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2·博物馆人类学】桂榕：《博物馆人类学刍议》

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作者简介】桂榕，云南罗平人，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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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物馆与人类学有渊源关系。博物馆人类学所指涉的基本概念包括“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和“有关博物馆的人类学”两方面。前者指博物馆物品征集（人类学田野工作）、博物馆典藏研究（民族志物品的意义诠释）、博物馆展示与教育（文化的建构与诠释）；后者主要关注内容包括社区博物馆的在地化思考、信息时代的博物馆知识建构与文化多样性、博物馆知识生产与非遗保护呈现的文化政治。

【关键词】博物馆人类学；全球化背景；知识建构；文化政治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博物馆旧有典范遭受质疑与批判，各国都在探寻建构适合当代的本土博物馆学。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进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探索性实践，政府、学者、民间机构、文化持有者等各方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事业中，创造出一种民族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的中国模式。在这种博物馆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践模式中，以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文化传习馆等命名的各种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原生境的新型博物馆，与传统的城市博物馆一同，在“美美与共”的中国政治文化氛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话语中，使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虽然博物馆人类学的相关概念、理念在中国还未得到系统的建构与梳理，但博物馆人类学已经游走于中国人类学界和博物馆学界的广阔“田野”之中。本文从博物馆与人类学的渊源关系，及博物馆人类学所指涉的基本概念——“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和“有关博物馆的人类学”两方面，对博物馆人类学的基本要义做一探讨，希望抛砖引玉，能有更多学人关注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及其应用实践。

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可以定义为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或者是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这两个概念有重合的地方，前者包括了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以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为主；后者是博物馆学（Museology）或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的新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人类学家强调如何使用博物馆中的物品来展示文化和对物质文化的内容进行反思。《博物馆人类学通讯》是美国博物馆协会（AAM）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办的，它提供了学术对话的场所，并首倡了今天所谓的“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通讯》、《博物馆人类学》杂志以及《美洲人类学家》的展览评论，对理解人类学在博物馆里的实践和关于博物馆让人类学出现至关重要。^[1]博物馆人类学是在美国和欧洲发展起来的。博物馆人类学就是立足于“后殖民”、“后现代”的全球视野，对博物馆体系进行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首先从对作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博物馆的整体批评开始。目前，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已经被新兴民族国家所接受。博物馆研究出于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新需要，与族群认同、国家意识等大众话语紧密联系。不少族群正在借助自己创造和管理的博物馆表达自己的声音。^[2]

一、博物馆与人类学

（一）博物馆与人类学的渊源

博物馆与人类学有着深厚的渊源，最初博物馆的建立是为了展示人类学家从殖民地国家采集的标本。早期的不少人类学家同时还是博物学家,如法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德国传播学派的代表之一弗罗贝纽斯等。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1840—1890年常被称为“博物馆时期”，1890—1920年通称为“博物馆——大学时期”。后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多效力于某个博物馆，对物质文化的关注是其田野工作的重要内容。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R.Kroeber) 曾形容：“人类学家就是一个有博物馆的社会科学家”。直到今天，世界许多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科研机构都附设有博物馆。大多数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都是展览和研究并重。

博物馆与人类学都关注物的研究。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物质技术文明是文化进化的重要考量指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其与所存在的文化生境及更大时空范围的文化事项的勾连体现出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观。对于博物馆而言，一个博物馆的物品（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要件，博物馆的特色和学科水准的体现基于藏品的展陈等系列活动。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的标本室的标本汇集与陈列，不止是客观地展示出各民族的文化内容，更是在主观上表达出人类学家对文化现象的基本看法及其研究旨趣。如有人类学家将物质文化（或称技术文化）、社会文化（或称伦理文化）与精神文化（或称表达文化）归类为可观察的文化。在民族学标本室中，有极大部分的标本就属于物质文化这一范畴。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亦有很多部分可以用标本表达。^[3]

（二）人类学博物馆的特殊意义

人类学博物馆是具有人类学学科特点的专业博物馆，其本身就是由人类学家制造的文化空间，其收藏、展示与研究聚焦于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物质文化遗留物和无形文化遗产，并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开展博物馆的各项业务。人类学博物馆赖以存在的基础——展品和藏品的知识建构与信息传播，依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和诠释，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需要人类学学科理念与研究成果的支撑；而人类学研究的实践与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也有赖于人类学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与社会教育。

纵观世界，人类学博物馆类型多样。其中以民族学博物馆数量多、规模大。以未开化原始民族为对象的博物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藏品多来源于早年的殖民掠夺。利用本国丰富的族群文化资源建立起来的人类学博物馆，如墨西哥新兴的人类学博物馆、中国各省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的民族博物馆、人类学与民族学学术机构附设的博物馆等。考古人类学博物馆是早期人类学博物馆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以史前考古发掘为藏品的主要来源，与体质人类学关系甚密，如哈佛大学的民族学与考古学博物馆。民俗学博物馆所侧重的是地区性民族的生活文化特征，如民族风情习俗等，如法国民间传统和艺术博物馆。古文化遗址博物馆以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遗址作为展示的主体。如今许多新形式的人类学博物馆不断出现，人类学博物馆的概念逐渐趋于泛化、边界亦日益模糊。目前学界普遍把研究范围、展示内容与人类学相关的博物馆都统称为人类学博物馆。现在的人类学博物馆既有传统的都市博物馆、遗址博物馆，还有文化持有者直接参与管理和经营的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多种形式。新形式的人类学博物馆不仅具备传统博物馆的功能，还融入了后现代的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一直被主流社会所忽略的弱势族群和社区文化的价值及永续发展的理念。

二、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

（一）博物馆物品征集：人类学田野工作

物品（展品与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博物馆以此而有“博物”之实。藏品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重要遗存，博物馆以此而成为全球化时代传承文明和文化对话的重要载体和文化空间。藏品征集是丰富博物馆藏品的重要途径，也是传统博物馆的常规性工作。博物馆征集物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系统性，物品信息收集整理是否真实全面，直接决定了物品到藏品的角色转换及相关展陈和研究的成败。博物馆的藏品征集与研究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因此，人类学田野方法在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跨文化的研究视角”（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整体性视角”（the holistix perspective）、“民族志田野工作”（ethnographic filed work），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三个概念，也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4]人类学的这些研究方法充分显示人类学对待文化的人文社会理念，它应综合运用于博物馆藏品征集的田野工作中。博物馆藏品与展品的征集，服务于博物馆的性质、定位和收藏展示的直接目的。在开展田野工作之前，应就征集主题开展深入的文献整理研究，制定周密的调查征集计划；在调查征集过程中，应注重参与观察和主客位互动，结合口述史访谈，对每一件征集物品的文化意义准确把握，并运用多媒体手段尽可能客观翔实地进行资料记录，真实反映征集物品的文化全貌和原生环境，为今后展览设计及藏品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二）博物馆典藏研究：民族志物品的意义诠释

博物馆要让征集物成为典藏品，成为科学意义上的文化遗存和见证物，就必须按照民族志的原则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博物馆典藏研究实质就是民族志物品的意义诠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是将馆藏物编织入人类文化的“意义之网”中来进行研究。“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视角。民族志方法适用于物质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于无文字民族、族群、民间等原生性文化的研究, 器物成了这些民族、族群、人群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民族志研究除了将人类学的学科精神融入其研究对象“物”以外,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相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各类遗产和遗存。同时还要通过研究发掘出在那些文化遗留物中所积淀的独特的民族品质。民族志对物的叙事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知识谱系的历史性陈诉。^[5]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和民族志物品的意义诠释，应体现人类学对文化普同论（universalism）、全貌论（holism）、整合论（integration）、适应与变迁论（adaptation）、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等重要论题的关注。

（三）博物馆展示与教育：文化的建构与诠释

从某种意义而言，博物馆展览是一项价值建构与艺术诠释活动，受人类学家、观众、国家政治话语、社会主流文化意识、策展方等多方面的影响。现代博物馆产生于19世纪初期。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建构的历史。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工业革命、现代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发展等因素和价值的主导下,使现代博物馆兼有某种“欧洲中心”的话语特征；当博物馆中的文物脱离原来的文化生境,其原真性和原生意义遭到破坏。而博物馆通过展览知识体系的建构获得对博物馆展品社会价值的控制和调节。^[6]以欧洲博物馆的发展历史看，18世纪贵族对文物的收藏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真正的大众化博物馆的出现是20世纪中下叶。西方博物馆通常由人类学家开展研究、进行管理。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人类学者的知识分类来展示和表现物。除了人类学家，博物馆的观众通过参观互动的过程也在建构另一种价值。不同的阶层、年龄、职业的人会对同一个物进行不同的解释，使原来物的价值被扩大化。^[7]为最大可能体现展品的原真性，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中应考虑展品原生文化环境，尽可能通过复原场景、多媒体视频等形式为观众提供了解和解读展品文化全貌的整体性视角。为了更好地诠释展览理念和展品内涵，讨论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西方许多历史博物馆开始将口述历史录音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中。如美国、台湾等地很多博物馆将口述历史访谈以录音和录影的方式整合为展览的重要部分。关于口述历史博物馆化的实践证明，口述文本不仅承载着许多不见于经转的历史记忆，而且还体现与实物互为参证、活态再现历史场景、生动呈现诸多观点、沟通历史与现实、拓展信息和展示主体等多重价值。^[8]此外，传统意义的博物馆通常是国家形象的宣传工具和象征符号。博物馆的展览主题思想往往受国家政治话语、主流文化意识的影响和策展方理念的限制。

三、有关博物馆的人类学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博物馆理念造成巨大冲击。同时，现代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传统博物馆行为模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期,博物馆在经历了蓬勃发展和批评内省之后, 酝酿产生了“新博物馆学”理念。新博物馆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解构旧有博物馆学的典范，尊重差异，以多元诠释的观点去探讨博物馆学背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企图藉由反思性的实践，降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在博物馆运作上所产生的负面效应。^[9]近现代博物馆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呈现了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文物的掠夺和占有的历史事实。^[10]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博物馆建设和管理制度上都走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前面,这很可能会对第三世界的旅游发展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方面起到榜样作用，而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化再生产”的产品。所以，今天博物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消解残存的殖民文化和可能存在的后殖民文化的政治影响，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视野对文物进行最完善的保护与利用。有人呼吁将无法取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归还给原创造者，使其重拾记忆和身份，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如果归还礼器可以帮助原住民传承或复兴其文化和仪式生活必需的价值观与活动，并有益于原住民社群融人到现代生活当中，那么，归还文物的行为当然是保护文化的终极形式。^[11]在后现代人文关怀的浪潮中，全球化时代的博物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注重对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检讨和反思，更关注知识权力与文化政治。以下方面成为20世纪末以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学术关注点。

（一）社区博物馆的在地化思考

社区博物馆的出现，意味着博物馆传统的工作方式正在改变，建构与社会和环境的新型良性互动关系，参与社区原住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社区博物馆的突出特点。当下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兴起，正显示着博物馆在地化思考的发展趋势，博物馆正逐渐从一种精英文化变成一种大众文化。从中央权威“由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变成“由下而上”的地方文化认同。美国、日本、台湾等地流行的社区博物馆将博物馆融入现实生活世界中，强调人与人、人与博物馆、社区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强调藏品对原住民的意义，对社区居民发展的意义。社区博物馆以居民中心为营运目标，对社区文化传承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带给社区新的生命与活力。有学者认为，博物馆甚至被视为社会重建的代理人，也是社会广泛变革的手段。博物馆应当在社会变革的产生过程中扮演角色，使人们能够决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教育他们实现自己的潜能，为推动未来的社会改革而充分地发挥作用。^[12]

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社区博物馆最根本的类型。生态博物馆运动是由一些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激进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推动起来的，他们对传统博物馆无情的批判，对生态观念的热情追求和深入社会基层的实践精神，奠定了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基础。^[13]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中的一个新类型，是一种由地方当局和居民共同筹划、建造和运作的设施。按照生态博物馆一词创造人戴瓦兰的解释，生态博物馆是指社会环境均衡系统，生态博物馆的三个要素是生活的区域性、科学遗产和与项目相联系的居民。^[14]生态博物馆强调对民族器物所生长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完整移植和情景式呈现，这让文化遗产业同旅游观光彼此结合，带来了展陈形式上的创新——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历史遗物的陈列转向生活形态的再现。这类目标和形式上的变化使得生态博物馆成为当代博物馆功能性转向的代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生态博物馆与西方早期生态博物馆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在西方，生态博物馆更多是出于抵制工业文明冲击以保持原有文化完整性的产物。而我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少数民族社区基本不存在现代工业环境污染，普遍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但传统文化因为主流文化、外来文明的冲击变得十分脆弱，亟待传承保护。如何激发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推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探寻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应是中国博物馆界、民族学界当下的本土化探索和在地化思考。

（二） 信息时代的博物馆知识建构与文化多样性

现代社会博物馆的知识建构是由观众和博物馆双方互动来实现的。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博物馆业务进一步拓展到提供有助于社会发展的知识与信息。博物馆工作目标从保证知识的完整传送，拓展到通过知识构建以增强公众的学习能力和丰富人类知识。其工作方式更多利用计算机、网络、通讯工具等数字化设施，在网络上构建博物馆信息资源库。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被建构而成的。博物馆拣选的知识和传达的讯息，反映出所处社会的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防止社会公共话语弱化的作用。信息时代博物馆知识分子从之前的知识权威，转变为与观众平等互动的知识构建者，他们通过预设的展览主体思想和价值判断，让观众的个性知识构建活动符合人类文明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教化。观众通过在博物馆提供的大量信息中进行选择，来获取信息并构建对自我发展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化的模塑。

博物馆在进行知识建构的同时，日益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性，并成为展现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对话的窗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明对话正成为维护和平与世界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博物馆的数量和参与者的数量都在显著上升。特别是20 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的遗产旅游风潮, 使博物馆成为全世界共享的公共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全球媒体、通讯信息技术，世界文化日益汇聚，削弱了地方感，增加了集体感和共享现实感；另一方面，博物馆也成为不同民族、宗教、特殊文化保存和展现自我的文化场所。虽然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潜在地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威胁，在文化霸权的强势浸染下，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同质性在增加；但不断增加的博物馆等文化媒介为多种文化和意义体系提供了表达和展示的空间，世界文化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因此日益彰显。

（三）博物馆知识生产与非遗保护呈现的文化政治

博物馆相关政策与知识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各方行动者利益竞逐的场域，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正反映出我们所处社会的权利关系。博物馆显示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剥夺，呈现出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等。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把博物馆当成殖民者统治的手段之一；福柯也在《知识考古学》中谈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强势文化的霸权等。^[15]在世界国际政治与不同族群、阶级、性别、少数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如何回答“展品”的意义并给予相应的阐释，将成为人类学家的当务之急。^[16]目前，在国际上崛起的户外博物馆、地方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崭新的博物馆类型，以及多元、分散、文化自主、所在地认同观念的主张，都象征着对旧有博物馆学典范的颠覆，是对原来博物馆形式、意义和伦理问题的反思和发展。不管新的博物馆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尊重都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当各类文物进入博物馆成为典藏、研究和展示的对象时, 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博物馆舞台上被根据学科分类、学术研究、展示规则等而被摆放在新的时间序列与空间区位, 从而在新的活动事件、论述与意义网络中获得新的身份、角色和功能。博物馆首要的立场是要呈现文物的整体价值原貌,对展览可同时用文化持有者主位的观点和博物馆人类学客位的角度进行诠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些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并在全球兴起的一项重要文化保护工作，是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一项重要核心工作。随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进，博物馆在传播历史与文明的同时，体现出建构人类公共理性和草根性文化认同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实践、表演、技能”和“口头传说和表述”等文化样态。这些正是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有学者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不仅仅暗示了要在世界范围保存巨大的文化遗产，还暗示了要复兴世界范围的生活文化、传统节日、表演艺术和工艺，帮助人民恢复他们的文化身份，保留他们的悠久的传统，并且鼓舞他们的艺术和智慧的创造性。这是对生活世界的重新拥抱和回归。^[1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博物馆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挑战了博物馆长期以来为国家精英阶层和主流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政治形态。以少数族群为主要代表的人类弱势群体的文化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重视。目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90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亚太地区31项, 非洲地区16项, 拉美地区17项, 欧洲占20项, 阿拉伯地区6 项。^[18]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民族长期被排斥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体系之外, 很多珍贵遗产一直未能作为人类文明产物而得到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机构的认可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中明确提出, 要“……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 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越来越多的边缘文化、弱势文化进入国家或地方博物馆的公共文化体系中，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博物馆原先存在的不平等的文化政治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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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军科.博物馆文化形态的新理念——全球化形势下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哲学思考[J].中国博物馆,2004，（2）.

[18]http:/ /www.china.com.cn /international / zhuanti /fwzwhyc / node_7037886.htm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2 年第1期，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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