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0·人类学】紫金人类学书系丨李晓斐：《民间权威与地方政治——一个中原乡村的传统蜕变》出版

2016-08-12 范可人类学乾坤

【紫金人类学书系】李晓斐：《民间权威与地方政治：一个中原乡村的传统蜕变》,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作者】李晓斐，河南南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200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2006年），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2012年）。2010年9月－2011年9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与中国研究中心从事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学习与研究。现任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人类学、当代中国乡村的文化与政治变迁等。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江苏省社科基金（“乡村政治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研究”）、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科研基金等课题多项。

【内容简介】本书是关于一个中原乡村近百年来文化与政治变迁的民族志。近百年间，路村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庙会与村庙的实践，虽然历经时代变迁也几乎未曾中断。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实践及其背后所透视出的乡村地方政治？本书尝试从乡村内部文化的角度理解当下村落的权力与政治。在“文化图式”理论视角的观照下，本书概括出广泛存在于路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观念——“讲理”与“光棍”，这一核心观念不仅构成了路村近百年持续不断举办庙会及重建村庙等实践背后的文化驱动力，而且核心观念本身在长期历史实践中被不断再生产与变迁，这种变迁了的核心观念恰恰是解释当下路村地方政治景观的“文化符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文化、权力、历史等概念的理解悄然变化。文化不再是单纯与静态的元素，而被日益放入权力与历史的视野之下；权力的生产性与文化建构的特征被强调，“政治”更多地弥散在各种各样的“非政治性”场景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历史也不仅仅是客观性的现实，更加是文化生产的产物。本书所涉及的传统与文化、权力与权威、生产与变迁等议题，正是试图将文化、权力与历史三者统合于乡村研究之中，并由此勾勒一幅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

序

权威（authority），无论是国家权威还是民间权威都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话题。社会理论大师中对权威问题的经典首推韦伯（Max Weber )。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 传统型（traditional）、法理型（legal-rational）、魅力型（charismatic)。今日，在不少社会里可能会同时存在这三种类型的权威，但从时间的维度看问题，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可能只存在某种权威类型。例如，在狩猎采集社会里，法理型权威大概不太可能存在。与三种类型的陈述紧密相连的自然是韦伯关于权威的定义。权威在韦伯看来，就是正当地令人服从的能力。不同权威类型在一个社会中的权重，可以是一个社会有多少“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因此，人们往往会以政治形态的改变来考量一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因为法理型必然是理性在社会上居于主导之后的选择。

国家政权形态可以如此考虑，但落实到地方上，到民间社会里，关于何为权威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无论如何定义似乎都无法逸出韦伯的三种类型。在一些社会契约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里——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他Gustavole Bon )著名的《乌合之众》中所倾羡的英美社会，社会和政治空间里出现非法理类型的政治权威的概率要低些。但是，一个政治家为何能在法理型政治权威场域内上位，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政治家或者政客的身上确乎有某种个人魅力。这在世界历史上绝不鲜见。而且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魅力有时异常重要。完全缺乏魅力者在民主社会的政治角逐中，绝不可能上位。因此，韦伯的政治权威三类型时至今日依然是分析权威的利器。其实，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权威很难全然以法理型一语蔽之。在形式上所有的政治权威都是法理型，但在许多社会里却无法完全与传统切割和无视个人魅力。从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现代性可以是“在野”或者“弥散”状，传统又何尝不是？——尽管它是现代性的造物。同时，政治场域的驳杂性，也会体现到权威的身上来。

在此，政治场域的驳杂性是从亚理斯多德有关“人是政治的动物”一语而推之。既然人是政治的动物，那“政治”在人群聚居之处也就无所不在。因而，民间政治也就应当是人类学者所观察的对象。民间政治是指完全与法理性政治没有关系的政治。它也不同于黑社会类型的社会控制。但无庸讳言，这类民间政治权威的出现必然与一个地方的国家政治的腐败、坍塌、无序有关。而在民间政治中能呼风唤雨者，其由来既非传统，更非法理，但却都略带些魅力。然而，细究之下，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种魅力，似乎又与韦伯所言以及我们根据韦伯定义之理解有所不同。换言之，在李晓斐这本书里的“光棍”似乎可以成为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权威类型。他们之所以在地方上是个“人物”实在是有赖于当地乡村社会的凋敝，以及国家的触角从政治的地方场域中收缩。但是，他们能够成为民间权威，按照李晓斐的解释，是因为符合当地的“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也就是说，这些光棍们权威的建立靠的是“讲理”。但是，有意思的是，“光棍”这一极具负面的词居然用来指这些民间权威。如果不是这部分人有着特殊的面相的话，我们似乎不能不考虑到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在我们社会的日益粗鄙化。难道他们的权威仅建立在善于“讲理”的基础上吗？如果是，那又是如何讲理的呢？读者应该能从李晓斐博士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李晓斐博士本科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国内人类学领域内的导师们大概都有着大体相同的选择学生取向。如果不能招收到本科人类学毕业的学生，历史系毕业者就会成为首选。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一部民族志或者人类学方面的专著，没有历史感的话几乎就会断定该作品将缺乏生命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目前中国人类学界的博士生导师原多为历史或者考古出身。对学史者有所偏好自不待言。而且知道些历史，对历史的某个方面知之较深，也让人觉得腹中有料。因此，当晓斐考入我门下时，我是十分高兴的。我相信，经过历史学的研究生训练，写起东西来至少不至于空口无凭。而历史学训练中较为大量的写作，也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但是，晓斐的第一次作业却十分不尽人意。我问他，你文章怎么写得像党政机关秘书写的文件？在我看来，那是很糟糕的文风，空话连篇，毫无内容。原来，在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他曾到文化管理部门工作了两年，每日的工作就是草拟文件。我顿时觉得官僚体制真是害人。我于是让他多读优秀的学术作品，要求他必须改掉这种刀笔小吏既拘谨又时有夸张的文风。

晓斐当然是那种一点就明的学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好地规划了自己学习。在学期间，他数次去境外出席学术会议，并拿到政府奖学金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留学。在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门下求学一年。后来，阎教授告诉我，李晓斐是他第一次（到那时为止）碰到的，每天到办公室来工作的中国学人，而许多人来访学不过是形式，常常是“混一阵子”到处游山玩水。李晓斐给阎教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了解到，作为一位访问学生，晓斐没有荒废日子。他过的留学生生活与我们这批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留学生一样，经常是一次性地做好好几天的饭菜，每天上课、阅读、写作业。我觉得他比我当年更尽职，几乎是心无旁骛。而我当年是疯狂的运动迷，每天都花时间关注追踪职业球类联盟和其他运动项目的消息与八卦。但是，说句不客气的话，本人在这方面的信息积累却也足以支持就北美职业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做一个不小的课题。

我们知道，作为访问学生，并不定需要在课堂上跟着参与讨论和做作业。但晓斐在留学期间选了著名人类学家奥特纳（Sherry Ortner ) 等人所开的理论课程，克服困难，参与讨论，完成作业，得到了任课教授的赞许。留美一年，晓斐的进步是明显的，大有令人刮目相看之感。而这一年的积累基本为他的博士论文定下了调子。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力的书，也是一位青年学子进入学术堂奥之后所奉献的成果。没有一本著作是完美的，任何著作要想没有瑕疵是不可能的。眼前的这本书尚有值得进一步雕琢之处，它自然不够完美。但是，它是一位青年学人用自己的心力所工作的结晶；它证明了一位新一代学子的学术潜质与未来。

是为序。

范可

写于澳门科技大学 2016年4月10日

Max Weber, (1958). "The three types of legitimate rule".Berkeley Publications i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4 (1): 1-11. Translated byHans Gerth.

古斯塔夫·勒庞（2016）《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陈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Arjun Appadurai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延伸阅读

点击文章题目即可浏览全文

[0]【学术资讯】紫金人类学书系·出版

[1]【20160809·人类学】紫金人类学书系丨胡艳华：《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出版

[2]【20160808·人类学】紫金人类学书系丨王华：《门槛之外——城市劳务市场中的底边人群》出版

[3]【20160807·人类学】紫金人类学书系丨司开玲：《知识与权力——农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研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