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与吾师】纪念梁钊韬先生诞辰100周年专题(一)丨周大鸣：怀念梁钊韬先生
梁钊韬先生(1916.6.26—1987.12.2)，广东顺德人，著名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1981-1987）、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钊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先生系广东顺德人，1916年6月26日生，1987年逝世。今年适逢先生诞辰100岁，特写此文以念。
梁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回想先生之德、先生之学、先生之风，每每令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三十多年前先生耳提面命，经常跟我们讲起复办人类学系的历程和艰辛。其筚路蓝缕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不断激励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国人类学界勇往直前。文革以后，梁先生抱着“中国应建立自己的人类学”的雄心，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白手起家，从头开始。他亲自向学校和教育部写报告，充分论证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人类学：（1）文化革命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科学正在复兴，人类学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一部分；（2）中山大学以前有过一个人类学系，所以大学仅仅是恢复这一学科的应有地位；（3）中山大学已经有考古学和民族学所需要的师贤力量。总之历史条件已成熟，无论是人还是政治条件都有利。他的真知灼见赢得了学校领导的认可，中山大学同意建立人类学这一“新学科”，而当时中大只有考古学专业，设立民族学专业需要教育部同意。由于北京的学者及官员对整个计划赞成和反对都有，梁先生便亲自上北京为民族学和人类学论争。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关键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林耀华、王冶秋等进行了接触，也与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进行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终于，梁先生见到了教育部的主管领导，一天傍晚在这位官员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次谈话。梁先生谈到了他的计划，他过去的工作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在别的国家都有这一学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有这么辉煌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类学？我们中国人必须自己研究十亿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呢？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要让人类学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这样，北京批准了人类学作为中山大学的一个系，包含民族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1980年农历除夕夜，梁先生收到了通知，这些年来为建立人类学系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在那一年年底，梁先生被国家学位委员会遴选为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成为中山大学第一个博士点，包括了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等课程。
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为办好人类学系四处奔波，亲力亲为。他亲自调配系领导班子，物色教师；他亲自设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安排课程，组织教材；1984年，梁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我国首次人类学国际性学术讨论会；1987年，在梁先生努力下，教育部批准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今天，先生所创的基业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评估稳居全国第一。目前拥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民族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发展都离不开梁先生为中国人类学保留的根基。
梁先生在1981年复办人类学系后，一直主张包含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人类学体系，这种体系既适合我国人类学客观条件，又符合当代跨学科研究的要求，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他主编的《文化人类学》这部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先生自己平生的治学，也正是一直实践着融合四个学科以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发展内涵的主旨。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正是抗战烽火纷飞的年代，中山大学也几迁校址，国难当头，梁先生没有忘记中山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遗训，一边求学治学，结合人类学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史籍资料，撰写了长达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边投身救国和边政事业，饱含激情，写下了《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1938年）、《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先生后来的治学涉猎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这早在求学阶段就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之风，永难忘怀。除了自身治学严谨外，先生对学生学术上的严格要求和生活上的关爱令弟子们受益终身。梁先生亲自培养了16名硕士和4名博士生，大部分弟子和学生现在已经成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鸿保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教授等。格勒博士经常深情地忆起梁先生的教诲，仅1985年10月到1986年4月，他在成都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先后收到梁先生十多封信，大部分是用毛笔写的，合计四十多页一万多字。格勒博士曾经噙着泪水读梁先生信中的肺腑之言：“我身体不好，容易疲倦，这是衰老的必然现象。但愿你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安慰！你说我对你像父亲一样关心你，师生关系应该永远如此。望你到西藏后给我写信（格勒带课题组去西藏调查），或到什么地方随便写几个字给我也好”。先生对学生的不倦爱心无悔投入，使学生们如沐春风，茁壮成长。
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梁先生不仅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同时坚持人类学要为社会服务，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从边政研究到边政治理，从考古学研究与中国文明的探讨，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探索，先生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倡导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格。改革开放以后，出于爱国爱校热忱，梁先生牵线搭桥，努力争取香港工商界巨子赞助学校的建设，“梁銶锯堂”、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何氏教育基金会等，都凝聚了先生的积极奔走。这些与先生的学问文章一起，作为精神财富融入到人类学发展的滚滚潮流之中，付诸传人。
【来源】中山大学报，2016年6月2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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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学】陈启新：《振兴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梁钊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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