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9·教育人类学】滕星，苏德主编：《教育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出版

2017-06-29 滕星，苏德 人类学乾坤

滕星，苏德主编：《教育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主编简介】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院院长、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内容简介】本书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论文集，收录了参会学者的62篇优秀论文。本书围绕“教育与文化”这一主题，分“大会重要报告”、“教育人类学的本体论与学科史”、“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学术前沿”、“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与田野工作”五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教育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推进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建立学术研究共同体，促进教育学与人类学的交融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综述（代序）

【说明】本文主要根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教育与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秘书组的会议记录进行整理，并以《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综述》为题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杨小英执笔。杨小英，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教师培训。

2013年6月19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成立了。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教育人类学的组织化与专业化，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委托，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民族教育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3月29—30日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教育与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内地25个省区、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德国的5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15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苏德教授主持。在本次会议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宣布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先生向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滕星教授授牌，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副司长周晓梅、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建武、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中央民族大学哈经雄教授、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庄孔韶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天山研究员分别致辞。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介绍了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筹备成立情况。大会选举成立了以滕星教授为理事长的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会，讨论通过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章程》（初稿）。

会议倡导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加强对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研究，希望整合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资源和学术力量，进一步推进学科建设，扩大学科影响力。会议主办方共收到100多篇参会论文，20位专家做大会主题报告，40余位代表在分会场做专题发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

提倡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提倡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有扎实田野工作基础的实证研究，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促进者滕星教授的一贯观点。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民族教育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不仅是教育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而且是学者们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中央民族大学哈经雄教授认为，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视角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制定、调整和改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双语教育政策、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等提供咨询和建议，为更好地保护文化多样性、实现教育公平服务、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服务。

1.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北京大学钱民辉教授提出要客观认识意识三态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认为民族教育一直处在国家意识形态、地方（民族）意识形态和个体精英意识形态的交织与博弈之中，意识三态观作为一种理论视野、一种行动视野和一种范式，不仅可以应用在民族教育研究方面，还可应用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的实践方面。西北师范大学万明钢教授对民族接触、民族本质论与文化、民族、国家认同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本质论具有广泛的消极影响，需要采取措施弱化，族际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提高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重点在于教育汉族。

2.双语教育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王鉴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研究教育。他通过对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内容选择原则主要包括趣味性原则、地方性原则、活动性原则，其方法与途径主要有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渗透两种语言的学习，在教学中整合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文化，选择民族特色游戏活动等。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淑芹教授的研究认为，当下新疆双语教育目标界定需强调“人”的培养、凸显双语教育的“文化性”、建构相互衔接的双语教育目标体系。辽宁师范大学杨晓教授等对历史上锡伯族双语现象、双语教育的形成、发展及其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描述，认为通过双语教育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堂，可以有效的推动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云南大学王革教授通过介绍“白汉双语文教育项目”的实施，说明了如何将国外的双语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民族化、本土化，探索一个适合白族农村地区实际的双语教育模式。

3.民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沈红研究员通过对云贵高原一些贫困村寨的田野调查和变迁研究，分析结构变迁和转型的社会机制，尤其是教育和文化的制度因素。她将行动者的主体视角引入社会结构分析，寻求对少数民族教育史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深入解释。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徐莉教授关于彝族婚育习俗的教育功能的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金志远教授关于蒙古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丽萍副教授关于新方块壮字与云时代壮族文化传承的适切性研究等都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关注与探究。

4.乡土教材与校本课程建设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孟立军教授通过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民族文化类校本课程建设的研究，凸显了学校在传承民族文化中的特殊价值，总结了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四种方式，即选择、挖掘、传递、创新。内蒙古师范大学李素梅副教授首先从本体论考察了乡土教材本身承载的文化功能，即乡土教材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思想和革新意识形态，乡土教材反映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过程中的价值选择，其次从保护、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出发，阐释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功能的意义，强调乡土教材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以期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关注；最后从实践层面论述了其实践意义，即乡土教材具有推动学校课程多元化发展的实际意义，乡土教材的本土性对我国教育理论到实践的本土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等。

5.民族学校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王枬教授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方面对不同类型的广西民族学校进行分析，对广西民族学校存在样态与发展走向进行了梳理，认为民族学校需要调整培养目标，强化民族特色，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广西民族大学钟海青教授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当代学校管理的本质，认为学校管理的高级形态应当是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管理；学校、教师、学生是文化价值的整体；学校的发展不仅是文化的，而且还是历史的，当代学校应站在原有的、更高的起点上继承与创新，构建学校发展新的文化愿景。

6.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苏德教授基于云南、广西等地的田野调查，认为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促、刚性与柔性互依、利己与利他互惠、执行与生成同存的复杂性问题。在民族教育领域之中，缺乏的可能不是具体的民族教育政策，而是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对民族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解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江凤娟博士通过田野工作发现，基层官员有着政府官员和群众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要处理这种冲突，对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标准等通过各种方式对政策进行解释、调整或修改的个体行动，也就出现了政策再制定的必然现象。

（二）其他弱势群体研究

弱势群体研究是教育人类学一直关注的领域。除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农村教育研究、女性教育问题研究、实习生研究、城镇随迁子女教育研究、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移民学生教育问题研究等，都是人类学视野中重点关注的领域。

台湾慈济大学周德祯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特别注重脉络性和全貌性研究，故而把学校所置身的社区时空脉络也纳入考量。她以一所台湾的原住民国民小学为对象，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法，探讨学校在经历巨大的台风雨灾难后，如何能够浴火重生。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李子华教授关于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民族教育重建问题的研究，从人类学视角对玉树灾后教育重建工作进行审视，发现三年多的玉树灾后教育重建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郭少榕研究员关于“女生学业优势”相关论争述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桑国元副教授关于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生存状态的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海路对维吾尔族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人文社科与艺术系讲师潘峰关于作为弱者抵抗的实习怠工问题的反思，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王渊博关于某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初中生的学生角色冲突研究等，都关注到了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充分体现了教育人类学对“人”的关爱。

中国人民大学程方平教授认为，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涉及哲学、民族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的多种社会科学，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为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路径。教育人类学与许多学科一样，是舶来品。滕星教授认为，只有通过大量扎根于本土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与实践，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教育人类学的道路，形成学科特色。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已经获得很快很大的发展，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而且大有可为。教育人类学对民族教育研究和弱势群体教育研究的关注，对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二、教育人类学的本体论与学科史

39 39333 39 15534 0 0 3118 0 0:00:12 0:00:04 0:00:08 3118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萌芽于17世纪，形成于20世纪中期。教育人类学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引进中国大陆，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有了自己的学术平台，学者们也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定位、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有了更深的思考。

（一）对教育人类学本体论的思考

关于教育人类学“是什么”的思考与回答是教育人类学存在不同流派和取向的根本所在。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视角，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1.关于学科发展。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要走上“茂柯之途”，必须“特立独行”：“特”，指学科要有特点，能创立学科内在的特色；“立”，指确立学科的概念术语，明确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科范畴、原理、方法等；“独”，指学科要从政治影响下独立出来，从科学主义中独立出来；“行”，指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要认真做田野工作，从外引到内化，才能完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劳凯声教授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强调多样性，重视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而其它学科如社会学等强调普遍性，重视社会的变革与创新，所以教育人类学有其独特的学科魅力。

2.关于教育人类学的本体论。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是一门美美与共的学问。教育人类学对弱势群体持有人文关怀，以语言和文化的中层相对主义呼应国家治理、市场运行的高层普遍主义，能够以形气神通观的立场，沟通国家治理和社群需要之间的利益诉求，达到“致中和”的效果。人类学者对于其他文化能够做到进得去、出得来，因而也能够体会到对方的苦衷和诉求，能够立足于深厚的人文关怀，从不会忘记公平正义和人道美德。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是可供善用的资源，可以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政治资源；少数民族教育的目标不是同化，不是消灭，而是创新、转换；不是歧视，不是一厢情愿，而是自尊、设身处地。教育人类学要研究民族教育中“爱民族”和“爱国家”如何互补共存，如何协调一致，如何 “美美与共”。

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教授对于教育人类学的本体性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谁需要教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解决什么问题？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是什么？谁需要教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田野中的人们有没有真实的帮助？解决了什么问题等。

北京大学刘云杉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应聚焦在一个有文化传承、有共同生活，不仅安身，更能立命的人，有内在纵深向度，能编织且建构意义的人。教育人类学可能的贡献是帮助我们再理解儿童，再理解人，再理解文化与生活。她认为，教育人类学不是浪漫的猎奇，或者逃遁，而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同时也是一种探究与尝试。因此，教育人类学的定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解毒剂。

3.对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巴战龙副教授对教育人类学进行了学科反思：我们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不是只有教育民族志一种？民族主义立场对方法论有何影响？我们的研究应该是学科本位还是问题本位？是关注问题研究还是民族志书写？我们需要反思文化的概念，是否对文化的差异强调太多，对文化的普世性关注太少？他认为，如何提升研究质量是目前教育人类学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对教育人类学学科史的梳理

对教育人类学学科史的梳理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代表就这一议题进行了介绍与探讨。

1.国内教育人类学学科史的新发现。浙江大学庄孔韶教授在本次会议上提供了两个史料：一是林耀华先生1984年确认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的手写文本，还有两期教育人类学的通讯；二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1994年进行课程改革时，开设的一些教育人类学的分支课程。这印证了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的轨迹。中南民大学甘永涛副教授以“教育人类学”为关键词，在CNKI 数据库中选取1988年至2013年间引用频次最高的前80篇文章进行学科知识图谱研究，绘制出全新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知识图谱，形象地展示了近24年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及其发展态势。该研究认为，滕星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最高，《民族教育研究》是教育人类学首要的学术期刊。

2.国外学科史梳理与探讨。首都师范大学樊秀丽研究员就美国教育人类学制度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对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中央民族大学彭亚华博士使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以美国教育人类学学术期刊《人类学与教育季刊》所载43年间的论文的研究主题为研究对象，总结出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主题的两大重心变化：从“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从“人类学与教育”到“教育人类学”。

基于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本体论及学科史的研究状况，包括研究队伍还不是很壮大，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水平亟待提高，学科领域还不是很明确，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正在初步形成中，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刚形成，研究方法正在普及当中，还没有系统完整的教育人类学方法专著出版等，滕星教授做出了如下判断：中国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正在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军。

三、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学术前沿

与会代表积极关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学术前沿，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

（一）对教育与文化的再认识

教育与文化是教育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对文化的研究与认识，直接影响到对教育的研究与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通过文化转型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家庭、教育与分离的技术，认为今天日益普及的分离技术在造就出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的个别化生活，它深度地反映在了社会与文化构成中的教育领域由人而转化出新的种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又投射到了家庭的结构上，导致与教育以及家庭相关联的文化在发生着转型。各种原本由家庭承担的教育的功能首先会因为父母角色的解构以及在家庭中的作用的实际丧失而被转化出去。教育的社会化而非家庭化，更非共同体化，即教育的成绩不再是跟血缘的“名门”和地缘的“望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了今天教育文化的核心特征。如果将其归结到一点，可以说今天所有的教育实际在做的都是去使得受教育者如何真正成功地远离开甚至抛弃掉自己的家庭。教育在这个意义上难于真正与历史上的教育理念相互连贯地成为一个线性可以去追溯的脉络，而是在今天发生了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根本性的文化转型或文化扭曲。南开大学陈·巴特尔教授认为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天然关系，使得人类学的理论假设与原住民教育的境遇发生了必然的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耿涓涓教授认为，“生命教育”的命题提示我们生命中极其可贵之物在教育场中的缺席，我们需要令那些缺席之物显现出来并得以确认，以助实现完整教育的“中道”。在这个意义上，“边远的”、“民族的”特质空间里很可能为完整的教育提供缺席之物的明证。中央民族大学吴明海教授根据一核多元的文化观，认为多元文化教育观是一核多元、中和位育，即按照既讲公正又讲和谐的原则，既突出重点，又兼及一般，恰如其分地配置各种文化资源，培养新时代具有鲜明文化信仰和开阔文化视野的良好公民。

（二）对理论的学习与反思

浙江师范大学郑素华副研究员介绍了威廉姆·科萨罗的一种替代性的童年研究的新理论即“解释性再生产”（Interpretive Reproduction），认为儿童的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适应、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再生产的过程；关注儿童对日常文化的参与，强调其对解释性再生产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认为儿童个体的发展总是根植于同辈文化的集体生产中。德国自由柏林大学博士生陈红燕运用文献阐述法的视频分析理论研究柏林一改革教育小学的“早晨圆圈”仪式。该理论主要关注身体行动的生产性及建构性，注重行动主体所在场域的惯习，默会知识的重构，通过视频中所呈现的图片、文本及声音三个维度，进行形式化阐释，反身阐释两水平的分析，旨在揭示观察对象的同一(Homologie)性。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陈学金博士将研究视野聚焦于2014年年初美国加州拉美裔与亚裔族群围绕SCA-5法案展开的争论。他研究发现，美国历史上关于公立大学招生中是否应该考虑族裔因素的一系列争论不仅是不同族群之间高等教育权利的争斗，也体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在法理上则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与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条款之间的冲突。补偿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法理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两种文化价值观念之间中抵牾。

中央民族大学常永才教授通过反思研习人类学的经历说明，要促进人类学对学习问题的研究，乃至于要提升教育人类学研究品质，就要加强对学习问题的全貌性研究；克服忽视个体能动性的经典文化概念；重视借鉴哲学人类学；遵守研究伦理；持开放心态，向心理学借鉴，提高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严谨性；注意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研究的革新。与会代表还分析了文化传播论、“文化与人格”学派、象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文化互动理论、文化中断理论等对教育研究的意义与启示等。

（三）对民族志的再认识

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教授分享了教育人类学对于民族志的重新认识，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根基是民族志(Ethnography)，它是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存在的根本。台湾铭传大学刘玉玲副教授把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运用到网络中，区分了数位原住民与数位移民，从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切入，了解因特网对于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何种冲击和影响，探讨因特网对人类学习的影响。凯里学院讲师周兰芳介绍了表演民族志的理论来源和主要特征，通过简述巴格利（Bagley）主持的“确保开端计划”的表演作品从制作到展出的过程，揭示表演民族志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实践过程。中央民族大学胡迪雅博士总结了运用在线民族志开展教育研究的适用性与优势，以及围绕在线民族志开展的方法论争论与学术伦理思考。

四、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滕星教授认为，教育人类学三大看家法宝包括田野工作、教育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其中教育民族志撰写是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核心。与会代表非常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及反思。

（一）理论模型的本土化过程

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借助一项有关师范实习生与指导教师互动的研究，展示了随着质性研究的逐步深入、实地资料的不断丰富，对原定理论分析框架不断修改的过程。该概念框架经由借鉴西方行动科学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和礼”的观念，最后到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理论——其演化过程不仅充分体现了质性研究循环往返、逐步聚焦的动态生成特征，而且凸显了中国研究者的本土诉求。

（二）对田野工作的反思

南开大学袁同凯教授以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为例，探讨教育民族志调查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对其进行阐释与反思。这些困境包括：语言问题，即借助翻译获得的资料其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参与程度与角色转换的问题，即我们是否真的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容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去，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性别和年龄问题，即我们的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获取准确而真实的资料？田野调查技术问题，即民族志传统的收集资料的技术或方式是否还能应对当前日趋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

新疆师范大学赵建梅教授以自己的一项新疆双语教育研究为例，阐明依据“处处是田野”的原则，选择城市社区与学校作为田野点的理由与优势。在进入与退出田野时，进入需要把握的是努力将自己已有的新疆双语教育知识“归零”，退出则是对田野点居高临下的“俯视”。

（三）对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教授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选择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教师更迭的机理，了解教师是如何在社会的末端联动社会发展的旋律。她的研究将新中国的乡村教师分为五代，对每代乡村教师的更迭、代际划分、特点等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展示了口述历史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魅力。

北京师范大学张莉莉副教授通过“女性领导力行动研究”项目的启示与思考认为，民族志方法是一种立体全面的方法，关注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复杂关系，有关“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对于个体生活经验的细致描述才能获得。对行动研究过程本身进行研究，民族志方法是适宜的研究方法。

还有一些代表就教育民族志的伦理问题、海外民族志的应用、口述史研究法对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价值、田野调查法资料分析处理的拓新等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与时俱进，为今后可以更好地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提高教育人类学研究质量助力。

当中国教育人类学经历了西学东渐，逐步生长、发展，焕发勃勃生机之时，本次会议无疑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滕星教授认为，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参与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这一学术研究共同体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一方面，作为学术研究共同体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及理事会的成立，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和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有力地推动学科建设，持续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为中国教育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以“教育与文化”为主题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整合了原本分散在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资源和学术力量，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以及教育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来源】滕星，苏德主编：《教育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滕星教授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苏德教授

图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首届年会开幕式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首届年会合影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甫

为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授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