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范可：《人类学者眼里的旅游》
【作者简介】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旅行与人类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最早的人类学叙事或者民族志来自旅行者，无论他们是学者、传教士，或者军人。他们带回来的大量的、有意义的关于异族与异文化的纪录，以及后来出版的书籍，引起了18 世纪和19 世纪许多学者的关注，也刺激了人文主义者试图对人类的文化多样性进行理解的尝试。于是，人类学有了它的奠基人。早期人类学者同时也是旅行者，无论他们是否真正做过田野工作，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确乎到过一些非西方地区旅行。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就曾经因为养病到过中北美洲。我们虽然难以说明这些旅行对他后来研究的影响程度——因为他并未在旅行的基础上出版过民族志，但是，作为一位敏锐的学者，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我有些怀疑，如果没有这些旅行经历，他是否能有把“文明”与“文化”等量奇观的雍容大度。
峰回路转，一个多世纪之后，旅行再度在人类学里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旅行此时已然不仅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其本身也成为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旅游，作为一种旅行，它本身及与之相关的现象，成为了众多人类学者、文化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旅游成为日常休闲方式是非常晚近的事。甚至在20世纪50 年代，旅游还仅仅是富裕的有闲阶级才消费得起的生活方式，但在今天，哪怕是在并不十分富裕的中国，旅游也不再是极少数人才享受得起的奢侈。而在世界上，每年有成百万人跨国度假旅游。旅游业在一些欧洲小国和加勒比国家，甚至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显然，旅游能成为一般民众普遍接受的消费度假方式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这里可能存在着两个面向: 其一，自然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收入增加。这点美国可能体现得较明显。除却其他原因，欧洲许多民众对美国人多少有些妒忌的“暴发户”印象，应当与美国游客大量涌入欧洲有关。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使得美国人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出门旅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其二，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奉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对旅游成为产业有所推动。欧洲国家如英国和北欧各国，在战后不久( 其实在战前就已经开始) 建立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福利国家，这使得社会民众不需要为自己一旦退休的生活有过多的担忧。于是，存钱储蓄对这些国家的民众而言也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储蓄也得交税) 。把可支配收入用在旅游消费上自然成为大多数人的选项。
毫无疑问，旅游业的真正兴起与全球化直接相关。全球化虽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但真正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如同“地球村”则是冷战之后的事情。随着全球经济总量的增加，促成了不同区域之间日益密集的往来。经济的发达与科学技术的创新互为因果。而有些创新则在全球化的蔓延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达、互联网的发明，使全球不同地方的居民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地方或者区域性脉络(local context) 中脱嵌出来，延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情况致使人们得以在地方性空间里感受全球化，同时，在全球化中感受地方。今天，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空间里，人们都能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我们固有的一些文化元素正与外来的元素或结合，或融合，或叠合(imbrication) 。数千公里之外发生的大事，仿佛即刻间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大量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供我们选择，使我们得以足不出户便能感受世界。空间距离，对于当今的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了解外部世界的障碍。我们甚至可以在家中“进入”世界上最为遥远和“蛮荒”的所在。这种空间拉近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在本质上成就了人类古往今来的发展。而旅游能成为产业，好奇心也功不可没。
除了全球化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发达之外，促使旅游成为产业的另一重要物质因素就是交通费用的极大降低。今天的国际旅行的交通费用与半个世纪前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跨国旅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再是梦想，而迟至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时，中国的大部分人甚至想都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到海外旅游。信息无远弗届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费用低廉，使这个世界的许多人过起了“跨国”的生活——他们可以“同时”在一个以上的国家里生活。大量的人口跨界流动在客观上有助于旅游业。旅游越来越多地与当代人的生活密切联系，它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还由于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中穿梭往来，受到了不同文化的感染或者影响，从而集腋成裘地推动着文化的交融与变迁。
既然跨国旅游都不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那国内旅游必定更为活跃。诚然，近十多年来，境内旅游迅速地成长起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旅游从业者。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旅游也常被摆上日程。国内的许多地方发展起各式各样的旅游。民族旅游在我国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许多民族地区为招徕游客开发旅游资源。各种风景区、民族村、文化村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传统”成为了地方上旅游业开发者的新宠。
传统因现代性的存在而存在。正如没有现在也就没有过去那样，没有现代性也就没有传统。来自现代都市的游客大多不会关注旅游点的“现代”事物，而是对“过去”的东西情有独钟。因此，许多地方“打造”传统的过程不啻是寻求与游客的“凝视”(gaze) 对接的过程。而这种透过现代性棱镜的凝视寻求的是当下空间里所定格的“过去”。因此，所谓的“原生态”，实际成为“原始性”——野蛮落后——的隐喻。“原始性”不仅被刻意在发展旅游业的少数民族村落中展现，也可以从特定的存在空间里抽离出来，展现在主题公园或者其他旅游景点。生活在云南的佤族于是在广西桂林阳朔的“世外桃源”展现其“原始、快乐”的生活风貌。这是典型的“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
尽管从经济的效益看，这种内部东方主义式的操作可能带来商业回报，但是，如果考虑到旅游景点也可以有博物馆的职能，我们完全可以给予民族文化以更为合适的展现。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迎合旅游业的各种形式的社区营建、文化与传统的再生产与打造，可能给地方社区的不法商人和政府中的不法之徒提供更多的寻租机会。
以上说明，人类学者所面对的旅游有着许多尚待开拓的空间。我们可以至少在两方面扮演我们的角色。在应用的领域，人类学者可利用他们独特的视角来帮助与旅游业有关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再造。我们可以把民族与文化社区打造成课堂或者博物馆，向游客传播更为贴近客观实在的知识，改变民众中所存在的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过程中帮助游客解构他们业已形成的、然而却携带着意识形态意涵的、有关民族与文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打破国家对知识的垄断，尽量通过对民族文化旅游景点的开发、策划、建设，来破解人们在认知上所接受的那种经由至上而下灌输的有关中心与边缘之类的二元对立分类，强调人类的共性大于差异性，无论这种差异性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有多大。
与上述不无关联的是，人类学在学理上的讨论有着更大的空间。其实，在应用研究中，人类学已经可以有许多学理性的探讨。但是，如果说应用上的学理更多地与实际操作有关，那么，此处的学理性则更多地与批评有关。我们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广泛与频繁接触的时代。我们随时可以遇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他们可能与我们有着不同信仰、不同习惯、不同语言。许多人类学传统的圭臬在这样的场合里应当被重新尊奉。我们的视角、看法、世界观、价值观都能对人们在正确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上提供帮助。许多社区因为“文化旅游”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兴趣也日益增加。这类日益密集的互动涉及“他”“我”之间的关系，在新的情境里也可能激发对抗性的运动。人们完全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动机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些，都亟待人类学者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审视。
【来源】旅游学刊，第27卷，2012 年，第12 期，第17-18页。
【延伸阅读】向公众号ca101cn回复关键词“范可”，可收到范可教授其他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