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陈刚：《人类学应成为中国显学：应用人类学的视角》

2016-05-26 陈刚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陈刚，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的应用或实践呈现三个特征：重心向当代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移；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方法；更侧重政策制定和政治影响的研究。由此，应用人类学得以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一综合学科。它汇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学界一般认为，应用人类学的起源与人类学的起源同步，有些学者把应用人类学的源头追溯到西方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亦即西方人类学的产生时期），指出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在地中海一带为其政府收集邻国民族的资料，供其制定外交政策使用。应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中晚期, 主要是为了满足殖民主义扩张的需求，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的名称最早于189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布林顿（Daniel G. Brinton）在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的演讲中提出，而应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则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早在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就同政府高层官员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参战怎样才能维持国民士气等问题。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聘请收集敌国和盟国的资料，为其海外作战的士兵提供人类学基本知识的培训。据统计，二战中超过95%的美国人类学家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受聘负责领导国家研究会下属的饮食习惯委员会，为政府制定紧急状况下食品和食品定量配给计划，评估美国公众对援助盟国的态度，研究敌国的国情等等。玛格丽特·米德还研究驻扎在英国的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给英国带来的社会影响，重点研究美国士兵和英国平民及军人的价值观的冲突，为改善与盟国的关系献计献策。其间，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战争再安置部的委托，调查西海岸日本人强制收容所引发的问题。随着战争形势的进展，美国政府到大学设立研究机构，雇用人类学家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人应如何对待盟军占领区的德国人、日本人。二战后，在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人类学家受聘研究再安置、经济恶化、住房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开始实施“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吸纳应用人类学家，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国际发展、国际援助和评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多国公司和全球经济的兴起，应用人类学家有了更多发展空间。人类学家的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去满足雇主的特殊要求，如帮雇主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等情况。在这一时期，很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和农业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社会需求的评估和项目的社会影响调查等。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由此扩大到农业、文化资源管理、发展政策和实践、灾害研究、经济发展、教育和学校、环境、卫生和药品、工业和商业、土地使用和土地认领、媒体和广播、军事、政策制定、水资源开发和社区发展等方面。

田野中的陈刚教授（左）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了与全球化相悖的发展趋势，如地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这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他们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从国内到国外，从城里到农村，从政府机构到私营企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都能见到应用人类学家的身影。此时，全球范围内，人类学的应用或实践呈现三个特征：重心向当代问题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移；参与式和合作式的方法；更侧重政策制定和政治影响的研究。由此，应用人类学得以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一门综合学科。它汇集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中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同时，应用人类学仍然保持了传统人类学最核心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强调地方知识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所研究问题的内部结构，关心环境和文化以及国计民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关注小型社区，坚持详细了解现存的资料、关注文化的不同处，欣赏不同看法，承认制度的复杂性等。应用人类学地位得到承认，许多新版人类学教科书把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据统计，美国现有40所大学开设应用人类学专业（从学士到博士），十余个应用人类学组织，如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全国实践人类学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实践、应用和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racticing，Applied，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等，每年举办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应用人类学面临的问题。

纵观西方应用人类学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为殖民统治效力、为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服务到关注国计民生的过程。概言之，西方应用人类学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有四点。其一，它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其二，应用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中立的旁观者，到价值介入的行动者，到平等伙伴关系的文化中介人；其三，努力寻求在理论上的突破，强调理论、实践和应用的结合，为基础人类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其四是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覆盖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研究地域多种多样，从农村到城市，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应用人类学在西方校园内和社会上的作用日益增大，其学术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从19 世纪到20 世纪, 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经历了一系列半殖民的历史, 这种历史境遇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学在中国有自己特殊的使命, 就是和其他西方“科学”一起为中国的强盛和社会发展服务, 这使得中国的人类学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应用的目标（周大鸣）。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政问题研究，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和帮助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等都具有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性质。1939年出版的费孝通《江村经济》（英文版），不仅是研究一个农村社区的生活，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去明白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生活问题，他主张以农民合作组织来发展乡村经济，提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改善农民生活的根本措施。可以说这个研究启发了他在改革开放之后致力于推动小城镇的发展。1980年，费先生在美国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大会上提到“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类学家在研究和参与地方的发展（如旅游与地方发展）、公共卫生（如艾滋病和毒品问题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如生态博物馆建设）、贫穷地区的教育问题、灾难研究（如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问题）等领域，通过实地调查，为人民服务，人类学者参与政府的项目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以及协助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社会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都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另外，全球化产生新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给我国边疆安全带来巨大压力，边疆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边境安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都急需大量应用人类学者去做深入的研究，帮助政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寻找实现新的发展理念的具体措施。

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其发展与人类学的研究息息相关。我国人类学学科地位不明确，迄今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这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应用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高校至今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没有应用人类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整的应用人类学教学计划、职业道德标准，严重与国际人类学最新发展脱轨，落后于欧美及日本。我们应迎头赶上，首先尽快确立人类学学科地位，建立完整的应用人类学体系（包括应用人类学专业和学位点、学生培养计划、全国性和区域性学术组织等），使中国的人类学走向世界。

【来源】文汇学人 http://www.whb.cn/xueren/577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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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春宇：《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张小军：《强国之学：人类学的学科使命》

[3]张先清：《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石的人类学》

[4]高丙中：《建设联接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学》

[5]范可：《与时俱进的美国人类学及其社会影响》

[6]张应强：《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的路向》

[7]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8]石奕龙：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应为一级学科

[9]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