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明】周大鸣、郭永平、王真真：《黄土文明•介休范例——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
黄河古渡口——碛口镇
【摘 要】人类学的研究始于“简单社会”，当从“简单社会”迈向“复杂文明社会”研究的时候，原有的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将学术视野聚焦于山西晋中介休市这样一个黄土文明所孕育下的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有三个重要意义：探讨从社区研究走向区域研究；开展中西方对话，形成新的人类学“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范式。因此将介休作为“实验地”的研究体现了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经验有可能对于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界都有益处。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黄土文明；学术自觉；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郭永平，人类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
王真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
一、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挑战
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有两次重要的“范式转移”。第一次是从“书斋到田野”的转移，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功能主义学派在反对进化论和传播论的“构拟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次是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移，在这一跨越中，费孝通先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江村经济》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继而他又说：“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1] (P3-5)在这里，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对中国人类学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他希望中国人类学在开展本土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第二，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将实现从“简单社会”转向“复杂社会”学术范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人类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人类学本土化的热烈讨论，家乡人类学的自省，均是重要体现。1994年10月28日，乔健先生在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就职演讲的讲辞中仍然强调“中国人类学的困境是现有人类学研究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2]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里，如何进一步提炼、深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新其研究范式，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智识，做出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界，乃至于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成果，成为中国人类学界亟须思考的问题。在山西省介休市政府的邀请和乔健先生的共同倡议下，2012年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办的“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圆桌会议在介休举行。乔健先生初步讨论了“文化自觉、自觉发展”的构想，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这一致力于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的研究方案。[3]2013年9月，在乔健先生的多方推动下，介休市政府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先后达成合作意向，联合开展“黄土文明，介休范例”大型课题，从历史、民族、历史地理、文化遗产等多个侧面，就介休地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黄土与文明起源
早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Von Lichthofen）就曾专门对黄土高原进行过考察，对黄土沉积、黄土堆积层的物理力学原理以及原始天然植被等情况做出了初步分析和大胆推断。[1]中国的自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也相继就李希霍芬的早期研究陆续提出自己的见解。[4]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科学论证仍在继续。可见，黄土高原的形成和地质地貌环境变迁，是一个异常复杂而漫长的自然地理现象，其研究也充满了复杂性。
在中国，黄土分布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尤其在黄河中游地区厚层的黄土连续覆盖面积约27.3万平方公里，形成蔚然壮观的黄土高原，为世界所罕见。[5](P1)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Edgar Snow）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黄土高原做出的评价，或许更能说明黄土高原的成因以及奇特的黄土景观效应：“斯诺先生远渡重洋来到黄土高原，那千沟万壑、丘陵起伏、‘黄浪’滔天的景色，使他惊叹不已，说这是‘风神捏就的世界’。”[6](P3)
黄土文明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诞生、成长、完善、成熟于中国黄土高原这一特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是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通过不同族群之间冲突融合而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7]因为在这片区域内，自从文明的起源开始，各个民族总是在不断地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同化。在此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名称虽然消失了，但是其血液早已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同时黄土文明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的各个族群在融合与同化的过程中也顽强地显示着自我的文化特性。因此，黄土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缘，属北温带半干旱大陆型季风气候。纵横交错的山地丘陵和河谷盆地，赋予山西多样的地理地貌条件与丰沛的自然资源，成为古代农牧业交界的重要地带。随着自然气候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农牧业界限曾频繁游移于山西中部地区，大量草原游牧民族和汉族农业定居者长期在此杂居共处，共同建构了山西多元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区域文化。从黄土高原乃至中国版图来看，山西更像一条狭长而纵贯南北的民族走廊，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漫长历程，始终发挥着沟通南北、融合农牧，跨越东西、实边兴邦的重要历史作用。介休地处晋中，自古便是汾河流域重镇之一，集农牧业生产、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等多重区位优势于一身，积累了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传统。根据中国古地理地图等文献资料，晋中盆地的前身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内陆湖。介休恰好位于这片古内陆湖的西南缘，背靠绵山山麓余脉，整体高踞在汾河下游河口之上，地势高爽却又临近水源，很早便掌握汾河水利运输的咽喉。与散布在晋中盆地边缘的许多其他重要城市相比，介休在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区位优势不仅得天独厚，而且贯穿山西早期社会发展史进程，对黄土高原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三、介休范例与黄土文明
（一）历史积淀：文明的延续
黄土高原目前已经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达到了114处。[8](P57)换言之，黄土高原仅占全国面积约为5%的土地却承载了全国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古人类遗址。[9]（P4）这说明黄土高原旧石器文化是很雄厚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的故乡。在介休周围区域有一大批古文化遗址，如距今大约180万年前位于芮城县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古文化遗址。距西侯度村约3公里，六七十万年前的匼河文化遗址，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原始人群落。位于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距今约10万年的丁村文化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典型的文化遗址。裴文中、贾兰坡教授说：“无论在中国或在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10](P166)除此之外，介休附近还有距今10万年的许家窑遗址，距今2.8万年的峙峪文化遗址，以及距今2万年的下川文化遗址。而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距今4500～3900年，是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因其个性特征鲜明被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汉民族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西侯度文化遗址、匼河遗址、丁村文化遗址、许家窑文化遗址、下川文化遗址，一直到陶寺文化遗址，在山西古文明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延续的历史轨迹。
“介，春秋时为晋大夫弥牟食邑。文公以绵上田封介子推，更绵山为介山。”上古时期，介休属冀，夏商时期属并，周代属唐，春秋时期属晋魏。秦置界休县，治所在今山西介休东南，西晋改为介休县。[11](P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之介休就是晋之介休县。
介休位于晋中盆地南端，北临汾河，南依绵山，向南经古雀鼠谷可通往临汾盆地，历史上即为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素有“陕晋通衢”之称。1982年，在介休的城西南8公里义棠镇温家沟村，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早期遗址和东周文化遗址，并有陶瓷等文物出土，可见新石器时代介休就有人类居住。温家沟村位于介休市西大门，南同蒲铁路穿村而过，西边紧临汾河。由于汾河水系的润泽，为介休的农业起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介休具有2600年的历史，人文资源十分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三贤故里”。“三贤”分别指“春秋时期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的晋国重臣介子推，东汉时期博通典籍、名震京师的太学生领袖郭林宗和北宋前期历五帝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政治家文彦博”。在这“三贤”里面，关于介子推的历史传说最久远，也因其“功不言禄”的风范颇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所以介子推一直为世人所称颂。
山西是文物大省，是古建筑艺术博物馆，俗言之：“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2013年第七批“国保”单位公布，一共有4295处，其中山西省共有452处，总量居全国第一。如果按照115个县区进行平均，山西省每个县应该为3.93个“国保”单位，而实际上作为县级市的介休到目前为止有11处“国保”单位，远远超过了山西省的平均值，且这些“国保”单位的品位都是很高的。如国内仅存的建于宋代的祆神楼；宋孝武大明元年（457）就曾重修的后土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云峰寺；始建于晚唐的回銮寺；北宋至道三年（997）曾重建的源神庙；创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五岳庙；明弘治八年（1495）重修的城隍庙；明万历十八年（1590）重修的东岳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修筑的太和岩牌楼，以及难以说清年代的张壁古堡。
介休历史形成了一种延续性的文明，如绵山景区有唐（《大唐汾州抱腹寺碑》）、宋以来的历代碑刻，东汉的古刹铁瓦寺、三国曹魏时期的抱腹寺、北魏年间的鸾公岩。在洪山源神庙内有宋代到晚清的水利碑刻，通过碑刻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延续。
聚落是人类历史的缩影，古村落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在这里保留着最根性的文化记忆和多元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古村落中的民风民情，展示着独特的风采和迷人的魅力。然而，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平均每天消亡300个自然村，随着自然村的消亡，很多古村落也就消失了。因此，在文化自觉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古村落的保护也就应运而生。而作为“三晋通衢”“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界地带”的介休市汇聚了众多古村落，其历史久远，文化样态之丰富也是较为独特的。介休市有三个入围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古村落，分别是“地上地下双城子，堡垣庙院博物村”的张壁村、水利文化缩影的洪山村、晋商代表的北贾村。这些古村落建村历史悠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黄土文明的一个个“缩影”，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介休县东四十公里，为“孔道咽喉”，亦“县东屏蔽”的张兰镇，这里曾经商贾云集、庙堂林立，明、清两代曾设有二府衙门，历史和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隋唐时期名叫张难堡，明代改为张南镇，后改为张兰镇。从2001年开始，张兰镇每年要举办一次全国收藏品交流大会，2010年“中国寒食清明文化节”期间，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对张兰镇进行了考察，并亲笔题字“中国古玩第一村”。2012年，张兰镇成为山西省“百镇建设”首批示范镇。
（二）生计方式：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交融
山西作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学者将山西在华夏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中原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晋南孕育、培植了许多文明的因素；二是作为连接北方文化圈的纽带和边缘地带的晋中、晋北，既把中原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也承担着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整合的任务。[12](P395)介休作为山西农业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山西农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及原始农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当农业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原始农业开始兴起并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活动。农业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的出现成为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13]从理论上分析，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有密切关联，原始农业的兴起使生产工具出现变化，并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13]在人类进化史上，先民们胼手胝足，开拓创造，累绽异彩，可称黄土文明的源头。山西南部芮城县西侯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证明当时的西侯度人已学会打制石器和用火，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文明的先河。可见山西是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弥足珍贵。正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所讲：“在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14]从介休和山西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来看，因其兴起的原始农业，奠定了黄土文明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的起点。
农业的发达作为介休范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无须多言，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逐渐成熟，并且对于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及社会的持续繁荣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介休人兼具农业与商业的生计方式也影响了介休人的性格气质，表现为：一方面介休总体上作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另一方面介休人也常常打破常规，外出经商，活动范围遍及大江南北，即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也敢于踏上征途，又体现了介休人外向开拓的精神。
有学者研究山西人的性格特征，认为山西人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有时似影随形，形影不离；有时若即若离，或隐或现。山西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盛衰荣辱均与这种性格的两重性有关联。[14](P2)这亦较为准确地概括了介休人两重性的人格特质，而这种双重性格的形塑是与当地人兼营农业和商业的二重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康雍乾时期张原村的范家，道光年间北贾村的侯家，同治年间北辛武村冀家，均富有开拓精神，其足迹遍布中国乃至周边国家，成为晋商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原本憨厚老实的农民在成为富商巨贾后，两重性人格特质体现了出来。他们将建房、置地作为首要考虑的事情，而非抓住机遇来进一步发展，后在清末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衰落。此为后话，无须赘言。
介休人在黄土孕育之下，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范例，也确定了在黄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黄土为背景，介休人极尽坚韧与智慧，开创了农业和商业的二元生计模式，使介休成为商贾往来、人口流动、民族交流的重要区域。同时，介休的社会发展在农业与商业之间，实现了良好的互补与互动。大量的军事调动、移民屯垦、商贾往来等因素为这里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人口的增加使扩大农业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工具，改换耕作制度，提高粮食产量成为可能，因而农业得到了发展。同时因农业与商业而形成的资本，又成为介休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介休开创的生计模式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方面对研究中国农业起源地、农业的发生、发展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晋商模式，并将其运用到当下的商业发展上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和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三）族群融合：“我群”与“他群”
华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族群关系史，自从秦统一中国后，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与碰撞，族群因素在研究中是必须考虑的。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三）就记载：“介休县，望。西北至州六十五里。开元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三。乡二十二。本秦、汉之旧邑，在介山西，因名之。后魏明帝时为胡贼所破，至孝静帝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其介休县仍属汾州。”“西晋永兴元年（304），介休城被刘渊军攻破。此后，北方发生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介休地域主属变换不定，县邑建制时有时无。”[15](P5)
从文化上讲，晋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在晋文化的体系里，介休是以河东古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以雁门古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它是古冀州文化区与并州文化区的分界线，也是今晋南与晋北文化区的分界线。在晋代的时候，晋王司马炎顺应了民众对于介子推的怀念而改界休为介休，介休也因此而得名。历史上介休的族群关系就相当复杂，在明代以前上千年间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南下牧马的过程，晋中不断有少数民族进入；明代弘治年间后，随着“九边重镇”的设立，晋商崛起；清代中叶以后，为了谋生，汉人不断奔向北方，走出关外，也就有了走西口。不论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促进了民族融合。
介休张壁村的可汗庙是民族融合的见证。清代，秦、晋二省保存可汗庙六处，山西有五处，分别位于晋中的介休、灵石、孝义和吕梁市的中阳县。介休张壁村可汗庙前廊立有大明天启六年（1626）勒石的《重修可罕庙碑》载，“生为夷狄君，殁为夷狄神”，至于张壁可罕祠内供奉“可罕”是何人，目前主要有以下意见：第一，高欢及其“朔州军人”，这是介休学者侯清柏的观点[16]；第二，初唐时期的突厥人突利可汗什钵苾[17]，这是山西大学学者靳生禾的观点；第三，在吕梁、太岳两山之间分布的可汗庙内供奉的是东魏北齐政权中家族最为显赫的斛律氏，这是山西大学学者李书吉的观点。[18](P98-102、192)不过在调查中，当地民众大多认为张壁古堡可汗庙供奉的是刘武周。
介休张壁《重修可汗庙碑记》：“此村自有可汗庙，创自何代殊不可考。”我们从可罕庙的塑像就可以明显看出所塑造的是少数民族首领，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介休在民族融合史上的典型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族与游牧民族有过长时间的征战和对抗，但更深远的却是彼此和睦共处，取长补短，相互渗透，最终少数民族与汉族融为一体。明代丘浚就说：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融入汉族，达到了“相忘相化，而不易以别识之”[2]。民族融合不是汉族征服或同化北方游牧民族，而是互补共存，逐渐融合为一体。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商业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介休的历史文化，是汉族和犬戎、夏民、羌、西夏、契丹、金等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沟通缔造的结果。在民族融合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我群”与“他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早已融为一体，成为今天黄土文明重要的内在特质。
介休的民族融合在体质上有所体现。在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了对山西夏县新石器时代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最早的田野考古工作。李济的团队于1926年2月12日到达介休，停留了10天左右。在此期间除了对绵山的宗教信仰做调查外，还以驻扎城内的士兵和警察为样本进行了人类学的体质测量。这是继他在黄陂和黄冈之后，“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组人体测量”。在之后发表的报告里，李济说当地最常见的一种体质形态是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所谓的不协调型”，而“长颅的和短颅的人在这里都能见到”，这种不协调型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所致。[19](P111-121)20世纪60年代，李济对在“介休测量”中提出的类型混合说进一步加以阐释，指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头盖骨是从所有北蒙古系列中进一步分化而来的……而与南方的其他东方人群体相比，中国人系列则显示出与他们有着特征混合的关系”。[20](P344-355)“介休测量”说明了在历上，黄土文明孕育下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形态。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很多少数民族早已消亡，其血液融合到汉族之中。1964年，介休少数民族共计42人，只占总人口的0.02%。而到了1990年，介休15个少数民族共213人，只占总人口的0.06%。[15](P71)
四、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
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主义的整体分析方法在进行复杂文明社会研究的时候存在局限性。因此，人类学者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进行充分了解，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个‘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只有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才能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21](P1-19)这就启示我们，在黄土文明所孕育的久远的历史面前，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面对这样的“复杂文明社会”的时候，人类学研究何以成为可能。“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首先是一个“学术自觉”的过程，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文明社会”来说，人类学学科究竟应该怎样开展研究？其研究对于学科的基本知识框架有何作用？对世界人类学来说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
为此，课题组成员首先进行了“补课”，对介休的历史文献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梳理，同时，课题组还邀请国外学者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来，希望形成跨学科的视野和中西方的对话。“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课题分了四个子课题，分别从文化领域、历史领域、民族领域、地理领域进行研究。课题组之间开过多次经验交流会，想通过这样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方式达到对于介休这个黄土文明孕育下的区域进行整体性了解。众所周知，规范的田野作业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绝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及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你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22](P317)介休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深厚历史底蕴的区域，因此课题组多次不断在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之间往返，通过田野加文献这样一种方法，对介休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解读。
这样一种学术的自觉是与地方社会的文化自觉分不开的，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23]也正是在介休市政府的邀请和乔健先生的倡议下，由国内多个高校的教授牵头，成立了课题组。以“人类学的‘黄土文明’研究为背景，围绕介休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展开，目的在于以介休本土的文化传统为资源，既从人类学角度总结出黄土文明的理论成果，同时为介休的未来发展提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方案”。这样的文化方案为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在多次、长时期的调查过程中，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人类学学科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实地走进“异文化”和“他者的世界”，并使人类学这门基础学科也能被介休普通民众所认知。
2009年11月，介休市被公布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后，介休市政府与介休市规划局积极筛选《介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单位，并最终确定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3年介休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强化文化旅游建设，继续打造五大名片，建设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强市的理念”。从2009-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介休市政府对于文化的认识，对于介休历史、现实的定位经历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载体，所实现的是从遗产保护到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这样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终将物质文化的修复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结合起来，提出了“慈孝之都、琉璃之城、寒食之乡、三贤故里”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与学者的学术自觉不可分割，背后也体现了黄土文明背景下的文化自觉。
2013年9月，乔健先生进一步就文化自觉理念的内涵加以拓展，只有首先建立文化自觉，人们才能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推动其文化或其中某些方面向着期待的方向发展，获得预期的成果。因此说:“自觉发展是文化自觉必然的后续步骤，两者是不能分割的整体。”[3]如果说人类学界对于“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研究主要体现的是学术的自觉，那么地方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实现的就是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的理念过程。
2014年9月在“人类学与黄土文明·第十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笔者在发言中对于黄土文明的研究阐述了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在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创立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地，希望人们可以一代一代地研究下去；第二，中国的黄土文明是一种延续性的文明，极具代表性和世界性，通过黄土文明研究可以与世界学术界进行对话；第三，通过创立中国人类学始源研究实验地，与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对话。
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间始终存在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改革开放后，人类学的本土化形成一股讨论的热潮。本土化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上的独立地位以及本土的特色来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做出贡献”[24]。介休范例的研究其实是继承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学者所走过的道路，在借鉴学者在华南、西南、西北等区域的研究经验基础上，进入华北这样一个黄土文明孕育下历史文化区域展开的研究。
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本土实践主要进行的是社区或者村落研究，也被认为是家乡人类学的实践。“日本人类学是通过描述异文化，来建构理论框架，中国的家乡人类学则注重对自身社会的关注”[25]，家乡人类学不可避免会出现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所说的客观性问题。[26]因此，在进行家乡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这就需要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熟悉的本文化“陌生化”。[27]如果将中国作为区域来讲，介休范例是本文化研究，然而中国南北差距很大，课题负责人多年在华南、西南地区进行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异文化”，进入介休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北腹地开展研究，可以同原先早已熟知的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同时学者不断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进行角色的转换与文化自省，且这样的研究在注重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具有应用研究的取向，这些都是中国人类学可以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历史的悠久、社会的广博、多元文化的差异，为中国人类学乃至中国文明史研究，均提出了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方法论问题。而“黄土文明·介休范例”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和平台，以黄土文明为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立足介休地方社会史和民族文化发展脉络，展开跨学科综合性区域文化研究，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新的解释路径，为中国人类学更加开放的学科研究体系开辟空间。在此意义上说，介休范例的研究为回应乔建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进行了初步的实践。而这样的研究也可以达致乔健先生期望那样：“拓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文化模式的科学研究，为世界文明史提供中国经验与历史依据，并为共同推进中国人类学走向更高程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奠定研究基础。”
因此，以区域研究为切入点，以黄土文明厚重的历史积淀为依托，深入分析历史发展逻辑和文化模式所蕴含的自身规律，可以提升人类学的理论水平，更新现代人类学。这将为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完善，中国学界话语体系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为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提供典型范例。这种学术自觉正是秉承着当年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文明社会”研究的期待，也是在回应乔健先生提出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更能通达弗里德曼所预言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深入开展地方社会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研究，对于今天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社会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当地社会形成文化自觉意识，积极构建主体身份认同，应对城市均质化发展的挑战，也为区域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传承和科学发展提供专业依据和决策参考。这种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并重，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双重考量，是中国人类学的突出特征。而“介休范例”的实验，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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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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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来形容中国西部往欧洲的贸易路线。Rich thofen, F. China (Vo.l 1).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
[2]（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七三。
[3]乔健.文化自觉、自觉发展——以黄土文明中介休市范例说明地方文化建设的道路.“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课题研讨会讲稿（未刊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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