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关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角色——案例分析：“黄家医圈”现象和沈阳首届清文化节
【作者简介】关凯，人类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族群政治、政治人类学研究。
【摘 要】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却为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却在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意愿相背离。
【关键词】“黄家医圈”现象；沈阳清文化节；政府角色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启动并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我国开始兴起。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政府的公共政策直接受到这个概念的影响，开始对以往的“民族文化工作”方式进行一些调整，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但这种调整受到传统工作模式“路径依赖”的制约，仍然表现出相当浓重的“地方和部门利益导向化”和“以管理者为中心”的特点，过于关注具体的项目和政府行为的方便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所可能包含的相当复杂的社会和政治信息以及远期的实际影响。中国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本文所关注的两个案例，分别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黄家医圈”的创始人黄传贵利用彝族传统的医学医药知识治疗癌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性成功。从“黄家医圈”的经验中，不仅可以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现代商业价值，也可以发现政府“无为而治”、不施加主动干预的正面效果。2004年8月，沈阳等地政府举办首届清文化节，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此举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网络时代“满汉之争”的一个重要渊溯。面对满汉关系中复杂的历史记忆，本以塑造国民价值共识为必然责任的政府，其扮演的实际角色却是错位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关于“黄家医圈”主要是文献二次分析和实地调查。笔者研究了自1987年以来各种媒体对“黄家医圈”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报道等文献资料，并在2006年11月在昆明、北京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对黄传贵本人及其部分患者与家属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关于沈阳清文化节，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网络调查。除检索和阅读网络论坛外，作者在2006年2月至6月，跟踪调查了数个满族网站和一个叫做“八旗子弟”的QQ群，并通过网络对30多个调查对象进行个人访谈。
一、“黄家医圈”现象及成因
“黄家医圈”是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的黄氏家族祖传下来的家传秘学，其指导思想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循环哲学理论[①]。黄家医圈的第八代传人是黄传贵。黄传贵生于1949年，自幼随父行医，为周围乡村的村民诊断治病，成为当地有名的“小神医”。1969年，黄传贵参军来到西藏，服役期间，由一名普通的警卫士兵被提升为助理军医，并在1974年进入第四军医大学学习，后在云南省军区第一干休所任医生。1987年黄传贵在北京设诊，用独特的“包块方”治疗癌症，效果奇特，引起社会关注。
自1990年以来，“黄家医圈”以商业方式向社会提供医疗医药服务和产品，到目前为止，“黄家医圈”在全国各地的门诊点已达40多个，诊治的病人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集医疗、科研、教学、生产、销售、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集团，并在泰国、香港、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黄家医圈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强烈的市场需求；二是黄传贵本人的个人才能——这种才能不仅包括他的医学造诣，也包括他在学术上、社会事务上和商业管理上的能力；三是舆论的支持。
自1980年后，癌症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并演变成为今天中国人首位死亡原因。但现代医学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治疗肿瘤疾病的方法和延缓肿瘤生长的手段。而黄传贵利用祖传秘方诊断和治疗癌症，与一般的中医治疗差异不大，且具疗效[②]，因而为许多绝望的癌症患者及家庭带来了希望。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为“黄家医圈”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市场基础。
黄传贵本人在“黄家医圈”的事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他不仅是古老医术的当代传人，也是这种文化遗产的研究者、开发者和经营者。与那些大多数生活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区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相比，黄传贵是一个特例。前者往往需要外部社会为他们专门提供表现独特才能的机会，而黄传贵则能主动找到机会——先以自己的力量开展挖掘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然后凭医术成名，再创办经营企业，其眼界、战略和操作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20多年来，黄传贵获得了许多荣誉，这些荣誉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缩影。
在“黄家医圈”的发展历程中，社会舆论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种传播模式上，一种是公共媒体的正式传播，另一种则是民间口碑相传的非正式传播。自1987年至今，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媒体以及一些境外媒体都对“黄家医圈”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忧济在元元——治癌军医黄传贵的故事》(《中国文化报》连载，1987)、《治癌军医黄传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问客为何来》(《春城晚报》连载，1989)、《治癌神医传奇》(《南宁晚报》连载，1989)、《透视生命——黄家医圈沉思录》(作家出版社，2002)等。另外，1990年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专题片《南疆有个黄传贵》；1997年长篇报告文学《黄传贵——黄家医圈第八代传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全国23家地方电台联播；20集电视连续剧《黄家医圈》曾在中央电视台一、四、八频道播出。除媒体的正式传播渠道外，“黄家医圈”在全国各地的肿瘤患者中有着相当大的知名度。作者在云南南疆医院(“黄家医圈”总部)的调查中发现，许多患者初次知道“黄家医圈”的方式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二、政府的角色
在“黄家医圈”的发展历程中，从总体上说，政府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所谓的“被动”，是指政府并没有对这种文化遗产的研究利用以及商业开发施加更多的主动干预，既没有提供财政和政策上的特殊待遇，也没有限制其发展。只是通过一些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管理部门等)和社会组织(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对其进行论证和一般性的社会管理，客观上为“黄家医圈”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自由发展的空间。
政府这种做法显著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对人类可能尚未认识的事物在客观上秉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黄家医圈”依靠直觉诊断疾病和以经验秘方治疗疾病，在原理上是当今的科学所难以解释的，然而，尽管“黄家医圈”以某种“非科学”的形态存在，但它所获得的成功已经显示出这种古老医术的现实价值。当然，商业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其他方式所不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判断力在其中——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特别是当这种消费选择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周期之后。也许，未来的科学发展会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揭开“黄家医圈”之谜，或者将其证伪。但无论如何，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都不是科学的先知，无法超越科学发展水平的时代局限去理解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前提，就是对多样性本身予以承认和尊重。
通常在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般由国家(政府)充当保护主体，以公共财政投入保护项目。与“黄家医圈”相类似的民族传统医药开发，如蒙药、藏药等莫不如此。许多地方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将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商业化开发结合起来，其动机不仅在于弘扬由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本地方特殊的文化魅力，也在于对商业和税收上的实际利益的考虑。在这一点上，“黄家医圈”的启发意义在于，如前所分析的那样，“黄家医圈”成功的三个条件：准确定位的细分市场，传承者的个人素质，以及舆论的支持，都不是仅仅依赖政府干预就能够做到的。无论如何，发挥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的能动性，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首要前提。
三、沈阳清文化节与网络上的“满汉之争”
2004年8月26日至30日，沈阳举办了首届清文化节，目的在于打造清文化旅游品牌，彰显文化历史名城形象。文化节以“紫气东来，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为主题，内容包括中国清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紫气东来”沈阳清文化专题展、“紫气东来”主题晚会、清文化丛书出版发行等。文化节期间，沈阳电视台播出了大型历史专题片《紫气东来》，专题片共分五集，分别为“盛世寻源”、“壮志凌云”、“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创新图强”，“详细描述了一个弱小民族经过艰苦创业、励精图志从而不断强大、入主中原的历史进程”[③]。沈阳首届清文化节的举办，在网络上成为一时热点，在许多网络论坛上，“满汉之争”已成为热门话题，网络语言称之为“满汉帖”，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满族入关”的历史评价。很多网民质疑沈阳清文化节，认为宣传满族文化以纪念清军入关为主题不合适。更有极端的网民称清军入关是“甲申国难”，甚至将清军入关时对汉族的屠杀与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相提并论。
一篇署名为“曲达”的网络文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题为“紫气东来还是祸水东来?——评沈阳市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举办‘紫气东来’清文化节”[④]。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言辞激烈。据作者称，当其就清文化节“质问”沈阳市委宣传部，接电话的女官员给出了一个“荒唐可笑的解释”：“为了吸引广大海内外商人，尤其是华人华侨来(满清发祥地——盛京)投资，发展经济，让更多的人就业。”笔者就《紫气东来》电视片的拍摄向辽宁省广电局提出异议，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更吃惊的回答：“清军的大屠杀属于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正常现象。”该文中写道：“360年前清军入关，满洲人及其走狗的满洲弯刀砍杀了我无数同胞；今年贼遗和新汉奸们为纪念中华民族遭遇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而举行的‘紫气东来’系列清文化活动，真正是对我无数遇难列祖列宗戳尸辱魂的又一把满洲弯刀。”“满清入关与日本侵华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建设一流文化名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发展经济，不能靠矮化、贬低、侮辱自己和几千万死难同胞来实现，如此做法只能使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泯灭。”
在“吉祥满族”网站上，一篇署名“完颜吧主：一飞”[⑤]的网文这样回应到：“今日之中国乃统一之国家，摄福之民族，五十又六，从不以人口之多寡而分族论等，又岂因何地之民族而有所区别?然网络之中有些许汉人，弃史实之定论，赖人数之众多，逞口舌之坚厉，欲分化于我族。以诋前代清朝之方法，为辱今日满族之途径，扰人耳目，惑我根基，此疆彼界，狭隘之见，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新时代的“满汉之争”，看起来不过是网络上“随便发表”的言论，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人际交流手段，超越了地域和社会身份的分野，创造出一个“天涯若比邻”的虚拟维度上的生活空间。
尽管这个空间是虚拟的，网民们也可以完全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另一个方面，通过网络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却是人性化的，在性质和精神体验上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并无二致。而且，网络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交流平台，能够使交流的参与者更放松、更单纯地表达自己，而不需要考虑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种种压力，比如面子、政治风险和道德约束。因此，网络社会里的人群集合，通常出于更为单纯的动机，比如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身份认同。而网络中的言论——在那种看似“谣言漫天”的喧闹之中，经常包含着许多关于社会现实的真实信息。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历史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与民族或族群有关，文化多样性通常是社会多元民族结构的文化表现。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对民族问题保持一定的敏感，避免为现实中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运动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资源。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遗产”，必定和历史有关。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感情重要的情感来源，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是缺少历史记忆的，不同的历史记忆规定了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不同的自我想象，也成为维系群体存在不可缺少的纽带，是民族认同重要的来源之一。当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历史记忆和价值判断在外部世界受到排斥或轻视的时候，其成员的内心就会产生抗拒，而这种抗拒也往往构成潜在的社会冲突。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网络上的“满汉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些秉持着某种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知识分子——族群知识精英(无论是满族还是汉族)，会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将族群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文化特征和现代性以某种非常巧妙灵活的形式重新建构起来，作为强化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内部凝聚力的手段，进而创造出“新”的历史解释。
清文化节正是这样一个案例。沈阳等地政府对满族文化的推崇，电视工作者(知识分子)对清初历史的文艺再现——大型专题片《紫气东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解释历史，从而引发了一些秉持族群民族主义立场的汉族和满族知识分子在网络里打口水战。然而，无论是汉族还是满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来说，都具有破坏性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国家(政府)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协调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消弭族群冲突，完善国家建构。
文化是一个价值体系，它既是族群自我存在的表象，也是民族——国家自我建构的根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文化多样性既是不同民族和族群创造力、想象力和认同的基础，也是社会分野的标识。因此，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真正维护社会和谐，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协调文化多元共存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促成二者的良性互动，而不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利益动机，忽略文化保护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政府角色的错位
沈阳清文化节以弘扬满族文化为宗旨，却忽略了满族与汉族两个群体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每个民族在关于自己先民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两种对立的情感：光荣与耻辱。当清军入关被冠以“紫气东来”这样的美化标签时，由于历史上满洲对中原的征服和统治具有民族政治的色彩，因此可能唤醒满汉两个民族事实上已经相当淡化的各自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当满族人为祖先创造的业绩感到骄傲的时候，汉族却可能体验到耻辱。因此，如果这种“美化”行为的施动者是族群知识精英，似还无可厚非，但当这个行为的施动者是政府，显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出现了错位。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民族政策的基点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如果说，难免有些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带有某种程度的族群民族主义情感的话，那么，国家的立场却是“天然”地排斥族群民族主义，不偏不倚地维护每一个族群平等的尊严和文化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沈阳清文化节的举办者——沈阳等地政府，不仅在价值立场上有失偏颇，而且越俎代庖，俨然成为特定民族文化利益的公共代理人。
地方政府出面保护满族的文化遗产，弘扬满族文化、举办满族文化节本身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这样一个对其历史意义有争议的政治事件，并命名以“紫气东来”这样一个带有明显价值判断倾向的名目。满族入关和清朝的统治是历史事实，其历史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损益加以判断。清军入关，也绝不仅仅意味着满族对汉族的“胜利征服”，它也是中华帝国时代王朝更迭的最后一个章节。特别是，无论是满文化还是汉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沈阳等地政府此举，貌似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按照作者的理解，仍然不过是一次打文化特色牌的商业炒作，这样的“文化活动”在今日中国是屡见不鲜的。
综上，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政府的角色无疑是主导性的。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在“黄家医圈”的案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被动的角色，但在功能意义上，这样的角色却为“黄家医圈”作为民族民间传统医学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客观上有利于其发展。但在“沈阳清文化节”的案例中，政府基于过于简单的决策程序和经济动机，在保护满族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的同时，客观上制造了一起引发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包括汉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的公共事件，这显然与政府促进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必然责任相背离。
【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76-80页。
[①]参见黄传贵:《黄氏圈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②]关于“黄家医圈”的疗效问题, 本质意义上不在本论文讨论的范畴之内, 但为了论述的方便, 在本文中, 作者假设其疗效成立。根据有二:一是“黄家医圈”开发、研制、生产的复方鹿仙草颗粒等33种药品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二是媒体资料和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显示(非概率抽样), 大多数患者都肯定“黄家医圈”的疗效。
[③]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26 /content-1888854.htm(2006年7月7 日浏览)。
[④]http://www.han-tang.org/php/bbs/viewthread.php?tid=6126(2006年6 月23日浏览)。
[⑤] http://www.qiren.cn/BB/dispbbs.asp?boardID=3＆ID=4711＆page=1(2006年6月23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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