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2·人类学】青年学者专辑丨郑向春：《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

2017-04-08 郑向春 人类学乾坤

田野中的郑博士

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

——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为例

【作者简介】郑向春，云南昆明人，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旅游、遗产、物质文化研究。

【摘要】伴随新地理学发展而出现的对于景观意识的研究与探讨，因其对人的思想与观念的强调而在近年来也受到了人类学界的关注。由此，从融合了上述两门学科特点的景观意识出发，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景观为例，探讨当地村民们对于身边这一景观的意识形成过程与表述方式，同时，指明这一过程中“内”“外”两种眼光的聚集与融合，以及当地景观意识的形成对当今旅游开发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景观意识；眼光；地方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1,02:18-23.

法国画家塞尚（Cezanne, P）说过，“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民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女山。”伴随环境而劳作的农民社会，往往不会对其身边的景观感到惊讶。生活于云南省西北边界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的村民们，对于他们亲手开辟的葡萄园，亲自酿制的葡萄酒的认识与感觉，也经历了从无到有、渐进清晰的过程。本文的重点在于，运用地理学与人类学对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与分析茨中村村民们景观意识形成的过程，强调这一过程中“内”“外”两种力量，两种眼观的聚集与融合、互动与并接，探讨这一地方景观意识的形成对当今如火如荼的旅游开发的启示与意义。

一、“景观意识”：地理学与人类学的交汇点

虽然，“景观”作为一个普通词语与概念很早便出现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系统中，不过，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景观（landscape）一词直到19 世纪末才成为西方地理学界的流行语与关键词，然而，地理学界对于景观的研究与运用却一直存在模糊与混淆的情况，它经常被等同于区域（area）或地区（region）的对应词，直到一个世纪后，美国地理学者迈尼希（Meinig,D,W）在其《景观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1]一书中，才指明了“景观”这一术语词意的不确切性，并将其明确地解释为：

景观是我们所视的整体，我们各种感觉的印象……它是普遍存在的，是被观察而不必被赞赏的实体，它由我们的视觉所定义，并由我们的精神所解释，它是一个连续的表面，而不是一个地点、区位或被限定的地区。^[2]

其实，迈尼希对于景观概念的厘清与解释，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的发展密切关联，新地理学突破了以往对于区域的静态研究，而将更多的要素诸如社会关联、经济活动、生活空间、行为意义等融入对地理的观察与研究中，其中人本主义（Humanistic Approaches）的研究取向，使学者们获得了对于景观研究的新突破。人本主义的研究在20 世纪50 年代被英国的柯克（Kirk,W）与法国的达德尔（Dardel,E）所提倡，并被华裔美籍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Duan）于20 世纪70 年代所发扬，该研究聚焦于人对于空间及大地的经验，感兴趣于人在生活空间中的生存体验。^[3]相应的，这种强调人对于空间感知与体验的研究旨趣，使学者们在对景观的探讨领域中提出了“景观意识”（landscape consciousness）的概念，在景观意识的研究领域中，以法国地理学家贝尔奎（Berque,A）为代表，贝尔奎的兴趣点在于：“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比另一些社会群体更具有景观意识？”换句话说，尽管所有的社会团体都生活在环境之中，但只有某些社会群体才会有明确的构想、认识到景观。通过研究，贝尔奎还发现：景观不仅仅是视觉概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了人们对于景观的鉴别，更为甚者，景观意识中还包含了构想的景观与记忆的景观，并且人们会将这两种景观综合到地点的意识之中。^[4]

贝尔奎在景观意识中对当地人辨别、认识、记忆、想象等因素的强调直接搭建了同人类学家的景观研究进行沟通的桥梁。人类学者本德（Bend,B）将景观同记忆、性别、策略联系在一起，强调景观是一个融合了历史、政治、社会关系以及人文感知的综合体。^[5]另一位人类学家赫希（Hirsch，E）将景观视为文化过程，寻求环境的“内部人”，并且探讨这些与土地相关的人对于景观所持有的看法。^[6]这些人类学家们的研究视角均与贝尔奎对景观意识的研究不谋而合，由此，共同将景观意识的研究推向一个跨学科的新高度。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借鉴人类学家玛瑞恩（Mirian, K）在考察巴布亚新几内亚瓦米尔（Wamira）地区时，所强调的一种“内”“外”眼观交融并合的方法来考察当地人如何感知自己居住环境的过程。玛瑞恩在《你的地方与我的地方：在瓦米尔分享感知》^[7]（Your Place and Mine: Sharing Emotional in Wamira, Papua New GuineaMirian Kahn）一文中，指出了地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对“地方”（place）研究的不足之处：地理学者太过局限于人与环境间的内部关系，而容易忽略其他外部因素，而人类学者的描述又相对比较单一，由此，马瑞恩提倡一种全面考察“内”“外”各种因素的方法，来诠释人们对于居住地感知，“正是‘我们’的眼观与‘他们’的眼观的相互排斥、融合以及叠加才创造出一种‘我们的’地方的感觉。”^[8]类似的，将这种对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纳入到茨中村与葡萄有关的景观意识的探讨与研究中，目的在于强调：一个完整的景观意识，并非只由某一因素促成，又或只是某一人群主体的需求与认知，而是综合了内外各相关主体的力量与眼观，而最终达成的一种对于景观整体性持续性认知与构想。

来者基地丨郑向春·摄影

二、何时对“景观”有意识

（一）茨中印象

茨中，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以南，从州府至德钦县途中，要翻越百茫（白马）雪山海拔4292 米的丫口；沿途能远眺云南第一高峰——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峰，到达德钦县后，又将一直沿着壮丽的澜沧江大峡谷由北向南蜿蜒而下。狭窄的道路两旁，一边是奔涌不息的澜沧江，一边是光秃秃的悬崖峭壁，还不时有石头滚落而下，大约80 多公里的路程后，才能到达进入茨中村的茨中吊桥。壮美与震撼之后，最终进入到这个掩映于一颗大核桃树下的安宁静逸的小村庄。不同于人们对香格里拉雪山高海拔地区的寒冷印象，茨中村处于山地河谷北亚热地带，气候温暖、阳光充足、水资源丰富。茨中村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织融合的地方，混居着以藏族和纳西族为主之外的汉族、傈僳族、白族等，共218 户，1147 人。根据村中纳西族老人刘文增所言，“茨”为“can”，意为“热”，“中”为“zha”，意为“水塘”，“茨中”其实是纳西语“气候比较温暖和出水的地方”，从这一解释来看，纳西语意的“茨中”解读，倒是为日后葡萄能在此地生长埋下了伏笔。

（二）“葡萄到来”的历史溯源

茨中村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高耸于雪山峡谷间的茨中教堂。教堂的整个外形呈现出一种似要“直冲云霄”式的西方哥特式建筑风格，不过替代尖顶的却是一座再中式不过的八角亭。传教士专门找来大理、丽江的工匠采用砖木结构的建筑手法在此地造就了这座融合中、西，以及少数民族风格而成的教堂。葡萄的到来正是与建盖这座天主教堂的法国传教士密切关联。

据《德钦县志》记载，天主教于清朝咸丰年间传入德钦，清咸丰七年（1857 年），法国传教士顾德尔，潜入康边藏区，伺机进藏，由于受到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而退回到滇藏交汇的德钦，并于清同治五年（1866 年）在离茨中不远的茨菇村建立茨菇教堂，该教堂成为当时天主教法国外方传教会西藏教区属下的云南铎区主教教堂。^[9]此后，一方面，传教士与德钦当地的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等教派冲突不断，其间清庭不断讨好传教士，拨款修复茨菇教堂，新建东巴村教堂，激起德钦民众的愤怒；另一方面，清庭在康巴地区限制喇嘛，袒护洋人和传教士，激发了喇嘛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最终于1905 年先后在阿墩子（今德钦）、打箭炉（今康定）、贡山一带爆发了喇嘛与民众捣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三次激烈的反洋教运动：“维西教案”、“打箭炉教案”和“百汉罗教案”。其中，在“维西教案”中，愤怒的民众捣毁了沿澜沧江、怒江的10 多所教堂，其中就包括茨菇教堂。^[10]当年，传教士从这三次教案中共获得了15 万赔款，并用其中款项在离茨菇村不远处的茨中新扩建教堂，随后，新建起茨中教堂代替原来的茨菇教堂，成为了新的天主教法国外方传教会西藏教区属下的云南铎区主教教堂。

传教士在教堂的后院开辟了两亩葡萄园，播种上从法国带来葡萄籽——玫瑰蜜（Rose Honey）。院里的葡萄酿成葡萄酒后，一部分用于教堂做弥撒，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当教堂最后两个传教士古纯仁与罗维于1951 年被驱逐出境后，葡萄园由县林管所打理，一直保留至今。

（三）葡萄何时成为“景观”

对于考察一个社会群体对身边的自然人文现象是否具有景观意识的问题，贝尔奎指出，对景观是否具有明确的意识，可以通过人们对景观的表述加以确认，这些表述包括语言、文字、图像或行为。^[11]以此为参照，那么茨中的村民们对葡萄景观开始有意识与感觉则是从2000 年才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茨中的村民们一直都对葡萄“视而不见”，如今，村民们的景观意识表现在：

1.对葡萄的历史讲述

从2000 年开始，以往从不为当地人所察觉关注的教堂后院那二亩葡萄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村民们能清楚地讲述出它的来历以及历史背景。

伍许冬把葡萄种子带来茨中的，种子还在长的过程中，他就死了，后来安德烈，罗伟来了，葡萄的剪枝，酿葡萄酒都是由罗伟手里做。

葡萄种子是伍爷带进来的，最早是他教我父亲和厨师老肖两个酿洒，但他自己从未动过手。

葡萄是1909 年伍许冬神父从法国引进的，现在已经90 多年了。目前教堂前这块两亩的葡萄园每年还能产1000 公斤鲜果。

葡萄种子是当时法国人带来种在教堂那头的，比较容易养活，我就剪了两枝来种在地里。

……

2.对葡萄的文字表达

除了能讲清楚葡萄的来龙去脉之外，村民张永正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与葡萄相关的历史片段，包括当时反对洋教的几次教案的发生过程、茨中教堂因何建盖、法国的葡萄如何来到村里的等等。

3.对葡萄的种植实践

从2000 年开始，村民们开始将教堂背后的葡萄腾剪来栽种进自己的土地，葡萄的种植不同于之前种小麦、玉米或青稞，葡萄栽培属于园艺农业，一年中在葡萄的生长期、成熟期、收获期都需要为葡萄修剪枝叶、抹去多余芽和梢、喷撒农药、施加肥料，以保证葡萄的充足营养与健康成长，经过近10 年的摸索与经验积累，茨中村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葡萄的培育方法，如今他们能勤劳、细致、用心的打理自家的葡萄园，当几家种植户聚在一起聊起葡萄种植时，会说“谁谁家的葡萄打理的极好，修剪枝芽都是用极小极细的剪刀，谁谁家的葡萄藤架的太难看了，真是太懒了。”

4.竞争法式葡萄酒酿制的正统

围绕葡萄更为明显的景观意识表现在，村民们为了获得外界对自己酿制葡萄酒法式正统的认可，而正通过葡萄酒的法国传统酿制方式来竞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刘文增、吴公底和张永正，或因为与当时传教士的渊源、或是源自于自己的学习摸索，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1937 年出生的刘文增，因为父母都信仰天主教，6、7 岁时就经常呆在教堂，看传教士如何摘葡萄、酿葡萄酒，逐渐学会了传教士的酿酒方式。2004 年刘文增花1600 元专门从吉林订购了一只橡木桶，并用茨中当地的栎树和山秋树做成大木缸，开始了自己从传教士那里耳闻目染所获的传统葡萄酒酿制。并用酿制出的葡萄酒招呼前往的游客，吸引了不少旅游者的到来。

另一位传承了传统酿制葡萄酒技术的人叫做吴公底，他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藏族家庭，在他出生的第八天就接受了罗维神父的洗礼，罗维神父给他取了个教名——奥斯汀。他酿制葡萄酒的法国方式是从自己的亲戚盐井修女德利萨那里得到。整个工艺都是手来挼、破碎，然后放进土罐子里发酵。2002 年开始，吴公底每年都用从德里萨那里学的传教士的酿酒方式酿制葡萄酒。如今，县政府接待、丽江酒吧、游客都会专门来找吴公底买酒。

此外，在茨中小学当老师的张永正，通过自己的学习，除了掌握到传统的酿酒方式之外，还将许多自己的实践经验与革新融入酿酒的过程中。比如张老师并不仅仅只用玫瑰蜜来酿制葡萄酒，而是在发现了玫瑰蜜与赤霞珠各自酿出葡萄酒的口感特质后，将二者混融为一体酿酒，由此互相取长补短，进一步发掘了白兰地的烤制方法和获得好口感白兰地的最佳储存期长短。由此，使得张老师的葡萄酒也很受客人喜爱。

由此看来，茨中的村民们对于葡萄历史记忆的激活，对于葡萄来龙去脉的叙述与文字记录，对于葡萄的积极种植，更为重要的是，村民们努力寻找与传统法式酿酒技术的渊源与联系，来建立自己葡萄酒的法式正统，以获取外界对自家葡萄酒更多认可与喜爱的行为实践，均表明了从2000 年开始，村民们对于身边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景观产生意识与感觉。

冰雹匝地丨郑向春·摄影

三、景观意识的形成：

“内”“外”眼观的聚集与交融

茨中的村民们从20 世纪初以来对葡萄的视而不见，到21 世纪对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开始有了明确的感觉与意识，确切地说，源自于“内”“外”两种眼光对茨中葡萄的聚焦与融合，这其中，内部的眼光包括当地政府的与村民们的；外部的眼光则包括了“云南红”酒厂的、文学作品的、媒介的与旅游者的。正是多种眼光都集中到了茨中的葡萄之上，从而激发了村民们对身边葡萄的景观意识。

(一) “内”“外”眼光的聚焦

1“. 云南红”酒厂“看见了”茨中的葡萄

“云南红”是一家港资的大规模葡萄酒厂，坐落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的南乡坝，坝子里一种被当地人成为“紫葡萄”的品种，是“云南红”主要的酿酒原料。从1960 年对坝子的拓荒开始，坝子里的村民们就开始培育紫葡萄直到今天。“云南红”将目光投向茨中教堂里的两亩葡萄园，正是与南乡坝的这种紫葡萄密切相关。“云南红”将紫葡萄送往山东农业大学进行检验，请来法国波尔多著名尼古拉酿酒世家第五代传人尼古拉·古瑞马（Grima, Nicolas）加以甄别，最后确实这种紫葡萄同茨中教堂里的葡萄同属法国的酿酒品种——玫瑰蜜。而对于玫瑰蜜如何从茨中来到南乡坝的问题，“云南红”找来了滇越铁路作为物证。法国人当年通过中法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获得了在中国西南边界的铁路修筑权，并于1901 年开始修建从云南昆明至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原本被打上殖民烙印的滇越铁路，如今因为在其沿线的蒙自、个旧、芷村均发现了玫瑰蜜葡萄的枝藤，而成为了葡萄从北至南的传播路线。

2000 年，“云南红”来到茨中，为自己的酿酒葡萄寻根问源，也同时开始在茨中推广葡萄的种植；也是从“云南红”来到茨中，村民们才开始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葡萄也才真正进入村民们的视野。

2.当地政府“看见了”茨中的葡萄

伴随着“云南红”的眼光，当地政府也开始将眼光投向葡萄，教村民们如何种植葡萄，并尽力提供帮助、加以扶持。2000 年，村里的小队代表、支部、乡里、县里的干部20、30 人，动员全村种植葡萄，向村民们宣传葡萄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收入和更多的实惠，政府给大家提供了水泥杆、铁丝、苗架，教大家如何在株距1 米、行距2 米处播葡萄、种葡萄。

由此，茨中的村民们在当地政府与“云南红”关照和扶持下，在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中，拔掉了旱地之前的玉米、麦子、青稞等，逐渐换种上了葡萄。如今茨中村的葡萄种植面积达到约200 亩左右。

3.小说“看见了”茨中的葡萄

虽然，小说对于某地的叙述与感知，必须从小说本身的历史背景与地理背景中去阐释，不过，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中对于景观的塑造，却对读者关于景观的构想方面起着核心作用。^[12]类似的，小说中对于茨中及其葡萄景观的叙述，于读者对该景观的想象也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范稳在《水乳大地》^[13]中对于“建在牛皮上的教堂”的描述，使得读者们在茨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现实：

“三天以后，峡谷里所有的头面人物都目睹了白人喇嘛的戏法。杜朗迪神父拿出了一把锃亮的剪刀，把那张泡软的牛皮一圈又一圈的剪下，牛皮变成了细细的、长长地牛皮绳……杜朗迪让士兵们拉着牛皮绳……他们走过了大片、大片的青稞地、走过了绿荫匝地的核桃树林、走过了驿道边的三座玛尼堆，甚至还走过了一片小操场……“好了，这就是一张牛皮大的地方，上帝之光将从这里照耀着你们的峡谷。”^[14]

茨中教堂正是小说中“建在牛皮上的教堂”的原型，一直以来，茨中当地就流传着关于茨中教堂在建地选择时与小说中一致的传说，更为甚者，茨中村也栽种着很多核桃树，而且至今在教堂不远处也有玛尼堆。

小说在“葡萄园里的原罪”一节中，白人修士都伯与藏族修女凯瑟琳在教堂背后的葡萄园中吞食了禁果，在此，葡萄园被幻化为了《圣经》里亚当与夏娃吞食禁果的伊甸园，在葡萄园中，“罪孽与欢娱、欲望、不可抑制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地狱里，当然，也不是在天堂。”^[15]

小说里“看到”的茨中与葡萄园，虽然融入的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背景，然而，却往往能激发起人们对于现实中茨中与葡萄园不断地构想与激情，并最终将这种构想融进现实的景观之中。

4.媒体“看见了”茨中的葡萄

电视、广告、画报、网络等媒体已经切实地影响了人们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媒体正通过各种话语、图像、技术等游戏，增强着各种景观在人们心目中的稳固性与持久性。如今，若是在Google 上输入“茨中葡萄”几个字，便能检索出几百条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了游客的游记、图片、学者的田野笔记、当地政府围绕葡萄的产业发展成果与计划等等。正是网络媒介的便捷，让人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为充实与丰富的内容，并持续为人们意识与想象提供素材与原料。

5.旅游者“看见了”茨中的葡萄

旅游者对于目标景观的“凝视”，倒并非是从实际地点开始的，而往往是从媒介、书本、或是已经去过景观地的人们那里获得信息，随后，这些信息构成为旅游者对景观加以想象与憧憬的原材料，并在头脑里构想出一幅融合了自己期望、意识、喜好的景观图景，之后便开始以这样一幅景观构图出发，去寻找与自己内心期许一致的现实对应。而茨中的葡萄酒所蕴含的法国血统、酿制于雪山峡谷间，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饱受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洗礼等内涵，均符合旅游者们对于浪漫、怀旧、纯净、神圣等要素的复合想象，由此，哪怕不远千里游客也愿意到此一品。

在刘文增老人家的院子里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Vin De PaysBio Elabore Et Mis En Fut Par Le Professeur Liu Selon La Tradition Des Missionnaires Francais Degustation Et Vente”，其中“Elabore”就是“玫瑰蜜”的法文原型，整句话的意思是“百年玫瑰蜜酿制酒，欢迎品尝”。据刘老师讲，这些法文是几年前专门来茨中寻觅和品尝玫瑰蜜的一群法国游客，在看到了茨中教堂的葡萄园，品尝了他家的葡萄酒之后，激动地在此写下的留言。如今，刘文增的“玫瑰蜜旅社”、吴公底的“玫瑰红客栈”和张永正的“游客之家”，每年也都会迎来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的游客前来茨中参观葡萄园，品尝葡萄酒。

（二）“内”“外”眼光的融合

茨中村民们对于身边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景观意识的形成，绝非一时灵感、突然而至，而是基于了上述几种“内”“外”眼光在近年来同时对茨中葡萄的投视，而这些目光又并非离散不相关，而是相互交织、互动融合的。具体说来，一方面，“云南红”酒厂与当地政府对于茨中葡萄的目光交织，扶持与支撑了村民们对于葡萄的种植，从领杆、搭架、捆铁丝、排株距与行距、修枝、抹芽、施肥、灌水等等葡萄的栽培方式与过程都得益于“云南红”与当地政府到田间地头一一的教授与指导。另外，当地政府同“云南红”签订的葡萄收购合同，给村民们吃了定心丸，加之种植葡萄让村民们获得了比以往种植小麦、玉米多出4、5 倍的收入，村民们最终能安心种植以往被认为的“饿了又不能当饭吃的”葡萄。由此，葡萄代替了之前在旱地里种植的小麦、玉米与青稞，成为了村民们的生计来源，使村民们对于葡萄的感情逐渐沉淀在时间里，融化于血液中，这是村民们对葡萄产生景观意识的基础与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云南红”通过建立起南乡坝的紫葡萄与茨中玫瑰蜜葡萄的同属联系，进而对自己葡萄酒酿制原料的法国血统加以大肆宣传，再加之小说作品的描述与目光投射，使得外界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茨中，其中，媒介对于茨中的关注，向人们传递出了更为详实、具体与生动的文字、图片与视频信息，这些信息又进一步被有出游计划的人群持续转化为心目中对于茨中葡萄园与葡萄酒的构图与想象，进而使得这群人随即转化为旅游者身份，从自己心理的景观构图出发，去探寻实地的葡萄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者对茨中葡萄的眼光投向，是村民们对葡萄园与葡萄酒产生景观意识最为直接的推动力。目前，茨中村还没有开通网络，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得人们依然还在为生计而忙碌、耕作，因此，偏居于雪上峡谷间的村民们还无法查询网络、也无法保证他们会读到相关的小说作品。不过，直接来到村中的旅游者，却和村民们建立了面对面的关系，旅游者们对于茨中的葡萄与葡萄酒的浓厚兴趣，引发了村民们对于身边葡萄园与葡萄酒的关注，从旅游者身上，他们逐渐发现身边的葡萄不仅仅只是能换来钱的普通货物，它其中所蕴含的法国血统，更能吸引不少游客漂洋过海、不远千里而来，于是，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身边的葡萄，去追寻他的历史渊源、记录它的来龙去脉、挖掘自己与传统的法式酿酒技艺的直接关联，并开起旅游客栈接待与吸引旅游者的到来。也是从此刻开始，从村民们主动去讲述、记录与实践葡萄开始，村民们才正式形成了对于身边葡萄园与葡萄酒的景观思想与意识。

烛光美酒丨郑向春·摄影

四、景观意识形成的现实启示

对于当地人群景观意识的探讨，理论上来说，是一次地理学与人类学理论结合的尝试，论文从这两门学科的交汇地——景观意识出发，来探寻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交融互动下，当地景观意识的形成过程，由此，强调在“内”“外”眼观的聚焦与融合下，当地人对于某一景观的反应，以及何时、为何开始对此景观产生构想与意识。

而从这种当地人的景观意识对于现实的启示与意义上来看，尤其是在今天旅游开发正在各地“轰轰烈烈”展开的背景中来看，当地人群对于自己家园的景观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当下，由于太过考虑经济利益所滋生出的一种“长官意志+开发商团+短期利润”的旅游开发模式，对当地造成的生态完整性的破坏与割裂，正是忽略了当地人的景观意识。这一开发模式，仅仅考虑的是外界对于当地的景观意识，而将当地人的景观意识完全排除在外，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还在当地人茫然无措、毫无头绪的状况下，他们身边的家园便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而后又有大量陌生的游客潮水般涌入。由此，不但给地方人群造成莫大的情感伤害与家园纽带的断裂，更为严重的是，伴随当地人对该景观情感的退却、灵魂的消散，景观对于外人的魅力也会逐渐丧失，当旅游者如潮水退去般集体撤出后，留下的仅仅只是毫无生气与血肉的一具景观躯壳。

由此说来，对当地人景观意识的研究，所要强调的是，当地人才是景观的真正主人，是景观之所以能对外界产生吸引力的灵魂与核心。因此，在外人对某一景观有意识与感觉之前，应该留出足够时间培育景观的主人对该景观的意识与思想。茨中的村民经历了五年的时间，在与不同眼光的汇聚交融下，才完成了对葡萄景观意识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茨中的村民们对葡萄注入了情感，并能主动地讲述、记录自己的葡萄景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会主动地去寻找与挖掘自家葡萄酒同法国传统酿酒方式的渊源来同外界的眼光进行互动，这种对景观的主动感觉、意识与实践，才是景观能够持续的内在动力，也是旅游者之所以真正对景观产生兴趣的本质原因。

总之，将当地人的景观意识纳入旅游开发的参考范围内，构建一种同时容纳外界与当地人景观意识的旅游开发模式，才是景观作为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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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irian Kahn.“Your Place and Mine:Sharing Emotional in Wamira,Papua New Guinea”. in In Steven Feld and Keith H.Basso:Senses of Place.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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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15]范稳.水乳大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4.424.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1,02:18-23.

访谈人：刘文增，纳西族，小时在茨中教堂待过一段时间，昆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茨中后任茨中小学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刘老师。访谈时间：2008 年11 月。

资料整理自：云南省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德钦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版；丹珠昂奔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页；汤世杰《灵息吹佛——香格里拉从虚拟到现实》，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年版；朱金甫《“1988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报议结维西教案订立合同画钾互换摺”》《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版，第905 页；访谈人：张永正，茨中小学老师，至今保留着从上一辈老人那里听后记录的茨中教堂历史资料。访谈时间：2008 年11 月。

访谈人：刘文增，纳西族，小时在教堂与传教士待过一段时间。访谈时间：2008 年11 月。

访谈资料来源孙炯《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访谈人：修女麦当娜，原德钦茨中教堂总管张依拉觉女儿。

访谈资料来源孙炯《茶马古道上的西藏故事》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访谈人：吴公底，藏族。

访谈人：和志坚，纳西族，茨中村村民。访谈时间：2008年11 月。

南乡坝、“云南红”的相关资料，均来自于笔者从2008年至2009 年在当地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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