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文化转型：冲突、共存与整合的意义世界》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研究方向：人类学。
【摘 要】社会转型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文化转型问题。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本质。而文化转型则以社会转型为动因和表征，实践着文明进程意义上的变迁。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渔猎采集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再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两次大型转型。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再一次文明转型的出现。从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出发，未来的文化转型将伴随着文明的冲突、共存与整合。
【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变迁；整合
一、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社会转型（socialtransformation）是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主要指“社会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1]近年来，中国一些社会学者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内外的关注，甚至出现“转型社会学”的提法。如孙立平在“断裂三部曲”中讨论了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贫困与不平等、信任危机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当前关于社会转型的讨论多集中在经济角度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以及政治角度的政治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事实上，在社会转型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文化转型问题。哈维兰曾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社会的文化，反之，已知的社会无不显示文化。”[2]
按照布罗代尔对文化认知的“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3]划分，对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发生的个别事件记叙以及整体系列事件现象的解释说明之外，长时段的视野将带我们穿越繁杂的事件，去透视文明所揭示的深层稳定结构及其变迁。只有在长时段的研究中，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郭于华也认为“对文明的关注是社会学理论新的灵感来源和研究的动力源泉。社会转型过程本身具有文明（civilization）转折的含义。”i[4]
可见，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本质。而文化转型则以社会转型为动因和表征，实践着文明进程意义上的变迁。
二、文明的进程：转型及其方向
文明主要由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对自我的认知三组关系组成。所谓文明转型，实质即在于这三组关系在认知和实践上的转变。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来看，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渔猎采集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再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两次大型转型。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原始渔猎采集文明存在的时间最长。至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偏远角落，这种文明形态仍然在少数部落社会中延续。在这种文明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人对自然十分敬畏。在这种文明中，主要的生计方式是渔猎、采集，主要的社会组织方式是队群、氏族、部落，每个部落的成员数量从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群体规模普遍较小，尚未产生大型的城邦和国家。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大多数人类社会逐渐从渔猎采集社会向农耕、游牧社会转变，这意味着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生态系统的能力得到提升。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组织形式上开始出现城镇、城邦和传统国家等聚落和建制。农业文明的重要特点在于人群的低流动性、同质性等。这种共同体式的生活被称为“乡民社会”。
源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深刻改变了世界面貌。这一场仍在持续发生的深刻的文明进程及其转型被描述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这场全球文明卷入的转型中，生产方式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点，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大规模的工业体系不断形成，机械动力成为主要生产动力；人类组织形式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和加深，并在全球形成几个超大城市群带；政治制度上，出现吉登斯所讲的从传统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 - 国家的转变，人们的身份认同开始超越农业文明时期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而在现代传播手段和社会监控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完成对现代国家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想象。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自我认识都发生了重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相互依存急剧地走向对立，人与社会的关系走向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体系，人的自我认知走向个体主义甚至功利利己主义等极端，这是当前仍在持续的工业文明转型的整体特征，不但发生在西方文明，而且将世界各地的非西方文明深刻卷入并引发了不同面向的文化转型方向和道路。
工业文明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科技、观念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也产生严重到甚至威胁地球与人类生存的危害。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极端享乐主义对社会秩序的瓦解等后果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源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是什么。如果一种文明到了使人类发展难以为继的地步，那么文明的转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当务之急。费孝通早就呼吁我们正视和反思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问题：“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已在告急了吗？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5]
三、文化的转型：中国的面对与选择
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文明转型？第三次文明转型应当以全面反思和调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自我认知关系为标志。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应当反思掠夺式资源开发、不可持续地生产以及消费主义带来的生态后果，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和谐发展。其次，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反思西方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社会共同体和整合的侵蚀，在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建构基于个人权利义务和公共道德责任的公民社会。最后，在人的自我认知层面上，反思西方社会化大生产和消费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和日常生活的虚无感，将人从工厂生产和感官物化消费中抽离，从新置于社会网络的行为实践规则当中，促进人性的回归和全面发展。
在探索新的文明转型方向的过程中，世界多元地文明类型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和希望的来源。已经有很多学者试图对世界文明类型进行归纳和分类。在继承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巴格比、布罗代尔等对世界文明的分类基础上，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当代主要文明划分为中华（sinic）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文明的冲突”解释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认为人们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笔者就曾在对澳门的多元族群和文化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澳门多元族群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得当地族群关系趋于融洽，突破了亨廷顿所认为造成文明差异和冲突的种种因素。[6]
同时我们要看到，一个文明类型中有时包含着多元的文化类型。中华文明是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具有同构性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中华文明内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这也是中国文化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被感知和研究原因。另一方面，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划分之下，中华文明也是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区域上，中华文明可以分为南方文化、北方文化，或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群体上可以分为精英文化和俗民文化，或汉人文化与民族文化等。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包括：
一是区域文化转型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这首先表现在，由于东部是较早接触西方外来文化因素的区域，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转型程度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的空间特点。其次表现在，由于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城市较早较深入地与传播进入的西方文化进行接触甚至以开放口岸城市的面貌直面西方文化，因此东部城市文化转型程度高于内陆城市。
二是族群文化转型差异。中国族群众多，文化多元，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族群差异。一般而言，东部地区是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的主要空间，这里以汉族人群为主，文化转型程度较高。内陆民族地区相对封闭，与西方文化接触较少，文化转型程度较低。当然，这只是一种整体而言的趋势，事实上，近代以来一些西部民族地区已经长期有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并导致了文化转型。
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中，文明转型具有不同的形态。作为人类学核心概念，文化事实上也在当前成为实践层面上的重要内容。我们普遍同意，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并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它穿越历史，从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文化作为整体，在时空坐落中发生的体系性变化被称为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在解释变迁过程或途径时常用的概念包括传播（diffusion）、文化丧失（cultureloss）、涵化（acculturation）、发明（innovation）、借用（borrowing）等。其中，涵化作为文化变迁的重要形式，引起的文化变迁现象包括取代（substitution）、综摄（syncretism）、增添（addition）、文化萎缩（deculturation）、起源（origination）、排斥（reaction）等。[8]
文化变迁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系统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结构更新的常态。从变迁动力上看，往往是文化间的接触（cultural contact）与文化内部结构革新需求互相作用的结果。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文化经过变迁达到转型，可以说，文化转型是文化变迁的后果之一。但文化转型并非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一些文化变迁可能带来文化消失或失范的消极后果，只有顺利实现结构性调适并持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文化变迁后果才可称之为文化转型。本尼迪克特指出：“文化整合有着重要的社会学上的后果，并冲击着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几个未决的问题……重要的社会学单位不是制度而是文化结构。”[9]
文化整合是文化创造、传播、交流过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关于文化整合的论述，学界有文化区域论、文化模式论、大小传统说和新进化论等。中国文化整合的自觉行为不是都市或精英文化与乡村或俗民文化之间的单向关系，而是在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社会接纳和中央集权制文化渗透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出现的。许倬云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文化本身经历了几次转变，每次转变都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发生：从孔子的时代、汉朝、宋朝、明朝以至现在——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10]
但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所经历的历次转型都处于农业文明的范畴之内，并不涉及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文化转型。在历次转型中，儒家文化都贯穿其中并形成深厚传统，成为整合中国文化多元类型乃至辐射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之根。工业文明以及其全球化后果，带来我们必须正视的文化传播命题。
历史上的任何文明都是在吸收融合多元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正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1]
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以来，“西学”观念逐渐形成并出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文化运动”等不同程度的文化借用自觉，对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技术、政治结构借用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回应，不断走向“西学东渐”的“现代化”道路。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文化传播的后果，它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从而将非西方视为西方发展时间线上的空间依存。当前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文化转型，应当警惕继续一味照搬模仿西方经验，重蹈西方工业文明覆辙。中国应当结合自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和逻辑、考虑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未来文明转型的方向及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中和位育等思想都将成为中国未来文化转型的动力。
四、结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型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有学者提出文化全球化的想法，认为文化是全球化核心的复杂连接整个进程中所固有的一个方面，既带来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变化，也是解释生活意义方式的变化。伯杰（Peter Berger）认为全球化势力与本土文化交叉可能产生四种后果，分别是 1、全球化文化取代地区文化；2、全球性和地区性文化共存，3、全球性普遍一致文化与特殊的本土文化结合；4、强大的地方文化拒绝全球性文化。[12]全球化概念涵盖了一系列进程，包括传播、涵化和促进世界上的变迁。推动这种联系的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相伴随的则是现代运输和通信系统。[13]在一个多极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是一种基于文明秩序的文化重构。全球化与地方性、西方与非西方、冲突与整合将在未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共存，并成为未来文明转型取向中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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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J].社会学研究 2006,(6).
[5]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83.
[6]周大鸣.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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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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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迈克尔.萧.共处共存与综合：台湾地区的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M].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6-27.
[13]（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第 12 版）[M].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3.
【来源】《民族论坛》2012 年，第 11 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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