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7·旅游人类学】周大鸣：《人类学与民族旅游：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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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思缘论坛

【作者简介】周大鸣，湖南湘潭人，长江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都市人类学、应用人类学。

【摘要】人类学因其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逐渐被民族旅游研究所借鉴和吸纳，但在中国民族旅游的开发实践中却往往处于“非主流”的境地。人类学要想在中国民族旅游实践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首要的任务就是用本学科的视角透视民族旅游，反思其进行中国实践时所面临的一些特定的问题，并积极推动和参与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工作。其关键点在于：一是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二是客观审视民族旅游对族群文化和族群关系的影响；三是科学考量旅游开发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社会评估

【来源】旅游学刊,2014,02:103-109.

人类学因其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逐渐被旅游研究领域所借鉴和吸纳，中国民族旅游研究便是典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家就一直非常关注民族旅游的发展，审视着民族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冲突、碰撞和变迁。在1999年9月昆明召开的“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国内人类学家就民族旅游的理论问题与国外学者展开了交流和对话^[1]，此次会议激起了国内人类学界研究民族旅游的热潮。此后，国内的民族旅游研究逐渐与人类学研究紧密结合，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在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旅游资源、旅游市场和民族村寨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初步的本土化研究体系^[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还在2010年12月设立了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并打造了中国民族旅游论坛这个学术交流平台，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可以说，人类学在中国民族旅游研究领域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民族旅游的开发实践中，人类学却往往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境地，其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笔者认为，人类学要想在中国民族旅游的开发实践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首要的任务就是用本学科的视角透视民族旅游，反思其进行中国实践时所面临的一些特定的问题，并积极推动和参与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工作。笔者下面对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

一、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概念

由于社会文化和民族结构不同，国内外对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的命名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称作民族旅游或少数民族旅游，而国外更多称为土著旅游(aboriginal tourism)、原著民旅游(indigenous tourism。但在概念和特征的表达上，国内外总体较为接近，一般认为民族旅游所指民族是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他们是民族旅游的对象之一，旅游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和文化，主客之间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因此，民族旅游是指旅游者前往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居住地区体验当地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旅游形式。

“旅游民族(ethnic tourees)”一词较早出现在瓦尔·D·贝格尔(Van D.Berghe)对民族旅游的界定中，他将民族旅游划分为旅游者、被旅游者(即旅游民族)和中间人等3个主体^[3]。罗伯特·E·伍德(RobertE.Wood)在探讨民族旅游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时，也关注了旅游民族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4]。我国学者徐新建对“旅游民族”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开发“民族旅游”的过程中，改变了被开发对象的固有身份，使之变成了模棱两可且值得关注的“旅游民族”，旅游民族就是一种可供利用的市场资源和族群交往的外在符号^［5］。笔者认为，旅游民族即指那些在民族旅游中具有主人和被消费商品双重身份的少数民族或族群，即他们既是接待旅游者的东道主，又充当旅游者凝视的对象。

二、人类学透视：民族旅游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族旅游业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兴起，民族古镇、民族村寨、民族节庆、民族歌舞、民族工艺、民族饮食等纷纷登上旅游的舞台，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发展经济、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民族旅游的兴起，既是处于现代性压力下的人们渴望逃离“日常生活”、寻觅“异地文化”的“推力”结果，也是各级政府在经济利益诉求下主导旅游开发的“拉力”所致。

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长期禁锢在充满烦闷、疲惫的现代性压力下。现代性所带来的“副作用”或负面效应，诸如自然的消失、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程式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使人们对现代性有所憎恨。而旅游这种逃逸日常生活价值中心的方式恰好成为了我们对于现代性好恶交织的发泄与解脱，以致于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6］。承载着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地区，以其优美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生活气息，传统的民俗文化，热情的好客精神，无不吸引着广大受累于现代性的人们，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找回身心和谐的世外桃源。旅游者只有置身于其间，才能感受到超时空的“异文化”体验，在“时间差”、“空间差”和“文化差”的刺激—反应中获得另一种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达到实现自我回归的目的。

因此，从旅游动力的角度来看，民族旅游的兴起，其“推力”主要取决于旅游者的“异文化”体验需求，而“拉力”则离不开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正如旅游人类学家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所说，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地方“奇异”和异域的风俗习惯为特色^［7］。另一位旅游人类学家爱德华·M·布鲁诺(Edward M.Bruner)则更认为，民族旅游应是国外或国内的旅游者通过旅游可以观察其他群体，而这些群体不仅被认为有明显的自我认同、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通常被贴上诸如种族、国家、少数民族、原始、部落、民俗或农民的标签^［8］。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民族性或族群性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对其进行“本真化”展示和有效保护才是实现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另外，政府在民族旅游开发中也起到了主导性的“拉力”作用。大多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具有发展民族旅游的资源优势，但由于集中在西部和边疆地区，交通区位偏僻，基础设施落后，要发展旅游业这个综合性大产业，就离不开政府的科学规划和有效调控。当前，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还是地方层面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将民族旅游摆放在高度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在规划开发、营销宣传、规范管理、创优激励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保障了民族旅游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例如，云南发展成为民族旅游大省，就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结果。自1995年以来，云南省政府就开始把民族旅游的开发作为云南旅游支柱产业的重头戏来唱，并借助举办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及国际旅游节的东风，逐渐建成石林、大理、丽江、迪庆、西双版纳、文山、临沧、怒江等一批高品位、高质量的民族旅游的景区景点，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呈现出民族旅游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9］。2011年，全省接待海外入境旅客763.7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2%，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4.01亿美元，增长22.8%；全年接待国内游客1.63亿人次，增长18.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195.73亿元，增长30.4%；全省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300.29亿元，增长29.1%^［10］。由此可见，政府作为主导性的“拉力”，在中国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且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人类学反思：民族旅游的发展实践

实践表明，民族旅游的发展在为民族地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社区环境、复兴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因功利主义、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等开发取向而带来的消极影响。

1.功利主义

在近20多年的旅游发展热潮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指导，我们在旅游发展导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由于金钱的驱使，导致旅游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旅游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化^［11］。民族旅游开发的功利化倾向也十分明显，许多地方的官员和开发商只盯着GDP和金钱，把民族文化当作摇钱树，不经认真调研和科学规划，盲目上项目，用商业化的智慧武装一切旅游开发经营。于是，大兴土木、虚夸宣传、风景拍卖、土地圈占、门票涨价、房产炒卖等现象层出不穷，使旅游地过度城镇化、公园化、商业化，从而导致民族文化走向舞台化、庸俗化、扭曲化。特别是在游客凝视下，民族地区的宗教仪式、恋爱婚俗、节日庆典、歌舞表演等传统文化经常被浓缩、改编和移植，使原有的民族性大大褪色变味。

而且，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那些由民族旅游催生的从事旅游接待的“旅游民族”，也为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而奔忙不已。他们把游客当成了提款机，绞尽脑汁“发明”各种赚钱项目，不仅卖土特产、卖工艺品，还卖风景(房子拍照要收钱)、卖微笑(合影要收钱)、卖“感情”(扮演新郎新娘)，甚至连游客在村寨溜达也有被要求支付过路费。几年前，笔者到广西某民族村参观，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旅游民族”的“生财之道”。一到村寨大门，就见一群漂亮的瑶族姑娘夹道欢迎游客，她们主动将手中的香袋挂在男性游客的脖子上，大多数游客欣然接受了这份“好礼”(由于事先有朋友提醒过，所以当时我委婉地谢绝了她们的“美意”)。游客们随着漂亮姑娘的讲解，愉快地体验瑶族风情。最后到了一个大堂屋，姑娘们羞涩地将挂有香袋的游客牵到屋中央。这时，主持人宣布要举行一场民族婚礼，新郎新娘就是这些牵着手的男性游客和瑶族姑娘，脖子上的香袋就是姑娘送给“意中人”的定情物。主持人告诉“新郎”，按照当地习俗，姑娘送了你定情物，你就要给她回礼，“新郎”只好各自掏出几十块钱作为回赠。之后，随着仪式的进行，又出现了“彩礼”等收费名目。一场婚礼下来，“新郎”花费了几十到几百元不等。有几个“新郎”就抱怨起来：这纯粹是骗钱，宰你没商量!这里，所谓的民族婚礼仪式完全变成了商品化的表演，已然失去了本真的民族性。可以想见，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东道主与游客之间更多呈现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昔日纯朴、好客、友善的民族形象也被“旅游民族”的惟利是图甚至强买强卖破坏得所剩无几。

2.拿来主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总是不断变化和重构的。旅游业是一个国际性的新兴产业，更具有全球性的力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旅游包裹着多元文化因素，推动民族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并行中急剧变迁。然而，在游客凝视的高压下，民族旅游将民族文化的展现导引到商品化、舞台化、雷同化的方向上，以致出现西方人类学家所说的“可乐文化”、“无深度文化”、“旅游的迪斯尼化”、“麦当劳化”、“假事件”、“传统的凝固”、“后时髦现象”等现象^［12］。纵观中国民族旅游的开发实践，更是充满了模仿、复制与移植，导致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普遍。

在不少地方，旅游景区存在严重模仿的情况，有的还直接进行“克隆”，甚至管理方式也照搬照抄，以致“千景一面”，游客在似曾相识的感觉中产生审美疲劳。比如，各地的民族旅游村寨，从旅游景观到仪式表演都非常相似，连宰客的方式都相差无几。很多景区，全民经商，破墙开店，大小店铺卖的东西几乎一样，而且几乎全都是雷同的大路货，随处可见，到处可买，缺少能真正表达民族性、地方性的精品。曾经有一位朋友从云南旅游归来，送给我一把号称“极具民族风”的小纸伞，但细细一看，发现伞上描绘的却是是小桥流水的江南风光，旁边还有几个不起眼的小字：“江西婺源造”。见此情景，我那位朋友尴尬地苦笑起来。对于游客来说，没有什么比千里迢迢赶来体验与别处雷同的东西更叫人失望的，其旅游体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拿来主义”行为，不仅祸害了游客，制约和影响了民族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还贬低、淹没甚至糟踏了民族文化，其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3.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在当前的民族旅游开发中，不少地方的官员和专家，在没有深入调查甚至没有开展调查的情况下，就对旅游项目、旅游规划、旅游战略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最后形成指导操作的“本本”。其中，旅游规划就是典型。民族地区的许多旅游规划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其关注点集中于要项目、争拨款、招商引资、带动GDP等。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不少旅游规划往往以“长官意志”表明“可操作性”，以“专家思想”确保“科学性”，经过一番“走马观花”及“奋笔疾书”之后，规划文本就应运而生。笔者就曾见到一个专家团队为某民族县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他们仅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县的考察。回去后不久，规划文本就大功告成。据说，开评审会时，评审专家就发现，该文本不仅套话和空话不少，缺少创新性和指导性，而且里面竟然出现了未替换掉的无关地名，闹出了不少笑话。在这里，“规划”简直成了“鬼画”。这样的本本主义规划，断不能指导构建符合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规律的旅游展演平台，否则，最终只会将文化带入失真、错位、走样甚至伪造的泥潭，同时也损害旅游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民族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迷信“文本”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发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精神，零距离触摸“本文”(即民族性)，从地方性知识中寻求路径。

综上所述，在中国民族旅游实践中，无论是功利主义、拿来主义还是本本主义，都一再提醒我们这样的事实：民族旅游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以民族经济为外壳、以民族文化为内核的文化活动；而且，民族社区在旅游业辉煌的成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文化衰退，道德风尚沦丧，结构性贫困及社会分层加剧，卖淫、犯罪、赌博、吸毒等现象泛滥。这些风险不仅威胁着民族旅游的健康和谐，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人类学关怀：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

针对民族旅游的社会风险，“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不能一味地采取技术和制度设计进行消极防控，因为“风险是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13］，开展社会评估工作才是防控的有效途径。社会评估是识别、监测和评估发展项目及发展战略的各种社会影响，促进利益相关者对发展项目和战略行动的有效参与，优化实施方案，规避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为发达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所推动。例如，著名的《巴厘岛可持续发展规划》就是由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赞助环境问题大学联合会执行的一次大范围社会评估研究，主要是针对巴厘岛的社会文化问题展开的，它试图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4］。而在国内，民族旅游评估更偏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社会评估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恰恰为人类学参与评估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契机。人类学是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应用性学科，在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理念和表现手段上具有自己的优势，与社会评估具有很紧密的关联性^［15］。传承了这些优势的人类学者，能以参与者的身份深入到民族旅游的内部去观察、理解和保护或恢复民族文化。

笔者近年来开展了由国际组织和政府委托的扶贫、科技、教育、交通、农业、移民、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发展项目的规划与评估数十项，对民族旅游项目的社会评估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入。笔者曾对自己在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实践的经验进行反思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在进行应用人类学的实践有一些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即政府、少数民族、地域差异等问题^［16］。这些问题在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工作中也同样不容回避。

1.政府

在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地方行政体系在主导地方社会生活方面占据重要地位的现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无论是从事乡村社会还是城市社区的应用研究，在研究中如何看待国家和政府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应用实践中涉及到政府的问题时，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在于：需要借助其力量，但又不能使应用项目流于各级政府的公务和仅仅是完成他们的政绩。如之前所述，政府作为主导性的“拉力”，在中国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且极为重要的角色，人类学家在开展有关的社会评估工作时，更要处理好自己与政府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当评估涉及到的政府包括不同级别(省、市、县、乡乃至村)和不同专职部门(旅游、文化、教育、民政、扶贫等等)的多极关系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人类学家在借助政府力量开展评估工作的同时，还应始终保持“眼光向下”的姿态，主要分析民族旅游开发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提出对受损群体的补偿措施和途径。尤其要关注民族地区民众在资源控制、文化保护、利益分享、决策参与等方面的能力和需求，尽量吸纳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到社会评估实践中，从而为民众提供表达利益诉求和发展需求的机会，也为政府“在倾听中求得决策”疏通交流的渠道。

2.少数民族

我国境内虽然是以汉族为主要民族，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上都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国还广泛地分布着55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与人类学的族群概念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民族是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识别”出来并经过法律程序认定的。同时，法律赋予这些在文化上与汉族不同而人口相对较少的群体政策上的优惠。中国的少数民族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10，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进行应用实践时，少数民族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甚至是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些少数民族又与地方行政体系直接发生着关系。

在民族旅游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旅游民族”，是最重要的东道主，其族群文化则是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必然影响到民族旅游的开发效应。因此，在开展社会评估时，在方法和视野上都需要针对特殊问题而展开，同时对于复杂性必须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首先，要对民族旅游的影响进行客观审视，克服一些片面认识。比如，对于族群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很多人天真地认为离旅游越远保护越好，因此极力反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可诸多实践表明，旅游不仅是族群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平台，而且与社区少数民族参与旅游的强弱密切相关，也就是参与度越强对族群文化的保护意识越强，参与度弱保护也弱，不参与就不保护。再比如，关于族群文化与族群认同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旅游业的冲击会导致族群文化的衰落、消亡，从而削弱族群成员对族群的认同。而通过调查发现，旅游发展不仅给各利益主体或多或少带来了经济利益，也使社区居民开始思考为什么游客会纷至沓来，明白了旅游经济利益背后的民族文化保护的巨大价值，增强了社区族群文化传承的动力，从而促进社区的“族群认同”。笔者以为，树立这些认识对民族旅游的社会评估具有指导性意义。

其次，要系统分析民族旅游开发对族群文化的正面影响(通常称为社会效益)和负面影响。尤其是考察旅游情景下主客之间的族群关系及其引发的族群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引导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与发明者的少数民族，激发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并掌握对自我文化的解释权和发言权。这对于克服民族旅游实践中的功利主义、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保护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3.区域差异

中国疆域的广大使得不同地域在自然环境、历史和人文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如果抛开政治因素的话，很难单纯以民族/国家(nation)的理解来作为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基点。这一点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比较类似。从笔者从事应用研究的江西、安徽、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四川和西藏等十几个省区以及广州之类的城市来看。地域性是不可能被忽视的，而且这种地域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南方和北方的区分上，而是具体细化到各省在行政、生态、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西北、云南、西藏自治区这样的地区，其历史、文化又和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

区域差异是旅游流产生的前提条件，更是民族旅游兴起的强大拉力。然而，在开发实践中，拿来主义泛滥，区域差异在逐步缩小，民族旅游的魅力也因此减退。要避免这种伤害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情况出现，就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分析预测旅游开发是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考察旅游开发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以及区域整合、合作与竞争的态势，为政府制定相对合理的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特别是推行某种跨区域的民族旅游开发时，区域问题更应成为社会评估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变量。在评估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区分上，而是要具体细化到山川、河流、地脉、聚落、文化带等地域单元的对比分析上，尤其不能忽视各行政区在政治、生态、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另外，在评估中还应坚持地域协调发展的原则，建议把握好两个向度：一方面，分析地域之间(尤其是旅游区与非旅游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寻求缩小差距的途径；另一方面，评价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保留文化特色提出合理的调控措施。

五、结语

民族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给当地带来了功利主义、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冲击及社会风险。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旅游实践，民族地区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监控社会文化的变迁，追踪旅游开发效应，以便及时应对各种问题与风险。于是，开展针对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已成为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人类学是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应用性学科，具有应用的性格和能力，拥有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累积了丰富的社会评估经验，在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中应该享有一席之地。开展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还必须建立和完善评估的相关制度规范和方法体系，培育评估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以逐步提高社会评估的能力和水平。这些都是亟须去探讨的新课题。我们坚信，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人类学必将在民族旅游开发的社会评估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

【来源】旅游学刊,2014,02: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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