这种文化的创造一定是有赖于在现代世界逐渐培养起来的个体层次上的文化自觉。而民间文化里的创造者的核心特质便是在有意或无意地遭遇到了这种自觉而已。人类学对于个体与文化的研究在面临今天快速变化的世界之时，它会更加乐于去了解某一个个体文化自觉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表达的形式。而民族志书写的新形式也应该从一种笼统的所谓客观描述转换到对于个体自觉过程的文化深描上去。而人类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只可能是一个解释者，即对于这种文化自觉过程的呈现的那种解释的解释者。
第七，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以外的人类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正在呈现一种加速度发展的态势。这显然标志着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殖民史之后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世界过程不再是一种单边的西方支配，而是越来越多的基于个体文化自觉的互利共赢，并以生活政治的辅助使得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更多呈现双边的或多边的往来。文化交流中的务实性的交往开始远远胜过于在解放政治时代的在输赢胜负之间进行较量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人们越来越多地会从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寻求去构建起一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行的世界共同体的原则，在这个发展方向上，人类学可能是唯一一门对于全人类的文化形态及其差异持一种包容的姿态并尝试给予理解的人文学科。它的长处在于了解而非征服；在于沟通而非隔离；在与团结而非分裂；在于社会公正而非社会不公；在于友谊而非彼此仇恨；在于共存共荣而非兵戎相见；在于文化自觉，而非文化愚昧。
第八，人类学可以宽容所有被认为是不可宽容之物，但人类学的文化自觉使其永远保有一种文化批评者的姿态，借此而警惕着各种可能的对于本该有的宽容的不宽容。也许，成语中的“他山之石”是人类学家的一种基本信念，而“有容乃大”则是人类学家应该有的宽阔胸怀，“四海之内皆兄弟”则是人类学家信奉的一个可能的理想世界的交往之道，最后，“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了人类学家真正的整体性关怀的出发点。因此，对于本土文化而言，人类学乃是追求一种“我们的解释”，而非“他们的解释”，即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这里所说的“我们的解释”，它天然地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融洽，而这里所说的“他们的解释”则是一种看起来表面融洽，但实际却是一种完全的文化上的格格不入。因此，人类学的本土构建说到底就是文化理解上的向着“我们的解释”这一端的不断地靠拢，即使得人们的认识真正而非虚假地达到“我们的解释”而不是仅仅的“他们的解释”，只有这样，文化才能真正变成是人人自觉到其价值和意义的存在，这一点可能将会成为人类学这个学科在未来发展的最新目标。
四、人类学的本土构建
人类学的本土构建真正需要在个体自觉的这个新的世界性的向度和文化自觉上去做一种行动姿态上的调整。如果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几年间各种途径所尝试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多多少少都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下的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那么今天的个体自觉意识下的本土人类学的构建，却是无可置疑地跟文化的个体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我们若是要去倡导一种新的本土化的姿态，那就必然是要去审视各种新的文化个体化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要注重民族志书写的各种新的形式，同时也要去注重各种新形式的文化表达。没有这些作为基础、我们的本土化建设就与旧的相比没有了什么新意，那么本土人类学的构建也就自然会与之前的运动一样变得无果而终。
可以说，重新去看待既有的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界定，成为了今天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自我反省的一个新的开端、没有对于“他者”的本土化的理解，人类学也便失去了其最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以及独特性所在。在西方文化日益走向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的轨道上去之时，中国的人类学必定是要坚守这个文明所提供的土壤去培育出一种“在一起”的文化精神阁，尽管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大潮是个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了什么回转的契机，或者经由文化的浸染而表现出另外的一幅样貌出来，实际上，追溯我们自身文化长久以来可能隐藏着的一种求“和”的精神，并使之焕发出一种新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中国本土人类学构建道路上应该保持的一种适切姿态。
确实，在批判与反省之后，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建设。这种建设的全面展开，可能会由此而出现一个新的知识不断积累的空间，并使之得以不断地有所开拓。而面对今天世界的新变化，各种不同文化下的人类学最为有意义的学科本土构建确实需要努力搭建其自身的解释框架，而就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和不断融人世界的进程而言，今天以中国意识为核心而展开的人类学需要不断表达出自己的一种姿态，依据我之前对于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区域和范围的关系的框架性的讨论[9]，我认为这种本土人类学的构建姿态可以在下面三个层次上去做一种新的布局和知识积累空间的拓展，这便是下面所要解释的上、中、下三观的文化观察。
对于这三观的解释，它的核心是在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的观察与理解。首先是在观察的上观的层次上，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全面俯瞰的整体观，这同时也会体现出一个文明它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因此，它的观察对象一定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大的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所谓“天下一家”，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普天同庆”，所有这类具有本土文化思想的资源都可以说是这种宏大的世界关怀的一种文化启动器，我们要在文化的研究中不断去发现和积累这些文化的启动装置。而在观察的中观层次上，它所要求的是一种理解力，即对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这个观察的层次上，我们有必要去注意空间层次的多方位复杂而多样的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复杂性关联往往是在一个区域的范围内才得以展开的，这可能是人类学展开一种线索追溯研究而非微观聚焦研究的绝好空间。而在观察的下观层次上，即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所特别熟悉的那个微观研究的层次上，它要求有一种不断感受到具体现象存在以及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把握能力，即研究者不会放过任何的微小事件以及飘忽不定的现象对于这个学科基本问题的启示，这是人类学家去做一种下观研究要去把握的核心。在这个层次上，人类学家需要真正去留意存在于民间并生发于民间的各种真实发生的解决问题的智慧以及文化自身创造性的养成和传递，并以尊重和守护的心态而非收编和据为己有的心态去静观其变，并从始至终都保持一种对于任何文化的欣赏姿态，在这个空间场域中，人类学经典的场所聚焦的观察无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它成为了陶冶人类学家感受文化趣味并形成一种文化观念的一个性格培养基地(参见表一)。
很显然，人类学实现一种本土化的真正前提是要有能力为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文化展开实地的研究设定一份切实可行的行动路线图，这份路线图更多是指一种观念层次上而非现象层次上的方向指引。它的包容性以及抽象性可达至一定的高度，并借此可以囊括现象层面的诸多研究及其不同的类型。因此，在我看来，本土人类学的构建首先一定是类型学意义上的，其次便属于一种归纳综合以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认知。而且，此份路线图绝非一经形成便是不可改变的，而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面对于各种的变化而要不断地做出各种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调整，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要倡导的乃是一种务实的本土构建而非单单抽象逻辑意义上的本土构建。而且，对此所要强调的乃是个别研究的碎片化与思维的整体性认知之间不断进行的辩证与整合。
表一 中国本土人类学构建的新视野
观察层次 | 文化主体 | 思维方式 | 田野方法 | 空间分野 | 视角把握 | 自觉程度 |
整体上观 | 自我意识 | 世界关怀 | 文化比较 | 现代社会 | 文化转型 | 全球自觉 |
理解中观 | 自我/他者 | 关系互动 | 线索追溯 | 周边社会 | 多元辩证 | 文化自觉 |
把握下观 | 自我意识 | 微观体验 | 场所聚焦 | 地方社会 | 错综复杂 | 个体自觉 |
就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言，从其诞生之始便是一门不断进入并有着不断冒险精神的一门学科。尽管在很强的方面，它所留给人的印象乃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田野民族志方法的展开。但实际上，这种方法乃是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都是极为致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实现一种人类学的本土构建显然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本土人的观点上看”这一主张那么简单了。它说到底是整体性的对于人的认识的综合。这同时也决定了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综合的特征。而这种综合一定是多种维度的，并且是分化为不同层次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其存在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有着多种维度并且具有不同层次的存在，之后再通过人所独具的认知能力而将整个世界碎片化的存在通过文化的想象力而联系在了一起。而人的存在本身，它一定是无法离不开这些能力的发展而存在的。
借助此一认识，在我们界定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时，“多元”这一属性便体现出了人的存在的多样性，而人的精神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又使得人的共同性的“一体”的存在能够得以彻底的表达。换言之，从理论上而言，如果一和多是文化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对立性结构，那么多元和一体的辩证就构成了人类学进行讨论的最为基本的一个问题意识。它实际上触及到了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方面。而就本体论上的空间与时间的维度而言，这实际上又可以转换到人类学表述中最具支配性的观念之一，那便是在作为本土意义的自我与作为异域的他者之间的一种空间上的区分。而在此一空间区分的背后，实际上又隐含着时间意义上的作为异域的、遥远的他者的存在，即总体上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原始和野蛮，这是人类学家在讨论时间的空间解释中最具重要性的一种判断。[10]而今天世界的文化同质性覆盖的趋势，又使得我们不能不去反省在同一时间下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但作为本土的自我与异域的他者的区分，尽管其背后有着太多的西方中心意识的自我关怀，但它依旧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并可以成为我们不断去反省二者之间界限的一种必要的引导性概念，至少我们目前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超越这一区分而实现一种知识的积累，但很显然，超越这种架构的局限一定为是未来西方世界以外的本土人类学所要瞄准的一个目标。
在本体论之外，我们似乎更要注意到认识论的那一向度，即人类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及获得的途径。没有这方面的探讨，所谓的人类学知识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的存在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而真正有影响的人类学家都必然会为这个问题所吸引，并要对此给出一种自己的解释。但这并非意味着某位人类学家的解释就一定是唯一性的解释，解释必然是多样性的解释中的一种而已。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11]，两本都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他们二者都共同地是在思考原始文化中的认识论间题，视角虽然各自不同，但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认识的根源的问题。因此，人类学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的这种多元和一体的辩证，使得我们不再是单向度的只从方法论这一个面向上去看待人类学本身，它一定是立体而多维的，而且骨子里必定会有一种反思的能动性在不断地涌现出来,激发人类学知识的日新月异。
而人类学的本土构建的核心恰恰是要在这些维度上有切近某一种文化内核的自觉。同时尚要有一种全球关怀的自觉。而在下观层次上，要切实注意到一种当下世界个体自觉的真实存在。这是表一中所列人类学需要特别考察的六个维度之一的自觉程度这一维度所要处理的间题。除此之外，尚有文化主体、思维方式、田野方法、空间分野以及视角把握等五个维度。而各个维度又在上文所提及的上、中、下这三观的层次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属性，以此而能切合于各自维度不同层次上的富有本土意味的文化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据表一而对这些不同属性加以分别的阐述，以此来构建起一种可能的本土人类学理论的构架，显然，没有这种构建作为基础，人类学本土化的深度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是那样，再多的讨论也都不过是一些泛泛的批评和不着边际的解构而已。这些孤立的批评和解构在今天已经是碎片化的世界而言可能已经变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言了。因此建构性地提出一些可能的具有探索性的思路，将会有助于人类学自身的定位和学术问题的把握。因此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三层六维的本土人类学的构建模式，并试图在实际的研究中加以应用。故对这些不同维度和层次含义的解释就变成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根本，需要有详尽的解释。
接下来在思维方式这个维度上对应于上、中、下三观而分别有世界关怀、关系互动以及微观体验这三种属性，它们乃是人类学家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去加以把握的。世界关怀这一属性提供了在上观层次上的思维方式，其对象一定是一种世界性关怀的视野，如此才能明确中观的区域文化研究以及下观的田野场所与微观聚焦的真正含义。这显然是因为田野方法的这一维度在空间上要去与之相适应的。而在这一维度中，文化比较的方法在今天恰恰是一种有着世界关怀的人类学方法论的基础。这进而引发出来空间分野的这一维度与上、中、下三观相对应的三种不同属性，即现代世界、周边社会与地方社会，这是在有一个文化中心存在的前提下而提出的这种分野图式，但它并非排斥文化多中心的存在，我们只是在一种人的认识有限性的预设之下而从某一位人类学家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而向外去看的那个不同层次的世界。也许每个人所设定的观测中心点都不大相同，但这并不会真正妨碍不同的视角所得认识之间的融通和交流，任何借文化中心主义而对此所作的批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人类学也应该完全保持这样一种向批评开放的姿态，并时时刻刻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警觉。否则，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存在的独特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也可以这样说，在认识论上，每个人都不过是“井底之蛙”，或者“盲人摸象”这样的寓言对人的认识能力恰是一种最为恰当的说明，只是人作为有思考能力的智人，他有另外一种能力，即能够把从不同视角得到的观察放在一起而做一种专门的综合，形成一种整体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人类学家在某一个地方完成的聚焦式的田野观察，都无疑是一种地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只是在人类学家把这许许多多个文化中心放在一起之后，经过有着思考能力的人类学家的综合，也便是有了一种通过文化比较而得到的综合文化认知的可能。那样做的结果就是，人对于人所造就的多样性的文化的认识就一定会更为全面一些。
而在处理时间的问题上，人类学也真正有别于历史学家，对人类学而言，历史就是一种动静转换中的结构性时间的存在，这便有了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把握，即相对于上观的文化转型、相对于中观的多元辩证以及相对于下观的错综复杂的处境。
伴随着现代世界越来越快速且越来越便捷地将各种技术的应用作为对人力的替代，这个世界的文化底色就一定是处在了逐渐转变之中。我们可以将此过程称之为文化的转型，即文化自身的形态在有着一种深度的转变，最终可能形成另外一种的文化形态。当然，这种转变首先是跟21世纪以来的个体自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各种分离技术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其在个体身上的不断应用[12]，而在强化这种个体意义上的自觉。而就中观层次上的多元辩证这一属性而言，它实际上提醒我们，要从彼此关系与相互联系的角度上去看待一个区域的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去谈某一种孤立的文化的实质性的构成。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种多元辩证的灵活性，我们的理解就只可能是不断去重复单单站在上观位置上做观察的那样一种文化自我中心的解释框架。在此，一个人类学者应当学会摄影师的那种不断转换镜头的那种技巧，从长焦转换为变焦，由此而能够看到范围更为广泛的内容，这是在广度上去关注某一个区域的内部的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彼此联系，并借镜头而对于各种富有文化意义的线索的不断追溯中去敏锐地发现或感受到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许才可以固定我们的标准镜头，做更为微观和细节的下观观察。在这样的观察中，我们所能切身感受到的是极多要素的存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更为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是地方性知识存在、创造与发挥作用的土壤，而且人们在无意识地融人一种文化，就像有着一个帷幕的舞台，而帷幕的存在可能是让一切都被遮掩了起来，但这
同时也可能因为帷幕的徐徐拉开而展现出来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而借助书写来成就自身的人类学家往往是一位真正拉启这个舞台帷幕之人。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文化主体的这一维度。它总是会在作为本土的自我与异域的他者(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做出各种的主体认识上的摆动，而这恰是人类学没有完全退化成为一个有似技术知识构造的僵化的学科的魅力所在。而文化的意义往往又是在相互的观看中所产生的一种自觉意识，没有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往来复去的不断摆动的观察，文化的主体意识无法得到真正的突显，文化的自觉也就更为难于实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摆脱了单向度的他者意识和界定的殖民心态之后，它将是我们分析文化之间关系以及文化自身意义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五、余论
今天，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有一处自己生存的空间，但这个空间的存在一定是以其独到而敏锐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为前提的。从现代的人类学家由摇椅上而一跃走进实地的田野之日起，它就注定是一门经验的而非先验的学科。它的概念和理论也因此必然是要从实地的田野之中通过人类学家们的长期的参与观察而产生出来。因此，这也决定了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它一定是要围绕着世事的变化而不断地作出修改。
在殖民主义传统未曾得到撼动之时，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是一种形态；而当近代以来的文化自觉带动着一种民族自觉，进而对于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予以抗拒以及最后将之完全推翻之后，原有的殖民传统下所形成的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不仅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甚至再依循此套路径进行研究，那就只能是自甘堕入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行列中去。与时俱进的理解人类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这向来都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存在方式的重要路径。
人类学自身经验学科的属性决定了其理论和概念来源的本土性。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类学的既有概念是可以直接转用到其他的文化场景中去的。这种转用最多只可能是一种看起来类似(as if)的研究假设，比如在我们说到“库拉”(Kula)这个概念时，我们所能联想起来的首先就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初步兰岛屿上所观察到并总结出来的库拉交易的形式[13]，而其他的地方或许有与库拉交易的形式类似的形式，并可以用既有的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库拉贸易的解释，但那不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也有一模一样的库拉交易，而是那个地方有着多多少少类似于库拉的那种强调互惠关系优先的交易形式，因为就人的认识而言，确实没有一个叫“库拉”的东西，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群中都一模一样地存在着，它们之间只能是一种相似而已。同样，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津津乐道于非洲努尔人社会中的“豹皮酋长”(leopard-skinchief)的权威时，那所专指的就是努尔人社会中的那个“豹皮酋长’[14]，其他的文化区域中似乎也有类似的权威形式，那也只能说是一种类似，而不是相同。比如苗族过古藏节之时，苗王佩戴的烤鱼头饰之后所具有的权威。
我们因此而注意到人类学的一种天然的属性，那就是它自身所要求的本土切合性。换言之，它的细微的观察只有跟某一个本土社会极为切近，它才能真正有自己的概念和理论从其中生发出来。这种概念和理论在向这个社会以外的其他本土社会扩散之中找到了一种可以相互类比的相似性，这实际是一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即指一种不同概念在内涵上的相近或相似。
今天的世界随着个体化觉知的不断增强，以个体为本位去思考的个体自觉也在日益影响着各种的社会安排与文化的表达。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文化转型，我们显然有必要从世界关怀的角度去营造出一种新的本土人类学的中国意识，没有这样一种带有思考性的艰巨的前期努力，我们后续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如水上浮萍一般，随波而动，却不见自己行动的方向究竟是在哪里。我们也许在很多的地方做了很多田野，但却不知为何而做以及为何而在这些地方去做。
通观文化，它向来是有两种的存在方式，其一为引导，其二为传播。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已经变成是一种极为复杂和致密的态势，文化之间你来我往，相互嵌入，相互借用，这样的一种局面有赖于各种可以波及世界范围的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在文化引领这一向度上，我们似乎还看不出来未来究竟是哪一种文化会占据完全的优势。我们当下确实遭遇到了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但这又很难说是怎样一种可以表述清楚的全球化在引领世界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的全球化更难说是西方中心的或者美国中心的[③]，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的抗衡能力也在这个文化席卷全球的热浪中悄然崛起，诸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以及拉美和非洲的文化，甚至还可能包括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本土文化。
与此同时，文化衡判的标准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时候，适应文化转变最为积极的人类学显然要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其中，应该要有一种本土人类学构建的自觉，并且要在面向一个新世界中勇于创造出适应于自己本土文化的解释概念和理论，以此去参与并引领世界文化的潮流，而这一切又都真正有赖于一种本土人类学的自我构建的启动与不断的拓展。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7-15页。
注：字数限制，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