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68·人类学访谈】魏乐博，龙飞俊：《在仪式中分享社会生活——专访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魏乐博教授》

【嘉宾简介】魏乐博（Robert P. Weller ），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及系主任，波士顿大学文华宗教和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中国宗教问题研究专家，南京大学福布莱特访问教授。他对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有长时间的研究，擅长运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其研究兴趣涉及中国的宗教仪式、市民性及非政府组织等方向。目前关注华人社区中宗教在创造公共社会利益中的角色研究。著有《反思多元主义：礼仪，经验和歧义》（合著，2012），《发现中的自然：海峡两岸的全球化与环境文化》（2006）和《礼仪及其推理：真诚限度论》（2008）。

前不久，本报特约记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龙飞俊博士赴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对系主任魏乐博教授进行了专访。魏乐博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著作与文章，特别关注宗教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学习与中国研究

龙飞俊：作为一名美国的人类学家，您长时间关注中国，并曾经在中国做了不少的田野调查。您的研究有很多涉及中国的宗教与仪式，您是如何想到选择中国作为您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之地，并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发生兴趣的呢？

魏乐博：这与我的学习经历有关系。大概在耶鲁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修了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的一门课程。当时她已经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类学家，她对美国的研究很有影响，同时，她也研究中国。马丁是我的指导老师。读研究生的时候，马丁提醒我要考虑以后所要研究的地方，我才决定研究中国。至于选择中国的宗教与仪式作为我的研究与田野考察的对象，则是在做论文的时候确定下来的。另外，当时的人类学界有一场在人类学家沃夫（Arthur Wolf）和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之间展开的著名的争论，即中国的宗教是只有一个呢，还是有很多个？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只存在一个宗教。他说，中国的宗教虽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但其实里面的构造都一样，可以说中国只有一个宗教。沃夫则不这么认为。他说，这些各种各样的宗教虽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它们的角度和含义都不相同，所以中国有很多的宗教。这场辩论就是我的中国宗教和仪式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启发点。还有一个让我对宗教研究发生兴趣的原因是，从家庭来说，家人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宗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我觉得研究它会很有意思。

人类学解释是多样性的

龙飞俊：在我的印象中，您的研究看似多样与分散，但一直有一条线或特别的关注贯穿于其中，即在研究方法上，您一直重视从主体(subject)与解释的多样性或模糊性（ambiguity）角度来理解社会与文化。这在您的著作《中国宗教的统一性与多样性》（《Un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中国的反抗、骚动与控制》（《Resistance, Chaosand Control in China》）等中体现出来。您能谈谈您的理论思路吗？

魏乐博：我的理论思路既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也与那个时期人类学界的理论关注有关系。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去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在斯坦福大学也做了一年的研究，所以有机会于不同的场合向当时的一些有名的人类学家比如沃夫、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等人学习，接触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正如前面说到的，对我的中国宗教研究有所启发的那场辩论，以及其他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使我在去中国从事田野调查之前，脑袋里装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但是，当我进入中国开始田野工作以后，我通过自己的经历发现，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我在田野里看到的，与之前的理论想象不一样。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1976年去台湾开展的。1981年我到了中国大陆作了短期的停留。1984年到1985年则在中国待了一年。其间我去福建省做过一次田野调查。主要的时间都在南京，做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即是我后来那本《中国的反抗、骚动与控制》的部分内容。我在去做田野调查之前就想，在观察仪式的时候，只要问清楚参加仪式或做仪式的人这个仪式是什么意思，或者那个仪式又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当我到了田野地四处询问当地人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参加的仪式是什么意思。而有的人会说，我祖祖辈辈就这么做的，所以就这么做。有时候，人们也给我一些解释，但常常是每个人给出的解释都不一样。所以，这些田野体会与我之前学习和了解到的理论不一样，尤其是那个时期很出名的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 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那些人的所谓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在田野地将一种特别仪式的地方意义解读出来。比如特纳会说，当地人解释某个仪式时会清楚地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又是什么意思。而中国人则很不同，给出的解释完全没有一个统一性，也就是说，解释是多样的。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即事物的多样性。何况还存在解释性沉默（Interpretive Silence）。

龙飞俊：您认为，同一个仪式或文本，并不只有一个解释，而是根据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meaning）或解读。而所谓反抗（Resistance），是多样性与一致性之间的一种必然关系，对吗？

魏乐博：是的。从沃夫和弗里德曼的辩论，到我自己的田野经历，我看到了不同的或多样的解释。接着，就在我田野工作结束回到美国以后，我遇到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对我说，“究竟谁有权力决定施行一种解释呢？”因为，既然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意义（meanings)，那么，我可以说只有我的那个解释才是正确的，应该接受我的解释。这样就涉及到对权力问题的关注，涉及到抗争，或者说政治的问题。当然，问题也并不是这么简单。我所有的研究都有宗教在里面，也都有权力（authority）在里面。

龙飞俊：我理解您关注的是多样性的抗争并最后统一（unified）的过程，也就是某一种解释或意义获得力量的过程。关于反抗（resistance），在您的那本《中国的反抗、骚动与控制》中，您区分了文化的反抗Cultural Resistance)和政治的反抗（Political Resistance)，您觉得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吗？

魏乐博：我很早就对文化反抗这个概念不满意。这个概念在二三十年前的西方一度很热，很多人喜欢用它。我在那本书里说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反抗，即存在不同（Difference）。在看待多样性时，我看重的是有没有一个政治的结果，即形成一种由文化到政治的反抗。而一般所谓的文化反抗，通常没有办法转变成真正的反抗，即政治的反抗。就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它真正变成了一种从文化到政治的反抗。

中国释放越来越多的社会空间

龙飞俊：您曾谈到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强有力的国家和市场经济中的个体主义，都不可能消除市民性，尽管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或市民性是“不一样”的。

魏乐博：是的。关于这个概念，比较早谈起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Tocqueville）。他写过美国的民主，后来还写了法国的情况。市民社会虽然有几个研究来源，但是在美国的学术传统中，托克维尔最重要。托克维尔说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很多的社会组织，而这些社会组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对政府产生影响。托克维尔是从当时堪称具有国王权力的法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认为国王的权力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希望法国的社会能更有力量。在这样一种视角中，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这种关系当然存在，但是却未免过于简单了。这种市民社会的概念不仅不适合于中国，也不完全符合美国的情况。

龙飞俊：您曾在著作中谈到，就中国的市民社会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逐步释放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性的、非正式空间。您觉得这些空间是如何出现的呢？

魏乐博：现在的中国与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相比较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对于“国家”的理想不同。“文革”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社会空间，至于这些空间究竟能做些什么还不确定。从邓小平以来，中国政府放弃了“文革”时期的大国家的想法，并开始认识到社会也能有其自身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如关于社会福利的问题，应该由国家来完全承担吗？那只是以前的看法。现在政府可能觉得社会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拿经济来说，实行市场经济，消费就变得很重要。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的空间就会打开，并开始慢慢变大了。

多元主义与仪式功能

龙飞俊：我注意到您最近出版了对于仪式研究的同系列的两本书，一本是《仪式及其后果》（《Ritual and its Consequences》），一本是《多元主义再思考：仪式、经验与不确定性》（《Rethinking Pluralism: Ritual,Experience, and Ambiguity》）。您如何想到要对仪式作一个专门的研究？

魏乐博：这两本书是我和波士顿大学宗教学系的一位教授合著的。有一次我介绍给他看特纳和吉尔茨的有关人类学的书。我们又聊到美国学者Roy Rappaport的书，即《人类形成过程中的仪式与宗教》（《Ritual and Religion in Making of Humanity》），结果是我们都觉得应该对仪式好好研究一番。这位教授是犹太人，他谈到他的祖母正好有一本仪式书，是关于人过世以及结婚等特别时期在家里应该做什么仪式的。而我知道朱熹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也是关于怎么在家里做仪式的，即《家礼》。于是我们就决定把这两本书放到一起来讨论，结果发现很多内容非常相似。犹太教以及中国的礼教，都非常看重仪式，即你要“做”什么。“做”是最要紧的事。朱熹这样的大哲学家也重视这个问题。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决定开始合作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仪式研究的工作。过去有一些宗教研究或仪式研究，常常把仪式看成只是一个盛放信仰或意义的容器（instrument），忽略了宗教仪式“做”的方面的本身的意义和重要作用。

龙飞俊：我在您这两本书中，仍然看到您研究的那条线索的延续，即对多样性的关注。而在《多元主义再思考：仪式、经验与不确定性》这本书中，您试图在对多样性认识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多样性共处的方法，即您书中说的，如何能在设立界线时又保证能跨越分界。您认为分类（Category）或解释（Notation）并不能解决差异或多元，相反，只会导致没完没了的进一步解释，而这样只会建立新的分界。所以，您觉得可行的方式是，通过仪式（Ritual）和创造一种共同的经验(Shared Experience)？

魏乐博：我觉得，仪式与共同经验能在保持多样的同时跨越边界。这本书部分也是与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对话。因为涂尔干认为神圣与世俗不可接触，这对基本范畴构成了其他分类的基础。仪式似乎是专门处理神圣事物的。但我认为，正是在仪式中，神圣与世俗可以共处，边界可以得到跨越。仪式解决的问题是暂时的，或者说仪式需要不断再做，即重复的。这里仍然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形成一种时间流（flow of time）。人们在这种连续的仪式所构成的神圣时间之中，分享一种社会的生活。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400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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