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6·人类学】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一）

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一）

【摘要】人类学学科建立已近两百年，传入中国也已一百年余。尽管今天中国人类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也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学科地位一直飘忽不定，一直处在从属于民族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地位。2016年贺州会议可说是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又一次“呐喊”，人们也很期待此次会议能够有所收获。

【关键词】贺州会议；人类学学科地位；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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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各位上午好，谢谢吴校长，谢谢贺州学院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这个会能在贺州召开，离不开贺州学院的支持。这次会议目标很明确，就是不再纠缠过去的历史，而是着眼于未来，即怎样把人类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来。

这次会议，每个人可能只有5分钟的讲话时间，讨论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可能性、将来的趋势，那么这次会议就圆满了。因为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学是一个强国的学科。你看最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的人类学很强，都曾经是世界最强的。现在，美国成为人类学最强的国家。在亚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挑战者是印度，但是印度的人类学发达，发展得比中国要好，所以一个学科也可预见一个国家的可能未来，尤其在一个世界舞台上面。我前一阵子去老挝，从老挝回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老挝有30万名湖南人，差不多所有的超市、加油站全是湖南人经营的。再比如，我们大量的农民工去非洲修铁路、修公路，所以说是百万农民工在非洲。有一百万名农民工当然有很多企业人员，包括国企的、民企的，如温州、浙江一带，都在非洲，但是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现状、风俗习惯不说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所以在当地产生了很多问题。我见过几个国企的老板，他们说花了钱不讨好。就是说我们中国政府花了钱把东西建起来，人家还不领你的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对这些国家了解太少了，对他们的政治制度、现状了解太少，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想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东南亚，我经常讲有些词真的不要再用了。比如说什么“华侨”这类词，在全球化的时代，你用“华侨”这个词，就是说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我们大量的中国移民已经入了当地籍，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人了，你用“华侨”这个词啊，就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误解，这些问题就是没有人类学作为指导，所以我想这个学科还是很有生命力的。谢谢各位！

徐杰舜(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这次会议的宗旨，大鸣的开幕词讲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人类学是先行学科。中国要走向世界的话，人类学若走在后面，存在的问题肯定就多了。如果是人民币在前面开路，那肯定有问题，那就是丢钱，就是浪费！众所周知我们有很多海外的项目损失巨大啊！所以人类学要担当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现在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太低，很难发出声音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担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有担当，为此，在这个会上讨论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大家要畅所欲言。

另外，好多学者发邮件给我，对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些看法，他们都有小文章发来，还有云南大学的白志红教授很情绪化的邮件，他说人类学不是一级学科不行了。所以形势很好，我们要努力!

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这个座谈会，刚才周老师直接讲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人类学的一级学科定位问题。我想说人类学作为跟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并列的五大社会科学，实际上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上的基石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种说法我们大家也许知道，比如说在欧美，大家都会开个玩笑说，一个大学要号称综合性大学的话，就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这三个系：一个就是人类学系，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学系，再一个就是天文学系。所以，在美国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大学，它自己要建设这个人类学系。人类学实际上对一个大学的学科总体发展乃至大学存在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在理解生物、社会、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人性的理解，还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这方面的作用，现在基本上达到举世的共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达到将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这样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最明确的，我也仔细看了这个学科座谈会的纪要，都写得非常好，已经很精练地谈到了人类学学科在世界上的显著地位、在中国的急迫性，还有当前中国走向世界发展人类学学科的必要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做？当然目前人类学学科发展，在国内来说处在一个势在必行的局面，我们知道，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是以学科作为分配资源的参照。所以，如果人类学没有办法成为一级学科的话，相应地要建设人类学的这些院校，它的发展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而且当前国家也已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这个一流学科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级学科。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变成一级学科的话，那么，人类学在国家层面来看，其所获得的学科培育或者扶持实际上是处于不利境地的。所以现在需要走这条路，必须要设一级学科。另外也有一个有利的趋势，现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这种走向是很明显的，这对于当前我们将人类学建设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里涉及与国际教育接轨的问题，比如，直接的学科对接问题，人才引进问题等。在欧美大学，人类学学科是一个从19世纪就存在的学科，是一个当然的“一级”学科，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授予学位，有明确的专业范畴，有广泛的公众认可度。而且，目前国际上的一个通行趋势是，一些原来保留“民族学”名称的大学，都已基本上将原来的“民族学”改成为更为中性的“人类学”了。这是符合人类学的学科范畴的，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已，相当于文化人类学。

因此，随着当前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大，国际交往与日俱增，尊重学科设置的自然规律的必要性也就会加强，这也是有利于恢复原来人类学学科的既有学科地位的内外环境。此外，当前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加以建设的基础也是很好的。关键是要证明人类学这一学科对于当前国家发展是相当需要的。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础，最主要的一点是必须在国内院校当中加快人类学专业以及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壮大人类学教研队伍。最好的方法是加快扩大国内高等院校中人类学系、研究所机构的数量及从业人员的规模。我们国内原来的民族院校，最好在民族学系之外，能增设人类学这样的教研单位；或者一些原来没有人类学传统的高校，也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建设人类学教研机构。在人类学招生问题上，目前也存在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当前国家在大学本科教育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大类招生的方法，而且也将开设本科专业的权限下放到各个高校，这样一来，就是在本科设置方面向人类学科打开了一个门。因为如果你的学校允许自己建设人类学专业的话，按照这个大类招生的方法，比如说头两年是通识教育，第三、第四年选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就会增多。所以就有可能会促进人类学专业在各个院校的设置，从而扩大人类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影响。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变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办法。总之我觉得在目前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在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的前提之下，将人类学提升成为一级学科，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继续努力。

张应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上午好，首先我非常支持也特别期待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摆脱目前的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人类学现在就是个二级学科，在社会学、民族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而我们学院比较特别，社会学人类学学院，我们有三个一级学科，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又是在人类学系里面，学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要面临的这些困难会很多。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学跟民族学的确是重合度比较高，课程的重合度比较高，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师资暂时跟不上，是种权宜之计，人类学是我们的传统，而民族学是一级学科建设，你必须要的一个专业，你砍哪一个，你把人类学砍了，就相当于把中国人类学的根给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真的有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我是比较支持把人类学做成一级学科，这样子的话起码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小，我想这是非常现实的。

但其实我今天还是想谈一点，稍微跑一点题，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话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人类学的学科自觉与学术传统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简单说几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领域，我觉得是相当纯粹，但是也相当纠结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之所以说它相当纯粹，我的感觉大概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很好地坚守和延续了一个学术的传统，这个传统呢是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批老一辈的学者，他们的探索和耕耘，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学术传统。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说我们可能今天未必自觉，未必有一种自觉的经历，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之所以人类学那么纯粹，实际上可能还是得益于，我们院系调整之后，这个资产阶级的学科啊，它从台前其实藏到了幕后，保存下来了某种承接性，这个学科它是有理想的，它是有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可以贡献给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刚才张老师的意见我是很同意的，这是一层意思，就是说人类学是很纯粹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学科重新恢复了活力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虚心地吸纳学习和跟进西方的人类学的发展。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我的感觉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附庸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并没有被附庸化，所以我们是有我们的思想的，这一点我是想说就人类学这个学科而言是很纯粹的。其实我们也相当纠结，一直到现在，就如刚才提到的学科体系里边，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不仅仅是我们被定义，被定义成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所带来的那样一种不适感，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地纠结于人类学有没有用。有用还是没用？在当今这个功利、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没有用？其实除了跟饭碗、跟职业的这样一个考虑相关，实际上还有一个对于某种存在感或者我们存在的价值的忧虑在里头。其实这事，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点点自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所以说老实话，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人类学该是主导这个学术话语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距的。因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太接受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非主流的状况的。我们有时候会为这样一个不能够更多地主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感到忧虑，有挫折感。这事我们真的需要一点自省，因为实际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感觉很好，一方面那种挫折感其实也很强烈；所以，我虽不能说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但是实际上时不时我们都会看得到的，这种状况比较糟糕，我感觉是对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有害的。它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显得不够开放，我们对其他的学科，就是现在包括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那些很牛的、他们声音很大的那些学科，我不去具体说，是不是我们不够开放？这一点，其实人类学本来应该是最开放的一个学科，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想让学科的界限能够更明确一些，其实背后我们是想证明我们的价值，找回我们的存在感，来确定我们学科的地位。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在整个推进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特别是推进这个学科建设本身的过程里边，我们要提防，我们不要孤芳自赏，也不要故步自封。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学术的自觉，需要学术自信，我们要真正地让我们在做人类学的，除了做学术，要知道人类学其实更加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要出思想。谢谢。

高丙中(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各位同仁上午好。我想强调一点，大家讲的基调还是说人类学要成为一级学科，不是我们人类学从业者要一个什么样的待遇、位置，而是说这个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一个更强的人类学。

在这样的处境、语境下，我想说人类学的发展关系着社会科学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对人类学的需求有几个方面，从学术上讲主要是视野、对象和方法。第一是视野，人类学既擅长微观审视，又有人文情怀、世界大视野。这个好多学人都会谈到吧。第二是对象，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更研究他人的社会。其实人类学是最擅长研究异域社会的。中国社会科学不只是在中国做调查的社会科学，它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说，它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大家一定要去研究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而不止于在自己家门口做调查。第三是民族志方法。大家其实好多都在谈这个点，但是我还是想再把民族志强调一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就是社会统计分析，一个就是民族志。社会学是把统计分析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至于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为整个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发育不良，它实际在两个方法上都需要进一步学习、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统计分析的运用与积累上确实都很欠缺，不过呢，大家其实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用数字说话，这样说话才精确。用数字把话说好，这个已经有广泛的共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还有民族志方法的问题，用故事说话，也就是把故事讲好，这个在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人类学的基础学科地位被忽视。其实，社会科学诸学科，尤其是其中人文色彩重的，一定要会讲故事。如果资料是从现实社会中来，这个就是民族志方法的基本功能。民族志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很重要的角色。民族志方法的工具是谁在树立其典范呢？从操作的具体技术、素养，到完整的知识建构，是人类学在承担专业责任。没有好的人类学，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你整个学界对于民族志方法的知识准备与方法实操都难以好起来。

再就是国家与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有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社会科学，其中最基础的是人类学。中国要成为强国，当然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如公平教育、城乡差别、贫困人口、社会建设、政治改革，但是现当代的世界强国不是在国内就建设起来的，一定要在世界之中、在别人的国境之内占据某种或诸种位置。而这个需要学术先行，尤其需要人类学的海外社会调查先行。不了解对象国的真实生活，就什么也不可能。英国这么成功过，美国接着也这么成功了。中国现在决心走强国路，就要在学科建设上走人类学国际先行的路。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在社会科学里是什么位置，这个有国际范例啊，不需要多复杂的思想、论述，有诚意的话，大家按照国际成功的范例去做就好了。没有一个发达的人类学，就不可能有一个在国际上强盛的社会科学，也就与世界强国有较大距离。以人类学作为指标观察、评估，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很局促、稚嫩。数十万名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守在国境线内做调查，关着门做学术，你想带着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恐怕不现实。不用研究，不用去做对这个世界的调查你就可以知道人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个前进方向，你就知道如何跟别人竞争并能战胜人家，根本没有这个可能的事。无论怎么样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社会科学；我们要有好的社会科学必须要有好的人类学。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陈述，供我们共同思考。

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海外民族志培训的暑期班，在三届中，我们跟中央民大合作，也得到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的人类学院系加盟，我们这些单位一起合作做这个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培训，吸引一百多位年轻学人参与。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从事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学人已经占据世界的众多田野点。我们有一个世界地图的标示，就是把现在已经有中国学人开创田野作业的地点在世界地图上标示出来，基本上已经能够造成一种世界性的空间感觉了：我们对世界的不同地区、中国人感兴趣的主要地方，都已经开始做实地调查了，什么亚非拉啊，四大洋五大洲啦，金砖国家啊，诸多分类概念进来，我们基本上都算有一些布点了。但是今后呢，如何保证这个势头可以持续？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一级学科地位，在教育与科研的资源配置上就有基本的保障。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能够给人类学一个更好的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与时俱进的机会，给国家在世界的进取一个更强的学术支持。谢谢大家。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感谢贺州学院和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办这个会议，讨论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我想，当下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可以归纳为三个词：正名、正身、正业。

所谓正名，是说人类学的“名分”。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ethnography(民族志)如何回归“文化志”，引用人类学词典等资料说明ethnology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文化人类学”。当然，它与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文化人类学”有些区别，前者是不同“文化人类(文化人群)”的学问，简洁的中文翻译可以为“文化(群)学”；后者是关于广义“文化”的人类学。两者当然有各自词源的传统，但是现在属于同一个学科，属于“人类学”。只不过在欧美各有名称上的取舍。正名，在于让人类学回到本来的位置上，这就是接下来的“正身”。

所谓正身，即明确人类学的学科位置。关于人类学的学科，一直有很多误区。特别是与民族学的关系，令很多同行和学生十分纠结。这个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民族学”的确诞生自文化人类学特别是ethnology的文化(群)学(下文并称文化人类学)，而且一开始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主要就是民族研究，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在中国的发展，民族学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两者的关系之混淆，一方面与民族学脱胎于人类学有关，另一方面与ethnology、ethnography这类中文翻译的不当有关。不再赘述。从学科位置看，人类学(还有社会学、史学)属于横向学科，民族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属于纵向学科。横向学科的特点是横跨各种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注重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般理论；纵向学科注重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类现象，在一般理论之下，还会发展自己的学科理论。学术史上，很多纵向学科是从横向学科中诞生出来的，例如传播学、老年学、民族学等。

人类学作为一个跨越的横向学科，在中国也有“正业”的问题。这并非说人类学一直“不务正业”，而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委身于其他学科，这在史学和社会学尤为突出。一方面，这恰恰说明这三个学科作为横向学科的共通特点；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学科发展有关，即中国传统史学的强势和海外留学背景下的社会学强势。当前，面对国家发展，人类学需要有更加广泛的学科承担，需要在经济、政治、宗教、民族、教育、人口、家庭婚姻、医疗等很多方面有所作为。我觉得经过老一辈和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人类学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目前全国已经有近40所高校建立了人类学的系、所或者研究中心。当然，一级学科的争取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也很赞同学科自身建设更为重要的看法。我们需要创新一些学科应用和普及的方式，让人类学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并在高校中成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我们一直强调人类学要作为一支学科首先得超越民族研究的界限。不要仅仅强调人类学对研究少数民族的重要意义，还要特别强调这门学科对现实世界，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天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需要深入了解；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者亟待需要相互之间的了解。所以，人类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真的非常需要。我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教育、所得到的信息都是单向的，沿袭一些比较陈旧的东西，比如那一套正统的关于少数民族的说法。当然，政府当年抱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由于采取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根据所谓的发展阶段来对不同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进行排序。这就对民众产生一定的误导，产生一种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落后的，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等等，因此需要发展水平较高的群体来帮助，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无形中在人们的分类认知上造成不太好的一些后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做民族学的还在沿袭这一套，如有原始民族、原始宗教这类说法，这些亟待我们改变的。我觉得人类学在这方面，在理论的建设上面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对澄清这方面的比较旧的一些说辞，那种陈词滥调可以有所作为。

人类学应该讲究一点多样性，各种声音都能够发出来，只要不违反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不要去宣传民族分裂什么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出贡献。另外我再强调一下，人类学实际上是很主流的学科，在学术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学者里，列维斯特劳斯在西方学科界的引用率一直名列前三甲，他是人类学家。那可是整个学界的引用率，包括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内！所以非常不简单。格尔兹也是一位影响远远超出人类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和政治学也都受到人类学的一些影响。社会学里也有很多用人类学方法的。前不久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争议，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女儿（戈夫曼研究戏剧理论非常有名），用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芝加哥非裔犯罪团伙。但是她的做法引起极大的争议，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里都引起很大的争议，涉及一些学术伦理上的问题。但这是一个例子，那就是人类学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史学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虽然他们做田野的方式与我们有所差别。

中国社会问题这么多，社会学家就在书房里头寻找一些数据，做结构性访谈，这些实际上都不太够。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自到那个田野里头去你才会发现真正的材料，真正地体会到当地人的所思所想。人类学一直强调一种“主位”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当地人的观念跟立场来看待问题，用当地人的思考方式来考虑问题，当然不等于说你必须得同意他的想法，但我们的做法必须得这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更贴近我们的社会。人类学以其学术影响力，不在一级学科里不太合适。申请人类学为一级学科是人类学者责无旁贷的事。

理论而言，我们面对的、研究的应该是问题，因此没必要过多纠缠在这个学那个学的。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出现了跨学科的取向，学科互渗，没人过多地纠缠到底自己到底是什么学科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所要解决的都是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学科共同面对的。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有利于创新。把人类学立为一级学科不是为了故步自封，而是为了繁荣中国的学术。学问越多样化，原创力就越强。千人一面，思想统一是最没有原创力。所以我们还是应当争取一级学科。但在每个人具体治学上，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学术定位的问题。谢谢大家！

朱炳祥(武汉大学人类学所教授)：

我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外争学科地位，内重理论建设”，横批是“内外兼修”。

外争学科地位。人类学产生于殖民时代，开头是构建人类的宏观文化史，20世纪以研究“异文化”“异民族”作为主要目标，这些都是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时代已经过去，新兴的民族-国家普遍建立，人类学研究“民族”的任务当然依旧存在，然而，当下的时代的新特点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有所变化，应该脱弃原先被窄化的研究领域而将其还原为学科本身内涵所要求的“研究人类”的目标，民族志也应还原为“人志”“人类志”。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在崛起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之时，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任务都需要与其相匹配的学科地位，所以人类学理应成为一级学科，这是时代本身的要求。目前人类学仅作为居于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是与其担当的责任不相称的。一方面，我们从国家的发展建设需要将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理之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从“人的研究”本身来看人类学的长远研究目标将其提升为一级学科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内重理论建设。 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者有着“救国”的情怀而区别于西方人类学者的“殖民”情怀。后来到了20世纪的中叶，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在对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研究中，在乡村人类学研究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中，中国人类学者又都有着一种“富民”“富国”的关怀。当下，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人类学者又有着一种“强国”的情怀，“海外民族志”的概念就是适应这种情怀而出现的一种民族志形式。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与基础之上，中国人类学者应该提升出不同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只有重视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能适应作为一级学科的人类学的地位。只不过在这里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意识”是必要的，而“人类”意识更是必要的。人类学的理论目光应该有一种超越意识，应该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使这种眼光受到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文化区分的限制。

这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自我”(包括自我的国家与自我的文化)时，要有一种刚才张应强教授所谈到的“自省”意识，我想进一步说的是“自律”意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当下我们不难发现满目皆是的“中国式的自信”。“自信”当然是好，但是过度了就变成自大。创构理论也好，适应全球化时代也好，我们都需要走出去。殖民时代也是走出去，但是殖民者们膨胀了自我，我们现在如果过度地膨胀自我，同样会犯下西方人类学者曾经犯过的错误。所以“自律”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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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8卷第4期，第4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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