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7·梁钊韬教授百年华诞专题】徐杰舜：梁钊韬与南岭走廊研究——纪念梁钊韬诞辰一百周年

Original 2017-02-24 徐杰舜 人类学乾坤

马坝人遗址(包含石峡遗址)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3公里处的狮子岩

【作者简介】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学术史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南岭走廊研究的兴起正是这个过程开始。而梁钊韬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其学术生涯中，以大师的敏锐，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悄然启动了南岭走廊研究，一方面努力培养研究人才;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在马坝人研究、百越族群研究、黎族研究和瑶族研究上做出了成果，而成为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人。

【关键词】梁钊韬；梁钊韬诞辰一百周年；南岭走廊；南岭走廊研究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58-62.

历史的车轮转了一百圈，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大师迎来了百年诞辰，他就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建人——梁钊韬先生。

我虽没见过梁先生，但久仰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今得周大鸣教授的电话约请，为纪念梁先生百年诞辰，要我就先生开拓南岭族群研究的问题写一篇文章，以表纪念之意。接到电话后，在吕俊彪、黄兰红、韦玉成等同事的帮助下，到图书馆和网络上把与梁先生相关的几本书（《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梁钊韬文集》《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概论》《梁钊韬先生评传》）都借齐了。读着读着，一个想法跳了出来：在当前学术界走廊热兴起之中，南岭走廊研究相对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古苗江走廊等研究比较静寂之时，要振兴南岭走廊研究，大鸣教授要我梳理梁先生对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看来是极有意义的。

一、民族走廊研究的兴起

要梳理梁先生对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须先了解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是如何兴起的。

众所周知，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1978年9月，首先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问题。他指出：

要解决(民族识别)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洛瑜这一带地区全而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氏、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1]

1981年12月，费先生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性并全面地阐述了民族走廊学说，并第一次提出了南岭走廊的概念，他说：

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2]（P165）}

1982年5月，费先生再一次阐述民族走廊学说的理论问题时，对南岭走廊的概念做了具体的解读，他说：

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3]

这样，作为正在国际学术界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以中国范式的学术生态——民族走廊研究悄然而起，南岭走廊的研究也随之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这也应该是大鸣教授在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要我梳理梁先生开拓南岭走廊研究的原因吧！

二、梁钊韬对南岭走廊研究人才的培养

在民族走廊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悄然兴起之时，梁先生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而奔走于北京和广州之间，但这并没有影响梁先生对南岭走廊研究的关注。

学术关注形式多样，有的自己撰文，有的自己著书，有的讲演解读，有的建立团队，有的指导学生……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梁先生对南岭走廊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表现在对学生的培养指导上。试举两例证之：

一是培养了杨耀林研究客家人。现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的杨耀林，1973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当时梁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据杨耀林回忆：心系南岭学术的梁先生，在教学中带学生到马坝实习时讲“从猿到人”，讲与南岭人类起源有关的《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到广西博物馆时讲《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以及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讲授南岭族群相关的西瓯、骆越、岭南古越族；隋唐时期广东的俚人、粤西的俚人领袖冼夫人；现今海南岛黎人……^{[4](P145-146)}

后来，杨耀林果然不负梁先生的培养，二十多年后，他与梁先生的另一位高足黄崇岳合作主编的《南粤客家围》于2001年出版。正如有评论所说：此书“以罕见的、巨大的篇幅，全面地亦是全方位地展示了客家围的历史风姿，系统地、科学地再现了客家围形成、演进、变化的过程”。^[5]2006年，《南粤客家围》获“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为南岭走廊研究的汉族族群研究添上了一块“金砖”，这正是梁先生南岭走廊研究的“桃李”之果。

二是培养了练铭志研究广东民族史。练铭志是当下广东民族史方面的著名学者，他与广东民族研究所其他学者合著的《排瑶历史文化》(1992年)和《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年)是南岭走廊研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广东民族关系史》一书，非常注意南岭族群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呈现，以“诸越及其先民与周邻族群及中原人的关系”“诸越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及两族的融合”“俚汉融合与多民族杂居的出现”“汉族的基本形成与黎瑶两族的早期发展”等篇章布局，展示了岭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关系。而练铭志之所以今天能取得这种学术成绩，究其根源是梁先生的指导和布局。

1979年，练铭志成了梁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生，跟先生学习了《中国民族学概论》的课程。由于练铭志是历史系本科出身，民族学基础用梁先生的话讲“只相当于小学生”。^[6](P137)梁先生便给练铭志开小灶，补民族学的课。到写学位论文时，又根据练铭志的知识结构，扬长避短，专为他设计了一条专治民族纵向研究的道路，主攻民族关系史。1981年12月顺利地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第二年练铭志进入广东民族研究所工作，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广东的民族史研究大有可为，而民族关系史研究更近乎空白，要做的工作很多。不过做学问，首先切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梦想一朝成名；要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其次切忌漫无目的，东一镐西一锄，或遍地开花，应该有个通盘考虑；选择一个重点，然后围绕这个重点，计划有步骤地一步一步深入下去，这样才能日有所成、年有所成，日积月累，慢慢地自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6](P140)练铭志果不负梁先生的期望，与同事协力，积20多年之功力，终成《广东民族关系史》，为南岭走廊研究添上了一块又大又重的“金砖”，这也正是梁先生的南岭走廊研究的“桃李”之果。

梁先生自1939年进入中山大学师从杨成志、罗香林攻读硕士学位，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87年，46年来桃李满天下，他所倾心倾力于1981年复办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过35年的发展，已壮大成为中国人类学重要的基地，也当然成了南岭走廊研究的中心。梁先生不愧为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人。

马坝人遗址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3公里处的狮子岩(来源：神秘的地球)

三、梁钊韬南岭走廊研究的成果

身教重于言教。

梁先生在尽心尽力培养南岭走廊研究人才的同时，也如痴如醉地投入了对南岭走廊的研究。我们从梁先生所著《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的《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中可以看到，从1938年到1987年的49年间，其共发表论文43篇，其中与南岭走廊研究有关的论文15篇，占总数的34.88%。梁先生关于南岭走廊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即马坝人研究、百越族群研究、黎族研究和瑶族研究。

1.开拓了南岭古人类——马坝人研究

南岭古人类迄今为止首当马坝人。而马坝人的鉴定就是梁先生做的。1958年5月底，广东曲江县马坝乡农民为着扩大丰产，开采当地狮子山石灰岩洞穴堆积作为肥料时，发现了人类头骨化石和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当时正值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到马坝视察，即指示当地区党委书记进行保护。8月30日至9月2日，中山大学派了梁先生和李见贤二人参加了广东省博物馆赴发现地点进行调查工作。9月14日至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裴文中、吴汝康和周明镇三位先生从北京专程抵马坝进行复查，梁、李二人又参加了这一工作。

梁、李二人回校后，当月就各自向中山大学领导人写了《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和《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两份书面报告。不久，广东省文化局发表了《广东发现第四纪更新世中期人类头骨化石》的简报，刊载在《文物》1959年第一期。接着，梁、李二人据前述报告编成《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一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年第一、二期(合刊)；1959年6月和12月，广东省博物馆和吴汝康、彭如策先后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一卷第二期与第四期发表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他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和《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二文。1960年初，贾兰坡再到马坝考察，《南方日报》为此做了报道。于是，“马坝人”的发现，乃得闻名于世。^[7]

从上述马坝人的发现和鉴定中，清楚地说明梁先生是对马坝人最早做了专业鉴定的学者，并正确地确定：“马坝人类头骨化石既然介于中国猿人和丁村人、河套人之间，这个连锁环节，在人类学上，特别是对于祖国所发现的各阶段的人类化石之间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8](P153)确实，“马坝人”是中国南岭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属于早期智人，其年代距今约为12.6万年。“马坝人”的长相表现出和直立人类似的原始性质，但他的颅骨骨壁较薄，颅穹窿较为隆起，脑量估计超过“北京人”，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放“马坝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环节，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古人类，对于研究中华始祖在中国南岭地区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9](P116)可见，梁先生是南岭古人类研究的开拓人。

2.开拓了南岭原住族群——百越研究

百越是南岭走廊的原住族群，研究南岭走廊的原住族群必须从百越着手。梁先生很早就关注到这个学术领域，开百越研究之先河。

一方面他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南岭走廊，据曾昭璇教授的回忆，梁先生的早期研究生、今知名人类学家张寿祺教授、容观瓊教授等亦按梁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导研究生。如张寿祺指导的郭俊峰（《瑶族族群的组织意识和行为之研究》）、张建世（《中国的龙舟竞渡研究》）、李富强（《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探讨》）等，容观敻指导的董振琦（《海南岛回族族源问题初探》）等，都是以南岭走廊族群为研究对象，岭南学派的优良学风已初步树立，成绩斐然。故梁先生实开百越研究之先河。^[10](P75)

另一方面他曾撰写《西瓯族源初探》和《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两篇论文，开拓了百越族群的研究。

《西瓯族源初探》一文，发表于1978年《学术研究》第一期。此文以大历史的视野，考证了秦代居于桂林郡(今广西贵港)西瓯的族源和形成。在梁先生的笔下，在扼桂江、西江、郁江汇流的要冲贵县地方(今广西贵港)，古代居住着“百越”的一支——骆越，通过族群在南岭走廊的迁徙，以及多元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西瓯族源，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复杂的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今天看来特别重要的是梁先生对贵县罗泊湾出土铜鼓双身船纹和羽人的考证，说明了中国鲁、苏、闽、粤沿海地区包括台湾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沿海居民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山东的拔齿人及其他百越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而散布到太平洋诸群岛。^{[8](P273-283)}这个考证对于我们认识南岭走廊在海上丝路中的连通作用和地位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同时也为我们弄清汉民族从江河走向海洋，移民东南亚，为什么南岭走廊是主要的通道也脑洞大开。

《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一文，发表于1981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此文从濮莱关系切入，一是论证了山东莱人与南岭濮人的关系，指出了濮人的迁徙足迹，说明先越时期的濮莱，与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的自称或语言相符。由此进一步说明壮侗语族各民族的祖先与古代“濮莱”同属于一个种族来源，即人类学上的“海洋蒙古利亚种族”。二是论证了濮即越，“濮与莱合而为古越族的自称”。^[8](P303)三是论证了戉就是铧，越人曾被比拟为戉而得名；四是总结了的百越文化的特征，即用有段石锛、双肩石斧，夹砂或夹炭粗陶、拍印绳纹、几何印纹软陶、硬陶，鼎豆、壶组合，水稻种植，干栏式房屋等五个特点。五是指出了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在于，“因为早在七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已经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生命力，不断与中原文化熔冶于一炉，在有文字历史时期，沿海又建立了中国统一之下的齐、鲁、吴、越、闽越、南越等分封王国，都有高度的文化不平。他们流传到江汉地区，又与其他民族融合为楚国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正因为如此，才能流传四方。在国内，他们不断与中原华夏族融合混血，并带着华夏文化的因素对中国南方及西南地区扩大影响，他们的足迹遍于中原、华北、辽东半岛、江汉、南方、云贵高原以至四川嘉陵江上游的地方，沟通中国东、西部诸民族的文化关系。数千年来，百越民族与羌彝系统诸民族、苗瑶系统诸民族不断交往，相互融合、混血，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民族，为缔造中华民族文化及保卫中国边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8](P305)所以，在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文化融合，体质混血”形成过程中，百越民族起过重要作用。

正因为梁先生开百越族群研究之先河，故先生在论文中为学者所认同，如陈国强等所著《百越民族史》曾整段引用，^[11](P4-5)反映梁先生百越研究学术思想影响的深远。

3.开拓了黎族研究

黎族是海南历史极为悠久的原住族群。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则表明，黎族先民在2万年前就进入并逐渐定居在海南岛，到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12](P358)其后，黎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或因素，除了骆越之外，至少还有汉族、壮族、回族、印度尼西亚族即正马来人和矮黑人等”。^[13]从此，黎族社会缓慢地发展着。那么，1949年后，黎族社会生态如何呢？1955年，梁先生提供了一份民族志报告，做出了回答。

1951年，梁先生和曾昭璇以民族学专家身份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慰问海南五指山区黎族。据曾昭璇回忆：“当时是采用行军方式，即因交通条件差，只能步行，背上水壶行装，由黄流入山，到乐东集中，以后再分小组。当时乐东县只有一间汉商破烂瓦房，县府是在椰林中搭起的竹棚，位于抱由村侧。抱由村亦只数间茅屋而已。沿途过林要受到山蜞、蚊、蚋的袭击，有时行军要戴上纱布做成的头罩，脚下也要穿厚鞋长袜，以防山蜞(旱蚂蟥)袭击，钻入人体吸血。这种穿山过水的生活，对梁先生来说，困难自有，但他能吃苦耐劳，出色完成任务。”^[10](P78-79)1952年，梁先生再约同一些同志入山收集民族文物。他用敏锐的观察力，总结出黎族社会特征，写成《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一文，1955年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

梁先生在此文中详细地介绍了黎族的地理与族群分布、种族归类、核心与外围的观察、原始黎族社会的发展、黎族父权氏族部落公社的发生、汉族封建统治势力对黎族社会的影响等六个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态。在总结中“说明了黎族社会已步入父权氏族公社的阶段，个别家庭的私有财产和在萌芽状态中的奴隶制（家长奴役制）已经存在。可是，这些都是在社会结构中脆弱而不稳固的部分，在父权氏族公社的阶段中，社会的本质仍然是氏族公社的组织”。“在解放初期，黎族社会所残留的初期奴隶制，只不过是一些微薄的痕迹。这就是因为他们还未曾正式踏进奴隶制社会的缘故。但是，那些正在萌芽中的个别家庭私有财产和大家族长制，却在宋、元以后由于外力影响加速了它们的变化，大家族长制变成‘奥雅’的统治，个别拥有较多私有财产的家庭变为地主。‘奥雅’与地主披上了封建的外衣，成为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间接统治者。部落内的生产力和一切财富，最后被汉族统治阶级所剥夺，大部分被奴役的黎族人民就变成类似封建统治下的‘农奴’。这种虚浮的封建社会形态，不是自发于黎族社会本身的基础，而是由于外力所造成。因此这种社会形态仅是封建式的外表形态。”^[14]这是先秦以来学者对黎族社会文化最详尽的一次记述。

梁先生的这一开拓，成为学者们后来研究黎族的必读之作。

4.开拓了瑤族研究

瑶族是南岭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族群，记得1985年我刚到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之时，就看过一部关于瑶族的专题记录片，其中第一集就是“生命的马拉松”，叙述了瑶族顽强的生存能力。梁先生对瑶族研究的开拓，集中在《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和《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三篇论文上。

梁先生有瑶族研究的开拓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

据陈启新回忆：1940年秋，中山大学开始由澄江迁回粤北坪石。杨成志教授利用搬迁的机会，于1941年率领文科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及技助顾铁符等人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对“过山瑶”进行历时10天的调查研究。其范围涉及过山瑶胞的体质特征、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衣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传说、歌谣各个方面。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梁先生写了《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一文，1943年发表于《民俗》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15]此文梁先生就瑶族宗教与汉族道教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瑶族宗教“受道教影响的部分，只不过是他们信仰中的躯殻而已，骨子里他们的特质，却是心灵崇拜（Spirit worship）、有灵崇拜（Animism）和妖物崇拜（Feeishism），而并非是道教。”^[8](P48)对乳源瑶族的考察，是梁先生对瑶族研究最早的开拓。

又据陈启新回忆：紧接着，1942年，梁先生由校长许崇清介绍任广东省政府边政指导委员会（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机构）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是年曾两次被派往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1943年春，当先生复往该地考察时，又撰写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一文，发表于当时的《大同杂志》第1卷第2期，以论述排瑶的政治、经济、战争（械斗）、婚丧。^[15]对连阳排瑶的考察，则是梁先生对瑶族研究的又一开拓。

但梁先生对瑶族研究的开拓，特别是对瑶族如何从湖南迁入粤桂，即如何从南岭走廊入粤桂问题的探讨，则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还是据陈启新回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组织中央访问团（下设若干分团），分赴全国民族地区访问各兄弟民族。梁先生随中央慰问团第二分团于7月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瑶族同胞，他一方面进行访问工作，一方面作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担负搜集民族文物的工作，后来撰写了《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一书,当年仅内部铅印刊行，发行量不多，今日已近绝迹。2012年经练铭志整理校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5]。此书2004年周大鸣教授在编《梁钊韬文集》时，仅在收入了第二和第八节，而第二节讲的就是“北江瑶族向来源”。^[16](P75)

据梁先生的研究：隋唐时代，广东已经有瑶人居住，但聚居中心仍未及广东。说明了当时聚居的中心仍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之间。瑶族的聚居中心，到了宋代才渐渐移至湘、桂、粤的边境。再有一支顺现在的贺江而下，经苍梧，沿西江而入广东之封川、高要等要地。到了明代，其势鼎盛。所以，瑶人移居南粤，在全盛时代，中心已不在北江，而在西江—带，这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载：明朝广东境内有瑶山的州县共二十一，计有瑶山八百九十一座，另瑶村二十六，每县瑶山数少者一二座，多者至一百五十余座。且翻阅广东各县县志：清远、从化、新会、英德、高要、四会、新兴、阳春、阳江、恩平、德庆、封川、灌水（罗定）、开建、信宜、化州、茂州、电白、灵山及北江各县等均有瑶民事迹记载，其中如从化罗定等县更因“平瑶”以后而定名的。^[17](P75-78)在这里，梁先生基本上勾画出了瑶族入粤桂的路线图。

学术史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南岭走廊研究的兴起正是这个过程开始。曾昭璇先生在为《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一书写的《代序》中曾说：“梁钊韬教授的成就可以说得力于岭南学派新风。中国民俗文化在明、清以后，中心南移，岭南文化蔚然兴起，‘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地理环境有利于全年进行田野工作，再加上西学东渐，故岭南学派即以长期的田野考察、博览群书，创立新说为三大优点。”^[18](P4)李绍明先生对曾先生的这段话解读为：“曾先生在此看来并非仅指中国人类学的岭南学派而言，而主要是说梁先生受岭南学派的影响而成”。^[19]依笔者之见解读为梁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在其学术生涯中，以大师的敏锐，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悄然启动了南岭走廊研究，从而成为今天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人恐怕更切合梁先生的学术实践。所以，今天，在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梳理其对南岭走廊研究的开拓，除聊表纪念之意外，更希望大家能继往开来，把梁先生开拓的南岭走廊研究引向深入，结出新的学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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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昭璇.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就[A].周大鸣主编.梁钊韬先生评传[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陈国强，蒋炳钊.百越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