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2·人类学】徐薇：《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历史、现状与反思》

 图像叙事：博茨瓦纳 乔贝国家公园

【作者简介】徐薇，女，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要】百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在不断被反思和重构，非洲研究在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学的非洲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和非洲本土学者所建构。当今，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借鉴西方人类学非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经验展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非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度青年项目“新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4CSH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且受到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的资助。

【来源】《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120+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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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壮大同非洲有着不解之缘，很多著名的理论、方法、学术争论都源自于人类学家对非洲大陆长期而执着的田野实践。非洲这块沃土同时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百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在不断地被反思和重构，而非洲研究在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理解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学、理解非洲即成为一种必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文与英文中，时常有“非洲人类学”（African Anthropology）的表述，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或独立的研究对象与领域来进行人类学研究，这与历史上西方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密切相关。在西方殖民者看来，非洲就是一个相对整体、独立的殖民单元，而现在的非洲仍受此观念的影响。因此，非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有其存在的条件与合法性，这一概念与“人类学非洲研究”等同，常见于学术著作与论文的表述中。

遗憾的是，有关人类学非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人类学界还知之甚少，仅有零星几篇综述文章整理归纳了人类学非洲研究的成果与意义，却对非洲本土人类学的现状与发展鲜有涉及，亦不曾归纳反思中国人类学者在非洲做的相关研究。鉴于此，本文主要考察西方人类学的非洲研究与非洲本土的人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人类学者如何进行非洲研究。

一、西方人类学的非洲研究

19世纪60年代，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时，欧洲学者们把非洲看作一潭死水，又称“黑暗大陆”。19世纪末期，欧洲国家仍在贪婪地攫取非洲大陆上的人力及其他资源。1887年的“柏林条约”赋予西方文明国家占领非洲沿海、腹地的权力，确定了在非洲拓展殖民地的共同准则，从此掀起瓜分非洲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探险者、旅行者、传教士涌入非洲，他们的工作和研究即是后来人类学非洲研究的雏形。

（一）非洲殖民时期西方人类学的非洲研究

经典的以“他者”或者“非欧洲人”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人类学之形成发展源于英法两大殖民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的需要，时间大体在20世纪20-60年代。当时的欧洲殖民者为了更好的统治与管理非洲，需要了解非洲的族群、生活与文化。最初，人类学在非洲的研究活动，基本上表现为外来者（主要是欧洲学者）对生活在这块陆地上的人民及其文化的描述与分析，即通过描述各种非欧洲人的、非西方的“另类”生活方式，让欧洲人通过对异域文化的描述与观察来反观西方人自己的社会与文化。总体上看，所谓“经典人类学”的繁荣与欧洲列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密不可分，特别是20世纪20-60年代这40年，整个非洲大陆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对某个封闭部落或社区进行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方式。当时人类学界的主要理论几乎都由英国人类学家所建构，且大多数源于他们对非洲大陆的田野实践。

1.英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家在非洲所开创的田野方法与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世界人类学几十年。穆尔（Sally Falk Moore）将其归结为三个因素：“一是致力于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长期、专业、广泛的田野调查；二是存在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即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该分析框架把当代非西方社会都假定为一个稳定、封闭、连贯的系统，所有的社会与文化要素都是形成一个连贯、独立系统的组成部分，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推断出各部分之间的关联；三是历史原因，即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状况。”

英国在非洲实施的“间接统治”殖民政策为人类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所谓“间接统治”，即是通过当地部落酋长来管理当地人，地方政府通过土著居民的政治制度来运行。该计划由英国在尼日利亚的首位总督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最早清晰系统地提出。这一殖民政策既维持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又大大削减了殖民经费，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部落社会的传统习俗与稳定，尽管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非洲人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生存状况开始受到冲击而逐渐瓦解。

“间接统治”对于人类学意味着什么呢？该政策在形式上赋予本土权威和本土法庭以权力，对于殖民政府来说，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所在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有基本的了解。这为人类学家开辟了用武之地，殖民政府有时会允许并支持人类学家到部落中做实地调查搜集资料。比如有“南非人类学之父”美誉的艾萨克·萨佩拉（Issac Schapera）自1929年开始受殖民政府的委托和资助在贝专纳兰保护地（今博茨瓦纳）调研茨瓦纳人的习俗与法律，并将研究报告于1938年正式出版，成为殖民当局了解并管理茨瓦纳人的工具书。时至今日，这本书在博茨瓦纳仍一版再版，成为茨瓦纳人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习俗与法律的重要参考。有些殖民官员亦是人类学爱好者，利用职务之便做田野调查，成为“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s）。尽管殖民政府需要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为其统治服务，但真正成为殖民官的人类学家却很少。很多职业人类学家所关心的土著人生活中的谚语、仪式、神话传说以及草药配方等并不能解决殖民政府遇到的实际问题，然而人类学家与传教士、殖民者一样，被普遍认为是土著传统文化的入侵者和破坏者。

开创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尽管没有对非洲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但其对非洲的兴趣却很强烈。他认为非洲研究可以拓宽功能主义的理论范畴，并能够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在特罗布里恩岛上的研究所无法做到的。马林诺斯基曾撰文指出，人类学家可以为殖民官提供有关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客观资料，以避免殖民官因为忽视土著文化而施行错误的政策；他强调对社会变迁与文化接触以及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使其共时、静态的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变化中的传统社会中依然有解释力。1926年，“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院”成立，该院由洛克菲勒基金、卡内基基金以及一些殖民地政府共同资助，使得学术研究与殖民统治需要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该院成立之初的五年规划即是以马林诺斯基提出的“实践人类学”为目标，将科学知识与研究以及非洲人、殖民政府等各方的利益诉求更紧密地连结起来。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成为当时研究的主流。马林诺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人类学研讨班亦培养出诸多声名显赫的研究非洲的人类学家，尽管有些人并不完全赞同马林诺斯基的功能理论，却都遵循马氏的田野调查方法，对非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

20世纪40-50年代，既是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末期，也是非洲人类学研究者人才辈出的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为非洲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人类学除了要探究不同社会的文化法则，还可以通过比较与归纳的方法来发现普遍的社会规律。很多青年才俊在马林诺斯基与布朗两位大师的带领下，在非洲各地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他们聚集在伦敦、剑桥、牛津等高等学府，分享彼此的工作与思想，共同建构人类学理论，使得非洲研究成为人类学理论发展的核心和主流。这期间涌现出的伟大人类学家及其作品至今仍被奉为圭臬：1937年，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对苏丹阿赞德人的经典研究发表，揭示了赞德人巫术信仰的思维逻辑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1940年，普理查德与福蒂斯（MeyerFortes）合编的人类学经典名著《非洲政治制度》将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央集权制；一种是没有中央集权的制度；与此同时，普理查德出版的专著《努尔人》即是对无中央政府状态下社会如何组织与运作的最好阐明。以普理查德为首的几位西方人类学者没有任何政治学专业理论的背景，却将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整体论的方法与理论应用到非洲政治制度研究中，强调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社会制度如亲族、婚姻、宗教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特性，比将单个政体抽离出其所在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传统方法更加真实全面，从而开创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先河。福蒂斯对居住在加纳北部塔伦西人（Tallensi）亲属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将塔伦西人的亲属结构视为一个“连贯的系统”，有着众多“标准形式”，并用大量的具体细节来证实。福蒂斯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表现部落联盟、父系亲属关系、母系与姻亲纽带以及社群仪式等方面的彼此联系，说明塔伦西社会组织原则之间的互补性与交互性。这一时期的大量民族志作品都围绕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模型展开精密的描述，却忽视了历史的维度，即社会何以发展成今天的样子？社会变迁的动力在哪里？南非人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打破了静态、共时、理想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立足于非洲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现实，从冲突论的视角来分析变迁的原因。格拉克曼与马林诺斯基、布朗一样，有着学术领袖的非凡气质，吸引了当时一批有才华的年轻学者追随其左右，他们从建于非洲（今赞比亚）的第一家人类学研究机构——罗德斯-里维斯通研究所开始，到后来聚集在曼彻斯特大学形成曼彻斯特学派。格拉克曼对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冲突”与“竞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还在民族志研究方法中使用“个案研究”，突出“非洲法律”的研究，坚持研究 “非传统”、“非部落”的当代非洲社会等。格拉克曼及其后继者们在殖民后期对非洲当代社会的开创性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统治人类学界的经典理论与方法，将历史与个人放进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中，对后来的象征论、互动论、实践论等新理论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2.法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这一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基本被英、法两大殖民国家所垄断，相比于英国人类学家的璀璨星光，法国人类学家则稍显黯淡与务实。法国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西非，与英国对殖民地的“间接统治”不同，法国施行的是“直接统治”，即直接向殖民地输出法国文化，将殖民地人民同化为法国人，这种作法带有严重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义，切断了殖民地的传统文化，使其在独立之后的自主发展中动荡不断。法国人类学家对西非的民族志研究远胜于英国，殖民时期最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当属马塞尔·格里奥勒（Marcel Griaule），他是一个魅力超凡的学术领袖，亦是一个从20世纪30-50年代都很有影响又很有争议的人物。格里奥勒是莫斯的学生，对田野工作充满热情，热衷于探险旅行和收藏，他最著名的研究是马里的多贡人（Dogon）。与英国人类学者严格的单枪匹马的田野工作方式不同，格里奥勒喜欢启用大量的助手和同事来观察一项仪式，且终身依靠翻译，他认为人类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田野工作涉及到运用许多不同的能力，但是他的著作除了发展了田野工作自身的方法理论外，并无其他理论建树。他的这种弃绝理论或者说反理论的倾向影响到后来许多强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更甚于理论的法国人类学家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殖民时期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完全被英国人类学家所垄断。

3.德国、美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德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同英、法一样起步较早，始于19世纪末传教士、旅行者以及殖民官的进入，但德国人类学在非洲的退出也很早，主要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丧失了在非洲的殖民地。然而德国纳粹时期为政治服务的民族学理论为南非白人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思想源泉与智力支持，且与英国人类学并存成为南非人类学的两大传统。美国人类学对非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开创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在20世纪30年代对达荷美（Dahomey，今贝宁）的研究意义重大，他从文化史的视角，运用半专业化的类似殖民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方法在中西非开展调研，并在美国西北大学建成了第一家非洲研究中心，并使其成为美国非洲研究的重镇。

可见，殖民地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由英法人类学家所主导，他们不只是为殖民当局服务，也受当时经验主义思潮影响，重视田野工作，给予地方文化极大的尊重。非洲研究院的建立与相关非洲研究杂志及著作的出版，使得非洲人类学呈现出无比繁荣的景象，然而随着非洲大陆独立浪潮的风起云涌，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人类学家与臭名昭著的传教士、白人资本家一样仓皇逃离非洲，尽管这一时期的有些人类学家自认为是非洲人民的朋友，能与非洲人感同身受。

（二）非洲独立后西方人类学的非洲研究 

自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以后，发达国家的人类学者开始反思自身的优越位置，过去人类学所研究的“他者”都是“非西方”、“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与习俗，折射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经济政治结构上的不对称，西方人类学者该如何调整与面对？

英国人类学特别是功能主义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与非洲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英国功能学派内部也开始出现理论的反思和转向。对于人类学是否是殖民主义帮凶的话题，很多人类学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评。阿萨德（Asad）是较早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人类学家之一。他认为，在殖民地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通常会受到殖民主义的财政支持和行政庇护，他们的民族志撰述也就很难避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制约。而且，将土著的所思所想所为以及土著社会的组织方式变成公开的民族志撰述，无疑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类学家努力撇清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在巴特(Fredrik Barth)看来，做殖民统治的帮凶会损害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因此这决不可能是普遍的做法。库珀(Adam Kuper)亦指出，虽然人类学自认为是一门对殖民地行政有贡献的科学，但“英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对于应用人类学都不十分感到需要”，官员们甚至觉得人类学家过于袒护土著人，“不列颠的人类学家很少为殖民地政府所用，而不论他们在找经费时是如何措辞，他们并不十分乐于为政府所用”。然而，无论殖民时期的人类学者多么地尊重土著的生活世界，多数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中都与殖民政府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依赖关系，其研究成果在客观上都可以运用于殖民管理。除了反思殖民时期的所作所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人类学者们开始开辟新的领域和田野调查地，进行多种尝试，并在非洲研究中融入了多种学科，人类学“从异域迈向本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殖民时期的法国人类学一向带着非理论化甚至是反理论的基调，彼时的人类学理论建构由英国所主导，然而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法国人类学理论异军突起，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对独立后非洲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都有一种探寻纷繁事物表象背后的根本逻辑的强烈欲望，结构即是一组关系，关系的本质是恒常的，而且是无意识的、一致的，是各个文化相遇和可以比较的地方。结构主义提出了新的、系统方法去理解文化中复杂的象征元素，包括亲属称谓、约定的婚姻制度、以及在神话、仪式、信仰中运用的象征符号等。与此学说平行发展的是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兴起，该理论强调政治、经济、组织之间的内在关联，在非洲学者中引起广泛共鸣，并试图将社会主义原则纳入新的国家建构中，从“生产方式”、“结构”、“阶级”等关键概念中解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总体来看，人类学中长期忽视的女性研究受到关注；人类学与历史的联姻让人们开始关注变迁；地方社会与民族主义国家建构引起了更多的讨论；这期间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化多元主义的著作。人们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非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同时也反思人类学自身的发展。随着人类学研究中过程论的兴起，“种族与族群”（ethnicity）、“社会场域”(social field)、“身份/认同”(identity)成为文化研究重要问题。族群总是与政治、民族国家建构密不可分，人类学者摒弃了“部落”这个带有歧视和殖民色彩的词汇，创造出更强调文化意义的“族群”概念来指代那些有着共同语言、文化与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社会场域”则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将文化放在某一特定的人群背景中分析。“身份/认同”是一个有关人们认为自己是谁的社会概念，亦是有关独特性、个体化的概念，这两种含义都被人类学家用来将特殊的文化结构与当地人的个性及环境融合在一起，而不再强调文化的整体描述。

正如摩尔所概括的，整个20世纪，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研究在两个主题上交叉互鉴，一是识别、理解、比较地方传统是如何构成的；二是强调不断变化的非洲经验。20世纪前半叶，人们更关心所谓“传统”，越是远离西方文明的文化，越受到关注，然而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文化在殖民地的强力渗透，如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净土。因此，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更关注非洲不断变化的现实与发展，表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研究主题愈来愈开阔与广泛，面临的现实挑战亦越来越大。当然，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已不再只属于西方学者，非洲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本土学者同样对非洲人类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非洲本土人类学的崛起

殖民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相比于其他任何学科都独领风骚，然而随着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人类学比任何学科都让人感到耻辱和尴尬，人类学被称为“殖民主义的女仆”而备受指责。人类学的研究旨趣是非洲的部落人民及其文化，这被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社会精英们视为一种威胁或者说阻碍，因为他们立志建成一个和平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而不去区分各部落间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去殖民地化发展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人类学是最不受非洲知识分子欢迎的一门学科，亦被认为是一门对国家现代化发展无用的学科。

独立之初的非洲国家均以欧洲的大学课程设置为样板来建设自己的高等院校，并坚信科学知识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新的大学课程里，没人再关心非洲本土文化。人类学在非洲遭遇重大挫折与退步。在非洲的一些大学里，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着，这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存在地位颇为相似。喀麦隆著名本土人类学家保罗（Paul Nchoji Nkwi）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非洲学界批评人类学之声愈演愈烈，但人类学仍涌现出三股趋势：第一，人类学接管了非洲研究，在欧洲、美国的很多高校里成立了非洲研究院，其中人类学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马克斯主义人类学的兴起激励着欧洲一些人类学家继续做非洲人类学研究；第三，人类学被贴上社会学分支的标签，在一些非洲高校里的社会学系开始教授人类学课程。在保罗任教的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里，人类学与社会学仍同属一系，但各自独立授予学位，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不断扩展教学与研究规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人类学在当代非洲社会的咨询与应用功能逐步显现，特别是在应对大众健康、人口增长、环境保护与农业发展等棘手的现实问题时，人类学以它特有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支学科，比如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使这门在非洲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学科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很多非洲本土人类学者们都在努力复兴这门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功能与意义，肯尼亚学者基尔布莱德(Kilbrid)指出，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开始在肯尼亚的高校研究所中得到发展与繁荣，主要归因于对人口过剩、一夫多妻、女性地位、艾滋病与性别、部落主义与儿童健康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非洲本土人类学研究重新发现并定义自身，它不只是一门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性学科，更是一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非洲本土的人类学者也不再被视为部落主义的传播者，更是非洲社会与人文知识的研究者、拓展者并有能力应对、解决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2014年4 -5月笔者在喀麦隆开会、调研，有机会赴雅温得第一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访问交流，保罗教授年事已高，早已退休，无缘相见。现任人类学系主任安东尼热情地接待了笔者，并向笔者详细介绍了该系的师生情况，最后还将系里所有现存的、由“泛非洲人类学协会”(Pan Af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PAAA)出版的刊物《非洲人类学》（African Anthropology）赠与笔者留念，让笔者了解到“泛非洲人类学协会”这样一个重要非洲本土人类学组织的历史与现状。

人类学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根本差异是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美国人类学与英国人类学都是从其自身的学术范式与发展脉络中定义人类学。因此，非洲需要自己的人类学。1989年，泛非洲人类学协会在喀麦隆雅温得成立。该协会在成立之初所做的工作即是恢复人类学在非洲的名誉。人类学作为一门西方学科，在非洲被唾弃排斥了20多年后，终于得到了更多非洲学者及政府决策者的理解与支持。然而，在美国人类学一统江湖的时代，泛非洲人类学协会的成立不仅是要提升非洲本土的人类学，更要建构能够应用于非洲本土实践的理论与范式。正如泛非洲人类学协会主席保罗所说：“非洲人类学并不是为了理论而建构理论，而是在现实中去应用它们。”

因此，作为一个强调应用研究的组织，泛非洲人类学协会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人类学各分支学科教师间的交流互动，同时重视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还定期组织各种工作坊以培养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并传授田野实践中所必需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泛非洲人类学协会下设六个研究分支，致力于研究与解决非洲人民所关心的诸如医疗、人口、环境、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现实问题。

在喀麦隆成立的泛非洲人类学协会在国际上建立了广泛的对外关系。在非洲，它与设在南非的南部非洲人类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Anthrop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AASA）保持良好的关系，还在一些国际组织中争取到了经费支持，包括温纳格林人类学研究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uncil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CODESRIA）、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泛非洲人类学协会自1994年开始，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非洲人类学》（African Anthropology），每半年一期，内容包括学术文章、研究报告与书评。这本刊物的主要目的是为泛非洲人类学协会的注册会员们提供一个发表、交流学术观点的平台，真实反映非洲学者的观点，及时将非洲人类学学术年会上最好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作为迄今唯一一个涵盖全非洲大陆的专业人类学家组织，泛非洲人类学协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面临很多现实危机。由于多数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学者们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泛非洲人类学协会尽管拥有550位学者会员，却很少人能够定期交纳会费。此外，很多与会者无力承担往返的路费，他们都希望所有费用由会议组办者来承担，这就给协会工作的组织运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负担。

泛非洲人类学协会的成立与发展显示了非洲本土学者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智慧，比起强调理论建构的西方学者，他们更加谦虚与务实，他们无法无视在非洲大陆或者说在他们身边不断蔓延的疾病、饥饿、冲突、战争、贫穷……于是，当今非洲人类学者的学术使命是发展与应用，而不是理论建构。他们要用知识去改变这些残酷的现实，他们还要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去养活一家老小以及以他们为荣的穷亲戚……

三、中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

在西方学界，人们往往把非洲研究与人类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西方的非洲研究从开始就是随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发展而来；反观中国的非洲研究，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正如张宏明研究员所言：“中国对非洲的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入手的，并且始终与国际环境、非洲形势及中国外交战略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由于研究力量的学科分布不均衡，导致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领域的研究，如对非洲政治、历史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有些领域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比如，涉及非洲的人类学研究目前在中国几乎是空白。”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紧密，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地方的高校及科研机构都开始重视并加强对非洲研究的投入与建设，有关非洲发展与中非关系的论坛会议在逐年增加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职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实体性的非洲研究机构，经过八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浙师大乃至浙江省的特色、品牌学科，每年都鼓励和资助师生们赴非洲进行实地考察。

笔者自2011年开始在南部非洲内陆国家博茨瓦纳进行田野调查，先后发表了少数族群叶伊人的调研报告和分析博茨瓦纳民族问题的论文，系统论述博茨瓦纳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的专著于2014年年底付梓出版。作为来自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工作者完成的一本非洲民族志，希望能有助于推动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进程。笔者的同事蒋俊博士长期关注尼日利亚的族群问题，并于2013年赴尼日利亚访学半年，先后发表了《尼日利亚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少数族群问题》、《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与尼日利亚的比较分析》、《尼日利亚建国以来的族群政策述评》、《从多元到聚合:尼日利亚约鲁巴民族的历史透视》等系列论文，从历史与现实角度深入剖析了尼日利亚族群问题的根源与变迁。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潘华琼博士多年来长期关注西非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发表了多篇论述马里危机与喀麦隆土地改革的论文，并在田野调查中搜集了大量的非洲影像资料，开拓了中国学者在非洲研究上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庄晨燕博士主要关注非洲法语区国家的族群冲突与和解，对南非的民族和解经验亦有研究。可见，中国人类学者对非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族群关系与民族国家建构上，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影响力的增强与中非关系的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非洲工作生活，非洲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人在非洲的社会组织以及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写作的《非洲华侨华人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的周海金博士与笔者在《东南亚研究》杂志2014年第1期上就非洲华侨华人的生存现状与困境进行了集中讨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刘东旭博士多次赴坦桑尼亚调研当地华人社会组织与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者也在尝试用不同媒介和手段来研究非洲，比如中国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庞涛和雷亮中两位研究人员于2015年7月赴赞比亚中国水电分公司进行调研拍摄并制作完成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像志系列纪录片《中国人来了：中国电力集团在非洲》，该片通过大量的访谈，力图从当地人的主位视角来解释赞比亚电力短缺的真实原因以及中国水电分公司在赞比亚修建水电站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误解与文化冲突。笔者在调研博茨瓦纳叶伊人的过程中，用摄像机记录了叶伊人的日常生活与仪式，并于2015年底制作完成一部纪录片《叶伊人的仪式、节日与生活》（时长50分钟）。

可见，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中国人类学者走进非洲，深入到非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观察体验当代非洲社会与文化，搜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做出中国学者独立的分析与表述，中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开始生产出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知识，并与世界学术对话，展示中国学者的主体地位。

四、对比与分析

在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非洲因其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与多元复杂的社会现实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加强对非洲认知的各类学科建设。如前所述，英法两国因为对非洲的长期殖民而创造了人类学非洲研究的理论范式，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垄断了殖民时期的非洲人类学。比较来看，英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强调理论建构，形成学派与团队；法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则偏重田野工作，重视细节与个性。随着帝国主义的土崩瓦解，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与非洲各国都开始了去殖民地化的过程。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即是英法学界开始对殖民时期的非洲研究进行反思和批评，并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历史与传统既是财富，也是包袱，在欧洲国家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美国人类学后来者居上，在非洲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建立起来。相比于英法的非洲人类学，美国的非洲研究带有更多的当代视角与手段，不仅关注非洲大陆的现实与发展问题，在研究与表现方法上亦多种多样，比如影视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的非洲研究亦后来居上且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延续性，主要关注非洲史前史与当代社会问题，重点研究非洲经济活动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遗憾的是，在非洲各国摆脱殖民统治重建民族国家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人类学界没有把研究触角延伸到非洲大陆，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很多因素制约了中国人类学者田野调查范围的多样化选择，一方面，要获得到遥远的外部世界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费十分不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尚处于现代化的前期发展阶段，学者们的心胸、志向与抱负也还没有拓展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令人欣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层面实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驱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企业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中。人类学对于他者文化欣赏与理解的立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深刻认识与尊重在中国与外部世界频繁深入的经济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新时空背景下，中国人类学者怎样做好非洲研究？怎样分析现实中不断变化的中非关系，向世界讲好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怎样应对非洲社会的贫穷、战乱、疾病与苦难，贡献出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凸显中国人类学在非洲研究领域的特色与贡献：

第一，中国人类学者除了要吸收借鉴西方人类学非洲研究的理论与成果，拓展研究的视域与深度，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扎实的田野经验，还要努力彰显出赵旭东教授所提倡的“中国意识”的主体性，即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经验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中国意识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家长式作风，带有更多包容、平等、学习与借鉴的味道。对于长期受西方殖民与文化渗透的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带给他们另外一种选择与可能。因此，中国人类学者在做非洲研究之前，首先要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知与了解，才能在非洲田野中发现表面差异下的普遍共性，从而得出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到分析。

第二，中国与非洲虽远隔重洋，但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在经历着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走向西方后又回归本土的自我转型与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复兴。中国人类学者研究非洲不仅要基于中国的知识需要、凸显中国意识与经验，还要具备全球视角与胸襟，积极与来自西方和非洲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进而加强交流与对话、沟通与理解。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讲好中国与非洲的故事，获得自身的地位和立场，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摆脱长期笼罩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美国霸权主义，展示出中国特色的非洲人类学。

总之，非洲社会有着自身的文化特性，中国与非洲的任何交往行动都离不开对非洲大陆各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要真正了解非洲、认知非洲，就必须要有人类学的视野与角度。然而中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尚在初始阶段，需要国家层面的引导与支持，需要更多年轻一代人类学者从个人研究旨趣与“中国意识”出发，在非洲田野中、与非洲人面对面的互动中，发现好的学科问题，生产出新的知识与共识，积极探索并找到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路径和办法。由此，中国人类学非洲研究的体系与特色才能得到建构、完善与彰显。

【来源】《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120+126页。因字数限制，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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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薇:《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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