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与吾师】徐杰舜：《岑家梧先生论》
岑家梧(1912-1966)，海南省澄迈县人，著名人类学家，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岑家梧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人类学、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如《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等，为学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岑家梧先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早在笔者大学求学时，就耳闻早在30-4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界就曾有“南岑北费”之说。“北费”，即费孝通教授，他于1936年，年仅26岁时到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然后写成了《江村经济》，开人类学本土化之先河，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南岑”，即岑家梧教授，他于1936年，年仅24岁时因写成了《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而享誉学术界，也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与岑先生同时代的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罗致平先生对岑先生曾有过评论，他说：
“杨成志、陈序经、伍锐麟等先生在当时已属老一辈，家梧兄和其他专家是属于晚一辈。但若从著作的范围和数量来说，家梧兄算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著作从民族史到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艺术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上层建筑到文字学研究等方面都包括在内。他在日本留学三年，就写了《史前史概论》、《史前艺术史》和《图腾艺术史》三本著作出版，其时他才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可见其用功之勤和硕果之多，令人惊奇。”[1]（P1）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导师陈连开教授，在回忆他50年代跟随岑先生学习的情景时，也说：时先生只四十出头，风华正茂，己经名扬学界，讲课能理论联系实际，所论无不持之不故，言之有理，成一家之说，令人信服，“ 岑先生的教诲真是使我终生受益。”
壹
岑先生1912年7月27日出生于海南澄迈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母早丧，家境贫寒。1926年，他14岁时不得不辍学而随乡人到广州找工作，后因得到亲戚的帮助才得以读初中。1929年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1931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夏初赴日留学。1937年7月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大夏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贵州大学社会学系，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学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先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并在岭南大学兼课。1947年他与同仁创办了珠海大学。全国解放后，先后奉命参加接受私立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筹办广东民族学院，创办中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他都奋战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第一线。1966年9月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时年54岁。
岑先生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却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初始阶段（1929－1934）。1929年，岑先生在北平图书馆自修期间到北京大学听了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教授作的学术演讲，对照自己家乡和黎族的风俗，引起了他对人类学的莫大兴趣。此后，他多次向许先生求教，许先生介绍他读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的著作。1930年岑先生考入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后，许先生又到中山大学任教，岑先生正式成了许先生的学生。与此同时，他又跟何思敬、邓初民、胡体乾等教授学习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人类学等课程，他说：“我很醉心摩尔根的工作。”[1]（P430）1951年1月，岑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回忆说：“当时他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便暗自立下志愿，将来自己也要到边地去作社会调查，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从此立下了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志向。
岑先生是一个耿直而勤奋的人，立下志向后，即身体力行，1932年，他与同乡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岛民俗志及其他》，此著于1936年发表在《民俗》复刊号上，岑先生从此开始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耕耘。
2.基础阶段（1935－1937）。刚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之门的岑先生，1934年夏初，得到在南洋经商堂兄的资助，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从松村僚博士研究体质人类学。此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欧美以及苏联学者的许多有关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刻苦钻研，发奋研究，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1936－1937年，此三本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年24岁的岑先生连出三本专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图腾艺术史》一书不仅当时就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而且1983年再版时，著名人类学家卫惠林在再版序中仍然给该书以高度评价，称“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己是难能可敬，厥功其伟。”[1]（P431）三本书的出版为岑先生此后一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田野阶段（1938－1945）。早己下决心要到边地去作社会调查的岑先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随着中山大学迁校云南。1938年底，岑先生开始了对云南东南部嵩明县一带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1940年初，调查结束，其间先生先后写成《云高嵩明县花苗调查》、《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及《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等论文。
1940年冬，岑先生在重庆四川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时，又利用假日带学生到巴县考察古代墓葬“蛮子洞”及古代栈道遗迹，先后写成《四川蛮洞研究》及《四川的栈道》。
1942年，岑先生在贵阳大夏大学生主持社会学系工作时，更是多次深入黔南、黔东南荔波等地的苗族、水族、瑶族、布依族聚居地作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写成《西南民俗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互证》、《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作桥即打醮）、《黔南仲家的的祭礼》、《贵州部族研究述略》、《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等重要论文。
4.总结阶段（1946－1949）。1945年抗战胜利。岑先生于1946年春天回到广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冬天广州解放。其间岑先生对抗战期间在西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先后写成《水家、仲家风俗志》、《水书与水家来源》、《四川蛮洞考察记》、《瑶麓社会》、《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中国图腾制及其研究史略》、《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等重要的论文，并将这些论文汇集为《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于1949年12月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该书的出版，为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田野调查及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5.曲折阶段（1950－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岑先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51年初，岑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我深知我对于旧的人类学、史前学而至艺术社会学都有一点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工作，也有一些经验，今后仍然要继续这项工作，是毫无疑问的。”他愿为“改造旧的人类学，建立新的人类学，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1]（P435）当年7月，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任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粤北及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当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先生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组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了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的，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先生深入到海南保亭县第三区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写出了数十万字《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和《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并写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艺及历史上的“吉贝”问题等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上。
正当岑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之时，1958年的“反右”斗争把他错误地打成“右派”，撤职降级，遣送农场劳动，从此中断了岑先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
1960年元旦，岑先生的“右派”帽子一被摘掉，他便一如既往地开始了新的研究。从1961年到1965年，他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南民族史略》、《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两本书及其参考资料。开始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一书的写作，写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辽代契丹及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及《宋代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和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等章节。正当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展开其宏大的研究计划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突然无情地夺去了岑先生的生命，时年54岁的岑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痴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貮
如果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岑先生所著的《图腾艺术史》算起，到1966年其去世为止，岑先生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整整奋斗了30年，出版了《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等7部专著，发表了论文近60篇。通观岑先生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基础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12个字。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传统上被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岑先生的基础打得即宽且深。早在岑先生到北京求学之时，在北平图书馆自修的那一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西图书，听了不少学术演讲。进入中山大学后，既学习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等专业课，又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书。到日本求学时，一面攻读史前考古学，一面研究体质人类学，为此读了许多欧美学者以及一些苏联学者的著作。我们现在阅读岑先生当时在日本所著的《图腾艺术史》，看到先生运用了大量的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材料，从文学、装饰、雕刻、图画、舞蹈、音乐等六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地论证了图腾与艺术产生的渊源关系，使人叹为观止。而看岑先生当时所撰写《史前艺术史》的参考书目，中文书10种，日文书19种，欧文书39种，总计68种。这一切都是岑先生学术基础既宽且深的表现。由此可见，岑先生在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础是相当宽厚的。
不仅如此，岑先生还喜欢读诗歌，大学二年级时，曾参加过一些进步青年发起创办的中国诗舞会广州分会，写过一些新体诗，后来编成《劬燕集》出版；他还喜欢绘画，在其所著的《中国艺术论集》的自序中，岑先生说道，“余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这种爱好，不仅培养了岑先生的艺术鉴赏力，还使岑先生在著书立说之时特别重视插图的运用，他的《图腾艺术史》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他更喜欢艺术，在大学读书时，曾选修著名学者陈钟凡教授的中国古代艺术课，这为他后来对艺术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所以，他辑成了《艺术考古图录》、《唐代艺术图录》这样的专业画册，又写出了《中国艺术论集》、《西南族群之体饰》、《论苗族的几何纹》、《西南部族之舞乐》、《西南部族之工艺》、《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海南岛士戏（汉族）之研究》等专著和论文。翻阅岑先生的著作目录，初看人们多有“太杂”之感，了解岑先生学问的人都知道，这正是岑先生的学术基础既宽且深的又一个表现。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它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人类学家们都认为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经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严格训练的岑先生留学回国后，即深入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其田野调查功夫之深细，至今都令人拍案叫绝。如岑先生所著《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一文是其1943年夏间在荔波县驾欧乡拉欧村观察仲家（今为布依族）“作桥”的道场，并请莫文钦讲解及译述其经典，写成了一篇记录详尽、翔实的田野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自始至终记录了仲家作桥五日的全过程，先详细地描绘了七幅神像的内容，然后具体记录了每天作桥的详细经过，特别可贵的是咒文完整，资料价值极高。
岑先生的田野调查工作有一个深入发展的过程。他对云南花苗的调查，对贵州仲家、水族、瑶族的调查，对海南岛黎族的调查，形成了岑先生田野调查的三个阶梯。对云南花苗的调查报告从“苗的来源与村落状况”，“花苗的经济生活”、“花苗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影响下的花苗社会”、“花苗的一般习俗”五个方面报导了花苗社会的现状，比较简单。而在贵州的田野调查所写的《水书与水家来源》、《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瑶麓社会》、《黔南仲秋家的祭礼》、《水家仲家风俗志》等田野调查报告则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岑先生对水家所作的田野调查，“使世人知道中国境内还有这么一个水族存在，并使人知道水族还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身特点、特殊性……[2]至于解放后对海南黎族的田野调查，由于岑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黎族“合亩”制的调查上，所以他这时所撰写的《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和《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己不再是简单的调查报告，还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概括和理论分析，进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指出黎族的“合亩”制确实保存着原始公社氏族制和从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材料。[1]（P436）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类学家，留学归来的岑先生不是“食洋不化”，而是“中国贯通”，大力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早在1941年岑先生在《责善》杂志上发表《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庖》中就提出：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所需要的民族学与欧美殖民地式的民族学应当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在观点、方法和内容上都与西方的民族学有别，成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学。[3]
1946年岑先生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的专论，对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问题作了更全面的系统的阐述，他认为：
从观点上讲，西方民族学的研究有很多不适用于中国，如人种不平等说、低文化总是为高文化所消灭和征服的理论，中国文化西来说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不能善用，而且应予驳斥。
就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是殖民制度的产物，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的。中国民族学的背景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集合各族文化形成的，整个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统一体。采用比较法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求同，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包括了体质人类学方法、比较法、传播论方法、历史研究法等。岑先生认为，应当详细测量各民族的体质特征，这样不但可以据此以决定各民族的系统分类，同时更可阐明各民族过去的体质上相互混血而构成今日中华民族的事实，应当对各民族的文化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划定各民族的文化区域，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而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传播、同化等现象，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必须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说明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就内容上说，首先求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还要从文化的进化和传播观点来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是趋向同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同时，也应该根据文化区的观点来指出各区域的文化的特殊性，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最后，根据文化辐合交替的观点，指出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汇合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整体中华民族更加充实和壮大，使将来的中华民族文化达到多样统一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如何使中华民族达到这种境地，是中国民族学应从事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目的。[4]
岑先生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的论述，在当时由于受学术背景的限制，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批判还比较单薄，但可贵的是，作为曾经全面地学习过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学者，在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后，没有因袭西方学者的一般见解，而是摆脱西方学术的束缚，大力提倡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
叁
岑先生何以能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位宗师？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岑先生的研究曾推动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岑先生之所以能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关键在于他有正确的方法论。
在中国如何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岑先生在提倡本土化之时，在方法论上与其他许多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一样主张“综合取向”。对此，岑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时曾精辟地说道：
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是综合。折衷是这要一些那要一些，结果变成不中不西；综合则不同，它是要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同时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精华，灌注新的血液，二者经过有机的综合，中国文化才能达到更高的境地。[1]（P368）
岑先生一开始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就十分注意运用综合之法。民族学与艺术的有机综合成了艺术人类学，他的《图腾艺术史》就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被学校界认为是学习和研究艺术人类的经典。在《图腾艺术史》中，岑先生所列举的百兽率舞、鹤舞、象舞、百戏、狮子楼、傩舞等动物模仿跳舞，略可窥见中国图腾跳舞的遗制，把本土的东西综合成了艺术人类学的一部分。
在他的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与宗教学的“有机综合”，被综合成了宗教人类学，他的《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就成了中国宗教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在这篇论文中，岑先生以大手笔详细而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仲家“作桥”的全过程，把仲家“作桥”这样本土的东西提升成了宗教人类学的一部分。
在他的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与语言学的“有机综合”，成了语言人类学，他的《水书与水家来源》就成了中国语言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在这篇论文中，不仅水书被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世人作了介绍，而且通过岑先生对“水书之种类与用途”、“水书内容举例”、“水书的结构”、水书之来源传说“的论证和分析，进而探讨了土家起源于古代殷人之一支。把水书及水家来源这样本土的东西上升成了语言人类学的一部分。
在他的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综合”成了历史人类学，他的《西南民俗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之互证》，就成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之作。在这篇论文中，岑先生运用民族志的资料，对中国古代文献中所称的“近亲姻亲合一称呼与交错表婚”、“佯战婚俗与抢婚制”、“产翁与母权”等作了论述，把中国古代社会制定这样本土的东西提升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一部分。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岑先生从1931年进入中山大学到1949年广州解放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运用“有机综合”之法，在艺术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方面都给人们留下宝贵而丰富的学术文化遗产，其中《图腾艺术史》成了国际人类学的一件珍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曲折，岑先生更是潜心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他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分析、概括、提炼和升华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如岑先生1962年发表在《历史教学》第9期上的《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对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基本情况作了如下的概括，即（1）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2）各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3）各族人民长期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4）各族人民在联合反抗奴役压迫的斗争中，结成深厚的兄弟友谊；（5）统一多民族封建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岑先生的这个简明而深刻的概括，此后长期被学术界引用而成为经典，而处理祖国历史上历史关系的6个方面，即关于历史上疆域、民族的“内”和“外”；关于民族矛盾，关于民族间的战争；关于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关于历代统治阶级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某些措施也成了人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范围。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岑先生都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而有创见的分析，如对历代统治阶级在民族关系方面采取的和亲、贡赐、通关互市、会盟等措施，岑先生认为“一般说来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又如对于评论历史上的民族间的战争和人物时，岑先生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四条标准，即（1）是否有利于促进各族社会生产的发展；（2）是否有利于祖国的统一；（3）是否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各族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4）是否有利于当时全国总的阶段斗争形势。这四条标准，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被广泛引用，也成为评估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和人物时的标准。
在岑先生所进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他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最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辽夏金时期作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岑先生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着重研究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同时，也注意研究人生中原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研究各民族间政治关系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岑先生在研究了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辽代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正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同时又说明了：由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共同斗争，密切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推动了我国历史的发展；而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又起了主体和先进的作用。即使在各族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代。各族人民仍然通过阶级斗争，冲破了种种障碍，使这些联系一直得到发展和巩固。[5]（P32—38）
同样，岑先生在研究了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后，进一步印证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并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通过各族人民共同进行阶段斗争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巩固的。金代北方汉族、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的起义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抗金斗争，都严重地打击了女真的奴隶制，抑制了女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我国各族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惜流血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5]（P2—3）
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时，总结出了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其基本特点是：（1）民族关系的主流不断发展；（2）汉族的先进主导作用；（3）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岑先生的这个概括也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经典。尽管岑先生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但仅上述分析，即己看出岑先生运用综合之法，把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时期岑先生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终于正式出版问世。《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终于正式出版问世。《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是岑先生1958年利用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得关于云南的景颇、怒族、僳僳族、佤族、东北的鄂伦春族，海南部分黎族仍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撰写的，当时他仅写了“绪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制”、“母系氏族制的发展”、“父亲氏族制及及原始公社的解体”四章。《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一书充分显示了岑先生基础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的治学之道，他在世界原始社会史的大背景下来俯视中国原始社会、熟练地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材料，给人们勾勒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轮廓，如关于氏族罅发生的一节，岑先生先观照了国际学术界的论述，介绍了摩尔根关于氏族结构的十条内容，然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入中国考古学与国际考古学的材料，比较了中国的山顶洞人与欧洲的克洛马依人，再引证了中国古典文献关于“九黎”、“三苗”、“九族”、“百姓”、“万邦”，以及“六夷、七羌、九氏”等关于原始氏族组织遗制的材料；接着举出佤族的“如布”、黎族的“洞”就是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最后对氏族制的发生作了总结，岑先生就是这样熟练地运用综合之法，把国际古学学、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文献、中国民族志等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了一部极富本土特色的原始社会史，成了国际人类学的一件珍品，著名民族学家杨堃教授1983年3月在给《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作序时，就很全面地对该书作了评论，他说：
我曾将此遗稿浏览过一遍，我总的印象是：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等史料，来阐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解体过程，具有许多优点。第一，我认为如想将中国原始社会史写好，必须具有世界原始社会史的知识和眼光，才能有助于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在世界远古史上的地位。第二，必须具有原始考古学、古人类学的丰富知识，还需具备民族学调查与民俗学调查的经验。第三，资产阶级的所谓史前学仅仅是一些史料地住，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史前学变成一门新的历史科学，即原始社会史学。这门新的科学现仍处于初建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必须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去进行探讨，而本书著者是具有这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这是本书的最大优点。
历史虽然无情，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过早地夺去了岑先生的生命，但岑先生与中国其他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运用的综合之法，却不断地推动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在今天人类学本土化己成为中国学者们的共识，人们正在为振兴中国人类学而努力奋斗之时，我们回忆岑先生的生平，评述岑先生的学术思想，目前是希望在21世纪能更开放地运用综合之法，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2]潘一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代序[A].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433.
[3]岑家梧.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J].禹贡，第二卷.1941.(4)
[4]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J].南方杂志：第一卷，1946（3.4）
[5]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来源】徐杰舜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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