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38·教育人类学】钱民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和钱民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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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钱民辉，男，山东单县人，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

【摘要】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关键词】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文化自觉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42-47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7年10期全文转载。

人们熟知费孝通先生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而鲜知他还是一位教育人类学家。这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教育背景和所从事的学术志业，还有各种学术成果和荣誉一直是以“社会人类学”著称的。特别是在他太多的著作中没有找到专门的“教育人类学”一书和专门以“教育人类学”学科之名开展的学术工作，也很少在公开的场合看到费先生以教育人类学家自居。但是，只要你翻开费先生的著作，或者陪伴过费先生做过“田野工作”，你就会发现他对于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基于费先生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教育的关注和亲身实践这样的事实，笔者觉得应当让教育界和学术界知晓费先生也是一位教育人类学家，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位开教育人类学研究之先河的学者。

一、费孝通先生的教育背景和教育研究

费孝通先生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曾是吴江县公费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即提倡新学，在吴江县城开办了第一所现代中学。母亲创办了蒙养院，从事幼儿教育。这在清末民初时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大约4岁费先生就在这所蒙养院里开始接受新式的正规教育。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新风渐行的历史背景下，费先生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并升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两年之后，由于深受当时社会革命思潮的影响，费先生认为学医并不能医治社会病患，只有社会科学才能治疗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于是选择了当时的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

在燕京大学费先生逐渐地开始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快毕业的那年接触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被他的城市人类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深深吸引。于是他与同学们一起商量如何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但当时感到非常欠缺人类学的知识，于是费先生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吴文藻先生的推荐，考入清华大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做研究生，师从俄籍人类学教授史禄国。费先生按照史禄国教授的计划，依次开始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期间开始走出去获取实际的人体测量资料，分析中国人的体质类型。后来他通过考试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这时他的指导教授也要回国，于是建议他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然后携带这些资料到国外去分析研究。就是这次调查费先生受了伤，偕同他一起去调查的，与他新婚不久的王同惠女士也不幸遇难，而调查所得的珍贵资料后来也因仓促离滇而遗失在云南。

费先生回到家乡养伤期间，利用闲暇机会对家乡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携带所得资料去英国留学，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学习社会人类学。后来就是以这次农村调查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1938年获得通过，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篇论文1939年在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名Peasant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被马林诺斯基高度赞誉并宣称开辟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里程，以至于这部书流传很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 也正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我们发现了费先生对农村社区研究时，也专门对农村社区的教育进行了专题研究。正如费先生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国农村地区过去有教育，但不是这种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是根据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对学生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在城市里也许还适合，而在农村，繁重的农业劳动是需要各种劳动力的，包括孩子参与的劳动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学校教育把孩子们都专门放在了一起，“村子里的经济活动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矛盾，再说，这样的文化训练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因此，农民和孩子都对这样的学校教育不重视。“而廖泰初先生就在山东地区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调查，从他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不适应的情况不限于这个村子，而是中国农村中的普遍现象”。[2] 费先生在当时就看出了现代学校教育与农村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解决，学校教育不可能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这样也就不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较低水平的经济活动，教育程度低与贫困形成恶性循环。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矛盾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失学辍学的原因无不是这样的矛盾造成的，在笔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3] 要想解决这一矛盾现象，非得由教育人类学家做实地调查和科学分析后才能提出解决的策略和依据。

在对农村教育持续的关注后，费先生常常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他曾指出：城里人通常看乡下人是“愚、贫、私”，因此要进行教育。但是如果能换位看一下，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偏见了。正如费先生举例说的那样：由于战乱，“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4] 这种现象正是费先生后来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一个“熟”的社会，在熟人、熟悉的环境面前，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而在“生”的面前便显得紧张和手足无措了。现代的学校教育对于城里人来说已经熟悉，而对于农村人来说还是“生疏”的，要让他们熟悉起来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不能一开始就把他们标签为“愚笨的”，如果非要说他们是愚笨的，那么，为什么在他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倒显得笨拙了。费先生这篇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时，这样的现象总能碰到。少数民族孩子学习成绩不如汉族学生，这是因为他们对学校文化环境和课程的陌生，但是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如在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学生读可兰经就比汉族学生记忆好，读得流畅，你能说他们愚笨吗？

在另一篇文章《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先生对于教育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和引用，这一篇文章是对前一篇《文字下乡》进行了引申，特别指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乡土依存的社会，人们是很少移动的，时间长了，人们并不需要借助文字进行交流，只要一个眼神和动作就可理解了，因此推行文字下乡最大的困难就是人们不愿耽误工夫做些实际意义不大的事情。但是，费先生指出了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变动，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城里的工人不够了，于是在农村开始出现少数人“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现象。由于农民交流扩大了，到新的环境里谋生什么都得从头开始，这样开始学文化就显得必需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已经接受这种现代性的学校教育，希望孩子能通过这样的教育到城里做工。

后来，费先生对于教育的关注逐渐从农村社区中，从一般学校扩展到大学，撰写了内容丰富的、涉及面比较广的关于《大学的改造》一文；[5] 关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6] 还有专门的关于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例如《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7] 当然费先生涉猎的教育领域非常宽泛，人才培养问题、道德教育、学科建设等等。下面我们专门就教育人类学这个学科领域谈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是如何在这个领域得到体现和启蒙的。

二、教育研究应当具有人类学的精神

 什么是人类学精神？人类学的精神源于人类学的传统。按费孝通先生的话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实地做研究的客观精神，以及学问为民、志在富民的人文精神。但是，对于教育学者来说，显然是缺乏这种人类学的精神，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斋、图书馆、教室中做学问，研习着各种教育学的理论问题，熟悉并学会用逻辑去思考，娴熟地使用二手资料分析的技术。如果他们仅仅是做学问倒也罢了，但更多的这样做学问的教育学者却是国家和政府教育政策制定的参谋和顾问。他们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提供的所谓科学依据与客观现实能有多少的一致性或相契合？也难怪我们曾经制定过的一些教育政策在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不适合。对于这些问题，费先生早就观察到了，终于抓住了一次被教育学会邀请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时的话是这样的：“今天我想同社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讨论一下，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所碰到的教育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过去我们所讲的教育学上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已不能把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学校范围内的问题了。也可以说，学校范围之内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牵涉很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必须科学地加以分析，逐步地把这许多因素分析清楚之后才能进行综合治理。这就是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怎样进行分析呢？不妨首先把大家从各个角度提出的意见、看法汇集起来，‘梳梳辫子’，整理出一系列要用实际观察来证实或否定的调查项目。然后挑选样本，即有代表性的个人、家庭和学校，按调查项目深入观察和访问。经过把这些调查结果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后，做出综合性的结论，以求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事物。”[7] 即使是“这样的科学分析，一般讲来我们做得是不够的。社会调查不是简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要调查，这很好，不能停留在印象上面，不能停留在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上面，要实事求是地做到有数量规定的调查。今年10月为了准备去英国的演讲稿，我去访问江村，因为没有时间自己动手去深入调查，所以用了一些当地县城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正确性是不太高的。同一项目，我可以得到不同的数据，而且差距很大”。[7]

费先生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教育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而提出的，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原因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能实事求是地有效地解决，再追下去就是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太依赖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和二手资料，而不去亲身实践和调查。即使用了一些别人的调查资料也不加分析和检验就拿来用了。费先生拿自身做例子，就是为了说服和告诫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要多作实地调查，多用第一手资料，少用或不用二手资料做决策依据，只有这样才会对教育改革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教育政策才会符合实际。

在人类学学术界，实地调查有一个很好的学名，那就是“田野工作”。[①]“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上。对于人类学来说，田野工作远远不只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8] 从而逐渐上升为人类学的精神。

笔者所理解的人类学精神还是一种执著了解他文化的“田野工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存在于书斋和课堂中，而是体现在自然环境下的多民族社区的生活中，体现在人类学家长年与“他文化”的探究、接触、思考与解释之中。在与他文化的长久接触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费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思想境界。

当然，人类学的精神同样适宜于对本文化的研究，费孝通先生早年曾树立了对本文化研究的人类学精神，《江村经济》不但成为西方人类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典范，而且也为中国人类学者开展本文化研究奠定了人类学的基础。在这里我之所以重复提到人类学的精神，就是因为当今教育学领域缺乏这种精神，有许多教育学者的思想是产生于书斋和图书馆中的，或抱“小学”精神，专事版本考究论证，训诂和寻章摘句，或者借助史料和二手资料，旁征博引著书立论，俗称“炒冷饭”。不管怎样，人若是长期脱离实践，思想是会枯竭的。这种无活水来的学术研究岂不又回到了“八股文”时代，因此，教育学者应当反思和重建一种新的教育学精神，也可叫做“教育人类学”精神。

三、费孝通是中国社会

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

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教育研究的学者很多，我们通常会记起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1)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运动，目的是通过开展乡村教育，促进乡村的农业改良和合作事业、风俗善导、县政改革，最后达到民族自救。2)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教育运动，目的是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走到平民百姓生活中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乡村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实验室，通过教育全面推动乡村生活的改造与建设，建立教育与乡村的协同关系，以教育谋建设。3)黄炎培面向贫民谋生计的职业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蔡元培的贫民夜校等等，他们都试图通过教育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当时面临的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

上述学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在学术界影响甚巨，就是在略微知晓中国教育的百姓中也有着较高的声望。他们都试图通过教育掀起乡村自救运动，而且也做出了实际的贡献，我们可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看成是平民教育家或乡土中国教育研究者，他们的研究风格都具有人类学的精神。但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归为教育人类学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教育人类学也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是人类学的下位学科。[②]它的研究对象虽然也是人，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但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是，人类学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人的科学中扩展到有关人的文化中，如社会生活方式、习俗、交往和家庭形式、亲属制度、社会分工等等。在这些研究领域中，人类学有专门的方法、技术和理论，有专门的学会组织和共同体。[9] 如此看来，我们不能把任何有关人或群体的研究都不加区分地列入人类学这个学科中去。那么符合这个学科要求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首推费孝通。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费先生的那本著名的论文《江村经济》。笔者个人的第一个理由是：这部书首先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开展了对乡土社会的调查和研究，在研究家庭、婚姻、亲属关系、宗教和经济活动时，也将教育纳入到人类学的领域，对现代性的学校教育在乡土中国实行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揭示了问题背后的复杂关系和文化冲突——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并不依赖文字以及村里的经济活动与学校课程既不相干又有矛盾。其次，费先生用功能主义对乡土农村与现代性课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明确了教育是文化形式的一种，文化是有功能的，如果这样的教育对于乡土社会没有什么作用的话，人们是不会重视起来的。这种对教育问题的解释正好符合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形。

其二，在费先生之前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乡土中国的教育进行研究和阐释的文献几乎没有，即使有的文献接近于人类学的方法(如前面几位乡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但研究者本人既没有意识到又没有认同他的研究是人类学的研究。如果你非要说只要像人类学的研究就可以视为人类学的研究，那么人类学的研究就应该发端于中国，而不是西方。但我们说的人类学是已经在西方建立成一种学术制度的科学，这门科学是在近代才引进到中国学术界的。费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也是人类学在大学初设之时。即使是社会学系的大学生也鲜知人类学究为何物，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来华讲学，才将费和他的同学引到了这门学科之中。而费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成是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林诺斯基教授之后。可想学成这门学科也并非易事，并不是简单地读了几本书就可以从事人类学研究了，也不是有的研究像人类学的方法，或找到中国的先哲们曾有过类似的研究就确定这门学科的研究在中国曾经有过。

其三，费先生的这部著作得到了西方人类学界的认同，特别是功能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诚如他所评价的那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10]

其四，费孝通先生的这部书在当时就成为西方人类学培养人类学者和学生时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一个中国人的作品能得到这样的重视可见其价值弥足珍贵。为了证实这一事实，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中向国外学者曾问及此书，他们都仔细地读过，并能详述其中的内容和观点。

其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人类学者，在开展自己的研究时，无不是以这本书为样本起步的。由于费先生在这本书中将教育作为与家庭和亲属关系等方面一样的主题进行研究，教育现象一直成为乡村和都市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虽然大部分学者并没有专门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但他们的任何一项研究都没有忽视将教育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调查和论述。

《江村经济》中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是费先生早期的成果，在以后漫长的人类学研究历程中，费先生一直关心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其研究涉及“幼儿教育”、“少数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家庭教育”、“大学教育”、“素质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著述。仅举《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一文，这是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就教育问题与费孝通先生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我们非常惊诧费先生对教育问题是那么清楚，俨然是一个教育学家。例如费先生当时所说：我们经过半年的时间征集民主党派对教育问题的意见，可以看出“40年来，对教育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把教育当作手段，如‘文革’中就把教育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做人的基本东西都忘了。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人是靠教育出来的”。

李铁映：我同意人是靠教育出来的。

费：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维护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不容易的。我们要通过教育来延续这种文化。提高人的素质是最基本的。不知道怎样当好人，就不会做个好公民。[11]

通过仔细阅读费先生的教育论述，发现他的任何一个观点和提法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来自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就是来自征询别人意见的结果。他不说空话、大话、假话，做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说话靠调查研究，这种精神感染着每一位学者，除非是没有读过费孝通著作的人。

费孝通先生已经为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这门学科正在形成之中，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用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实地调查，也有学者在城市用人类学方法做教育问题的考察。在一些主要的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他们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教育人类学专著、译著、编著也开始出现，有些学者开始将自己认同于教育人类学者，自觉地参加由人类学学会主办的各种学术会议，不断地学习和汲取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和理论。相信不久，这个队伍会迅速扩大，研究领域会进一步扩展，研究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1]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名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34—340.

[2]费孝通.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A].费孝通文集[C].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钱民辉.内蒙古部分地区教育发展投入与回报的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1998，(2)；民族教育三疑三议[J].西北民族研究.2004，(3)；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6).

[4]费孝通.文字下乡[A].费孝通文集[C].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5]费孝通.大学的改造[A].费孝通文集[C].第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6]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A].费孝通文集[C].第七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费孝通.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A].费孝通文集[C].第八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8][美]古塔弗格森(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9]钱民辉.当代欧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趋势[J].北京大学学报，2005，(5).

[10]布·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A].费孝通文集[C].第二卷.

[11]费孝通.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A].费孝通文集[C].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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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野工作”采用的具体技术是实地调查法。这种研究技术要求研究者长期生活在被调查的对象之中，与被研究者打成一片。而不论这种研究是在学校课堂中、都市邻里间、还是农村和少数民族社区中进行。由于需要搜集记录和整理有关当地人的行为或每日发生的事情，人类学家长期生活在所调查的社区中也是必需的。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够使人类学家获得正确的信息。为了使信息资料详实和可信，通常要求人类学家尽可能地通晓当地语言和思维习惯。

[②]一般而言，教育人类学家试图用人类学的方法(人种志研究与田野工作法)和专门的技术研究一定社区中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过程。这种研究分为不同层次：第一种是基于实地观察的人种学描述和获得理解当地文化承载者的主要观念；第二种是对某些特有的人种与现象实地调查发现结果的分析；第三种是一种有关教育过程的人种学和个案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的综合化与理论概括，一般采用比较的方式进行解释。有关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及发展详见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42-47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7年10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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