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93·人类学】徐新建教授新著《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导言

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16.

《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一书从民族关联与历史透视的角度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多民族性，并由此阐述与多元一体相关的文学史观。内容包括“国家、边界和族群”、“文本、表述和民族志”与“地域、世界和跨文化对话”三编。

导论以“表述与被表述”为题，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与目标。第一编通过对“长江故事”的个案分析，围绕“蚩尤”和“黄帝”的历史叙事，比较当代文学中的“龙传人”与“狼图腾”两组文化符号与象征，论述了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的相互关联及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二编通过对野贵州黔西北“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考察分析及多民族饮食文化的案例分析，论述了国家与底层双向叙事的互动关系等。第三编关注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讨论了美国“新国族主义”的动向，同时，以哈佛大学的族群研究为例，分析了族群问题与校园政治的联系等。

全书以多元互动的视野审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力求使读者将由古至今的中国历程看作从石器时代的“星斗满天”以及依托生态分解而形成的“牧耕交映”直至如今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的“民族团结”等纵横类型。

导言丨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与目标

【作者简介】徐新建，文学博土，四川大学教授，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首席专家。

【摘要】文章关注历经六届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发展历程，强调从“表述”与“被表述”的并置角度思考，提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民族的文学包含了两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一个关涉文学，一个关涉人类；因此需要注意的目标是两极。这一点对“国别文学”一样，对“多民族文学”亦是知此。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表述与被表述

【来源】本文为徐新建教授新著《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导言丨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1,02:50-55

2009年11月，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昆明举办。笔者应邀作的主题发言就是从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与目标来谈表述与被表述问题，目的是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在论坛开幕式上，汤晓青教授对以往五届论坛的回顾，使与会者更清楚地意识到，自2004年创办至今的论坛是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而非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接下来的问题是：此届之后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应该如何延伸和推进？我想接着关纪新先生的《一个庄严的梦想》来说。一个梦想当然是对未来有所期待。这个期待是基于对现实的一种担优。关先生强调的是两个担忧：既担优不公也担忧冲突。我也有同感。但是由此又该怎么样在这个论坛里进一步表达我们对未来的考虑呢?这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以《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和目标》为题，我想强调的是，多民族文学论坛既是一种理论平台，亦是实践阵地。这个平台要对现实发挥作用的话，还得对我们称为“多民族文学”的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为此，需要重新考虑，或者说设定它的视野和目标。

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第一，多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命名和领域；第二，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实践和历史。这是本文的基本框架。为了便于讨论，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来做引申，即：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多民族文学的术语和实践?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意味着要重新理解我们这个论坛最基本的关键词，对它的这种双向性加以再次分析。下面让我们分别展开。

一、“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命名和领域

首先笔者想引出一个现实的例子——2009年《民族文学》杂志的“国庆专号”。《民族文学》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国家级文学期刊，号称唯一“全国性”和“权威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创办以来，其对促进多民族文学的创作、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次论坛该刊也派有代表参加，表明在对多民族文学问题的关注上，已再次出现书写和研讨的层面结盟。近年来我每期都收到《民族文学》杂志，从中了解和感受到当代中国在文学书写领域内民族多样性的丰富信息。

在此我要分析该刊推出的“60周年纪念号”。笔者认为这个案例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新起点。笔者把它视为民族文学的“团结谱”，与同样作为国庆60周年标志物之一的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关系“团结柱”，共同构成了我们第六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的现实语境。

大家如果从封面到封底去仔细看这期杂志，就会感受到什么叫“多民族文学”。这个术语的内涵、结构和特点都在该期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封面的设计、颜色的选择，到扉页安排的总理题词以及各主要民族领导人的题词，一直到“卷首语”的选用和各民族人物图片的穿插，都体现出该期杂志的象征意义和编辑用心。封面里，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标语下，靠书页底端的地方印着一行说明：“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告示着杂志的办刊追求。中间“要目介绍”突出的标题则是“黄河”、“启明星”、“幸福”和“五星红旗”；创作者的族别身份有：蒙古族、回族、藏族和彝族。紧接着的封二整版图片更是精心选用了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代表彩照，题记是：“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55个民族作家代表剪影”。一旦以“少数民族作家班”的特定组合对汉族的缺席加以说明之后，实在称得上考虑细心、设想周全矣。在文学共存的多民族场景内，这种热烈欢聚的画面所要传达的视觉含义一言以蔽之，即各族均等，全体在场。

由此可以见出，作为一份国家级的重要期刊，《民族文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多民族文学存在。无论是否仅体现着某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至少在实际发生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其业已表明“多民族文学”绝非随意发明的空洞词语或概念，而是对现实的民族文学状况的写照与总结。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命名、一种观念或一种范畴，是能切实展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文学的民族多样性这一特质的。

不过，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对于这一命名的使用，作为一种抽象的概括和描绘，“多民族文学”的含义又是双向的。它同时体现了表述与被表述的不同取向。一方面，它代表着该用语中各个具体民族在文学领域的特定诉求及平等共处；另一方面则又体现着来自民族之外——或之上的国家权力的框定和指引。比如，温家宝总理的题词写到：“办好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其他多位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国家领导人分别用蒙古、维吾尔和藏文字题写贺词，表明对此事业的肯定和支持。时任国家民委主任的蒙古族领导杨晶用汉字书写的“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则进一步阐明对此领域的认知与界定。与此对应，在同期的《民族文学》“卷首语”里，藏族作家阿来以《熟悉的与陌生的》为题写道：

他们(指各‘少数民族’——引者注)并无奇风异俗，只是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觉察的自我本相。

在此，阿来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依靠外在认可和规定的民族特色，不如说是超越族别界限的普遍精神。

所以说，表述与被表述，代表着内与外、上和下两种相互关联的力量。拥有这两种力量，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客观存在，便具有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如若联系前五届论坛以来学者们发表过的见解再做归纳的话，我想强调“多民族文学”这个命名的重要性，值得提及的还有如下几点。

第一是“多民族”。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其实人们是不怎么用“多民族”这个用语的，往往用的是“少数民族”、“兄弟民族”或“非汉民族”。这些提法均属于二元对分，隐含着以汉民族为核心和为主体，其他民族为边缘和弱势。“多民族”的称谓则是平等的。在此称谓中，五十六个不同民族构成整体。和其他任何一族一样，汉民族也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多民族文学”这个词语代表着时代的推进。它可以纠正过去的旧文学观念中，以某一个单族群为中心及其对其他弱势民族文学实践的忽略、遮蔽和扭曲。

第二是“共同性”。由于包含了这种相互对等的共同性，“多民族文学”的命名可用以建构一种新型的族群构架，进而用来谱写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后者即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对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呼吁和构建。

第三是“对话式”。作为一种术语和场域，“多民族文学”还将起到一种很重要的对话功效。从这里出发，可以探求一种真正以平等交流为基础的文学互动史，形成一种对话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教化的帝国，并且可以这个为目标来搭建一个更为开放的学术和社会的平台，呈现论坛学者在发言中期盼的那种境界——使文学成为“文化的核心”，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中“最重要的精神世界的存在物”。

可见，“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命名和场域，已越来越重要地体现在我们当今的中国社会。笔者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命名正跨出我们论坛的边界，日益进入国家和社会更为广泛的各个层面。在媒体、大学教材和公众生活的领域中，也都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多民族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多民族文化”、“多民族社会”和“多民族历史”这样的提法。在以宪法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里，这样的表述是值得各族人民珍惜、尊重和维护的。

二、“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实践和历史

然而，多民族文学不仅仅限于精神领域，也不只是一种表达或单纯的语言文本。它还已经延伸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为此，我们不妨结合实际来看看建国60周年的特大庆典，或者特别地分析庆典中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

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表示了民族表征符号如何根据国家需要在特定场景中被创造出来，并试图传达被选中的社会意义。

这样的图示和场景是非常值得分析的。56根柱子在国庆大典之际被立放在天安门广场。在以往漫长的帝国传统中，“天安门”是帝王昭示天下的轴心和场所，是代表最高威权的文化符号。新中国建立后，这里成为多民族国家新的人民政权象征。城楼的正中悬挂起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两旁的口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到了2009年，新中国建立60周年，执政者在广场上隆重竖起代表各民族平等共和的立柱，由此再次彰显了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形象。立柱的用意，据说同时取材于古代的图腾和新中国人民大会堂立柱，力图使之成为古今沟通、新旧结合的时代标志。在笔者看来，这个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在我们多民族文学论坛讨论的话题其实早已超越了书写的或口传的文本，而进入并存在于国家和民众的生活之中，形成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社会文本和具有历史深度的实践过程。由此而论，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者们在此关注的，已不应仅只是某一族群、某一作家的具体书写，而当渗入、融合到整个的社会场景之中，并成为多民族国家总体性关怀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呼应和互补。

为此，该怎样来讨论作为一种实践的多民族文学呢?这问题需要我们设想出或建立起有效的理论框架，而不是仅仅徘徊于个人的、感性的或是偶然的、零碎的批评或者回应。这是一个刚起步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工程。笔者个人只能提供一种有限的思考。在这里，笔者想再集中阐发下面关于视野和目标这两个问题。

三、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和目标

(一)先说视野

首先，多民族文学的视野是具有多向性的。对此，我们还可再以《民族文学》为例。双向的意思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在书写，社会与国家则在规范。这就是双向。每一个民族都想通过文学、通过所有的社会活动表达自己民族的存在，但是作为国家、作为社会、作为他者，时时刻刻都要对每一个民族进行评论，比如说我们去刘三姐故乡，作为外地人会对那里的壮族文化进行一种回应。这时的我们，即是一种民族和文化的“他者”。所以在我们多民族国家，表述问题始终是双向的。这种视野也是双向的，就是看与被看、说与被说、写与被写。所以笔者要强调这种视野的双向性。这种双向性在过去每每被我们所忽略，我们看一个文本，不注意它来自哪里，来自哪一个纬度。前述《民族文学》60周年纪念号上温总理的题词，其实来自于特定民族之外，属于一种权威统筹的国家话语，亦即多民族整体中的“国家叙事”。而与此同时，阿来紧接着的“卷首语”则属于具体族群的自我表达。他引用的是羌在汉藏之间的特定视野和构架。所以这种双向的视野构筑成了民族文学实践的第一个前提。

有了这个前提，再让我们来看与此相关的三个层面，即民族、国家和国际。在笔者看来，这便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所面临的并已实际存在的三层视野。

“民族的视野”是容易理解的。举例来说，在《民族文学》期刊中提到北方民族中的一个很特殊的族群——鄂伦春人。刊物里的一篇散文描叙了这个族群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意义。作者先转引50年代的民歌描述说“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猎马，一人一杆枪。满山璋抱野鹿打不尽……”继而又承前启后地写道：

在新的时代里，猎人们尽管起步艰难，但仍以鄂伦春人的顽强毅力，生息在先辈们留下的坚实的土地上。

因此可以说，这种“民族的视野”已经成为民族作家们的一种自在追求，这是第一个层面，也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部分。当然这视野同时也是双向的—每一个民族都在被其他民族关注，比如说迟子建也写了一本关于鄂伦春人的书。作者不是鄂伦春人，但仍能以外人的眼光观察和描述草原的民族和文化。此外，北方的其他民族也不断地被异族关注着，比如小说《狼图腾》也不是蒙古族在写，而是出自一个汉族知青的笔下，是来自农耕汉地的作者在写草原牧人的文化和“图腾”。可见，民族文化、民族存在和民族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多项被书写的单位和领域。这是一个核心的基点。

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核心基础上，单有民族的视野是不够的。思考中国多民族文学还有更值得关注的第二层视野——国家视野，也就是学者们强调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从1949年到现在，这个视野可以说还在起步中。在讨论多民族文学问题的时候，对于超越单个民族的整体观的建设几乎仍是停步未前。举例来说，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还是汉民族的文学史。这样的单一民族视野是非常有限的。受其影响，每一个少数民族也开始偏向于独立地去强化和书写各自的民族与文学。这样的书写难以包容其他的民族，也不足以表述多民族关联中的并置和交往。所以民族文学中的“国家视野”尚在建设中。而这个视野同样也是双向的，同样既应包括天安门的“民族柱”与国家领袖的题词，也该倾听每一个哪怕人口只有几千人的族群对国家话语的回应和阐发。

第三个视野是国际。对于关注中国的多民族文学而言，只有国家也不够，因为世界并非只有中国。这个世界有很多和中国一样的多民族国家。在过去几届论坛上，来自澳大利亚与会者就提到了澳洲及其多元族群和文学。而若跳出文学边界，将目光转向更为宽广的人文学界，关于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乃至“文化多元主义”、“文明对话”问题等的论述成果则不计其数，有着极为可贵的参照、借鉴空间。所以我认为立足国际的视野，是谈论中国多民族文学另一个重要并且无法绕开的层面。

对此笔者想提问的是，对于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来说，到现在我们是否有了可以使大家达成共识的未来景象?如果没有，该如何面对?今天现实中的种种危机提醒我们一定要有未来的关怀，否则不但所谓多民族文学会仅仅就事论事，流于表面，甚至会倒退到比建国60年奠定的基础还要糟糕的局面，而那绝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二)再说目标

什么是多民族文学的目标?这个话题如果能从第六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开始，那将是我们的一个贡献。对此，首先应该总结和反思我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就多民族团结为基础的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程而论，笔者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许关涉三个方面：

第一个资源来自“共产国际”。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传播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对新中国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提出的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消除阶级与民族间的不平等、最终消除国家，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先是在20世纪前半叶诞生了跨地区、多民族并且可称为超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后在后半叶出现了包含着多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都可视作共产国际理想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便产生了民族学领域里的“苏维埃学派”。该学派无论对20世纪的苏东还是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民族关系与格局的建立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多民族文学之存在和演变无疑也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

第二是西方的现代性资源。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重要思想流派或类型之一，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性潮流强调自由和权利，强调民族平等、天赋人权，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在理解和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在经过东西方不同民族的交往、碰撞直至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现代性潮流也已成为理解和处理多民族关系的参照坐标和资源之一。

第三个资源来自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跨国认知与构架。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对待全人类的多民族并存问题上，联合国组织发布了若干相关的公约和宣言，其中特别强调对弱势族群的关心、同情及尊重和保护。进入20世纪后半期后，其又进一步呼吁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关注。这些都与如何从更广的视野理解和阐释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息息相关。

我提出以上三个资源供我们建立多民族文学的目标参考。有用的资源并不限于这些，抛砖引玉，希望补充。

结语

总而言之，笔者想强调，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民族的文学包含了两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一个关涉文学，一个关涉人类。如果说前者主要体现和传承精神层面的“人观”，后者则直接参与实践层面的使人“成人”。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文学的目标是两极，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人类的。这一点对“国别文学”一样，对“多民族文学”亦是如此。

如果中国的多民族文学能够在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延展，笔者想历经六届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就不仅仅只对本土有意义，而是有望对进入多民族和多国家的平等交往做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本文为徐新建教授新著《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导言丨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1,02: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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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纪新《一个庄严的梦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论文稿，2009年，昆明。

以上有关国家领导人和阿来的引言内容均见《民族文学》2009年第10期插页。

参见关纪新在第六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发言稿《一个庄严的梦想》。

请参阅相关报道的网页图片。如《天安门广场立起民族团结柱》(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9-09/14/content_12051589.htm)及《56根民族团结柱将继续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网:http://60.people.com.cn/GB/166972/10155087.html)等。

凯鲁罕:《走进新时代的鄂伦春》，《民族文学》2009年第10期。

参见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相关评论可参见王璐《游牧文明的挽歌——<颇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参见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相关评论可参见徐新建《当代中国的民族身份表述—“龙传人”和”狼图腾”的两种认同类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民族学领域的“苏维埃学派”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对于进入21世纪“国学复兴”热潮的中国来说，“共产国际”产生过的深刻影响特别需要回顾和反思，否则不但难以解释历史而且也不易理解现实。在这点上笔者正在做初步的探索。

相关资料可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公约选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原住民“地球宪章”》(Indigenous Peoples Earth Charter),http://www.tebtebba.org/tebtebba_files/finance/susdev/earth-char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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