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77·人类学访谈】孟凡夏，刘振贵：生命在汉民族研究中闪光——记人类学家徐杰舜教授

人类学家  徐杰舜教授

【作者简介】孟凡夏，女，新华社主任记者，是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资深文化记者；刘振贵，新华社主任记者，曾任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

【题记】徐杰舜深深地知道，一个民族的成熟不成熟，其重要标志就是对本民族起源、形成、发展以及特征和文化的历史有系统的，正确的认识。没有本民族专史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哪一个？人们不难回答是汉族；如果有人问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是哪一个？人们也不难回答是汉族。但是，当人们审视中国学术史，不能不惊讶地发现：除了50年代初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提出汉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引发的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外，对煌煌汉族的研究几乎是一片学术空白。

1985 年 4月22日，在《光明日报》的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由徐杰舜署名的短文：《汉民族研究刍议》。在这篇用5号正楷排出不足700 字的短文中，名不见经传的徐杰舜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指出：

“汉民族拥有近十亿人口，又有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大民族的研究现状，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全国数以百计的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唯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研究少数民族的专门刊物虽然不多，但是总算还有几家，唯独没有专门研究汉民族的刊物。这种情况，与汉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称的。”

这块豆腐干式的短文所发出的学术闪光，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的民族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的陈连开教授看了这一天的《光明日报》后，在对徐杰舜提出的“汉民族研究刍议”发生极大兴趣的同时，心中不禁自问：这个徐杰舜是个什么人？

这时，这个徐杰舜就是在汉民族研究的园地里已经开拓了5 年的一位学术垦荒者。

一、

人是有潜力的，但潜力的发挥却需要一定的条件给予激活。

徐杰舜对民族研究的学术兴趣是怎样被激活的呢？说来话长。

1961 年 8月底，徐杰舜在武汉大学附中毕业，报考大学对，填的志愿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年少气盛的他，一心想当一个能够解释宇宙和人生哲理的哲学家。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收到的却是中南民族大学(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历史系录取的通知书。戴着红领巾和团徽长大的他，心里虽然嘀咕着：自己是个汉族人，怎么会被民族学院录取呢？但在行动上却像当时——60 年代初——的青年人一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毫不忧豫地带着行李到中南民族大学报了到。

中南民族大学的人文环境使得年齡还不到18岁的徐杰舜第一次受到了文化的震撼。徐杰舜虽然祖籍浙江余姚，但在抗日战争时却出生在逃难的路上——湖南零陵（今永州）。1945 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定居在武汉，从小学到考入大学的12 年中，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一进中南民大后，与壮、瑶、侗、苗、回、高山、黎、畲等少数民族天天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进中南民大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徐杰舜至今未忘。有一天他到男生浴室去洗澡，进去后，发现一个头发长及腰部的人正在洗浴，使他吓了一跳，是不是错进了女生溶室。后来仔细一看，此人是个男的。原来，这是一个瑶族同学。当时的瑶族男同学还留着长发，平时束发，并用三丈多长的头巾包了起来，所以才有了这一场虚惊。于是，徐杰舜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在汉族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他们的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个性，给徐杰舜展示出了一幅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图景。少数民族异文化的闯入，给徐杰舜的学术生命注入催化剂，激活了他对民族研究的兴趣。

二、初试

徐杰舜是幸运的，在他刚对民族研究产生兴趣之时，就碰上了一位好老师。他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著名的民族学家岑家梧教授。岑教授在讲授原始社会史时，以他渊博的知识，讲述了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的历史；讲述了原始社会从群婚到对偶婚到一夫一妻演变的历史；讲述了人类社会最初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大分工、农业与手业的大分工、农业与商业的大分工沧桑的历史……真是不讲不知道，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是如此奇妙。就这样，岑教授精彩的讲授，把一个对民族研究还毫无所知的徐杰舜引进了民族研究的学术殿堂。

徐杰舜是一个富有激情而又善于思考的青年人。他不是被动地听课、读书，而是边听、边看、边想。当时另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牙含章所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一文，向学术界介绍了恩格斯提出的“从部落发展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观点。一边读书，一边关注着学术界动态的徐杰舜敏锐感觉到，恩格斯的观点是打开民族形成大门的钥匙。民族形成问题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于是，他与师兄彭英明（后曾任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一起，抓住从部落到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这个论题，开始了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

对民族研究满怀兴趣的徐杰舜和彭英明初试是兴奋而紧张的。理论准备不足，他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在采访中，我们看到徐杰舜1861 年 10月8日购买的恩格斯《家庭和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上，划满了粗细不同，颜色不同横扛竖划，写了不少了红字、兰字的批语。时间不够，他们暑假就不回家；天气太热，他们就睡在宿舍的办公桌上；蚊子太多，他们就挂起蚊帐，坐在蚊帐里面看书、写作。长长的暑假，他们废寝忘食地读书、讨论、写作，连头都没有去理过，头发长得长长的，同学们回来后都笑他们变成“长毛”了。这样，1961 年秋天入学的徐杰舜，1962年就与彭英明写成了论文：《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到国家和民族”的观点具体化了。在这篇论文中，思维敏捷的徐杰舜指出：汉族“是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他以后进行汉民族研究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他们的这篇论文，很快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1963 年 5月《江汉学报》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徐杰舜的学术生命第一次闪光，初试锋芝，果然身手不凡。

三、开拓

开拓，既要有眼光、又要有毅力。徐杰舜是怎样把开拓学术领域的眼光集中汉民族研究上来的呢？说起这件事来更是坎坷。

1965 年 7月，徐杰舜大学毕业，本来考大学时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的他却阴差阳错地接到了中南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次本应分配到北京民族画报社的他又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浙江。刚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受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洗礼的徐杰舜（大学最后一年徐杰舜与同学们一起被派往广西三江参加民族地区社教运动），自然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一样“打起背包就出发”，来到了杭州浙江省人事厅报到。

满怀激情的徐杰舜在杭州红楼等待分配半个月后，终于被分配到了武义县。武义在什么地方？徐杰舜从未闻知，竟以为是义乌之误，拿着报到证叫人事厅的同志改正，闹了一个笑话。

武义是浙中偏南半山区的一个县，距金华虽然只有40多公里，但群山阻隔，历来封闭落后。1965 年 8月底的一天，当徐杰舜坐着破旧的客运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运行了3个多小时，数着不断向后退去的山头，终于来到熟溪江畔的武义县城——壶山镇时，见到的是一座古朴的小县城。从武汉到杭州，从杭州到壶山，在从都市到农村的转换中，当身为汉族人的徐杰舜把行李在县政府招待所安顿下来时，看着这座明清时的建筑，他感到仿佛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果然，在武义，徐杰舜又一次受到了文化的震撼。

刚登上武义一中讲台不久的徐杰舜上课时写了板书后，想找黑板擦用，当他东张西望寻找时，一个学生在下面用武义土话讲。什么意思？徐杰舜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要学生用普通话说，才知道学生告诉他“擦桌布挂在桌档上。”当时，对武义土话一巧不通的徐杰舜听到时，就像听到日本话一样。在武汉说普通话，同时听惯了武汉话，以及与武汉话相近的同属西南官话的四川话，湖南话、桂柳话的徐杰舜一下子被武义土话震住了，一个小小的武义县，竟然还有只属于武义人的土话？其后他还了解到，武义县不只有武义土话一种方言，还有宣平土语和永康土语。人口约20万的武义有三种土话！汉族的语言文化是何等的丰富多彩！

从城市来到了农村，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徐杰舜对武义农村的一切都有着一种新鲜感。武义向他展示了另一个世界。60 年代中期的武义县城壶山镇当时是一个十足的农村小镇，全镇人口约2万人，县政府是清嘉庆年间的县衙改建而成，他任教的武义一中原来就是孔庙和城隍庙，当时他的办公室就是孔庙的大殿改建的，武义一中的饭堂则是由城隍庙改建的。正是，办公在孔庙，吃饭在城隍庙，整个武义一中被南丰、星光、金星三个大队包围着。当夜幕降临之时，在昏暗的路灯下，狗声吠吠，完全与农村一样。说起来好笑，怕狗的徐杰舜当时晚上是不敢出门的。更有意思的是历来封闭的武义一直保持着浓郁的传统文化。徐杰舜到武义后的第一个腊月里，他经常看到一队队挑着新鞋、新衣、新箱的送礼队来往于各村之间，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取新娘送聘礼的队伍。而迎新之时，他一次次目睹新郎被关在门外，在鞭炮声中，不断地向新娘家的门缝里递红包后，才在一片欢笑声中进门把新娘接走。此外，武义人家家户户在腊月里切糖过年的热闹，除夕时谢年的虔诚，正月初一早上吃糯米团的风俗，元霄节舞板凳龙的火爆，都把在都市长大的徐杰舜震住了，原来汉族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兴奋之余，他想：在武义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虽然不能研究少数民族，但汉族也是一个民族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对汉族进行民族学研究呢？这时，他在处女作中播下的研究汉民族的种子开始萌芽了！

从此，徐杰舜的学术眼光开始集中到了汉民族研究上。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乾坤颠倒之时，写文章无处发表，写书也处出版。但作为一个有心者，他悄悄地收集着武义民间风俗的资料。1968 年暑假他独自一人到南丰大队参加抢收抢种劳动，在劳动中他一边与农民一样从早干到晚，一边观察农民使用“汤布”（武义农民劳动用的一块长约六七尺，宽约2尺余的长布块）的情况，发现这块汤布用途很广，可束腰、可围颈、可包头、可垫肩，割稻时在腰上一围，里面可不穿内裤，劳动后下河洗澡时，又可当毛巾，洗澡后在腰上一围或挑担或推独轮车回家，十分方便。1972 年他与徐桂兰结婚后，由于其岳父徐荣法是个武义通，知道许多武义的民间传说，以及风俗典故；徐桂兰也是个武义风俗通，使他收集武义民间风俗的劲头更大、更方便了。后来在武义县文化馆的支持下，徐杰舜终于写成了《武义风俗志》。此后，他受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委托，到金华、义乌、东阳、兰溪、常山、开化、江山、衢州、永康等县采风，参加了《金华地区风俗志》的编写工作。当《武义风俗志》印刷出来后，武义许多群众看了后都说：徐老师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们平常所做的，读起来十分亲切。确实，公元 691 年（唐天授二年）武义建县一千三百八十九年，自明清两代以来，修志20多次，但能见到的仅有明万历年间的《武义县志》对武义风俗略有记载，而真正详细而全面专门记述武义风俗的以徐杰舜为第一人。

在收集和整理武义风俗的过程中，引起了徐杰舜对汉民族研究的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汉族会有这么多的方言？为什么操不同方言的汉族不能通话，但却可以用汉字来沟通？汉族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人口？汉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在对汉族这些现象进行思考的同时，徐杰舜一头钻进了武义一中图书馆，把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30 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看了个遍。不看不知道，越看徐杰舜心中的问号越多。汉族是怎样起源、怎样形成、怎样发展的？汉族有什么特征？汉族文化的代表又是什么？凡此等等问题，在他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在这个看书和思考的过程中，徐杰舜逐渐发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即这些问题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或众说纷纭，关键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汉民族专史。历史上已有的二十五史写的是历代王朝的兴衰史；近现代以来的80 年学术史中，虽然也有“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的出版，其中也有涉及汉民族的部分，但不是汉民族专史，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以及特征和文化所述，不是过于简略而显单薄，就是失之偏颇而不足论道。比如，关于汉族的来源问题，外国学者中有说是来源于埃及，有说是来源于巴比伦，有说是来源于印度，以及中亚细亚说、土耳其说，甚至还有北亚美利加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20世纪30 年代，梁启超驳斥了汉族外来说，认为汉族的源头是土生土长的“诸夏”。那么，“诸夏”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转变发展成汉族的泥？又有种种说法莫哀一是。总之，在汉民族研究这块学术园地里，是既荒芜又纷乱。眼看着一本本中国少数民族的专史的出版，徐杰舜深深地知道，一个民族的成熟不成熟，其重要标志就是对本民族起源、形成、发展以及特征和文化的历史有系统的，正确的认识。没有本民族专史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这时，在徐杰舜的心中油然呼喊出：泱泱汉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专史啊！更使徐杰舜震惊的是，国际学术界，如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已把注意力转向对汉民族的研究，我们不能让“汉族在中国，而汉民族研究在国外”的现象出现。震惊使徐杰舜深感开展汉民族研究意义的重大，一种责无旁贷的民族责任感在他心中燃烧。1979 年 11月底，在乾坤扭转，中国社会科学枯木逢春的形势下，徐杰舜下定决心，要写一部汉民族专史为汉民族树碑立传，结束世界上最大的汉民族没有专史的历史。

汉民族研究的开拓，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苦路。写一部汉民族专史谈何容易！要占有大量的资料，古今的、中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语言的、风俗的、宗教的、民族政策的、民族关系的……。这些都不是他本人和一些县图书馆所能提供解决的。怎么办？把金华、永康有关图书馆的书看了个遍，并已二易其稿的徐杰舜想只有到上海图书馆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料问题。到上海去这对当时月薪仅五十来元的他又谈何容易？刚够养家糊口的钱怎么也无法支付大笔的车旅费。当时，妻子徐桂兰在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以及对丈夫开拓汉民族研究意义的深切理解，也掂量得出写汉民族专史的重要价值。于是，她出主意道：跟上海来武义运蛋的车去上海，虽然日晒夜露，辛苦些，但可以省掉一大笔车费；到上海后投靠一个远房亲戚，就是睡地铺也可以省去住宿费；买不起书就抄书……。徐杰舜就这样带着简单的行李，背着纸、笔，被徐桂兰送上了运蛋车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却进不了上海图书馆的门，原来匆匆赶超到上海的徐杰舜既没有带工作证，又没有带介绍信。怎么办？他硬着头皮找到上海图书馆的领导。当时一位副馆长听他说是为了撰写汉民族史而来查阅资料的，二话没说，就在四川民族出版社责编李峰铭给徐杰舜的信上签字，同意他进馆，允许他“什么书都可以看”。这样，徐杰舜进了上海图书馆的大门，如鱼得水，不仅查阅了20世纪30 年氏前后出版的大批学术著作，还查阅了港台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在上海的一个多月里，他睡在亲戚家的地板上，一早上赶到上海图书馆，总是第一个借书阅读，不停地看书、抄书、做卡片。中午就买两个面包，喝两杯开水填肚子。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徐杰舜的勤奋，以及他立志撰写汉民族史的志向，也感动了常到图书馆看书的—些学者，其中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潘颂德就与徐杰舜结为朋友，看到有关汉民族研究的资料或买下，或复印寄给他。在上海近一个月的日日夜夜，徐杰舜阅读了50多本专著，做了3000多张卡片回到武义，他对妻子说：“我要写的汉民族史也真有价值。这次出去，人们一听说我正在撰写汉民族史个个都帮我。看来我这个人的命还不错，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好人，包括你。”

更难得是当徐杰舜1979 年底正集中精力撰写汉民族史之时，又被下放到远离县城30 公里的桐琴果园劳动。已为撰写汉民族史进入亢奋状态的他，在果园领导和农工群众的关照下，得到了一个单人房间，白天与农工一起干活，收工后用井水洗个冷水澡，晚饭后挑灯夜战，就是下雪的三九天也是如此。当时他正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徐武放寒暑假时也住在农场，每天晚上醒来总是看见父亲边坐在灯下奋笔书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徐武读初中时，还写了一篇题为《为事业而拼搏》的作文，其中有一段写道：

爸爸“被下放到一个果园里去劳动，每年寒暑假我都和他同挤在那间小小的十二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一个个日夜。白天，他要下地于活，不是锄草就是摘果，一天下来，人已累得快散架，父亲却没有早早地休息，他只是喝二两白干酒解解乏，又坐在那张笨重的四方桌边写着什么了。每次我半夜朦朦胧胧地醒来时，他还坐在那里，光着的后背或那裹着件大军棉袄的背影我永远也忘不了，永远，永远。

记得那一次，交亲中了暑，好重阿！我用碗刮在他后背和脖子上紫红紫红的两道，如挖了两道深沟一样，在黄色的灯光下映得可怕，他还是坐到凌晨两点。就在那一个个日夜中，我看完了一本本古典小说，而父亲的手稿也一日日地增厚了，终于，《汉民族发展史》写成了，还有许多篇论文就在这一个个不眠之夜中诞生。“

学术研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环境的好坏和资料的多少当然会造成影响，但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素质一是收集和占有资料的能力，二是理论思维的能力，三是提炼整合的能力。徐杰舜知道，汉民族史，不是一本好写的书。如果好写，别人早就写出来了，那里还要等到今天由自己来写！于是他在汉民族研究的开拓中一方面锲而不舍，在极恶劣的人文环境下，千方百计地克服了经费的困难、时间的困难、资料的困难，另一方面勤于思考，对汉民族研究中认识上的偏颇和谬误，诸如“汉族外来说”、“中国即汉族，中国史即汉族史”之类的观点细心加以辩析和批判，他参考了300多本学术专著，500多篇学术论文，在努力占有资料的同时，将原来纷纷乱，乱纷纷的认识加以理清，历时六年，四易其稿，从历史学切入，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汉民族发展史》为题，以50多万字的篇幅，纵横论述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他认为汉民族的源头既非“西来”、也非“南来”、“北来”，而是来自远古就生息、繁衍在东临太平洋，西到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南到云贵高原，北到蒙古高原范围内的东方古人类。他认为汉民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夏”或“诸夏”，而有炎黄和东夷两个主源，苗蛮，戎狄和百越三个支源。他认为汉民族的形成不是在某一个时期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夏代至周代，从春秋战国到秦代，从秦代到西汉三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才发展转化为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汉族的。汉民族的形成，确立于兴盛强大的汉代，因而这个民族自称或被别的民族称为“汉”、“汉人”、“汉族”。在此之后，又经多次汉民族同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使汉民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民族。徐杰舜形象地用“滚雪球”、“越滚越大”来形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他还论述了汉民族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及性格。在《汉民族发展史》中对汉民族的特征和文化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他分析了汉字对汉民族的内聚作用提出了“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的观点；论证了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既有儒家思想的积淀筑成的心理长城，又有道、佛思想在共同心理上的积淀，还有宗法思想在共同心理上打下的熔印”；阐述了琴、棋、书、画是汉民族文化的代表，泰山、长城、大运河是汉民族文化的象征……凡此等等，一串串学术的闪光、思想的火花，构成了《汉民族发展史》恢宏的长篇巨著。

1992 年，饱蘸徐杰舜心血的《汉民族发展史》终于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成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亮点，新华社、《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以“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的标题加以报导，著名学者冯天渝、钱宗范等教授撰文评论，盛赞《汉民族发展史》是“汉民族研究的奠基之作”、“扛鼎之作”。

徐杰舜对汉民族研究艰难而坎坷的开拓，终于闪现出了耀眼的光芒。我们在采访他时，谈到《汉民族发展史》的出版，他说，那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世界上最大一个民族的专史是由我这个小人物写就而深感欣慰。

四、转型

真正的学者，他的思想是不会停滞的，这是学术之树常青的根本原因。

正当学术界和传媒逐渐认识到《汉民族发展史》的学术价值而不断发出赞誉之声的时候，徐杰舜的思想却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倒述一下徐杰舜从浙江武义调到广西民族大学(当时为广西民族学院)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4 年，徐杰舜一方面进行着《汉民族发展史》的第三次修改，一方面联系调动，以求改变环境，谋求新的发展。在此期间，太原市委党校、深圳大学、海南大学、无锡市委党校都曾向武义县人事局发出过调动徐杰舜的商调函，却都被武义县有关部门拒绝了。甚至徐杰舜的情况被当时任浙江省省长的薛驹同志知道之后，在有关徐杰舜的材料上批示，可以将徐杰舜这样的人才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去任教，以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就是这样的机会武义县的有关领导也没有给他。1984 年底，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知道了徐杰舜坚持进行民族研究的情况后，向徐杰舜伸出了欢迎的手。这一次，广西方面没有坐等武义方面同意，而是边商调边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请示，在受到武义县人事局的拒绝后，1985 年 3月28日经广西人事厅批准，同意徐杰舜辞职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于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并从根本上改善学术环境，徐杰舜在她妻子徐桂兰的支持下，毫不犹豫地于1985 年 4月初举家南迁，在广西民族大学美丽的相思湖畔安了家，成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圆了他从进入中南民族大学后就想从事民族研究的梦。这一年他已42周岁了。

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生活了40多年的徐杰舜，到了南宁，再一次受到了文化的震撼。这次震撼是由南宁的平话人引起的。在广西民族大学周围聚居着一个风俗文化独特的族群，这就是平话入。刚到南宁的徐杰舜和他的妻子徐桂兰到学院附近的菜市买菜，看到卖菜的妇女大多穿着青色的大襟衣服、肥腿裤，头上用毛巾作头帕，讲着他们听不懂的话。起初，他们以为这就是广西的壮族。过了不久，才知道这像似少数民族打扮的妇女根本不是壮族，而是被人们称之为“平话人”的汉族。后来稍为深入地了解了一下，又知道这些平话人是宋代狄青镇压侬智高的士兵与当时的壮族先民融合而形成的，有些地方的平话人甚至还保留着少数民族“不落夫家”的风俗。这一群生活在都市里，比少数民族还要少数民族的平话人的存在，对正在研究汉民族发展史的徐杰舜不能不引起文化的震撼。他感到汉民族有如一座巍峨雄伟的高山，自己正在作第四次修改的《汉民族发展史》仅仅是遥望了这座“高山”的雄姿，并没有能看清这座“大山”无比瑰丽的姿容和珍贵的宝藏，特别是看不到“高山”上年复一年的动态变化和山体的结构组成。如果继续用传统的民族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民族，很难将汉民族的研究引向深入，那么新的路应怎样走呢？

这样历时12 年（写研究写作6 年，审稿出版 6 年），四易其稿，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研究后的徐杰舜。为了对汉民族走得近此、近些、更近一些，他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了他的学术转型。

徐杰舜在学术转型中，很快地接触了从80 年代中期以后正在中国悄然兴起的一门国际学科——人类学。人类学 20世纪初传到中国来之后，在30 年代曾有过一个小小的辉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曾轰动了国际人类学界，而被誉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开端”，林耀华的《金翼》被称之为“人类学本土化的范本”。但 50 年代以后，这门学问受到了冷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80 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遇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好时机，被打入冷宫的人类学开始复苏，尤其是有关人类学译著的大量出版，对于正处在学术转型中的徐杰舜来说好比是“雪中送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身体力行，于1989 年他与同事罗树杰一起到贺州南乡镇作了多次田野考察，运用人类学文化变迁的理论撰写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初步转型，徐杰舜即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就开始引起了徐杰舜对传统民族理论的深刻反思。

1993 年 3月，徐杰舜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的邀请，带着刚出版的《汉民族发展史》，在香港中文大学就“中国文化与汉民族研究”为题作了学术演讲，并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乔健教授、谢剑教授、谭少薇副教授，以及正在那里作访问教授的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教授，还有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小军、李泳集等就汉民族研究的内涵以及与国际汉学的区别等问题作了讨论，进一步启发了徐杰舜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思路。

这时，人类学在中国经过20世纪80 年代未到 90 年代初的一段蓄势发展后，以90年代中期一批留学英美人类学博士的学成归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批中国博士的毕业为契机，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崛起。1995 年 6月，在费孝通教授的建议下，继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未名湖畔举办。这个研讨班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全部精英，正像费先生在研讨班上发言时所说：“我们这次研讨班有不少特点。首先是老少咸集。从钟敬之老先生算起，从93岁起一直到 20多岁的人会集一堂。10年算一个年龄组，这个班一共就有8个年龄组。老的少的聚集在一起交流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个创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个‘接班’性质的大会。”徐杰舜作为旁听生最后两天才赶到研讨班学习。就是这短短的两天，他不仅聆听了费孝通先生、季羡林先生，以及香港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韩国著名人类学家金光亿教授、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的演讲，还结识了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周星、高丙中、麻国庆，中国社科院的纳日碧力戈、王晓丽、何星亮，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张海洋、王建民、潘蛟、王庆仁，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厦门大学的石奕龙、彭兆荣等中青年人类学家。以此为起点，徐杰舜正式开始了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转型学习。1997 年 1月徐杰舜作为正式学员参加了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提交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一文，1998 年 6月在第三届高级研讨班上，他又提交了《华南汉族族群的互动与认同》一文，1999年 6月在昆明举办第四届高级研讨班时，他已从学员升为讲员，在研讨班上作了题为《汉族民间信仰特质的人类学分析》的演讲。就这样，徐杰舜在学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中，在学术转型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过50的徐杰舜在短短的五年中不仅逐步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型，而且由他任执行主编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也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以文聚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几乎凝聚了中国所有的人类学学者。正是因为徐杰舜为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1998 年 7月被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邀请，参加了在美国威廉斯堡召开的第14 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

学术本身本来就是知识的一种积累和升华，它往往要人们付出毕生的精力，所以学术对于学者来说又往往是一种传统，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个学者一但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风格，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而徐杰舜在他年过50，已知“天命”之时，却要放弃原来的学术传统和风格，去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一般学者不会轻易进行的学术转型，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促使他这样做呢？在采访中，徐杰舜感触颇深地对我们说：人类学为什么能够在八九十年代获得新的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术的发展需要人类学。对此，我个人有切身的感受。无须讳言，我们这一代民族学学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个人的研究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很深，这在我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中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刻板性，人们不是从社会实际中去提炼、概括和升华理论，而是把民族学的理论当作一个公式去套用。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上特别突出，所以尽管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有近20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但除了体例上的不同外，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都是一样的“麻子哥”，很少有创新了。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却不是刻板的公式。熟悉人类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人类学学科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人类学界有价值的著作、有影响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田野调查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如泰勒的《原始文化》、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等。可以说人类学各种学说、学派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的结果。可见人类学理论不是刻板的、停滞的，而是鲜活的、发展的。通过这种对比，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发展学术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毫不犹豫地去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大胆地放弃了原来的学术传统和风格，开始努力进行学术转型，为学术生命新的闪光积蓄新的能量。

五、攀登

一个学者的治学如同登山队员登山一样，攀过了一座高峰之后就会准备攀登另一座高峰，永不停步。徐杰舜在1986 年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的研究之后，经过了近10 年的准备，于1996 年开始了新的学术攀登。

徐杰舜攀登的新目标是什么呢？这时，初步完成了学术转型的他，明确了汉民族研究的走向应该从历史走向现实，从面向过去转为面向当代，即从对汉民族进行历史的审视转为对当代汉民族进行考察。为此，他提出了以“汉族历史与文化”的课题的当代汉族研究计划，获得了广西民族大学领导的支持而立项，并专门建立了由徐杰舜任主任的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

如鱼得水的徐杰舜，开始驾御着人类学这部新型“耕作机”，在汉民族研究的园地里开始厂新一轮的精耕细作。他对华南汉族中的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闽南人、福州人、平话人、桂柳人等不同族群进行田野考察。

他对平话人进行田野考察，经常与菜市卖菜的平话人妇女交谈，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发现无论是桂南平话人，还是桂北平活人，他们虽然顽强地保持了原来的文化传统，使之沉淀下来，形成了平话人深厚的汉族文化底蕴，但是却也免不了打上了土著化的烙印，如桂北平话人不仅有类似少数民族的服饰，而且受侗族的影响也喜欢吃鱼生、酸肉。由于受“不落夫家”的影响，南宁的平话人的称谓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忌称“大哥”，而称父母为“亚叔”、“亚婶”或“亚哥”、“亚嫂”，称兄弟为“亚弟”、“亚舅”，称姐妹为“亚姐”、“亚妹”，连夫妻之间相称也要加一个“亚”字。所以至今平活人与壮族一样过三月三、吃五色糯米饭，喜欢赶歌圩唱山歌，实行二次葬等。

他对桂柳人进行田野考察，不仅上桂林、跑柳州，而且为了探讨桂柳人的人文特征，他经常与桂林、柳州方面的朋友在电话中进行讨论，从而概括出了桂柳人聚居城镇、随遇而安、诙谐乐天、“死仔”义气、米粉情结的人文特征。

他对福州人进行田野考察，着重了解福州人与闽南人的区别，1997 年10月在厦门出席了文学人类学的学术研讨会后，放弃了去东山岛旅游的机会，与徐桂兰一起连夜坐长途汽车赶到福州，感受福州人的人文气息，从而得出了福州人的人文特征大陆性与海洋性兼备的双重性特点。

他对闽南人、潮汕人进行田野考察，在扒疏清理了闽南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于闽南人南迁“走广”而出现了潮汕人，雷州人、海南人，以及香港的“鹤佬人”的历史线索，从而提出了统称“闽南福佬人”的见解。

徐杰舜在汉民族研究上的新攀登，得到了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中外人士的支持和鼓励，费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要重视和加强对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的字幅。

费先生等之所以如此支持、鼓励他，原因是他的设想是开创性的，国内外人类学家，一般都是以一个小社区、一个小族群来进行人类学研究和分析，像他这样以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族当对象来进行人类学分析研究，还是第一次。

20世纪90 年代后期，徐杰舜胸中形成了汉民族人类学分析新著的轮廓。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他设想将全国分为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七个人文地理区域，对汉族的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进行动态的人类学分析。

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从1996 年开始，徐杰舜在他已成为副研究馆员的妻子徐桂兰的全力支持下，在志同道合的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教授、南宁市社科院周耀明副研究员、上海文艺出版社徐华龙编审的加盟下，又联络了云南民族学院的鲁刚教授、西北民族学院的彭清深副研究员、辽宁师范大学赵忠文教授、河南大学高有鹏教授、中南民族学院韦东超教授、柏贵喜教授等学者。组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课题组，开始了向汉民族研究新高峰的冲击。其中许多事情现在讲起来还是令人感动不已。

1995 年11月徐杰舜到江西上饶参加“民俗文化国际研讨会”时，碰到了挚友陈华文和徐华龙。在学术交流中，他向他们谈到了被某些出版社搁浅了的当代汉族研究计划。挚友原来还是学术知音，徐华龙表示出版的事由他负责去联系，陈华文同意承担华东汉族的研究。这样，使得当代汉族研究计划的实现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上饶会议成了当代汉族研究计划实施的起点。讲起这件事起来徐杰舜至今还连声不绝地称赞徐华龙、陈华文够“哥们”！

为了统一学术思想，徐杰舜曾召集合作者在南宁，上海开过两次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尤其是1997 年 12月在上海开会时，对运用人类学关于族群的理论对汉民族进行学术解剖时，有的学者执不同意见，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徐杰舜在这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反复说明为什么要用族群理论对汉民族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有什么学术价值，对不同意见的学者作了细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会上讨论不完、会后又讨论到深夜，正是有了思想的交锋，观点的撞击，才使大家明确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意义和价值。现在讲起这次学术争论来，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徐杰舜对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挚着。

1998 年 5月的南宁统稿更是一场叫人难忘的“战斗”。1998 年 4月大多数作者完成了各自承担的任务后，作为副主编的陈华文、徐华龙、周耀明于5月上旬聚集南宁芳草地大酒店，开始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书进行统稿。这时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部分作者的稿子不合要求，必须重写，二是个别作者不能按时交稿。而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的合同是1998 年7月1日交稿，怎么办？这时陈华文、周耀明挺身而出，陈华文承担了华北族群的重写任务，周耀明承担了西南汉族的方言、族群和文化的撰写任务。尤其是周耀明，原来没有承担具体的研究任务，而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替补上场，所以两年多来他一直全面关注着整个课题的研究内容和进度，终于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挑起了重担。讲起这件事，徐杰舜还对周耀明和陈华文感激不已。没有很深的友谊和学术思想的默契，这些怕是很难做到的。

1998 年7月4日，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徐杰舜到费孝通先生家中拿到了费老给他的题字：“加强和重视对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后，次日带着沉甸甸、有130 余万字、被定名为《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的书稿随徐杰舜从北京飞到了上海，终于按合同把书稿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先生。

那么，《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为什么会变成《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以下简称《雪球》）呢？说起来又有一个花絮。7月5日徐杰舜交稿后，胡小静先生在宴请徐杰舜的午餐桌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施宏俊先生提出能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的概括，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尼特写《菊与刀》一样，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徐杰舜接受了这个建议，几经思考和斟酌，他觉得一方面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另一方面汉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也像雪球一样，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雪球，从局部上看许许多多的族群又是许许多多雪花。故提出“雪球说”，决定以“雪球”作为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为副标题。这个意见不仅得到了胡小静和施宏俊两位先生的认可，而且徐杰舜在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郝端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志明教授，以及庄孔韶、张海洋、潘蛟，刘铁梁、万建中等学术界朋友的交流中，也得到他们的认可。

1999 年 9月9目，南宁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开幕。在这个中国大陆首次探讨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每一位中外代表都得到了——本新出炉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开本精装的学术巨著，徐杰舜主编的《雪球》。

装潢典雅而大气的《雪球》，以宏大的气势，“一览众山”的眼光纵论了各不同文化地理区域汉族从原始族群到现代汉族族群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华北汉族和西北部分汉族的土生土长，又历经迁出、迁入，以及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融合滚雪球发展的历史；有华中和华东部分百越、苗蛮在秦汉的“大一统”中融合成汉族，其后又迁出、迁入，滚动发展的历史；有华南、西南汉族迁入，涵化了当地少数民族，滚动发展的历史……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汉族历史沧桑，在滚雪球中不断发展的雄伟画卷，读来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雪球》又以人类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纵横驰骋，对语言学家们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进行了重组和新的诠释。如根据粤语形成的历史实际，提出了粤语形成分为先秦粤语、秦汉粤语。南朝粤语和唐宋粤语四个阶段，即粤语的萌芽、起步、发展到完全形成为汉语一支独立方言的过程，使粤语形成的历史呈动态状态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读来十分引人入胜。其他对于闽语、客家话、平话、桂柳话、湖北话、湘语、赣语、吴语、江淮官话、徽语、晋语、兰银官话、敦煌方言，西南官话等语言材料的重组和诠释，都给人以鲜活的历史动感！

《雪球》又用人类学关于族群的理论，第一次对庞大而复杂的汉民族的结构作了解剖。过去《汉民族发展史》从远处了望汉族，粗线条式地给人们勾勒了汉民族的轮廓面貌，现在《雪球》从微观入手解剖汉族，认为汉民族是由许许多多族群组成的，大胆而又谨慎地对将汉民族的族群进行了初步的划分，细仔入微地向人们介绍和分析了华南的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平话人、桂柳人；华东的南京人、苏州人、上海人、杭州人、宁波人、温州人、微州人；华中的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华北的北京人、河北人、河南人、山东人、山西人；东北的沈阳人、大连人、哈尔滨人、长春人；西北的河湟人、河西人、关中西安人、兰州人、秦州天水人；西南的四川人、云南人、贵州人、屯堡人等近40个汉族族群的形成及人文特征，成为《雪球》在学术上最大的一个突破。因此之故，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审阅《雪球》时，给予了“原创性”专著的评论，这也是该书最吸引读者的神来之篇。

《雪球》在汉民族的研究中不仅给人的历史的深厚感和动态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突破感，还以对汉族文化的人类学分析，向人们展示了各不同人文地理区域汉族独有的文化，给人以历史丰满的美感。如《雪球》在分析华南汉族文化时，从华南学术文化、“岭南诗派”文化、福建文论文化、岭南画派文化、福建石雕化文化、南音与广东音乐文化、福建南戏文化、客家土楼文化、桂林山水文化、合浦南珠文化、妈祖信仰文化、泉州宗教文化、香港文化、澳门文化等14个层面向人们展示了极富华南汉族文化特色的丰满美。又如在分析华东汉族文化时，从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水乡文化、园林文化、市镇文化、蚕桑文化、戏曲文化等7个层面向人们展示了极富华南汉族文化特色的丰满美。再如在分析东北汉族文化时，从黑土文化、人参文化、乌拉草文化、林区号子文化、二人转文化、五“怪”文化、哈尔滨城建文化、哈尔滨冰雕化文化等 8个层面向人们展示了极富东北汉族文化特色的丰满美。

我们翻阅这本书时，拿在手中不仅有一种学术的厚重感，读起来还有一种读畅销书的快感，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所说：“《雪球》不仅是给专家看的一本参考书，也是给民众给读者，给凡是对汉民族文化有兴趣的人看的一本书。”

每一名登山队员登上一座高峰之时，都要在山顶上留下纪念品、展出国旗摄影留念。攀登了汉民族研究又一座高峰的徐杰舜，他的学术生命再次闪现出了耀眼的光芒，在《雪球》出版之际也给学术界留下了两个纪念品，一个是1999 年 9月10日在南宁西园饭店召开的“《雪球》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20 余位中外专家学者都是参加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代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代表的主持下，中外人类学家们高度评价了《雪球》的学术价值，以其对人类学本土化所作的贡献。台湾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在会上带有总结性地说：《雪球》这部书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很好的示范。另一个是为《雪球》的出版，《文汇报》学林版主编施宣圆先生专门采访了徐杰舜，于1999 年 10月30日在《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发表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在这篇访谈中徐杰舜从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背景、本土化的内容、人类学本土化如何“化”、《雪球》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尝试、学术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用“雪球”作书名等问题回答了施先生的提问，为《雪球》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又很精彩的说明书。

攀登是艰难的，但一旦登上了顶峰又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获得之时，却是攀登另一座高峰新的开始，正是过了一山又一山，“人生有涯，学无涯”，徐杰舜现在又全身心地与自己的学术朋友一道，开始攀登汉族风俗史的研究高峰。他要向汉族走得近些，近些，更近些，他要攀登汉民族研究的一座又一座高峰。我们深深地祝福他的学术生命在汉民族研究中不断地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附记】此文是新华社主任记者孟凡夏和刘振贵1999年采访徐杰舜教授，2001年写成的一篇未发表的专访稿。孟凡夏女士2013年8月因病去逝，此遗稿经刘振贵先生的同意，由韦小鹏进行了校订予以发表。

【来源】民族论坛,2016,12: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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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徐杰舜还告诉我们：他后来看了李济 1926写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主要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汉族的形成。王桐龄1928 年写的《中国民族史》，名为“中国民族史”，但歪打正着，写成了一本汉族史，吴主惠1948 年用日语写成，1968 年翻译后在台湾出版的《汉民族的研究》，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汉民族的一个开拓性专著。

 2004年，徐杰舜主编的《汉族风俗史》(5卷本)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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