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鹏：《有德川仔的中秋》
我们的存在是被他人、他事、他物以记忆的方式确认的，我们生命的价值亦然。如果你不被他人他事他物所记挂，那你肯定在这世间是不存在的，那怕你扇得自己满嘴出血，哇哇暴叫。我是被中秋节的那块甜粿、那把锄头、那两个树头记挂着的，是它们描摩了我十二岁的样貌和心情。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即便是文革方兴未艾的1971年，在闽南,这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年节。我说的我们是指：我、洪贵和德川仔。薄暮时分，日头已垂头丧气地下沉，我们三人扛着锄头有气无力地从山上溜达回家。
本来中午兴冲冲到山上剥（闽南语挖的意思）树头，累了半天落得空手而归，衰卵！走到村里，日头落山了，天还没有黑。炊烟从黑乎乎的屋瓦上热闹地蒸腾起来，整个村子弥漫着一根根灰白的烟雾。大厝边三、五成群的小孩早早就兴奋地聚在一起推搡追逐，夹杂着一些吃过好东西后得意的笑闹声；大人来往走动的脚步声也比平时匆忙些，脸上也有了罕见的笑容。一切都有了往常节日的那种祥和瑞气。我心里也开始有点兴奋，想到昨晚母亲和阿嬷忙到半夜蒸的那笼甜粿（闽南年节做的一种年糕），大概已拜拜完可以吃了。想到这，我的牙齿和舌头似乎都已感觉到甜粿又粘又甜又香的美味了。
德川仔肩上扛着那把用红赤土抹过的锄头，耷拉着脑袋，一脸衰相，很不情愿地一步一步朝家的方向挪动双腿，那条黑色打满补丁的湿漉漉的裤子更显丑陋。他家在村的西南面，在叉路口分手时洪贵瞥他一眼，从鼻孔哼出一声冷笑，而从德川仔看我的那一眼里，我看到那里的惶恐和无奈。可我顾不上这么些，我的脚步已经是小跑了。
果然，下午早已祭拜完祖宗，甜粿已经切好并按每人一份，称好分好放在菜篮里，高高挂在天花板垂下的挂钩上。因为我是男的，分得最大的一块，大约有两斤多，一向如此。姐姐和妹妹们对此从无异议，似乎天经地义，无庸置疑，我居然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无庸置疑！搬来一张凳子把我的一份从菜篮上取下，拿来一把刀，小心翼翼切下又细又薄的一块放在嘴里咀嚼……你想，那时侯半个月吃一次米饭！这块甜粿是用上好的糯米掺粳米做的，咬起来既结实又有弹性、既甜且香，虽然我家的甜粿还不是最好的，是用普通蔗糖而不是用白砂糖蒸的那种。但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珍馐美味了。如果让我当皇帝，我也不过要求天天吃甜粿罢了。为了延长嘴巴的享受，我们每次切一点点享用，舍不得大块大块地暴殄天物。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姐妹、洪贵、德川仔还有村里其他人家的小孩。有时天气阴湿，甜粿很容易长霉，灰白色的绒毛好长好长，而且散发出一股霉酸味，但那不碍事，用干净的桌布擦一擦依然吃出痛快。
“我父亲说要把我打……死……哇哇……”
正当我全神贯注地领略我的甜粿时，忽然听到德川仔出現在我家后门，一句话未讲完，“哇哇”惨哭起来。我像被雷劈了一样，一时不知所措。很快就清醒明白怎么回事了：完了，东窗事发了。慌乱中，我赶忙切一块又大又厚的甜粿塞在他手里，一边走出后门准备去找洪贵商量对策。恰巧这时我爷爷从田里干活回来了，见状问我何事？原本怕被大人知道才如此这般糊弄过关的，没承想混不过去了，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阿公。
那个时代，山野田园上的树早被砍光了，树头也挖尽了，连草也被锄光挖根，草木都快断子绝孙了。沿海乡下没有柴山，煤又贵，不得已啊。就剩下水库边生产队所有的那两个大树头没人敢动。可我们三人早就觊觎这两个大树头！想今天中秋节，生产队里巡山的臭头痞叔肯定不会上山了。
挖第一个树头比较顺利。刚吃过午饭，兴足劲大，洪贵高大有蛮劲，我虽瘦，爆发力却不小，每一锄下去又准又狠。德川仔又矮又小，没几两力气，从来一副懒洋洋的颓废相。虽然我们挖出来的树头是平分的，但我们是朋友兄弟，从不计较谁出力多出力少。我只是和洪贵边挖边拿他穷开心。嘲笑他是海南仔没路干（没用的意思），嘲笑他，要娶妹妹当老婆。
德川仔父亲叫德川，脾气暴戾，传说结婚时老婆房事不从被绑起来……。父母没生养，抱养了一男一女，按他父母的意思等他们长大结婚，好传宗接代。据说德川仔是从海南抱养来的，村里人背地都歧视性地叫他德川仔，大名没人知道。“德川仔又被打了”经常听邻居神神秘秘地窃窃私语，偶尔经过他家，还真的听见他被打得鬼哭狼嚎。在乡下，男孩被父母打是家常便饭，土话说：要做种子的，得晒干些。再说，谁叫他是倒霉的德川仔呢？他父亲那被压抑的情绪不找他发泄发泄怎办？所以，无论在家在外，他是倒霉的受气包。虽然他本性也暴烈倔强，也曾用种种方法抗争过，但时间还不站在他这边。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十二岁已然到了知天命之年的样子，我们的嘲笑揶揄他从不还口。其实那对他的伤害很有限，只有我和洪贵似乎其乐无穷的样子。他知道我们三人在一起时拿他开心而已，别的小孩想欺负他得先看我和洪贵的脸色！
倒霉的事发生在挖第二个树头的时候。我的那把锄头用久松脱了，就换德川仔带来的那把。谁知用力过猛，锄头的锋刃扎进树根肉里，扳不动了。“德川仔你下来！”洪贵喘着气恶声恶气叫嚷。他就下来和我并力扳锄头，扳着扳着，锄柄突然松开了，德川仔因用力过猛一下子滚到水库里，我踉跄着倒在另一边。我和洪贵吓出一身冷汗，德川仔不会游泳！好在水库的水已快见底，他只是裤子又湿又脏。“屎因老母，衰淆……”他一边骂骂骂咧咧，一边在水库里用手弄点水洗洗脏裤子，听那声音有点想哭的样子，准是怕被他父亲知道了又要挨一顿毒打，也难怪，有那样的父亲能不让人心惊肉跳吗。忽然我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德川仔带的那把锄头的隼框裂了！当时一把锄头少说也要三块五块钱，这对我们几个小孩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怎么办？”我用慌张的眼神问洪贵。洪贵拿起锄头仔细察看，一脸无奈，眼看德川仔快爬上来了，洪贵急中生智迅速抓起一块潮湿的红赤土往锄头的裂缝处抹去，并把锄柄重新装好，不慌不忙地放在地上，改用他自己锄头继续挖树根。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臭头痞叔来了！”正当我和洪贵即将挖断最后一条树根时，刚爬到岸上的德川仔惊恐万状地惨叫一声。我和洪贵触电似地抬头远望，吓得魂飞魄散————臭头痞叔扛着锄头，活像猪八戒扛八爪耙的样子，在逼仄的田埂上一路小跑，发现杀父仇人似的朝我们追来了！
挖了半天的两个大树头被臭头痞叔声言充公。还被他恐嚇辱骂了好长时间。训斥后，臭头痞叔挑着战利品恶狠狠地盯了我们一眼——走了。洪贵懊恼地坐在水库边上，脸无表情。我感到浑身乏力、口渴，肚子饿得人都快晕倒了。德川仔头都不敢抬起来，好象腿还在发抖。两个树头劈开该有多少柴火啊！“干你母！”我心恨得直骂……
三人默不作声地各自拿了锄头离开水库，到不远处的古井（水井）洗洗腿上的泥土。谁知终归纸包不住火。德川仔洗锄头时发现了问题，声泪俱下，说他父亲知道了这回他肯定活不成了！我和洪贵面面相觑，无计可施。
过了很长时间，德川仔还在悲痛欲绝。眼看太阳快下山了，总不能一起跳到这口井里吧？“我给你五分钱！”我伸手去摸口袋里珍藏的五分钱，德川仔听到钱字忽然停下不哭了。五分钱在那时可以到街上吃一碗肉羹汤、可以买五支带橡皮擦的铅笔、可以到影院看一场《新闻简报》的连场电影……德川仔眼睛有点发亮，但并没有猴急地伸出手来，只是眼睛盯着地上默不做声。我走过去郑重地把磨得发亮的五分钱硬币放在他那件又湿又脏的裤兜里。他裤兜里有一个毛茸茸的毽子，我顺手把毽子取出来，踢着玩，洪贵也一声不吭地靠过来和我踢毽子。踢着踢着，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差点把德川仔的毽子也刮到前面的古井里去。光秃秃的山野、田园，没有人、没有树，连一只牛羊也不见，只有风在空中裹着尘土胡作非为。远处又有什么怪鸟“呱呱”地呻吟了两声，气氛越发有点阴森。我心里有点怵，想回家。
在狂风吹袭的间歇，德川仔幽幽地嗫嚅：“五分太少了……”我看了洪贵一眼，那意思是你有钱就再给他几分吧。但洪贵没有任何表示，不知是没钱呢还是不舍得给他。僵持了好一会，德川仔见我们都没有增加的意思，就赌气说：“五分我不要！”这下洪贵来气了，就用一种非本地腔的闽南话怪里怪气地威胁：“五尖不要，一尖也别想！”“我全身只有五分！”我语气也显得很不耐烦了。局面如此，德川仔见增加无望，也不好硬拗到底，只好放软：“五分就五分吧……”嗫嚅着，自己用红赤土又把锄头隼框裂处细抹一遍，直至看不出任何破绽。
出乎我的一意料，我爷爷听了我的申述不仅没骂我，二话没说就把德川仔的锄头拿到街的打铁店，等锻修好就还给他家。
后来，德川仔终究没有因这事被其父辱骂吊打。后来，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考远离了家乡。后来，德川仔真的娶他父亲抱养的那个妹妹为妻，生儿育女，还回到海南岛，那阵子海南开发的如火如荼。后来，那个水库、那片光秃秃的山野、田园，变成人头攒动的石化城。现代化的炼油厂在滨海港口傲然矗立，石油管道如蛛网把村陌田园五花大绑，乡村老屋与现代化工厂视觉上造成怪异的冲突，像是古早的钦犯戴着现代的镣铐，高大的烟囱像个兀立山野的鸦片鬼，日夜不息地吞吐着滚滚浓烟……
【来源】美国《侨报》（20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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