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明】徐新建：《古道黄河：周秦故地考察记》
【作者简介】徐新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
【摘要】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排在汾水之前，它对黄河文明的构成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在周原，能让人对“塬”、“中原”及至“黄土高原”等历史地理名词产生更为真切的感受，从而获得对华夏民族早期生存空间的地理体认。通过对周公故地的描叙分析，可推知中国文化的源头实在“前孔子时代”，而“中国文化”可分为“前中国文化期”、“中国文化期”和“后中国文化期”。
【关键词】汾河；渭河；黄土文明；前孔子时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和“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13&ZD138）阶段性成果。
一、宝鸡印象
宝鸡市位于陕西的西部，渭河之滨，在城市的规模上居陕西省第二，仅次于西安，行政级别为地级，辖岐山、扶风等3 区9 县，其中包括以“暗度”闻名的陈仓及秦国故都雍州（今凤翔县）等地，故有“周室发祥之地，赢秦创霸之区”之称。今天的宝鸡地名据传源于秦定于唐。《史记·秦本纪》记曰：“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十九年，得陈宝。”《索隐》引《汉书·郊祀志》云：“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来，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以一牢祠之，号曰陈宝。”后人将此视为宝鸡地名由来的最早依据。[①]依照《国语》的说法，国之兴亡常与神灵显现相关，故《国语·周语》记曰“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继而说“周之兴也，鸑鷟鸣於岐山。”韦昭注：“三君云：鸑鷟，凤之别名也。”如今则有人借“凤凰鸣于岐，翔于雍”的说法，把这片古今之地连成了一体。[②]2014 年6 月中旬，根据黄土文明项目之需并与宝鸡学院研究周原史地的同行联系交流，然后走访了临近的岐山、扶风两县，在渭河中游的周秦故地作了线路考察。[③]
渭河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排在汾水之前，它对黄河文明的构成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样看来，与此相关的宝鸡地区便列入了“黄河文明”课题的范围之中，可与山西汾河边上的介休地区做一番对比。
宝鸡市没有机场，从西安经转要走两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下飞机后我们在岐山县路边的饭店用餐，品尝了远近闻名的岐山哨子面。饭店名叫肖家大院，是一家大棚式的公路餐馆。接待人员点的是几份素菜和一宽一窄两种臊子面。宝鸡臊子面的特点被概括为三个字：薄、精、汪，解释起来就是面条赶得薄、嚼起来柔韧精道、面汤上有油水汪着。尝后觉得味道属于酸辣型，与川味比较接近，但每碗只有几根，一筷子就能吃尽。同行要我猜当地人会点多少碗，我猜不出，他回答的是多的要上八九十碗也不稀奇，这令我感到吃惊。还听说面食是当地人的主食，平时也可以吃米饭，但不能总吃，感觉光吃米饭不顶饱。
图1 宝鸡地区示意图：其中部由西向东依次为宝鸡、陈仓、岐山和扶风[④]
陕西和山西都属面食文化区域，与南方的米食文化相比，虽然都可称为农耕文明，但从生产到生活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应视为农耕中的两种类型。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前就提过应把农耕中国的北方地段称为“旱作文明”（或“面食文化”），而与南部中国的“稻作文明”（或“米食文化”）形成对比。[⑤]乔健主持这次的“黄土文明”研究课题时，也反复强调关注中国北方的面食文化，甚至希望以其故乡山西介休的面食多样性为例，尽快努力“申遗”，即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申报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不过真做起来难度估计不小。
二、渭河风水
宝鸡学院就在渭河边上。汽车从高速路下来后穿过了一条很长的河底隧道，以至于让人对渭河的宽阔产生了超常幻觉。可惜上来一看，即便已到初夏雨季，我们抵达的这一阵就在降雨，河道里的水也少得可怜，走到跟前看去不过是一条干瘦的河沟。看来2015 年4 月已在汾河见到的河道干涸景象并非孤例，黄河流域的水源匮乏已快要成为中国北部的常态了。
渭河在甘肃（渭源）发源，经天水进入陕西后由西向东从宝鸡至咸阳，在西安地带与泾河汇合，最后在潼关流入黄河，全长818 千米，流域面积约13.4 万多千米。长期以来，渭河之水一直是这一宽广地区农业文明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已出现了水资源逐渐减少的趋向。据国家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渭河流域降雨量偏枯，加上国民经济耗水量的不断增加，河道径流量大幅度衰减。”以其中干流地段的林家村水文站数据为例：其于20 世纪90 年代年平均实测径流量只有6.06亿立方米，“较90 年代以前平均值21.79 亿立方米减少了15.73 亿立方米，不足90 年代以前平均值的1/3。”也就是总量减少了2/3。究其原因，并非天灾，而是人为。资料揭示说，林家村90 年代平均国民经济耗水量与90年代以前相比“增加了77.8%”[⑥]。
可见作为自然资源的水不会凭白无故地消逝，而是被社会开发逐步耗尽的。有意思的是，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危机，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战略对策是“引江济渭入黄”，也即舆论宣传了很久的“南水北调”工程，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渭河水资源短缺问题。[⑦]且不论这样的调配是否合适，其若果真实施成功，农耕中国的南北两大部分无疑将因水资源的国家配置而被连成新的整体。其中的南北部分也将由此而获得各自的新称谓，即南方“调水区”和北方“受水区”。[⑧]
在宝鸡的这几天不断有少量降雨，而且在有现代化供水保障的都市里也感受不到水资源匮乏的太大影响。可见尽管在国家治理层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现实生活的经验当中，不仅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南北及城乡之间存在差别，微观个体间的特定感受更是相差甚远。在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里，即便危机将至也未必能够及时感知。于是就算到了渭河边上，我也没听到当地人对于渭水锐减及“南水北调”等话题有过什么议论，仿佛那还是杞人忧天的闲谈和与己无关的神话。但若把这样的现象与山西介休洪山一带的缺水联系起来的话，不难发现21 世纪以来整个黄河流域已面临的水资源危机。[⑨]
三、宅兹中国
抵达次日，我们参观了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该院于1998 年落成开放，外观的特点鲜明突出，在网页文字中自我宣传为目前中国“唯一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馆”[⑩]。时间不多，我们顺着博物馆设计的展室和路线匆匆浏览了一遍，从“青铜史书”、“青铜之乡”、“周礼之邦”一直到“帝国之路”、“智慧之光”，印象最深的还是馆藏器物与铭文的结合。比如在“周礼之邦”展厅里，被誉为“国宝重器”收官之作的“何尊”，其中所铭刻的“宅兹中国”四字，就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特殊例证。于省吾在1981 年发表的《释中国》一文里将其视为“中国”之名的最早出处。[11]2013 年葛兆光用它做了自己新著的书名，以显示所论“中国”的证据确凿及其厚重久远。
因为担忧“中国”作为汉语表述的重要单位不再有效，葛兆光撰写了《宅兹中国》一书，把书的副标题定为“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为此目的，他特意把何尊铭文里的“宅兹中国”挑选出来作为自己需要的（国家）象征，一则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一则是考虑到“宅”字与“定居”与“墨守”的汉语关联。他在自序里解释说，此举的意图是要提醒“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12]
可是作者自己也知道，“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其中提到的“中国”并非后世之意，而仅指与“四方”相对的一片区域而已。然而由于作者借古证今的愿望过于急切，以至在所谓恪守与超越中不惜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将古代言辞套入今日疆域之躯，制作成任意伸缩的适足之履了。
宝鸡博物院展出的青铜器“何尊”在20 世纪60年代被宝鸡市郊贾村的农民意外发现，先是被命名为“饕餮纹青铜尊”，后因北京的考古学家发现尊底的铭文而成为国宝。学界认为其价值在于它是西周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青铜器。宝鸡博物院将何尊铭文以拓片挂图的形式展示出来，并对上面的金文做了转写和解读，呈现的内容为：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铭文122字，下略）
拓片上的“中国”二字以篆体书写为：
按照博物院里的挂图及负责人解说，“中”的含义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13]，意味着“国中”，也即“诸国”或“四方”之中之意，表示以洛阳盆地周边为区域的一个中心方位。对此，博物院负责人特别指出,先秦时期的“或”（国）本意指城、邦,而非国家。所以《何尊铭》里的“中国”原意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历史上的“中国”也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14]
而依照此前学界已发表的相关成果，则不仅有夏商周三族并立的看法，而且在其中一族之内，也呈现出“圣俗分都”的体制，即以恒定“圣都”为核心、伴以随资源而迁徙之“俗都”相环绕的行星式格局。张光直强调说，“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都属介于部落与帝国（秦汉）之间的“王国阶段”。[15]在这种王国并置的多中心格局里，张光直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基点，即“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这就是说，夏商周三地并立，都有各自的“圣都”中心及以地名国的传承。故若以国论之的话，当分别为夏国（大夏）、商国（大邑商）和周国（岐周）[16]。《淮南子·要略》记曰：“文王……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岐周就是张光直论证的周朝“圣都”所在。依照张氏理论来看，周东迁后建立的“俗都”洛阳，虽会派生出移动了的“中国”，但其当只具有地理和方位意义，而不能视为周在起源和象征上的正统。这样看来，以夏商周三族并立的格局而论，如果一定要在其中以某国某地为中心看待“天下”的话，无疑会出现多个相对的、方位意义上的“中国”，只是它们的含义皆不可与后世所指同日而语，一如《诗·大雅·民劳》呈现的那样，先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起头，接着又唱“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展示的都是与周边存在的相对方位，而非唯此一家的王朝。
然而随着学界近来不断有人根据各自需要将《何尊铭》的“中国”含义无限放大，不但引来无数的外来诠释，还使宝鸡市本地的声名倍增。此次带我们参观的宝鸡老师提出该馆值得一看的理由，也是此处存有迄今所见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古代实物。而在当地媒体宣传里，已开始把宝鸡称为“最早叫响‘中国’名字的地方”[18]了。然而说来说去，正如《何尊铭》开篇便已记载的“唯王初迁，宅于成周”那样，所谓“宅兹中国”其实是“宅兹成周”。铭文里的“中国”所指，究其本义只是一个由外向内的相对方位，涵盖区域也仅在渭黄一带。因此即便作为由此向外的展开空间，它的地理范围仍只涉及今日中国北方一个很小部分，而且是与当时“四方”相对的一片区域而已。
四、周原故地
宝鸡博物院的南面可看到绵延隆起的秦岭。跨过秦岭往南，就进入巴蜀了。朝北望去，是另外一片看上去与秦岭相似的隆隆高地。权雅宁教授说，那里叫“塬”，与秦岭不同，上去后纵深开阔，而且全是平的，包括著名的西周故地——周原。
6 月13 日我们一早出发，从宝鸡赶往周原，途径岐山时参观了建在凤凰山南麓的周公庙。汽车在塬上行走，觉察不到登高之感；举目眺望，除了间或有之被切断的沟谷外，总体上果然是连绵广博的开阔平地，在地貌上与渭河沿岸的平川形成了对照和互补。关于周原，汉语古籍早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迁到周原之后“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诗经》里的《绵》篇则缓缓唱道：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20]
笔者这次之所以提议前往岐山，主要就为了感受周原和探访周公。在周原，能让人对“塬”、“中原”及“黄土高原”等历史地理名词产生更为真切的感受，从而获得对华夏民族早期生存空间的地理体认。而探访周公，则是要坐实笔者此前表达过的一个体会，即中国文化的源头实在“前孔子时代”[21]。那时的代表性文化不仅是儒，还包括了早期的道和巫。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含义包括三期：前中国、中国和后中国。与此对应，“中国文化”也可一分为三，即“前中国文化期”、“中国文化期”和“后中国文化期”。
第一期是该文化的源头与起点，也是“中国”形成的准备期。该期的突出代表，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周公。周公的文化功德被记载不少，最重要的书写，笔者以为当推“制礼作乐”、“为易作辞”和“盟誓四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把一生的目标定为“克己复礼”，最高境界是“梦回周公”，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作为战国后的继承者，孔子的作用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将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再度复兴和加以延续，也就是宗往圣，继绝学。“绝学”指思想和制度意义上的周礼，“往圣”指对此具有开创伟绩的周公。孔子关注世间政治和社会伦理，故而对周公加以挑选后力求承继的部分限于礼乐制度。礼乐之外的其他部分，则分别呈现于后世的道及各家。当然这样说来，作为“前中国时期”的文化代表，就像希腊神话的“宙斯”等一样，这里的“周公”已不再是渭水流域的历史个体，而变成百家综合后的谱系象征了。但结合今日困扰各方的文化多元难题，面对周公笔者想问的是：姬姓之周本为何族？其所代表的又属“前中国文化”里的哪一支系？“夷夏之辩”的由来和演变究竟包含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近代以来已出现过不少讨论，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及丁山的“商周夷狄论”等。[22]回顾古典，笔者以为《孟子·离娄》提出的观点则值得再度关注。其曰：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3]
如果可以用今日话语把其中的“得志行乎”理解为获得并实施普世价值的话，其所揭示出的重要含义是，无论东方的夏还是西边的周本来都是异邦集团，只因践行了超越地域和人群的共同目标，故而虽在时空上遥遥相隔，却仍能在政治和文化上成为一统。这样的一统方可称为中国。
岐山的周公庙始建于唐，虽然迄今存留，但里面见不到多少实物遗迹。它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屹立周原的历史符号，代表一种久远的文化开启。如今，当地管理部门为了凸显周公在中国传统上的重要地位，特别转引了夏曾佑的人物排序，将周公定在“孔子之前，黄帝之后”，称“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进门后首先见到的是一座汉白玉周公塑像，塑像的周公看上去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更似一个盛唐文人。
依照史书记载，周公之后，秦立始皇，吞并诸侯，集权中央，原本天下万国的历史进入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中国期，从而开启了在东亚大陆以武力开疆拓土以文教一统四方的中国化历程。再后来，这一过程受到周边“蛮夷”的不断阻挠及至挫败，遂经辽、金、夏和宋的分廷并置后在“蒙元”及“满清”的朝代转换而进入“后中国时期”，也就是进入了“异族”统治和多元共存的结构。由此回望，周公的意义当胜于孔子。岐山渭水及其派生的“中国”，无论符号、地理还是族群、文化，都值得不断反省。
五、西权村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宅兹中国”的不只是周代的王室与封侯，古今以来在周原上居住生活的也不仅只有姬姓一家。离开岐山的周公庙以后，我们继续东行，驱车到达临近的扶风县西权村做客探访，了解了一些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不过此行的性质既是探访，我们到达的地方是两位老师的家乡天度镇，出面迎接并招待我们的是权老师的父母和兄弟一家。
如同周原整体的人文沿革一样，扶风县的历史也漫长而久远。在西周时，这里便“属岐邑，为京畿”，西晋时归属过“扶风国”，时至今日，则成为陕西省主要的产粮基地之一。资料显示，早在20 世纪80 年代扶风全县土地的利用面积就已到达全县总面积的88.9%——利用率已离饱和不远了。
扶风是陕西的农业大县，出产的粮食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权老师告诉我，她父母兄弟都是农民，地里种的粮食品种也主要是小麦和玉米。小麦头年10 月下地，来年6 月收割，一般情况下边收就要边给玉米下种，然后等10 月收玉米后再种小麦。春夏秋冬，年年循环，劳作艰辛，但也还过得下去。事情自改革开放后发生变化。古时候的情景就暂不追溯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集体化岁月里种小麦和玉米主要是交公粮，余下的才是供农民自己吃。一年到头，解决基本温饱后就所剩无几，遇到荒年便会挨饿。权老师自小在家干农活长大，她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亲戚你来我往地相互借粮是常有的事，受苦耐穷是农民打小就得习惯的体验和能力。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为农民松绑，同时还给了千家万户农业人口对生活的基本欲求，以及能过上日子与城市人相比水准不要太低的愿望。村民们不再甘心继续种植劳作与收入极不成正比的小麦、玉米。有胆量的青壮年开始出门打工。权老师的兄弟选择了留下，原由是当地政府推行“一村一品”计划，帮助农户转产，鼓励在原来的小麦和玉米地上改种果树，试图以从传统农产品转向经济作物的方式提高各户收入。西权村推广改种的品种是苹果，种类以红富士为主。改种的苹果树每亩可载20 多株，每株大约能结100 余斤果实，以中间商统购的方式卖出，换回的收入是种植粮食的若干倍。
“现在的小麦，市场价一斤也就一块多钱。一亩产800 多斤，也就买个800 多元。”权老师说，“那么贱的价格，除了种点来自己吃外，谁还愿种啊……”但种苹果的活儿一点也不轻松。先不说新下的树苗要等三年才开始结果——那意味着你要熬过三年的无收成期，结果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季乃至每一月都会有做不完的活路，从修苗、分枝、施肥到疏花（花开之后把多余的花朵掐掉）、套果（小果朵刚结时用纸袋套住），直到苹果长大后把反射板放置树脚，为照不到日光的果实补充日照——否则成熟后的苹果就会因色泽不均匀而卖不起好价……
笔者问村里的人种苹果会不会用农药和化肥呢？
——当然要用，不用的话苹果怎么会长得好？苹果长不好又怎能有好收入？
笔者问农民们是否知道用化肥和农药的坏处。回答是以前都不懂，后来知道了。
——但知道又能怎样？你不用人家用，用了就有好收成。你能扛得过？
在到西权村之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让笔者感到中国的农村正在解体。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们大量离乡打工，也就是实质上对乡土的集体逃离。笔者为此写过文章略表己见[24]，且来陕之前也以为这样的景象在古周原不会例外，但没想到西权村的乡民却因种植品种的转产和收入的提高而留了下来，也就是以从“粮农”到“果农”的身份转变为基础，守土又守乡地把乡村生活坚持了下去。
但是留下来的生活依然很苦。权老师兄弟有三个孩子，除了大女儿上小学四年级要供养外，下面两个小的都进了幼儿园。权老师的父亲权大叔对笔者说，在村里上幼儿园，每个小孩每个月生活费就要收二百多，两个孩子一年下来就是一大笔。笔者觉得奇怪，问农村的孩子在家里自由自在还能陪伴老人，不是很好么？为什么一定要花钱上幼儿园？回答是如今小学把自己的义务下放，要幼儿园（或各种形式的学前班）教拼音、识字，不读幼儿园的儿童不收，收了也跟不走……由此形成了一条沉重的压力链：不上幼儿园就不能读小学，不读小学就不能读中学，不能受基本的学校教育乃至不能就业、不能有好人生。这样一来，你还能让孩子不上幼儿园么？
于是，仅是为了支付孩子所谓的“学前教育”费用，从苹果地那里获得的收入就不算什么了，权大叔一家不仅得继续在地里辛勤劳作，而且有机会时还要想法另辟来源。在这样的情景下，你若再对他们提及生态、环保以及食品安全的话题，于情于理都难以做到。
农历五月，宝鸡的天气不算太热。笔者到的几天还不时降有阵阵小雨，令人感到温和湿润。从岐山到扶风，沿途所见的景色里，刚收或待收的小麦地一片土黄。不少公路边的村民把收下来的麦子放到路上任随车碾，以省去人工去壳的辛劳。我们在权大叔家聊了很多，但最开心的还是大婶特意为我们赶做的家常臊子面。就着几盘简单的素菜开胃之后，我按习俗模仿当地气派，吃了一碗又一碗。回味之中，我还体会到“舌尖上的中国”——如果确能这样表述的话，其所包含的不仅有今有古，有南有北，而且还区分着城市与乡村、王室和百姓。
【来源】《民族艺术》,2015,04:118-123.
[①]参见王宏波《唐肃宗与宝鸡得名》，《宝鸡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王渭清《从“陈宝”之“陈”到“宝鸡”之“鸡”的文化解读》，《华夏文化》2008
年第3期。
[②]参见邬国义等编撰《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26页。
[③]有关黄土文明项目的论述，可参见《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的专栏“人类学的黄土文明研究”。
[④]资料来源：宝鸡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baoji.gov.cn/site/12/html/327/335/3196.htm，2015-06-03。
[⑤]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9-55页。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等制定的《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以及《国务院关于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的批复》（国函〔2005〕99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http://www.gov.cn/zwgk/2005-12/22/content_134287.htm，2005-12-22。
[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水利部科技委专家组赴渝陕调研引江济渭入黄》，http://www.gov.cn/gzdt/2005-07/08/content_13244.htm，2005-12-22。
[⑧]参见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组织引江济渭入黄专题调研的通知》，http://kjw.chinawater.net.cn/slbkxjs/hdyg/webinfo/2006/01/1285669152183891.
htm，2016-01-26。
[⑨]徐新建《源神后土溥博人文：以介休为例的黄土文明研究之一》，《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
[⑩]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网页，http://www.bjqtqbwg.cn/，2015-06-03。
[11]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页。收入王化编《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15-1524页。
[12]葛兆光《<宅兹中国>自序》，《中华读书报》，2011-03-02。
[13]参见宝鸡博物院副院长陈亮《何缘“中国”——何尊》一文。陈文引《新书•属远》论述做了说明，其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人民网-人民日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20/c366035-24415267.html，2014-02-20。
[14]参见王星《中国，从宝鸡叫响的名字》，《宝鸡日报》，2014-01-24（文化周刊版）。
[15]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6-97页。
[16]张光直《夏商周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2-65页。
[17]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8页。
[18]参见王星《中国，从宝鸡叫响的名字》，《宝鸡日报》，2014-01-24（文化周刊版）。
[19]陈卫平《中国历史地图大图鉴》上册，台北：天卫文化，2009年，第18-23页。
[20][汉]郑玄注《毛诗正义•大雅》（卷一），《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0页。
[21]徐新建《古典何在》，《光明日报》，2008-07-07。
[22]丁山认为殷人和周人分别是东北民族和西北民族，殷为“山戎之类”，周为“戎狄之类”。因此结论是“夏与殷周实亦非同族类”。参见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期第一分册，1935年。
[23][汉]赵岐注《孟子注疏·离娄》（卷八〇），《十三经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25页。
[24]徐新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关于“乡土传统”的百年论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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