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14·人类学】赵旭东：发展，说不尽的故事——《发展的故事: 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2016-11-14 赵旭东 人类学乾坤

叶敬忠：《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发展是一种现代人才有的叙事，但却造就了无数让人不堪回首的故事，成为了现代人的神话。古代的人大约没有现代人的那种只争朝夕不断进步的发展的浪漫，他们似乎整体上更乐于去过一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所谓的进步也不过就是达到了先人曾经达到并依旧存在的位置或者地位而已。他们首先会承认，世间所有的存在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并试图为这些自己身边繁花似锦的事物安排出来一种可以不断往来复去加以遵循的固定的秩序出来。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期望并维护这种秩序的不会因为某种的外部原因遭受到一种彻底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人的生存哲学的核心就在于一种安身立命愿望的实现，同时使得自己能够在精神上去寻求超越那些转瞬即逝的物质性的存在，而在人类轴心时代所创造并留存下来的几大宗教都无一例外地在这种精神超越性上实现了人类的共同性的意志或旨趣。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古代之人没有一种对于未来的希望或者渴望，只是这种希望或者渴望并不同于现代人的那种可以将这种希望或者渴望的实现安置在近在咫尺的或者说功利主义的现实可预期的回报当中，而是宁愿这种希望或者渴望成为是一种来世的福报，是死后的一种超越此世生活的身后的期待。当西方世界开始借助“启蒙之光”而觉悟到要将彼岸的“上帝之城”还给上帝，而将此岸的由凯撒所主宰的“人间之城”交付给人类自己之时，人类就在象征意义上将自己的对于来世的希望彻底地割舍干净，并让上帝在人世间死去，而由人自己来去主宰自己及其世界的命运。人因此而生活在一种启蒙之后的现实世界之中，并为这个启蒙出来的世界奉献了人类自身的一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因此而被逐渐地拖入到一种在这个世界之中去不断奋斗并期待在自己活着的有限的岁月之中实现无限的对世界所给予的种种人类应得幸福或福祉的期待。

而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理念却命定地建立在这种由西方世界所开启的种种启蒙的实践之上，并经由一种“观念的旅行”而进入到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场域之中，影响着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与文化的形态，使之在某种不断摸索之中发生着或者实现着一种难于抗拒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又恰恰基于从一种治乱模式的帝国治理转变为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诸方面去寻求一种日新月异的大发展的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在基于一种由现代民族主义所构建起来的人民的观念之下，如何在可预期的未来去实现整体民族的富裕生活这一目标被放置到了一切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上。“一切为了发展，发展为了一切”这一口号不仅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有其政治合法性的动力根源，也成为其自我发展的最后归宿。全体的人民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与每一个人的生活福祉都密切相关的观念的引导而去做种种的生活实践上的努力。而每一个国家的从整体的到细部的缜密规划也都被牢牢地锚定在这个目标之上。似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弥漫着或者充斥着这样一种文化的无意识，那就是坚信“发展可以拯救一切”或者是要“从发展之中拯救国家与人民”，当然这一点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近三十几年以来改革得以开启并顺利进行的核心观念，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成为了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共识而难于完全的舍去，任何的对于发展的舍去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希望的作为。

但要清楚的是，发展的理念是一回事，而发展的实践则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发展的理念是建立在一种人类自身不断进化与进步的启蒙观念之上，或至少是由此种启蒙的观念而引发，那么发展的实践则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应对种种发展得以落地的那个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应对从来都不是存在一种自然的契合，而是会遭遇来自这个社会与文化的诸多的冲突、挑战以及抵抗的，这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强力的发展观念所必然会遭遇到的一种的生存处境。

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实践所讲出来的发展的故事，多多少少证明了在当地人或者本土人遭遇到并非来自自身需求的所谓发展干预之时他们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尴尬处境。在发展社会学家叶敬忠教授所著《发展的故事: 幻象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中所讲述的这15 个活灵活现的有关发展的故事，已经在向我们清楚地呈现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之中以及在这个国外之外发展作为一种幻象如何被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合谋制造出来，而这幻象又如何作为一种只谈外部供给而不谈内部需求的强力的干预实践所一项一项地加以毁灭的。这些显然都是悲剧多于喜剧的故事，它让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开始不由自主地自责并进入到一种深度的反省状态。在面对所有发展学家所营造出来的那个共同堡垒，即不断发展观的幻象的强大冲击力面前，作为一名身处发展中国家并参与过诸多发展项目研究的大学教育者的良知得以唤醒，不是与之共舞，而是要独辟蹊径，上下求索，在黑暗之中摸索出一条可能会带给后来者一份更为洗刷干净的有关发展的知识和经验，所有这些都开诚布公地体现在了主讲人所讲述的发展的故事之中，也体现在一位发展学者自我的觉知之中。

叶教授由此而深度反省或自觉到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它所应该采取的立场，那是一种以怀疑到抗拒的学问追求之路，这激发了发展学家中间诸多在学问上有着个体文化自觉的一种“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先是“身居庙堂心系江湖”(in and Against the State) ( 或直译为“在国家之中却反对国家”)，随后便是发展学家的那种虽是边缘之声，却不乏知识分子该有情怀的“身在发展机构却反对发展机构”( in and against development) 的不与之同流的自主意识^[1]11。很显然，大学离不开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并非等同于大学，这不可避免地会反省到作为大学之主体的教师们所应该有的一种角色扮演，显然他们是有着教授、研究者、科学家、学者、专家以及文化人之类的称号，但是他们更应该是有着一种社会责任担当以及独立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一点去做保证，我们的大学也只可能是一个承载过重权力支配以及俯首听命的一个政策试验场。此书开篇引言之中种种对大学曾经有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背离的质疑之声的总结和论述，多多少少说明了社会的研究，或者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了一种对于知识生产和实践领域的特立独行的怀疑姿态，那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也就荡然无存，这些人行走在大街上也焕然如行尸走肉一般。实际上在叶教授所引述的从鲁迅到潘光旦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之中，大多都在批判这种已经没有了灵魂而只是挂着一个标签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这就像鲁迅所谓的没有窗户的铁屋的隐喻^[1]18，那也许是在一个资本充斥于生活各个向度里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最为可能但也是最为可怕的归宿，在这一方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之处已经是在向我们的社会研究者有过暗示，即在一个没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的现代知识生产场域的“缺少心肝”的纯粹技术性的知识分子的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而这在韦伯看来将是人类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厄运之象。

在这方面，叶教授显然并非是一个空发议论的知识分子，而是有着多年发展实践研究的勤奋的作家而又能做细心观察和描记的学者，他所呈现的这些故事在暗喻那些所有有关“发展即是进步”的观念的无能为力。这体现在农民如何在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经济中挣扎，体现在被其精准地隐喻为“被切开的血管”的农村留守问题上，体现在疾风骤雨一般的城市化浪潮中农村教育一节一节的崩溃之上，体现在曾经席卷全中国的乡村之中逼迫农民上楼的发展的一厢情愿的“被上楼”的儿戏当中，体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强力资本对于那些曾经有着一幅浪漫风景画的农村小农的绞尽脑汁的蚕食之中，这种蚕食进而体现在对于农民生产的粮食以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食品的剥夺和替代当中，更有甚者，就是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越长越怪的魔力之兽对于乡村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从根地上的破坏和毫不留情的取代。这难道不是与当年晏阳初的乡建运动先把农民界定为“贫、弱、病、私”的有病之人，然后想尽办法去加以医治同出一辙吗?^[2]还有就是可怜的环境，“美丽的乡村”无疑是所有人的期望之所，是一种完全可以落实在实践之中的发展理念，只可惜越来越多“美丽的”发展实践并没有使乡村的环境因此种热火朝天且由外而内灌注进来的发展变得越发美丽，而是在被新的自由市场支配下的产业资本、开发资本、建设资本、遗产资本、文化资本等所大幅度的侵蚀，并使之处于难于为继的边缘之中。乡村变得不仅不再美丽，且近乎赤裸的呈现，让人顿生满目疮痍之感。以上这些可能都属于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却可能是作者要用泪水而哽咽地讲述出来的。

还有的发展的故事是来自于一种原本可能是出于宗教的援助与慈善。发展显然离不开援助，发展更离不开慈善。一场灾害或者灾难的发生，在经受其难的本土人处在无助之时，这却又或许是身处外部的专家知识进入此一场域的绝好时机，是一个传统的自成一体的封闭社会的非正常期的打开或者开放^[3]。发展专家们借此而可以将自己一意孤行的发展理念暗度陈仓地灌输下去，对于孤立无援的无助者，又如何可能有真正的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意识。慈善的行动变成并非是当地受害者自身的意愿表达，而是成为了诸多精英代理人意愿的一种强加，背后充斥种种利益的角逐。那结局一定是可悲的，发展成为了泡影，原有的秩序也被打乱，乡村社会的可持续成为了一种噩梦。即便是来自美利坚的那个国际援助的案例，也没有给我们一丁点的希望的曙光。很显然，当国家存在之时，国家的利益就是高于一切的，美利坚所做出来的援助他人的样子在经过一种不断的实践之后，竟然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那个让世界所有人都投以羡慕之情的国家其自私自利的一面，这个发展的故事最为有趣，也最为发人深省，有心者一读便知，无须多费笔墨重复叙述。

应该指出的是，在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世界之中，可能真正缺少的是一种普适性的援助和慈善的精神，背后隐藏起来的权力支配可谓是讳莫如深，难于真正被揭穿，只有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实际的实践之后，真相才能冲破幻象的迷雾而涌现出来。这种隐藏起来的权力的支配同样体现在有关发展项目的故事之中，发展项目成为了调动社会资源的一种最为冠冕堂皇的口实，但却借助发展干预的口号而使由权力所搅动起来的全部资源并非完全且直接地用于发展项目的瞄准对象中去，而是经过层层的滴漏效应之后的那一点可怜的剩余，在这本书书中，叶教授的这个“滴漏效应”的隐喻着实用的巧妙且精准。而所有这些对于发展研究者自身而言无疑都构成了一种“我们”在其中的“我们的故事”素材来源，在相对于“我们”的“他们”遭遇到发展的种种历程之中，这些“我们的故事”也必然得以形成以及不断地得到讲述。

确实我们不能够低估了这些发展的故事的价值，反过来我们要去重估他们的价值所在。它们不仅是具有一种生动活泼的表面的感染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注定隐含着一种心灵的结构，让我们无法不在真正听过、读过之后不受到震撼。在这些故事之中，第一个关于商品的故事肯定是结构性的，也是与我曾经讨论过的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结构性对立不谋而合^[4]，尽管这个故事中并没有谈论到我曾详细讨论的礼物，但是农民生活之中全部的交换逻辑原本就是建立在礼物的关系而非商品的关系之上。换言之，依赖于土地的农民的生存经济造就了一种彼此分享而非彼此赢利算计的礼物文化，人们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共同感谢上苍的赐予，而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商品经济所无法真正承受得起的，以盈利和积累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所真正考虑的并非是社会的循环与持续，而是通过种种的途径所能够积累到某一个人身上的财富的多寡。在这样的一种结构关系之下，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创造出了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共享的礼物文化的模式，并与现代世界的那种基于自由市场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商品文化的模式形成了一种对立。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远离乡土的不归之路便成为其命定的归宿。你不论怎样去对这样的完全基于商品交换的生活方式做一种诅咒甚至谩骂，但其结果却只可能是一种所有人的从土地的生存经济中的彻底背离或逃离。一旦依赖上某种更为方便而非费力的生活方式也便再难“退步”到原有的辛劳而又麻烦的生活方式上去。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永远只可能是乡愁，摆脱乡愁也许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但不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实际选择。从欧洲工业革命一开始，这种乡愁注定已经是一种无法抹去的乡愁，卢梭如此，霍布斯也不例外，后来的进步论者更是没有给这种乡愁留下一丝一毫的将其完全抹去的空间，因为现代性的根基就是制造出差异性的结构，并使得这种结构的两端相互分离开来^[5]。结果一切似乎都变成是一种结构的转型，乡村社会更是在所难免。城市与乡村、远去与留守、技术与手艺、文化与生活、现代与传统等等，还有什么不从根底上进行了一场结构性分离与翻转呢? 而这种翻转的前提就是你接受了最为初始的对于现代的启蒙和朝那个方向的彻底转向。一切可能都因此而转变成为一种算计的经济与商人社会的衍生品或附属品，不论是科学、技术、食品、粮食，还是作为公益的慈善、救助以及自以为是作为草根行动的单向度的发展干预。因为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和价值选择都通过一种算计的文化而被重新加以组织和安排。显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离开这一运行逻辑而回归到一种世外桃源一般的理想的生活。

中国的改革以一个安徽乡村的“非正常”的举动而得以开启，并毫不动摇地选择了现代观念中的“发展”作为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转型的动力来源。无疑“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且经过三十几年的中国发展实践，这种“硬道理”的效果已经日益显现出来，中国在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世界强国之林，人民也摆脱了往日非正常日子的贫困的困扰而日益迈向一种富裕小康的生活，但是不可否认，快速的发展也自然带来了发展这把双刃剑的另外一反面的效果。这效果便是，我们的乡村变成是一个留守者的乡村，我们不再可能有原生态的青山绿水，我们的乡村和城市环境共同遭受到了谁都可能会深受其害的污染。我们以政府管理为代价所大力倡导的自由市场的逻辑，让乡村的教育、医疗以及小农的经济近乎成为一片崩坏的景象；我们被城市这个越来越强力的抽风机所吸引而使得乡村生活日益凋敝，教育的资源即便是滴漏效应也难于真正滴到农村之中去。孩子们无奈地背着书包进入陌生的城市之中，父母则不得已要依附于城市去打工赚钱，为此而远离了自己的孩子，却坚定地认为这才可能是孩子真正未来最有出息的一条发展之路，为此而在孩子出生之始就教育他们要远离自己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故土。

而今日世界日益被唤醒的健康意识却无法在身边生活的社区之中找寻到一个适恰的医治和照料的空间，他们生活在乡镇却同样要到城市之中，花费高昂的代价去医治一个并非那么严重的疾病，或者即便是遇到严重的疾病，也只能是在城市的高消费的医疗空间之中转悠一圈，大笔的金钱花在了医院，病痛却仍旧是无望医治。现代资本力量搅动着整个社会原本有序的生活变成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活摆动，人们必须面对近乎是焦虑与绝望的生活抉择: 自己的孩子要么是留在乡村，要么就是跑去城里读书；家人身患疾病要么是在村里等死，要么是跑去城里的大医院花钱诊治，且没有一家医院可以保证，即便是很不起眼的疾病，本可以得到彻底根治。我们现今的社会进入了一种发展的陷阱之中，即如果不发展，人们再难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而如果发展了，新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难于真正加以解决。

在我看来，发展是一个难题，并且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它有许多的故事要讲，怎么也不会讲完。西方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所构建起来的从传统社会当中脱胎换骨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依旧是难于真正去加以克服的。而这些问题又如何可能由经过两百多年而跟随其后的中国的发展实践所彻底地解决掉呢? 究其根本，这个发展问题的症结是在一种结构的关系上，当然最根本的是在城乡关系上，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城乡关系的构建，所有发展的问题都必然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难于真正避免。西方世界通过彻底摆脱乡村的发展路径而寻求一种人人得享的现代都市生活的构建，这个转化或转型的过程无疑都是以牺牲农村作为其代价的，不论是积极地帮助农村发展，还是消极地阻碍农村的发展，情形都是一样，总之是这仍旧没有能够跳出城乡关系这个结构性关系的陷阱，可惜有很多人，要么是待在农村里不知城里发生了什么；要么是待在城市里，更不知道农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总之他们不明白在中国城乡结构的内涵与重要。

显然，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基础还是来自于农耕社会的源源不断可持续的供给，但是西方社会的高明之处是它将现代性变成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并试图把自身结构单一化的失衡状态一股脑地转嫁到整个世界中去，整个世界因此而成为了西方世界社会经济平衡关系结构性杠杆的另外一端而支撑着作为整体的西方世界的发展，而这便是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的行动策略，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便是要从西方以外的世界去寻求种种的资源，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以补充作为现代性的启蒙发展观所无法宽容的其他类型的存在的单一向度的弊端，西方世界因此而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找寻到了他们曾经失去的乡村、农舍、部落以及纯粹大自然的浪漫生活。在这样一种寻找自身结构平衡的动力驱使之下，一切后来反省到的殖民主义的恶行都理所当然地变成所谓由经济学家倡导的第三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后果，如果世界有哪个地方不是那样的，倒似乎成了一种极为奇怪的作为，而任意留下那个空间给了人类学家去描记以供他们作为主体的西方人在文化猎奇上的消费的需求。由此世界各地的农产品、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种种的被标定为异文化的千姿百态的器物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作为话语中心的西方世界之中，在那里孕育了一个幻象上看起来平衡的既有现代又含传统的生活世界。

但毋庸置疑，这一切在殖民之后的时代之中都化为了泡影，纯粹的掠夺和征服的殖民策略已经不再可能成为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核心利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的重整之中，西方的力量在从殖民地逐渐退出的过程之中，他们面对第三世界的贫困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在异文化土地上的发展话语，由此不再是西方人直接的对殖民地的占据与盘剥，而是转换为作为中心的西方对于其周边和边缘世界的资本调控，其所高调倡行的乃是自由的贸易、自由的选举、自由的资本输入与输出，凡此种种，都是在一种理想的以发展理念为根基的进步幻想的基础之上而逐渐展开的，原来的诸多殖民机构，摇身一变成为了支持在世界各个地方从事发展项目的基金或者慈善组织，借助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非政府”(non-government) 的概念而不断强化自身的价值中立和慈善援助。

但要知道，发展项目的供给以及慈善基金的提供并非是无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那些西方以外的寻求独立自主的世界却要反过来完全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一种“良治”( good governance) 的政治与社会治理的观念，这成为了世界发展援助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点做前提保障，价值中立的无私的援助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要知道这背后虽是“非政府的”但确是“有国家的”，离开了这一点根本谈不到中立的发展项目的供给和经济上的援助。显而易见，西方借助一种“发展的理念”使得曾经追随于它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模仿西方的道路而走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世界，日本近代“脱亚入欧”的发展观可能是最为典范的对西方现代发展观念的追随和模仿，并取得了其发展上的成功。但由于西方以外的文化差异性的存在，西方世界以外各自的社会有其文化观念上的独特性，由此而使得这种对西方的模仿之路最后都成为了一种各自表述的绝好实践，在这方面即便是学习西方的典范之国日本也不例外，西方在不断地创造着不同时代的西方的他者，作为这些西方的他者，也借助自身的发展，而在不断地转化出来有着孙悟空七十二变一般能力的“他者的他者”，总之到最后所转化出来的都是与西方主导意识形态所极力推崇的民主政治所不同的一种政治形态，它往往很难说是传统的，也很难说是现代的，往往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杂糅，难于让人捉摸，处在一种模糊难辨的状态之中。

中国的发展实践通过这本《发展的故事》的叙述，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这样一种奇怪性的政治轨迹的演化形态，它曾经共同性地追溯西方的发展之路，但却总也难于模仿逼真不走样，总是在预测有“西方之厄”的档口，出现了种种只有在西方以外的世界中才可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转机，这就是他者的他者所制造出来的有益于自己生存的益处和行动的策略，它绝不会落入支配者的完全预期与把握之中。但毋庸置疑，中国的发展之路也同样遇到了自己的麻烦，当全体的人民开始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发展的正向吸引的不尽益处之后，它也在全方位地遭遇到了发展自身的负面影响的困境之厄。

叶教授在这里所讲述的那些“发展的故事”必然会给予我们以很多的启示。中国之路必然是一条康庄之路，但如何去真正走向或者迈向这条康庄之路，却又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终究我们是在很有限的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所要走的道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故事”可能并没有什么方向标，也没有清晰地走在前面的车辙可以借鉴，也许只能是真的要去摸着石头过河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创新，那也只可能是在一种黑暗之中摸索着的创新，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发展必然是一场搅动全局的社会运动，如果不能提前认识到发展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那我们的发展必然会一直是在深处迷雾之中而无法自拔，并且可能已经身处困境之中却还认为是一切平安无事，这就是一种没有方向标的摸索和创新的危险所在，因为没有人会为此而做一种必胜或者必然有创新的担保。或者说这本书中所记录下来的所有这些发展的故事，还有那些并没有包含在这本书中的但完全可以写成故事的故事，都有似于一口悬在我们头上的警钟，随时可能敲响，而此时也许是该到了我们而非他们清醒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参考文献]

[1]叶敬忠.发展的故事: 幻象的形成与破灭.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3):110－117

[3] 赵旭东. 平常的日子与非常的控制——一次晚清乡村危机及其社会结构的再思考.民俗研究，2013(3):111－124

[4] 赵旭东.礼物与商品——以中国乡村土地集体占有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395－404

[5] 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32－48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110-115.

延伸阅读

点击文章题目即可浏览全文

[1]【20161105·人类学】人类学乾坤·2016年1月号

[2]【20161106·人类学】人类学乾坤·201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