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1·人类学】王建民：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2016-09-18 王建民 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田野民族志；费孝通；林耀华；学科发展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0卷第6期，第6-11页。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无论是在相关课题的研究，还是在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都比较重视和强调田野工作，但从研究的最终成果民族志文本来看，在对田野调查的认识、田野工作技术把握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多的欠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以其学术理念与方法论的思考为基础，在对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够在学者们各自的研究实践中，创造性、灵活地使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技术，以在相应成果中深入、细致地讨论要所研究的问题。本文谨拟结合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前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就田野民族志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推动完善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不到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问题的症结及基本对策

田野民族志是田野工作与理论思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具体成果，目前来看，在中国人类学界的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令人满意的田野民族志文本并不算多。以人类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来看，其中很多都是以民族志文本的方式呈现的，最能体现人类学专业“成年礼”的意义。作为人类学学术训练阶段性的或最后的总结，田野民族志在学术人才的训练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通过院校培养途径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家来说，学术成长的第一步首先是要努力从本文化的认识论框架中分离出来。通过对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包括课程学习与阅读田野民族志在内的相关著作，人类学专业学习者可能逐渐获得对于他者文化的初步认识，以及学者们对文化普同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思路，这就是通常的人类学专业学习过程的入门阶段。

当掌握一定的理论之后，人类学学习者离开学院式的生活，进入远方的、他者的、异文化的田野。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为了获得他者的知识，了解他者的智慧，把握他者的意义体系，体会他者的情绪情感，在民族志研究的选题和田野工作的选点上，多数人类学家主张应当尽量和自己从小成长起来的文化有所差异，保持距离，以求实现更为扎实的专业训练的目的。在田野工作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实现对于他者文化的更大程度的深度浸润和透彻理解。

不过，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范围扩大、人类学专业学习和从业者更为多元化、当代社会文化进入人类学视野、当代世界已经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场景中，似乎我们已经面临着何为“他者”的问题。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和少数族群中做田野和写民族志，似乎都有部分研究者会涉猎自己的家乡或者曾经长期生活的地方，人们往往会感觉他者的文化似乎并不是那样陌生和遥远。面对这种困境，人类学者应当意识到他者知识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也应该意识到人类学训练本身就是一种变熟为生的过程，学术训练在让人们对他者文化了解更多的同时，也使接受学术训练的人对自身文化有了一份重新审视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研究者自我的立场“异化”了。

通过细致的田野工作，才能完成文化眼光和立场的转换，在田野中体验研究者、当地文化实践者等不同主体相互之间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织。在田野工作中经历了一系列磨练后，研究者对文化和人性有更深一层的体认，重新思考学过的理论，提升自己的认识和体验，最终通过民族志文本的撰写和呈现，完成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当然，这一个过程也许需要几个反复才能够最后完成。

然而，从目前中国人类学界民族志书写角度来看，存在着两种值得反思的倾向：或者堆砌了不少民族志资料，有不少故事，但看不到理论思考，缺乏讲故事串联起来的理论主线，通过田野资料来进行理论讨论不足，驾驭既有理论的能力不够；或者只是在理论回顾中堆砌一些理论，缺乏梳理，又找不到可以和这些理论有所交集的田野民族志材料，鲜见文化实践者的身影，缺乏细致的民族志故事，有些学位论文甚至只是有和新闻记者做新闻报道时呈现的内容差不多的事件过程描述。有学者主张应当有更为多样化的民族志撰写方式，也有些人会辩解说也许我们批评的某些民族志文本恰恰是在探讨新的民族志文本书写形式。但我认为，首先得要搞明白什么是民族志，熟悉民族志文本的撰写方式和规则，才能够认清民族志撰写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新的探索。目前大部分中国人类学家在民族志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积累都不足，还没有达到探索多元的民族志文本的程度，特别是想要从事本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准人类学者，更应当秉承老一代学者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强调和保持田野民族志书写中的学术、学科规范性。

透析上述问题的症结，民族志文本缺乏细节是表，田野工作不够深入、细致则为根源。人类学研究应当以田野工作为研究基础，想要取得学术的突破，就应当从基础抓起。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者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1]“要认识中国社会，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2]因为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最初的学习中很少涉猎中国社会，芝加哥大学社区研究代表人物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于1932年到燕京大学讲学，介绍实地调查方法之后，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就开始商量要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3]由此，两位大师才开始迈出了学术成长历史中坚实的第一步。从当前学术发展现实来看，如果没有自己亲自搜集到的材料，只好去参考其他人的东西，学术原创性就很难保证，甚至可能会导致剽窃、抄袭、注释不规范等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则的不良现象的出现。

人类学家做田野工作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需要在田野中和人打交道。费孝通先生指出：“调查员自己偏心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有意的。……另外也不能听偏了，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主意。如果你对被调查者有偏见，你就不一定把的他话都听清楚。他会不同你讲。你如果生气，他还埋怨你态度不对。”^[4]必须认识到：“我们去调查别人，其实别人也在调查我们，对方不调查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问这些问题，绝不会老老实实回答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问他们这些问题。”^[5]近几年，我的一些博士研究生去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现代通讯手段，向我紧急求援，说田野工作做不下去了，当地人不愿意让他继续调查，尽管他研究的问题全然谈不上敏感。因此，我们不能如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常常批评的不深入调查，仅仅填写几张问卷或者和当地政府要些文件和报表了事，而应当在更为充分地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即使不能真正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成员，也至少能够逐渐在当地社会中有一个被人们接受的角色，你的在场对当地人来说或多或少是有用的或有益的，至少不是令人厌恶的，当地人也逐渐能够明了你的研究目的和你得研究的用途，用他们特有的形式来为你的田野工作提供帮助，这样才可能做人类学田野工作所要求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此外，应当强调的是，从当代人类学理念来看，在国际学术界很少人还会去做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志，而是要求从更有学术聚焦点的专题出发，不能面面俱到。其实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学者就已经开始将学术研究从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描述转到专题研究之上了。民族志文本的“细节”需要细致的田野工作来支撑，这就需要把握好被研究对象整体与专门问题的关系。整体是更大的关系网络中的整体，关涉到一个方面与另外一个方面的联结；专门问题则是整体关照下的某一个部分，和学术界的相关讨论相关联，往往是学术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并对生活的整体和学术及学科关怀的整体有所关照、进行阐释。如果题目过大，涉及范围太广，也许一本博士论文三、四十万字，什么事都要讲一讲，因为田野工作深入程度有限，本人亲自获得的民族志材料缺乏，不可能事事都通，大量依赖二手、乃至三手资料，不仅在个人作品中难免出破绽，从学术贡献上来说由于缺乏原创性基础上的独到建树多年的学术训练最后却以学术资源的浪费告终。

二、民族志材料与理论思考

中国人类学界目前有些民族志文本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并未深入探讨，而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即使是讲“事”，也往往欠缺“细节”。这里所说的“细节”并非是说对调查对象的什么方面都要了解得很详尽，而是围绕着所要探讨的问题，要有具有理论关怀和可以引发学术思考的具体民族志材料，不是为了细而“细”。我们甚至要强调避免在田野民族志中堆积臃肿的材料，而应当以更好地进行问题分析与理论讨论作为导向。当然，只有充满了“细节”的田野工作才能够用这种具体的民族志材料来阐发人类学的理论及其学者个人的反思。

在调查过程中注重理论关怀与思考和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深入、细致并无抵牾。从学术前辈的实践来看，因为田野调查资料解释力的获得或者我们所谓的民族志“细节”恰恰是和理论的提升、反思和批评相关联的。“一个研究不能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有一定的看法，有一定的问题，有一定的假定，有一定的已有经验。……理论是帮你看见东西，亦帮你限制你的观察。所以同一地方，各个研究者所见的不一定相同，因为他们的看法、兴趣、问题、经验都可以不同。”^[6]因此，凡是在理论上阅读有所收获的人，要想取得学术理论的内化，不仅是将各学派的理论熟记于心，更应当着力于理论的拓展和反思，在理论思考上的原创性。说到理论的原创性，就牵扯出一番争论。费孝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曾经有过几次反复。最初，费孝通先生曾经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甚至认为实地研究者只要事实不需理论，所谓理论也不过是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时，叙述事实的次序上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6]。按照他自己不久之后自我反思的说法，《花蓝瑶社会组织》虽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而实在还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江村经济》可说是他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到了《禄村农田》则力求贯彻社会研究方法。因为按照帕克的区分，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7]。也就是“从江村到禄村，从禄村到易村，再从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找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比较，用来解决一些已提出的问题，有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换一句话说，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8]

作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规范的田野作业实践向来受到重视。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中，如果只是理论阅读做得好，而没有好的田野实践历练与经验积累，是很难能够吃透既有理论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也很难找到和建立一个新加入的从业者个人的学术发展基点。在田野调查时，“你听一句话可能听出许多问题来，也可以听不出什么问题来。”^[9]有些学生课堂讨论过程中理论阅读不错，但到要去做田野工作时就停滞不前了，通过明了理论和田野的关系，这种状况有可能得到改观。林耀华先生早年的讨论也许会对这些畏惧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有所启发：“功能学派以实地考察为切实研究的根据；惟在实习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先有理论背景，到实际工作时，才可互相参照，互相考核，养成理论根据事实，事实符合理论的观念。实习之后，发现材料缺点，或是疑难问题，就得重新从事考察；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仍是实地工作。”^[10]

在学术写作中也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即更注重按照经典的或者新潮时髦的学术著作的相关理论观点进行推演，而不考虑民族志材料是否支持这些理论，不去以研究者个人亲自田野调查获得的扎实而细致的民族志材料去验证、质疑和反思现有的理论。费孝通、林耀华在合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批评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当时开展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些民族学者在没有充分占有事实材料以前，急于想对某些民族的社会性质作出结论。他们往往用一些经典著作上的引语来代替深入的观察，满足于挑选一些零星的例子来证明一般规律的正确性。”针对调查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强调“应当特别着重全面深入搜集有关材料，以反复调查的方法来校核从已有材料中得出的结论，草率和急躁的偏向是必须克服的。”^[11]

充满“细节”的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反思和批判“自我”的基础，其写作也是学科自省的过程。这里的“自我”不仅仅是指人类学者自身，还是“既有的人类学知识”，即“学科的自我”。当代人类学在对殖民主义学科印记的不断反思中，弃用“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等概念、质疑原有理论流派、进行研究方法论的重新思考^[12]。中国学者应当在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通过田野民族志材料作为切入点，寻找既有学科知识和理论思考的欠缺，以求学科的发展。

民族志文本还应当注意如何处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原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但由于它往往是知识生产的结果，在一个社群的交流中形成共识，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不过，人类学者还应当明确地意识到，地方性知识的书写版本，包括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文本、族群和地方文化精英的写作实践等，对于现在场景中存在的更为多样化的地方性知识有着强烈的趋同性的融合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加速度地削减着地方性知识原本存在的复杂性、多元性。因此，对于地方性知识也要注意更为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和发掘，而不是浅尝则止。在民族志文本中，也应当寻求对于更为细化的、场景性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妥善的处理。

三、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

在文化意义的阐释中，人类学家通过对于“记号(signs)、字眼、符号(symbols)、圜局(context)和定义(definitions)”等方面的描述，应当意识到“符号如果离开了它的圜局，就没有意义可言”。林耀华先生以他个人的经验说明场景的重要性。“研究人类行为，不知道圜局，无疑在黑暗中摸索。有一次我碰见某女干事，和她谈了半天，她特别批评某省人好些话，她说某省人愚蠢无知，说话不清楚，行事太诡异，态度欠大方，用钱方面，则极尽吝啬只能事，她更举了好些例证，说明她的陈述没有谬误。如果一个考察员听了这些话，全部记载下来，这材料的可靠性有多少呢?实则，我后来听到这位女干事曾与某省人结婚，因为夫妇不睦，被她的丈夫遗弃了。有了这一着，那女干事的一篇陈述就有意义，我们可以追溯她的背景，看到她经历的圜局，并把她的陈述一一插入以往的经验：这么一来，我们也不难知道的言论的所指了。我们如果到边地去作实地考察的工作，与人往来接触，谈话询问，不知道圜局不认识背景，而所得的材料获致误解，因为语言符号之有意义系在于圜局之中。”^[13]这一解说向我们展示，只有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呈现放置在场景之中，才可能依据民族志作者本人在田野工作搜集的材料来说明文化的意义，而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所做的那样，将符号与确定不变的意义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美其名曰“象征意义”。

目前，有些田野民族志作品对“人”的关注不够。在任何田野工作中，“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仅是民族志调查研究者，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实践或者说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其能动性的文化实践者。民族志故事是靠在田野场景中文化实践者的行动和言说加以呈现的。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需要对有行动和言语“细节”的“人”的观察、记录与呈现。正如费孝通所说：“所谓`人的因素’，就是研究人的各种精神和物质的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人和人、人和群体的关系。”^[14]

林耀华先生也强调，田野工作调查内容除了社会基础条件、社会结构的纲领和固定文化的规条之外，“应加人一项，人民的精神，或心理状态，这是指他们的态度、意见、见解与思想等而言。这些心理状态，乃是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的产物。”^[15]“一切社会制度均系由于个人所组合而成，所以要认识社会制度，就得知道制度内的个人。”^[13]他认为：“个人的思想行为，无一不含着社会的成分，欲知社会或团体本质，必须了解社会或个人的举止、行动和态度，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存，社会没有个人，也不得谓之社会，因此研究社会脱不了个人，研究个人当然也说不了社会；社会和个人是二而一的整体。因此，我们研究家族社会，研究宗族社会，研究个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研究个人我们注重生命传记方法，叙述个人不但以个人为主体，同时叙述他与众人的关系，以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叙述个人不但必须看到他和众人的关系，同时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他与众人的关系的变迁。”^[10]

费孝通先生很早就已经注意到文化和个人的关系，他指出：“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得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以，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他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16]从当代人类学的观念来看，在田野工作及民族志撰写中应当关注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对于社群(community)中的个体的影响程度，更需要注意这些作为实践者、行动者的个体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创造性实践，对于实践者的历史和社会记忆、对目前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对未来的期待也许应该持有更为包容的立场。

除了这种能动性之外，如果我们再说到以往民族志中关注不够的情绪情感、感觉、民族志工作者和田野中的文化实践者的互动等问题，“人”就更重要了。仅仅从情绪方面来讲，林耀华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一些当代人类学学者强调的情绪情感问题。“人与生俱来的基本动作叫做反射(reflex)，好比咳嗽、打喷嚏、啜乳、膝部跳动等，和反射相类似的在婴儿早期即可发现的动作，系人类基本的情绪(emotion)，好比愤怒、恐惧、单纯的悲哀、喜乐和性动作等。这些基本的反射或情绪的状态，经过制约(conditioning)作用，就渐渐变更原形改换面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建立了一串一串的制约反应；实则，人类的生存也不过是连续的学习怎样反应刺激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制约我们原有的情绪。这些情绪又一再和新的刺激相互结连，于是也就不断的学习怎样联想和怎样分别事物。个人的情绪状态，用于往返的制约作用，就学成了知道怎样对付其他个人，或怎样反应其他个人，当然我们所要反应的许多刺激，并非都和人类相关，但是我们的环境却大都包括其他个人。……我们应特别重视情绪的研究，因为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行为却大部受着情绪的支配。”^[13]尽管林耀华先生当时更关注情绪与生理反应之间的联系，情绪被当作是特定情境条件下的制约反应，也还没有涉及到情绪表达中语言中的隐喻意义等现象学研究提出的问题，但将个人的情绪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思考及注意到行为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提倡重视情绪的研究在当时却是具有前沿性的学术洞见。应当意识到，人类的情绪与感情、认知、行为等密切相关，也与人们的社会地位、阶级结构、文化背景相关联，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面对世界的立场，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是维持当地人社会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田野工作中，应当通过对文化实践者进行包括情绪、感觉、与研究者的互动关系等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以生动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关系和文化理念。

四、“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

我们强调民族志田野工作就要求有田野工作时间的保障，中国大陆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没有考虑人类学学科的特点，硕博分开，各3年，有些学校是硕士两年。如果不是本专业持续学习，博士研究生不花费全部的、甚至超人的精力，在3年之内是很难很好地完成人类学理论阅读、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几个方面兼顾的学习研究任务的，而在课程设置与选择、学生学籍和宿舍管理等方面的种种针对研究生的“管理制度”更使问题益发凸显。这样就很难保证能够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并产出具有民族志“细节”和理论解释力的学位论文。有些大学要求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并在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已经初见成效，值得推广。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要求时间投入的持续性(时间跨度、实际投入的时间)，也许我们得要努力开展“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

“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者用更长的时间持续研究，也可以采用保持对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的办法。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探索，以求更加深入、深刻地理解被研究对象或者文化实践者，这样才有理论创新的可能。规范的田野作业要求顾及到田野中的生命周期，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时间变迁对揭示现象本质的作用。所以除了延续一年的田野工作之外，也可以考虑用多次的、延续性的方式来开展田野工作。费孝通多次回到他当年成名之作田野工作的江村、林耀华三上凉山，都是这种研究的事例。有学者评价，费孝通的追踪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为把科学研究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起了示范作用。”扩展了追踪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组织多学科相结合的科研群体，有分工有配合地进行追踪研究，开拓了追踪研究的理论和方法。”^[17]

当然，除了多次到同一个田野点进行田野工作，也可以在田野过程中开展多点的调查，不过，这种田野工作方式是为了弥补单一田野点田野工作的局限，发现在一个田野点的田野工作不能发现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对各田野点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关照，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多点田野工作绝不意味着要缩短田野工作时间和减弱田野工作深入程度。

通过“可持续性”的田野工作生产田野民族志也要求人类学者能够延续对田野对象的长期关注和持续保持其学术敏感度。这种可持续性知识生产的基本环节可以更多地看到田野工作与理论的对话：田野工作——理论探讨——再回到田野——理论反思。这样一个过程有可能会反复进行，因为田野中的研究对象或者知识生产的认识主体在变化、在不断思考，各种力量不断地介入到一个社群生活的空间之中，文化在现实场景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只有跟随这种变化才能实现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文本更新和理论创新。

总之，在缅怀中国人类学大师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通过检视近年来中国的民族志文本实践，应当认识到，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是中国人类学研究以更为成熟的面貌走向世界，中国人类学知识共同体以自己具有创造力的研究为基础与世界进行学术交流的立足点。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自序[M]//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6.

[2]费孝通.农村调查自述[M]//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54-167.

[3]费孝通.学历简述[M]//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8.

[4]费孝通.现代化行政建设的开端[M]//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2-387.

[5]费孝通.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M]//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75-81.

[6]费孝通.理论与实地研究[M]//费孝通文集:第一卷(1924-193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417-421.

[7]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M]//费孝通文集:第二卷(1938-1941).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21-226.

[8]费孝通.云南三村·序[M]//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9.

[9]费孝通.现代化行政建设的开端[M]//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2-387.

[10]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J].社会学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