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20年来农民工的几点变迁 ——关于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形象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大批农民工进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新华社发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虽然在农村长大，其实并没有多少“泥土味”，有的根本不知道稼穑之艰辛，更不懂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的道理；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不少是大学生或者是经过了职业学校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因而他们对农村没有眷恋之情；此外，他们没有父辈那样沉重的经济负担，不需要挣太多钱养家糊口，他们往往自保则可。与20年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居住意向，也更能够适应城市的人居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随着行政限制的放松，“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被打破，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开始蜂拥进入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发达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仅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有1000多万常年流动人口，现在每年的流动人口达到8000万人。
笔者自1986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初期主要探讨农民工的分类、规模和分布，随后关注流动农民工引发的相关问题，将流动农民工与社区综合起来研究，接着提出“二元社区”、“钟摆理论”等独创性理论阐释当代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流动现象。从那时算起，笔者从事农民工研究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研究，已经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乐此不疲，用力甚多，也屡有收获，以一个人类学者特有的人文关怀情结力所能及地为他们鼓与呼。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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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元社区”、“钟摆理论”等独创性理论阐释农民工的流动现象
最早研究农民工是从散工开始的，散工是学术界的术语，他们自称为“打短工”、“做临时工”或“打零工”。所谓“散工”是指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 职业的人， 他们既无个体营业证件，亦非各类企业中的合法雇用者。他们从事的行当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类似打短工的性质，雇主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搬运泥沙、砖瓦挖土方等。他们可以说是劳动后备军；另一类是手工业劳动者，干的行业比较单一，如木工、泥瓦工、修鞋、修自行车、弹棉花等。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主位”和“客位”研究法，内观和外观以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这也是研究散工的重要途径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有效手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主张与被研究者交朋友、谈心聊天，打成一片， 倾听他者的声音， 从进入空间地理上的社区， 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在具体研究手段上， 强调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以社会学的结构性问卷调查为主，目的不在于统计数据，而在于整体上把握散工的状况。定性分析以个案访谈为主， 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 特别有利于通过“滚雪球”方法采访调查对象。而人类学独有的参与观察则使调查员能够通过亲眼目睹，了解外来散工的居住环境、工作场所等情况， 切身感受到散工的生活、工作情形。
根据多年的研究实践，笔者提出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散工研究理论。一是“二元社区”理论。所谓的“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于在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这个“二元社区”不仅是指空间和地理上的隔离，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离。不管是分配制度，职业构成，消费和娱乐方式，社会心理甚至聚居方式都是分离的。“二元社区”形成的原因是多元的，就经济基础来说是“寄生性经济”的形成，就政策层面来说是“地方官本位政策”的影响；二是“钟摆理论”。也就是说外来工之所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流动，其根本动力之一在于现行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不同体系的“二元社区”的制约以及输出地农业经济的凋敝。
历史是一条长河，置身其中无法规避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始终结合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特定地域研究散工，看到了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地变化、内部在分化。少数打工者成了业主、或包工头、或老板。从打工者到业主，实际上是在职业阶层上实现从低收入阶层向其他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 而这种流动得以实现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
经过长时间的系列研究，我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散工已经作为一个社会实体而存在了。散工顺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约，散工受到的不公正遭遇让我们震惊。随着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打工大军将来到珠江三角洲。同时，随着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升级，那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在厂做事的农民工很可能被“裁减”，他们将加入到散工队伍中。因此可以预期到散工队伍将越来越大，尽管这类人群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人群。如果不加以积极引导和有效管理，将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散工，加强对散工的积极引导、关心和扶助，为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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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党支部的设立，不仅能协调解决司机及其家庭中的一些矛盾，还在某种意义上为社区居民增添了一种政治保障
在珠江三角洲，除大批散工外，还有一批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把握了城市发展机遇，成为了具有职业化特色的民工。在深圳工作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就是一个典型。与其他农民工不同的是，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从农村流动到都市，合法地获得同一种职业，并共同生活在同一城中村社区。2006年，我们专门去深圳石厦村社区——这个深圳的“攸县村”以及的士司机的家乡攸县新中村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试图从人类学的视野研究深圳攸县籍的士司机的形成，获取合法的职业身份以及适应都市文化的历史过程。
研究结果发现，这群人来到深圳，进入出租车司机行业，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有关。看起来，最先进入深圳的士司机行业的是那些常年贩卖牲猪的农民，但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机制。正是这些文化机制决定了他们可以利用合法途径来实现自己的身份或职业转变，并形成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良好沟通渠道。攸县新中村，处于航运和陆运的重要枢纽位置，自古以来便具有开放的心态，乐于接受外来文明，而且这是一个易姓单姓村，大多数村民在血缘上都沾亲带故，出了门都是熟人和亲戚。正是这样一种血缘和亲属信用体系，让新中村人以或亲戚带亲戚或朋友带朋友的方式来到了深圳并进入出租车行业。就劳动力输入地的深圳而言，这是一个移民城市，以敢为天下先著称，深圳的移民特色使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能容纳各种人士。随着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就吸引了具有运输历史传统的攸县人到来。深圳的士行业是国内第一个实现多元化管理的行业，也是国内第一个实行的士承包运营的城市，正是特区的这种包容性给攸县籍司机提供了生活的空间。
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获取合法职业后，聚居在深圳石厦村的城中村，表面上看是把乡村的家庭和社会移植到都市，实质上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乡土社会中的长幼有序就悄然发生了改变。“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们仍然遵循乡土社会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如他们讲攸县话，吃攸县菜，拜攸县观音，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身份社区，此社区通过攸县农民的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建构而成。而且通过一套内在的文化机制维护着社区的正常运行，以求彼此之间的融洽相处，信息交流和临危之时的互帮互助。尽管石厦社区城中村没有他们的文化之根，也没有养育他们的土壤，但他们不缺乏“家”的概念，为适应居住的需要，他们有意识地把“家”进行扩大化，居住在一个社区的都是一家人。
最具创造性的主动适应是出租车流动党支部的成立。这不仅体现出攸县出租司机的身份自觉，还发挥着他们在身份社区与国家力量之间的一种代理机制作用。流动党支部的设立，不仅能协调解决司机及其家庭中的一些矛盾，还在某种意义上为社区居民增添了一种政治保障。流动党支部的“发明”，让人看到了农民工构建适应都市文化的适应性机制。
正是这些或者血缘、地缘，或者风俗习惯、信仰，或者党支部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支持和维护了攸县出租车司机身份社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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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居住意向，也更能够适应城市的人居环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步入中年，由于年龄的原因这一批农民工逐步开始回流到输出地，有的重新务农，有的选择在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启新的事业。与此相伴的是，一批80后，甚至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流入珠江三角洲一带务工。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虽然在农村长大，其实并没有多少“泥土味”，有的根本不知道稼穑之艰辛，更不懂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的道理；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不少是大学生或者是经过了职业学校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因而他们对农村没有眷恋之情；此外，他们没有父辈那样沉重的经济负担，不需要挣太多钱养家糊口，他们往往自保则可。与20年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居住意向，也更能够适应城市的人居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选择有了不同于父辈的举动，他们在追求高工资的同时，更多的追求“自由”，集中体现就是频繁“转工”也叫“转厂” 。
2010年，我在对达文文具厂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这家总人数只有1000多人的工厂，全年竟有4000多人离职，要么是“回流”，要么是“转厂”，其中又以“转厂”为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转工人群中，青年农民工占绝大多数；相当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并非第一次转工，而是有了两次以上的转工经历。新生代农民工转工的原因不仅仅是工资不满意那么简单，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公平、自由、开放等要素也成为了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有过转工经历的被访者在“转工的原因”方面选择“工资待遇问题”的占41%，选择 “工作环境问题”的占23%，选择“不公平、管理限制等”的占16%，选择“人际关系问题”的占7%，选择“其他原因”的占13%。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转厂的目的，除了寻找更好的工资待遇之外，更多的是源于对自我支配自由的渴望。在他们看来更好的职业或出路，就是“自己做老板”，其原因是“有自由”。“在外打工太苦了，原因是‘不自由’，处处都被人管着，做不好还要挨骂……”“自由”的意涵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是在将一个现代的工业世界与他们所熟悉的家乡生活方式进行对比。农民在农业生活和生产中是不会受到“上班时间”、“工作纪律”、“操作程序”、“打卡”等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生事物限制的，因此，走入工厂后种种限制严重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幸福感，农民工无论是“跳槽”，还是“回流”，都带有对“自由”的一种深深的渴望。
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厂实际上很少能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提升、环境上的改善。但为什么在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却更频繁转工和非理性转工呢？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与职位之间的供求关系影响，使他们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因此对固定职位的认同和重视程度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和他们自我实现的意愿以及对实现目标的策略选择相关，他们对工资待遇和环境的要求更高，满意度也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转工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和对个人前途的把握都是不利的，但这已经是一种常态趋势，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成功、好”的界定和追求，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选择，还隐含着他们对在适应城市生活上的调适方式上的转变。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