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5·人类学】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作者简介】彭兆荣，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人类学是什么？解释有多种角度。在我看来，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归根到底，是研讨“和谐关系”。与人类发生“关系”者繁多而复杂，几乎是普天之下莫不与人类相属相关。大致梳理，以下几方面窃以为大者:

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今天，自然环境的生态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比如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能源)的需求呈现空前的紧张关系，甚至以此为根本目的和目标的战争，被不少学者称之为“石油战争”、“能源战争”。造成这种情状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在强调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打破了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和谐性。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煤、天然气等自然界蕴藏的能源都成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必需品，这些能源经过自然界千百万年的演化、运动才形成，而人类在使用它们时却以“分秒”的时间计量去消耗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这样的关系原本就是短期的和“非可持续性”的。加之现代技术主义的“狂飙突进”，使人类掠夺自然资源达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造成这一紧张关系的原因，委实值得人类进行自我反思。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新进化论”就涉及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原则性观点:确立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系统利用能源总量的多少和使用技术效率的高低来划分其高下。当时多数学者对现代技术主义还抱有乐观态度，然而，随着技术主义对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新进化论”者的这种乐观态度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到了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平衡与和谐关系上来。到了上世纪末，一些人类学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评价置于对资源的“能量”消耗以及对生态的破坏上来。这样的转变也改变了传统人类学对所谓“野蛮社会”、“野蛮人”的评价，比如非洲的昆人(Kung)保持着部落活动与自然资源的平衡关系而被人类学家作为一个“样本”。在人类学视野中，“昆人样本”一方面把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和配置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高度；另一方面把传统人类学对“野蛮(社会)/文明(社会)”的价值评价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当做一个反思的重要命题，即把“文明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方式与“野蛮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和平方式进行比较，进而做出新的判断。虽然人们对类似观点完全具有保留赞同与否的权利，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人类学从学科诞生伊始就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学理依据。

二、人类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发明、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同时又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适应的结果。从人类学两大基本分支——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人们可以清楚地见，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构成人类学研究的基石。然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学科特有的方法(“田野作业”)寻找和确认文化系统内部构造的元素、要件以及各种附着因素；换言之，使文化具体化，而非使文化流于空洞与空泛。比如当代人类学在强调“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研究中，具有几种明确的价值指向:其一，任何文化传统都是确定人群创造的结果，虽然在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会吸纳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但吸纳什么、接受多少外来东西最终还是由特定人群和族群决定。其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与自然环境之间适应与平衡的结果，同时又成为人与自然的纽带。在人类原始的部落文化中，主要指人群与环境的相处状态。在这一“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中，人们不仅把一些自然环境中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物种视为“同类”，还将它们“神灵化”加以崇拜，并创造和认同于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fictive kinship)，大抵与人类学研究中的“图腾”(意为“他的亲族”)相吻合。它构成了原始部落生态的基本关系和秩序。其三，人类学对“乡土知识”、“民间智慧”的重视，对“草根力量”、“地方动力”的强调，对“地方感”、“真实感”的体认等，不仅体现人类学反思的一种实践行为和民族志价值，同时也是对任何政治表述中“权力—中心”的反叛。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存在“边缘与边缘之间可以产生新的中心”或“无处非中心”的观点。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不是“无边际”的奢谈，而是有确定性地域、有边界范畴、有族群认同、有实践价值的系统。

三、人类与遗产的关系

在当代认知和评价系统中，“遗产”显然炙手可热。除了人类与遗产的关系在近几十年中骤然升温外，这一词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扩大。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其语义和价值迅速膨胀，在国际合作、国家政治、政府宣言、决策依据、组织原则、行动纲领、评估体系和分析手段中无处不在。最著名的当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2年颁布的《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Heritage)这一历史事件。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接受并有意识地保护那些“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遗产”在短时间里演变为一个“品牌”、一个“平台”、一张“名片”，为政府、组织乃至商家所追逐。“申遗热”也在我国蓬勃兴起。事实上，遗产的原初意思是指一种继承关系，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的财产。这一原初性概念至少包括以下3种要件和要素:一是遗留物，主要指人们所接受的、由上辈遗留下来的财产；二是继承原则，指由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部族、宗族、家族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所形成的认可性继承方式；三是遗产的继承者在获得继承权的同时被赋予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所以，继承关系与继嗣制度也很自然地成为人类学宗族研究的核心内容。简言之，遗产(heritage)就是一种继承(inheritance)关系。人类遗产所涉及到的关系有很多，但任何文化遗产不啻为特定民族的一种表述与记忆。任何民族和族群遗产也可以被看做确定族群范围的认同(ethnic identity)和传袭制度:一方面我们倾向于把文化遗产视为“族群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同意义的选择性“历史失忆”。人们在今天所看到、所接触到、所感受到的“遗产”充其量只是无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遗物中的“幸存者”，属于“选择性结果”。这也在说明文化遗产为什么是“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有鉴于此，保护人类遗产首先要保护人类与遗产之间所形成的历史纽带关系。一俟其中的纽带断裂或弱化，“遗产保护”只能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四、人类与社会的关系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政府制定的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也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讲述的主题词之一。人类学研究可以为这一发展方向做出学科上的独特贡献，因为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关系。在笔者看来，“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谐关系，它包括以下3个基本方面:一是人类与其他物种(species)的和谐关系。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事实上奠定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学理依据。众所周知，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主要有3个根据，即资本主义发展、殖民主义扩张的社会政治依据，实验科学的方法论依据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依据。特别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使进化论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进化论论据主要包括两点:生物的相似性，生物在地球上分布以及物种起源、变异的规律性。进化论除了讲究物种之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外，也引申出人类这一“社会物种”(社会进化论)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生物属性。人类这一特殊社会生物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够处理和掌控与其他特种的相互关系。当代人们对“地球村”的共识性认知为:自然界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同栖息和生活的家园，不同物种和平共处方为理想状态；破坏了这一生存状态，人类自身的生存亦将同时受到危害。二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最重要归属性之一就是文化归属。任何人都有许多的认同边界，个人的、家庭的、宗族的、民族的、国家的等等。在这些认同范畴之中，文化归属性最为根本。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条件和特色，表现在不论文化所属族群的大与小，不论文化在时空上有什么差异，不论文化表现出的特质有什么不同，它们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这便是人类学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学派的基本主张，而这一基本的价值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虽然在文化相对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有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或值得商榷，但其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人本初衷迄今为止仍值得赞许。藉此，人类学致力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和平关系”研究，形成了学科的一大特色。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所致力的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实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使命。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遵循的也是同一个原则。三是社会性别的和谐关系。社会性别(gender)之所以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其主要目标在于检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性别所处的关系，特别在以父系制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格局中，如何维护传统的“弱势性别”——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利益等，这不仅涉及到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更关乎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一切旨在强调不同社会性别的平等之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性”，没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和谐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

五、人类与发展的关系

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但发展必须保持“可持续性”，这更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相信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同时相信科学的发展观也是硬道理，而且二者不能有任何的偏废。在笔者看来，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性发展的另一种表述。顾名思义，“可持续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指可以维持长久的有序发展。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原则，无论是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如此。正由于它与人类的利益甚至命运攸关，近几十年来，上至联合国、国际组织、国家和政府、发展战略，下到各个民间组织和机构、行业和专业，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里，它甚至变成了一个新的缩写符号“SD”。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一“描述性标签”更多地仍停留在政府各行政部门的“文件”中和政府官员的“口头”上，至少是“说”得比“做”得好，“说”得比“做”得多。诚如有的学者戏谑的那样，SD已经成为国际援助团体的口号，成为发展计划制定者的套语，成为会议和研究论文的主题，成为有关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标语，成为政治话语的“权力表述”，更有甚者，成为某些机构和部门“被劫持的口号”。这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词汇，主要原因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所谓“破坏性建设”的突出现象和所呈现的严重后果已引起世人的警示、警觉与警惕。毋庸讳言，我国的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一个“奇迹”。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破坏、资源匮乏、贫富不均、社会风气等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发展战略的关注与参与，皆属应用人类学的范畴。在发展观方面的人类学研究，更应着眼于中、长线的效益，对于任何急功近利而对人类社会的中、长线利益有所伤害的决策和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这必然对那些急于“业绩工程”的部门和领导具有针砭作用，因而人类学研究有时“不讨好”。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人类学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所坚持的原则和态度大抵属于“可持续性”范畴。人类如果失去了对人类的基本关怀，无疑是人类可怕的异化。人类学正是致力于避免这一悲哀发生的科学。

谨以不久前辞世的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诀”作为本文的结语:“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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