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边疆：告别他者形象》
……乌苏里的朝霞染透天宇/帕米尔的落日燃烧如炬/呼伦贝尔的传说充满情意/界碑那边还有好多世代邻居……
……喜马拉雅山脉龙盘虎踞/澜沧江的流水奔腾不息/丝绸之路的故事充满神奇/界河这边还有好多姐妹兄弟……
——《边疆颂歌》
【作者简介】范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长期以来，在如何治理边疆的问题上，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大都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似乎经济上去了，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近年来，国际社会发展出被称为“社会质量”的评估标准。换言之，GDP 在评估体系中已不再是唯一的指标，幸福感一跃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被加以考量。最近的一项报告表明，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民众并非来自于某个发达国家，而是来自我们的近邻——不丹。根据联合国发展署的报告，不丹 2005 年的人均 GDP 仅 712美元。可见，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政府是否满意、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幸福感，与那些增长的数据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反思具有分类意义的概念
不丹之例表明，在边疆发展问题上，我们应反思所沿袭的一些具有分类意义的概念。这些分类的存在驱使决策者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模式，尽管这类模式看似符合某种所谓的科学标准。但事实上“简单化”的治理方式执行起来十分复杂。试想，使众多独立的个人思想统一是个多么浩大的任务。所以，“简单”的意义在于消除被管理者的多样性。有学者用普鲁士国家对森林的营造作为隐喻，揭示“简单化”使现代国家无视多样性的治理方式。不过，就国家而言，“千人一面”显然便于统治与管理。
边疆是一种分类，指的是疆域的边缘。而疆域在过去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土”，或者所谓的“天下”。在欧洲学术界，边疆是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的学术问题，今天早已无人问津。在欧洲传统里，只有帝国才有边疆。在边界被清楚地划定之前，边疆是不同势力在政治上进行争夺的区域。决定边界的是主权，而这是现代国家的概念。从法理上讲，主权归属尚未最终认定的边疆地区，在今天的欧洲是不存在的。
“文明”与“野蛮”并非不可逾越
在美国的传统里，边疆有着独特的含义。它既是一方“自由的土地”，但随着欧裔定居者的西进而不断缩小；它又成为孕育美国人坚韧不拔的独立人格和个人主义的场域。边疆从有到无的过程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边疆”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只出现在学术话语和艺术作品里。西部片是“边疆”的经典表达，粗戾的自然景观与充满阳刚的美国式独立人格浑然一体，而犯罪和盗匪横行则又是边疆的另一种表述：法礼之外，桀骜不驯。
在“驯服”边疆的过程中，人文遭遇不可避免。于是，边疆的概念在老一辈美国人类学家的影响下有了新的含义，被定义为“文化接触区域”。在这样的接触区域里，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导致文化变迁。于是，“涵化”与“同化”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概念。涵化解释的是文化趋同现象，按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说法，这种现象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不同群体发生持续性接触的结果。与涵化不同，同化在文化趋同的同时，还发生了认同改变。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准，绝大部分学者在讨论涵化之类的问题时，看到只是白人的欧洲文明如何流向印第安人，只有极少数学者提醒，印第安人文化对北美欧洲后裔的文化也有着强烈影响。
现代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原先的帝国解体后诞生的，而中国却在帝制解体后基本延续其版图和大一统。这一奇迹表明，我国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涵化。而传统的边疆想象除浩渺的边关之外还有“化外”之地的图景。所谓的“化外”，自然是排除在儒家“教化”之外。“化外之民”是儒家文人对文明与野蛮的点睛之笔。“化外”当然是“非我族类”，但所“幸”的是，他们可以“被化”。传统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并非不可逾越。
“天下观”型塑中国“边疆想象”
源自“天下观”的“中国”想象无疑影响并型塑了古往今来的“边疆想象”。这两种想象在结构上相辅相成：既然有“中”，那必然就有“边”；如果“中”代表着文明、教化，那么“边”就代表着“待教化”或“野蛮”。有关边疆的话语从而一直生产着中心与边缘的意涵；“边疆”概念也因此有了区隔的意义。至迟从民国时期始，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了另一种指称：“边民”。这里的“边”当然是文化意义甚于地理意义。徐益棠、吴文藻等学者也都强调“边疆”、“边地”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否居住在边疆地区，所有的少数民族概为“边民”。在他们看来，“边疆研究”与“边政研究”就是少数民族研究，但边政研究更具对策性。帝制废除之后，我们仍然把主权基本明确的边远地区，如西南、西北、东北称为边疆，但很少如此称呼东南和岭南。之所以如此，正如边政学家柯象峰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这些地区汉文化早已获得高度的发展。
显然，早年的边政研究是把边疆当做文化上的“他者”来对待的，这样一种边疆想象与传统天下观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意义指向。至少从“边政建设”、“边疆研究”那个时代起，直到当下的中国，“边疆”与“少数民族”两个概念其实互为隐喻。在这一意义上，当年的边疆研究和边政建设实为中国“民族国家”叙事的组成部分。
边疆：人文创造的过程与场域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行为、如何计划都受到我们头脑中某些图式结构的制约。这些图式结构由许多分类组成。我们所习得的事物分类有先天的，但绝大部分得自后天。因此，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国人所习得的有关少数民族与边疆的知识，都受到“权威”话语和表述之影响。这些进入我们头脑图式结构里的分类可以影响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的导向。例如，乡村和城市分别隐喻传统与现代，所以仿佛现代化唯有城市化一途。而少数民族和边疆必定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都滞后，他们的生计模式代表着落后的一面。因此，游猎和游牧的民族最好定居下来，等等。这样的导向可能导致忽略，甚至无视当地民众许多具体而微的需要；根据这种导向所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总之，在边疆发展问题上，首先需要去边疆化，把少数民族从社会演化的线性梯度结构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在思路上寻求符合当地自然条件之惠及“人”而非“族”的发展之道。而在过去的 30 年间，中国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东西部差距却在进一步拉大。因此，我们必须从认识论的视角讨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文明和创造力的发展隐藏于丰富的多样性之中，那么，边疆就是人文创造的过程与场域。由是，中国的边疆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与场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11 月，16 日，第 0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