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韩国]全京秀/著,崔海洋/译:《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费孝通:《江村经济》
【摘 要】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江村经济;参与式研究方法;自己民族的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11.2~2005.4.2,以下称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晚辈,能够有机会与中国人类学界的同仁一起缅怀人类学界杰出的学者——费孝通先生,深感荣幸。
借此机会,我谨对费先生留下的部分研究足迹加以探讨。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费先生的一生和他的业绩只是给予一味的称颂,不仅是对费先生的不尊重,对中国人类学今后的发展也没有丝毫帮助。一味称颂和赞扬的氛围,往往会窒息了学术发展过程中正面的批判精神,这是一个需要学术界警惕的危险因素。因而,我不禁也为目前中国人类学界一味“称颂费孝通”的氛围感到担忧。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多样化的,看世界的眼光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因此,作为研究者不能仅关注事件的某一方面,否则会因所见所闻的不全面,而作出片面的判断。目前,中国人类学界一贯称颂和赞扬费孝通先生的现象与新兴宗教的信徒对教主的狂热行为颇为类似——甚至让人错误地认为“费孝通教”真实存在。俗话说“过则非礼”,假如费先生还能见此情形,他会满意吗?我想说,绝对不会。
1935年8月1日,费先生和夫人王同惠举行了婚礼。婚后第四天,费先生夫妇便来到广西山区的瑶族村落做田野调查。同年12月16日,在广西田野调查过程中因一次不幸的事故,费先生失去了既是学术上的同志又是生活中的伴侣的王同惠女士。受到人生如此大的打击的费先生并没有放弃田野调查,而是在此后的一生都专注于田野工作。可以说,费先生是一位从25岁开始直到95岁,近七十年时间都献身给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他以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为目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绝不逊色于全世界任何一位人类学家。我认为,费先生虽然曾经获得过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和应用人类学会授予的奖赏,但与费先生为整个人类学界所做的贡献相比,这些奖赏是微不足道的。相反,给费先生颁奖却能成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和应用人类学会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一个机会。
希望我对费先生的评价不会低估他为人类学界做出的贡献。我一直认为只有称赞没有批评的学术界是没有前途,因为没有批评就不会产生有价值的学术史。作为东亚人类学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反思为什么写不出有世界影响力的东亚人类学史;没有批判和由批判所积累下来的人类学史,东亚的人类学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希望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
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
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
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
二、本土人类学的始祖
《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出版发行,后译为《江村经济》)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写的“序”(1938年写),里面有一段这样的内容:
“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被公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硏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
该序言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问题,用“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这句话开创了人类学学术研究的新篇章;那也是当时史无前例的人类学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弟子关于中国社会的论文,感知到了人类学将会展开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他认为大部分西方学者把对安达曼等原住民的研究称为人类学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这就预示着他在明确指出“他者化”的这一问题上引发了一次方法论上的革命。
以撰写民族志引起社会人类学革命的马林诺夫斯基,这一次又以人类学方法论再一次引发革命。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说过迄今为止,人类学的研究始终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他者化”,但费孝通通过“江村”否定了对人他者化的这一种方法,从而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路径。
大概最先使用“Native anthropology家乡人类学”或“indigenous anthropology土著人类学”的词语并把它作为一个方法论问题的,是埃及出生的美国人类学者侯赛因·法希姆(Hussein Fahim)。但由于早先受到了来自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对他这一词语的批评(纳拉扬Narayan,1993.9.),我认为法希姆没有对认识论进行深究,从而导致在著作上最终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词语。由于在进行调查研究时没有把握好本身所处的位置同研究对象的关系,法希姆直接使用了西方人类学家一直使用过的词语“native(本土的)”,从而犯了把自己他者化的典型错误;这或者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始终处于自身定位的混乱状态——显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费先生在比他早四十年就已经撰写了《江村经济》,如果那时候的法希姆对费先生的这一著作进行过较深的研究,就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native anthropology(家乡人类学)”这一词语而导致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把“native anthropology(家乡人类学)”或者“indigenous anthropology(土著人类学)”直接翻译成“本土人类学”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费先生所指向的是本土人类学,但法希姆和与他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人所研究的“native anthropology家乡人类学”并不能直接译成本土人类学。在人类学历史上使用“native”或者“indigenous”的词语就意味着把研究对象“他者化”,因此本土人类学和“native anthropology”这两个词的混用会造成对人类学认识论上的严重混乱。
费先生在“江村”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关于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er)的民族志著作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到殖民主义的统治,反而在有意缩小殖民主义统治的印迹。从这里我们能看出费先生没有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特洛布里恩德”模式的影响,而是在“江村”中史无前例地描绘了真正的田野风貌。马林诺夫斯基在他隐藏多年的日记中曾写明了自己的个人立场(Malinowski,1967),在日记中所写到的人种主义的认识论与本土人类学所向往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可以看到对特洛布里恩德住民的各种批判性的、反面的陈述,但在费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从“序言”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向往的本土人类学:
“但我还是要把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这是费先生著作当中的一段话,从这里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代表人民意愿的费先生的本土人类学与法希姆的“native anthropology家乡人类学”所指的方向是有多么的不同。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把在田野调查中所经历的爱与恨用描述性的文字来表达,而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中将自身所感受到的刻骨的爱与恨结合在一起撰写了《江村经济》;两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初马林诺夫斯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日记给隐藏起来。因为与马林诺夫斯基相对应的,是毫不犹豫地把爱与恨结合在一起的费先生的立场,这是现阶段在中国的某个田野进行调查、制作一个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对自己进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鞭策。
费先生在进入“江村”之前,先是把广西瑶族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田野调查。他把社会人类学传统之一的“异文化”(other culture)调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1935年10月18日至12月26日完成了对花篮瑶的调査工作;紧接着在1936年夏天进入了汉族社会的“江村”,为撰写《江村经济》而进行田野调查。所以有必要强调的是,费先生本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异文化的研究开始着手的。只有对他从“异文化”到“本土化”的实地研究的过程和轨迹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感受到费先生本土人类学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三、社区研究的先驱
1935年9月初,两个日本民族学会会员宇野圆空和古野清人来日本东京的帝国宾馆找了布朗和他的弟子。1936年前半期(这时间很重要,但到现在还没有确认准确的时间)布朗又一次来到了东京,那时他的弟子没有来。当时,这三个人(布朗,石田幹之助,古野清人)在石田幹之助主管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会了面。在那里他们谈论到了要创建以链接芝加哥-夏威夷-东京来研究东洋的共同研究地点(古野清人,1980.5:50~51)。上面提及过的布朗的弟子不是别人正是约翰·恩布里(John F.Embree,1908~1950),而在那次会面中布朗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一位在中国扬子江下流大湖近处的部落里正在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另一位弟子,毫无疑问这就是费孝通。但这只是题外话,我们现要关注的是此次会面的主题——创建一个共同的研究地点,而不是要关注为什么布朗把费孝通说成是自己的弟子。
当时,布朗担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应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的邀请来北京,在路上经过东京跟日本人类学家有了第一次的会面,结束日程后回国的路上又在东京有了第二次会面。为了对须惠村(Suye Mura)的田野调查研究,恩布里(John F.Embree,1908~1950)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11月和家人一起住进了日本的一个村落,在此过程当中布朗担任了他的指导教授。对“须惠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恩布里和把“江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的费孝通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出现在东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中。而在1939年,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同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在当时以社区研究为研究取向的学科背景下,恩布里的“须惠村”和费先生的“江村”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应会是在同样的脉络之中。在此可以想象,布朗在东京跟日本人类学者的第二次会面中所论及的共同研究的主题,应该就指的是对社区的研究。
“1936年初,费先生在广州疗伤期间,写下《花篮瑶社会组织》(与王同惠合著),六月回江苏吴江休养,九月乘坐轮船,从上海去伦敦留学。可能是船上的日子漫长,费先生在途中完成了《江村经济》的初稿”(王铭铭,2006:13)。
根据这个陈述,我们可以猜想费先生在“江村”田野调查研究的时间是三到四个月,大概就是一百天左右。他是以对瑶族的七十天左右的“异文化”的田野调查和在“江村”大概一百天左右的“本土化”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来撰写了“江村”民族志。如果单单从时间长短的角度来比较费先生的“江村”跟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特洛布里恩德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至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做田野调查)的话,显而易见,两者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致词”中费先生写道:“运用对中国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就是我的目的所在。”在这一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费先生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用有“问题指向”的方式来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费孝通,1997)。费先生早在田野调查研究两年之前,就已经发表过关于“乡村事业”的文章,1933年费先生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而即使是把眼界缩小到缫丝业,我们也能发现1934年费先生已在《大公报》发表过《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并且被公认为继承了社会科学家们实事求是的社区研究的方法。
费先生在《江村经济》著者前言(1985.4.15)里写到,自己是接受史禄国的建议在广西瑶山收集了资料,发生事故后,换地方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实地调査研究。费先生在从上海开往威尼斯的叫“白公爵”的船上进行了将近两个多星期的资料整理,在那时费先生就把论文命名为“江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费先生第一次见到了雷蒙·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在那里费先生按照弗思的建议把论文题目改写为“花篮瑶社会组织”,再次与马林诺夫斯基先生见面后,则是确定了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这就是1938年春所提交的论文。可见,见到弗思博士后所定下的题目正是反映了当时LSE社会人类学的普遍意识与当时人类学的研究氛围。但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提议使得费先生博士论文的题目最终确定称为“江村”。之所以费先生会把论文题目改写为“江村”,我认为是因为受到了当时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而展开的美国人类学的新的研究取向——对社区的研究的影响。
访问过燕京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历史学科教授;1935年秋天,他的弟子约翰·恩布里(John F.Embree)在日本研究农村社会。同一个时间段里,费先生撰写了“江村”这一博士论文,这可能是偶然性的一致——恩布里和费孝通在同一时期进行了当时人类学新的研究取向下的社区研究。但是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在同一年出版,这一事实可能就不只是偶然性的一致了,即我认为,如果不在恩布里和费孝通的立场来看问题,而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和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的立场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当时社会科学人类学的两位巨匠是通过各自弟子的研究著作来指向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人类学的新的研究方向。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给费孝通的“江村”写了序文,而布朗给恩布里的“须惠村”写了序文。从此社会人类学不再只是研究“原始社会”或“未开化世界”,而转变方向开始研究以“传统社会”为背景的社区,费先生的“江村”这一伟大著作成为了社区研究先驱,这是不可否认并得到公认的事实。
“须惠村”和“江村”两者虽然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背景下、同一轨迹上的研究成果,但它们仍然存在着差异,最显然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美国学者对日本农村的研究结果,而后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结果。“须惠村”作者恩布里因为根本不懂日语,是通过翻译者收集资料的,所以对翻译者的过分依赖在他的著作中很明显的反映出来(Smith史密斯& Wiswell威斯沃尔,1982:x),但是因为恩布里夫人的日语很好,所以在资料收集的过程当中夫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江村”的作者费孝通是在言语上没有任何障碍的本土人,所以在前者中所出现的那种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资料收集中会显得更为直接,不用再通过第三方,大大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又一个不同点是:是否在著作中提及到“本土人类学”的观点。“须惠村”的民族志所缺的“本土人类学”的观点,却在“江村”的民族志上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
四、文字社会和非文字社会
我们在看所谓人类学的学术通史的时候,以东亚为背景是具有特别意义的。首先从西欧开始发展的人类学一直以来都只是局限于研究“原始社会”和“未开化社会”,即研究的对象都只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无文字社会”,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社会人类学学界里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发的“民族志”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是对传统人类学的一次“革新”,是“革命”的创举。
在了解传统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无文字社会”的这一基础上,回头再想想我们的东亚地区,就不难发现东亚所具有的特点,就是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着文字社会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否认中国在东亚文字社会中居于中心地位。东亚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可以断言的是在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行研究时始终离不开叫做“文字”的这一文化现状。
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当以无文字社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结论的传统的人类学,面对着在本质上就跟传统人类学有区别的文字社会研究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内在问题应该是什么?在无文字社会中最基本的通信手段是语言,与此相反,文字社会中最基本的通信手段是文字,所以分清“文字体系”跟“语言体系”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文字体系是以记录的方式而存在,而语言体系则是以记忆的方式存在的。记录和记忆在积累的方式和结果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以历史记录的形式呈现,而后者是以神话或传说的形式来传承,这就更能直观地说明为什么在无文字的社会中神话总是处于中心地位,而在文字社会中历史才是社会的中心。
当已经习惯于以口述神话为研究背景的人类学家们面对文字社会的时候,他们不能对历史置之不理。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只能谈及特洛布里恩德的神话,但却没有办法去了解和陈述历史,就是因为没有文字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记录。如果以这样的文字和无文字社会相区别的内在问题作为前提的话,在研究中国的文字社会时,费先生使用马林诺夫斯基对无文字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会,费先生是怎样处理的?我们知道,选择“江村”作为中国社会模型来撰写《江村经济》,费先生在此过程中一直以功能主义为他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背景在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人类学界有竞争关系的两位巨头马林诺夫斯基先生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博士都在倡导功能主义。功能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前提是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所以在看待社会和文化的观点上就自然地排除了历史性。但是费先生在撰写《江村经济》时所选择的“江村”模型立足于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功能主义观点,这是费孝通在研究人类学时的础石和根本,这模型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起着无法动摇的支柱作用。
对费先生来说解决现实参与的这一问题比理论上的讨论更加迫在眉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最重要是要把我国的实际和马列主义相结合,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列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费孝通,1996.9:9)。为了要尽快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费孝通应该是没有时间去倾听和践行恩师的忠告。从中国这六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看,可以断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是首要的课题。换句话说,费先生就是因为固守了马林诺夫斯基先生的传统立场,所以才能从根源于时间概念的历时性问题中解放出来,作为指导教授的马林诺夫斯基为他的弟子起了一种盾牌作用。我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时必然要面对的历时性问题是有所认识的,而且在《江村经济》的“序文”中论及过他的这种意志和想法。
例如:“这种人类学的硏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的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序’,1938.10.15)。”这是他在“序言”中的一段话,可以感觉到他已经真正地认知到了在中国要用不一样的视角和不一样的方法来研究实际的问题,这也是让他有点苦恼的问题。
事实上,在所有的著作中马林诺夫斯基从来没有如此地强调和较深地探讨过有关历史和历时性的问题。对运用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来描绘与陈述特洛布里恩德的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烦恼只有在“文字社会”才会出现的历史和历时性的问题,或者是他从内心根本就不想触及到历史的问题,因为如果要谈论历史问题,就要直接面对特洛布里恩德殖民地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谈及有关历史性的问题会使他在民族志写作以及袒护自己的立场上陷入困境。但是,当这位人类学巨匠拿到了努力模仿自己特洛布里恩德模型的弟子作品“江村”时,一方面因为想象不到有文字的中国社会模型而感到困惑,另一方面又因为发现了能照亮自己作品的镜子而感到庆幸。即以文字社会模型为调查对象的费先生“江村”民族志会照亮以非文字社会模型为调查对象的特洛布里恩德,之后我们就能在马林诺夫斯基所撰写的《江村经济》的“序”当中看到他在对比“江村”和“特洛布里恩德”后总结出来的对历史和文字问题的一些观点。
费先生曾说过,到1986年对“江村”的研究就会满半世纪。费先生留下的文字中写道:“江村”是对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记录,但是把“江村”中存在的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只是看成了自己作品配景,而忽视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江村”本身所孕育着的一些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马林诺夫斯在“江村”序文中指出了这一点。重访江村(1957年),三访江村(1981年),九访江村(1986年)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农村变化的历史记录,如果认为对实地研究的一个个记录可能会形成一个社会史,那么,就不能忽视在他调查前所形成的“江村”或关于那些和他在类似村落生活过来的人们的文献记录。
近七十年时间献身于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费先生在一生中完成了五百万字的著作,但是他几乎没有受老师马林诺夫斯关于“文字记录”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的忠告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学界的氛围里,马林诺夫斯基在“序”中所探讨的较短内容的文字记载和历史问题的提及为呵护弟子的著作而提供了盾牌。此时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课题就是怎样才能把马林诺夫斯提到的不到一百字的简单内容更好地体现在长达五百万字的费先生的著作中,这一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五、展望费孝通学研究的良好前景
之所以把费孝通的业绩称为是东亚人类学的结晶体是因为以他的著作为先驱,东亚为世界人类学做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我认为从对他著作的诸多评论中不难发现东亚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我们应当在世界人类学的宏观构图中,继续与其他著作进行批判性的比较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发掘新的实际问题。
留给新一代人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在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的中国,照亮费先生的业绩来实现实际问题,这是因为只是追究和盲目跟从现有理论的学术界是不可能有未来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他在那个时候作为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整个社会都受影响的一些政治氛围在他的著作中是如何体现的。世界在变化中,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化。把历时的中国社会面貌发展比喻成一把尺子,如果哪天我们可以找出费孝通业绩所具有的中国社会的某个历时位置,这就意味着费孝通的良好业绩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我在序言中已经对那些只顾着赞扬的、称颂的、一边倒的评价进行过批评,但同时也要停止可能会把费孝通学引入错误方向的意图。
例如,有一文章把费孝通的开弦弓村、马林诺夫斯基的特洛布里恩德群岛人、拉德克利夫-布郞的安达曼群岛人、雷德菲尔德的尤卡坦村、史禄国的西伯利亚通古斯族这五位并列起来,试图把费孝通放在世界学者列队,但是要知道这样的排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把前三位分类为功能主义学派,那后两位应属于哪一类?如果把前四位分类为是与社区研究有关系的研究者,那剩下的史禄国的又是哪一类?如果看重费孝通的感情因素,那拉德克利夫-布朗又应分为哪一类?如果以实地研究作为视角,众所周知前四位都在一个比较具体的狭小范围中进行过田野调查研究的,但史禄国又不是那样。可以看出这种无色彩、无脉络的比较研究显然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这种比较也只不过是那些没有做过任何田野调查的历史学家们在欠缺对“民族志”了解的基础上说出来的单纯的盲目比较而已。除在本论中所提到的部分研究足迹以外,还留着诸多有助于了解费先生的研究足迹。在了解的过程中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学者的学问和与此相关联的一些外部因素会有什么关系?
例如,“费先生在1943年6月到1944年7月应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邀请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就在那时,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版的‘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后来本来要访问中国的雷德菲尔德因为突然的牙痛所以就取消了行程(Arkush,1981:80)”。因而连顾定国也直接反复引用这样的陈述(Guldin,1994:88),所以费先生的行踪也只能以学问的形式照明了。这让我深思阿古什和顾定国陈述的背面都会有怎样的事实真相和本质。如果只从学问的角度分析费先生访美活动,我们就会容易忽视在当时战时外交下的美国对“中国国务院”政策的一种操纵。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深思,对于当时战时外交框架下学问式活动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致谢】本论文是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学术研讨会(昆明呈贡魁阁研究室,2010.10.27)口头发表而准备。感谢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何明教授和朱敏老师在整个收集资料和研究的过程中给予我的极大支持和鼓励。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王越平博士、王斯硕士、卢美罗硕士和首尔大学人类学科池敏珠学士的大力帮助。韩文的论文稿由贵州大学崔海洋教授负责翻译成中文稿。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韩国]全京秀,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博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崔海洋,朝鲜族,教授,博士,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韩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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