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41·人类学访谈】肖明远/问，张继焦/答：走向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

2017-07-18 肖明远，张继焦 人类学乾坤

张继焦研究员

来源丨百度图片

【作者简介】■张继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企业人类学——侧重于“老字号”企业的研究；●肖明远，男，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该与世界学界平等交流、协作创新,一方面，我们应该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西方学界不但十分关注中国，而且还挺关注中国学者是怎么看待一些问题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应该在文化自主性、学术自主性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关键词】国际学术，中国故事，人类学，民族学

【来源】民族论坛,2016,08:19-23.

●肖明远：

张老师您好！今天（2016年5月22日）很荣幸能够与您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如何走向国际学术殿堂这个话题与进行交流。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性共识。您多年来一直以来都在倡导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该与世界学界平等交流、协作创新的理念，已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在这个基础上，您又提出了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要利用国际学术舞台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1]那么，您关于中国故事的内涵和外延是怎样定义的，或者说您是怎样想到去讲中国故事这件事的呢？

■张继焦：

讲好中国故事，通俗地说就是讲中国自己的事、中国自己的研究。为什么要说利用国际学术舞台呢？起因是我2007年时从加拿大大使馆那里获得了一个研究资助，叫SACS（加拿大研究特别奖学金）。这个项目希望受助者在五周时间内去除蒙特利尔之外的三个城市进行学术访问，在加拿大认识一些教授，建立起研究加拿大的学术联系。一般学者去加拿大转一圈，和几个教授建立一些研究加拿大的学术关系就结束了。恰好在我临行之前，有一位好朋友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不能到那边只是当学生学习，也需要给他们讲一讲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除了在加拿大法语区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参加培训之外，我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去了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市，访问了多伦多大学、怀尔逊大学等；去了伦敦小镇，访问了西安大略大学；去了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访问了卡尔加里大学；去了卑诗省温哥华市，访问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等。其中，做了三场学术讲座，分别在怀尔逊大学、卡尔加里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这是2007年六七月份的事情。这些事看上去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是，说明我对西方学术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稍微的变化。

●肖明远：

那您现在的态度和想法是什么呢？

■张继焦：

这件事情做成以后，对我自己的触动比较大。中国学者出国不能总是抱着一种去西方国家做学生的想法与态度，还应该抱着一种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的态度。我们不仅应该向西方学习，而且应该通过学术会议和专题讲座等各种形式与他们平等交流。此后，我每次出国访问，我们都会利用各种形式给国外的学者们说说我们中国的学术成果、中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就是中国故事。

●肖明远：

您刚才说了一个走出去给外国学者讲中国故事的例子。您还可以举几个您自己和外国学者交流中国学术的例子吗？

■张继焦：

我们主要向外国学界介绍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学者是如何研究的，让外国学者、研究生等知道中国的最新学术动态。这些年，我们利用出国开学术会议的机会，搞过几场讲座。比如，2007年12月我们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年会，顺道去了波士顿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2008年10月，我们到德国波恩参加国际大都市组织的年会，会议的前后我们受邀做了三场讲座，分别在柏林自由大学、科隆大学、锡根大学等；2010年10月，在法国巴黎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我们借参加中欧合作项目的工作会议之机，受邀顺便在那里做了一场学术讲座；2012年10月，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开会之后，受邀顺访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新纪元学院、拉曼大学、南方大学学院，连续做了四场讲座。此外，2012年3月，我还曾受美国威廉.玛丽大学之邀，专程到那里做了两场讲座。

●肖明远：

那让你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主动走出去讲中国的事、中国的观点，那您在世界学术圈介绍中国的研究主要是哪些呢？

■张继焦：

2011年之前，我主要讲中国的城市流动人口与户口制度、移民的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等。2011年之后，我主要说的是老字号研究。大家都知道，西方将中国定义为新兴经济体，这引起了我思考：难道我们中国就没有做生意的历史和商业传统吗？我们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老字号，在国际企业人类学的学术界，我大讲特讲老字号。比如，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在韩国的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在马来西亚的拉曼大学和新纪元学院，在香港大学等，我都是讲老字号。又比如，在2015年4月的亚太社会科学理事会（AASSREC）、2015年12月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的中期会议和世界大会（2013年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第17届IUAES世界大会，2014年在日本千叶县举行的IUAES中期会议、2015年在泰国曼谷法政大学举行的IUAES中期会议、2016年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古城举行的IUAES中期会议）上，我也都说的是老字号。为何我如此苦口婆心地反复讲述老字号？这是因为我特别想告诉西方学者，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中国虽然是新兴经济体，但是中国的商业传统很悠久，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智慧。

●肖明远：

您刚才说了在国外做学术讲座是一种走向国际学术殿堂的方式，那还有哪些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张继焦：

我觉得，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出版英文论著，因为国际学术语言以英文为主，所以，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多发表英文论文和专著；第二是要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地位；第三是需要研究出足够创新的理论。

●肖明远：

那么您在英文论著方面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或是成果吗？

■张继焦：

我大概是2006年在泰国^[2]、2007年在印度^[3]、2009年在英国^[4]、德国^[4]、马来西亚^[5]，分别开始发表过英文论文。之后，一系列英文和法文论文分别在美国^[6]、德国^[7]、日本^[8]、英国^[9]、法国^[10]、马来西亚^[11]等不同国家连续得到。2009年我跟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时任会长Peter Nas教授联合主编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一部是英文，一部是中文，中英文对照）^[12]，2010年我跟美国学者Kassiola教授等联合主编出版了一本英文论文集^[13]，2012年我与加拿大学者Ellen教授联合主编出版了一本英文论文集^[14]，2014年我与加拿大学者博士联合主编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出版^[15]。我觉得，我们不仅要读西方的作品，也要让西方学者读我们的作品，西方学者懂中文的少怎么办呢，那就写国际通用的英文著作，这样有助于在现阶段提高我们的学术影响力。

●肖明远：

您发表过这么多外文论文，能谈谈您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吗？

■张继焦：

我最早出国访学并不是到西方国家，而是到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2005年1-10月我曾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和马来亚大学访学调研。多年之后，我才有机会来到西方国家，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系访学一年（2011年8月-2012年8月），之后陆续在加拿大怀尔逊大学访学一年多（2012-2014）。这样的经历，使我不但了解发展中国家，也了解西方国家的学术发展。

●肖明远：

能问一下您去过哪些国家进行过学术访问吗？

■张继焦：

到现在为止，我去过3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比如，我访问了的世界知名大学有：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州立大学、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玛丽大学等；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切斯特大学、曼切斯特大都市大学、肯特大学等；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澳洲的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科隆大学、波恩大学、多特蒙德大学等；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等；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延世大学等。

●肖明远：

在您看来，西方的学术水平与中国的学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吗？

■张继焦：

我觉得，西方国家的学术水平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强、那么完美，他们有很优秀的学者，也有一般的学者，我们不能过度神化，更不能总是仰视他们，我特别赞成张维为提倡的不能过度仰视西方学界^[16]，我们要做到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地与西方交流。我们要多了解西方的学术动态、了解他们的话语习惯，并进行平等交流。中国和西方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学术心态的问题，需要摆正。大约20年前，那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陆学艺曾对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过，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翻译介绍，第二阶段是学习模仿吸收，第三阶段是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理论；接着，陆老师强调地说，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两步半，快到出中国自己的理论的时候了。但是，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至今日，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依然处在翻译介绍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是一种学术误判。我们人类学民族学界有些学者还局限在介绍西方理论的阶段，一味跟随西方理论，盲从西方的理论取向，这既表现在理论探索上，也表现在民族志作品中。这类学者在学术态度上一味地将西方想得很完美，总是把西方国家理论想得很高深，总认为我们只是学生。这种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太弱了。我认为，这种自卑的学术心态必须调整。可喜的是，最近，国内也有经济学者如林毅夫提出中国的学术不能只靠引进，政治学者如张维为提出我们为西方打工的时代应该结束了。^[17]

●肖明远：

您刚才谈到了国际地位，您能和我谈谈我们应该怎么去争取国际地位？我们又有哪些成果吗？

■张继焦：

第一是需要有国际的学术网络。2004年我获得过福特基金会旗下的亚洲学者基金会（ASF）的资助，到国外做研究。这个基金会鼓励我们亚洲学者，去建立世界性的学术网络。第二是在国际组织需要有任职。多年以来我国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家阮西湖先生都想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旗下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国家民委国际司副司长吴金光先生也一直支持我国学者申请成立专业委员会的事。于是，我们从2007年开始，向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申请成立国际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努力，2009年在昆明举办的第16届世界大会上，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获得批准创立了，我有幸地担任了首任主席。这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成立60多年来第一个由中国人倡导设立的专业委员会。2013年，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7届世界大会上，在国家民委、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有关领导支持下，在国际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时任副主席景军教授等学者的帮助下，我荣幸地当选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目前，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领导层里，我是代表中国与东南亚的唯一学者。在向世界传达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善用国际组织。

●肖明远：

您考察过发展中国家吗？有没有特别想去考察或者学术交流的地方？

■张继焦：

在马来西亚，我曾经考察过槟城的经济开发区、新山市的工业开发区和柔佛港口经济区、吉隆坡的华人居住区和马来人居住区等；在伊朗，曾经访问了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德黑兰贫民居住区；在南非，曾经考察过离约翰内斯堡不远的莱索托原来的种族隔离区和贫民窟。我们中国学者已经在世界学术圈有了一定的地位，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2018年到巴西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8届世界大会，去南美洲进行学术交流。

●肖明远：

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张继焦：

我觉得，是学术自主性问题。好几年前，《开放时代》杂志曾组织有关学者讨论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我觉得，直到如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学术自主性还不够，我们这个学界应该在文化自主性、学术自主性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我认为，这应该是基本的态度问题。我发现，目前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中有一部分学者崇洋媚外的态度比较明显，甚至有个别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采用的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推崇和照搬欧美理论。这是不行的。太简单了，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实际了。

●肖明远：

是的，我也曾经听说过一个例子。有一位从欧美回国的学者在中国津津乐道地介绍西方理论之后，有人问：“这个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怎么结合呢？”结果他答不上来。我觉得，他是陷入了为了研究而研究的地步，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讲究经世致用，如何与中国结合是特别重要的。您认为，我们要如何避免丧失自主性和机械地研究中国问题呢？

■张继焦：

我们做学问要意识到一点，无论是出国也好，在国内也好，都要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研究、自己研究的贡献是什么。比如，我在西方国家访学和交流时了解到，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活得也很不容易。在那边学习和生活只是为了一个学位。我虽然出去得比较晚，2003年才出国，最近十几年一下子去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多的时候一年要去五六个以前没有去过的国家。有一些华裔学者在国外进入了世界学术主流，但是，还是有很多华裔学人在国外的处境并不是很理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两位大师林耀华和费孝通分别于2000年、2005年走了之后，这个学科进入了没有大师引领的年代。有很多的同行学者都感觉到，我们这个学科出现了危机，包括范式的危机；有些学者呢，试图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还有些学者，试图从以前的大师的思想中去寻找灵感与源泉。比如说，现阶段，大家推崇比较多的是费老的学术遗产，大家都想挖掘出一些东西来，这是一种努力与可取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我们不仅应该从前人的学术遗产中挖掘，更应该按照科恩所说的那种套路，寻找一种新的范式。也就是，要努力从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事实和发展经验中，建立起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

●肖明远：

您说得很对，但年轻学者可能会认为老一辈既然这样做了，那么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可能不会去思考这些做法是不是真正的正确，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很多年轻的学者可能很难看到新的要素的出现。再加上现在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处在一个百家齐放的状态上，或者说全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界都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状况，好像很多的研究者研究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学问，很难看到哪些是可以孕育出新的范式的东西。您对此怎么看？

■张继焦：

目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表面上很繁荣，但是，这是虚假的繁荣，只是一种热闹，并没有更多的新的理论出现。可能有一些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突破，但是，还没有被大家广泛地接受。比如，有些人说人类学出现了第四次革命，我们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中开展第四次革命。我认为，中国快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基础有利于我们搞出一些学术创新。人类学的第一次革命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此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产生；第二次革命是对农民社会的研究，此标志着人类学开始进入探究现代农村社会的学科门类；第三次革命是对都市社会的研究，此标志着人类学跨入探索现代化都市社会的征程；^[18]对现代社会各类企业的研究，标志着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19]人类学自诞生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研究的是简单社会及其简单组织，我所说的第四次革命，说的是我们要更加注重对于复杂社会及其复杂组织的研究，因为我们面临着现代化，面临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据了解，最近一些年社会学出现了有一种回归的倾向，一种重返古典的倾向。

●肖明远：重返古典意味着什么？是将现在的推倒重来，就像当初人类学离开书斋的安乐椅走到田野中那样吗？

■张继焦：

我觉得重返古典很好，因为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经济社会变迁，与西方国家一两百年前已经走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道路类似，但又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所以，我们要重返古典，看一看西方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是如何根据当时由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而引发的巨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学说的。对中国学者而言，我们所要建立的中国理论，可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但也不是一个重复的理论，因为历史永远不会简单重复。可能出现的是，一种不同于古典理论的新古典理论。

●肖明远：

那我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新理论不是一种古典的重复，应该是类似于经济学界当年马歇尔所提出的那种新古典吗？

■张继焦：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我们暂时还没能创造一个新的范式与学派的现状下，可能是建立在古典上的一个新模式，因为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国情。比如我判断，我们的新古典可能是一种结构功能论的新古典，或者是从古典的结构功能论到新古典的结构功能论，又或者是新古典的历史学派等等。^[20]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在这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新的革命性的东西出现。但是，任何新事物出现之前，我们都不能断言它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预料到它的出现。

●肖明远：

您觉得，现阶段最需要注意或者说比较令人担忧的是什么？

■张继焦：

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很多传统领域，简单的重复研究特别多。这个情况是我担心的。大家都在过去的范式里打转，总是转不出来。其中，最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导师由于自己的知识结构陈旧，在指导研究生做博士或硕士论文时，只能指导学生做一些与自己涉猎的领域有关的研究，其结果是让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一遍又一遍不断地炒冷饭。我已经注意到，在政治学、经济学、古典学等学科中，都有一种学科理论的危机和一种创新的焦虑与冲动，并且有所图新。我认为，这个趋势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这寓意着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到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的一个大趋势。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学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比较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主要关注的是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我觉得这一点表现出这个学界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固守传统文化，目的仅仅是保护而非保护与创新并举，这种情况显而易见。

●肖明远：

您能给我们详细地说一说创新的问题吗？

■张继焦：

总的来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创新的动能和动机不足。我认为，面对这样的现状，年轻的学人们必须有所反思。在西部发展中，最保守的势力可能不是地方官员更不是地方百姓，而往往是地方学者。各级政府与人民都想发展，而学者成为最保守最守旧的一批人，可社会在进步，我们的调查研究和学术理论以及学术创新可能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是我深深忧虑的。因为有这么多学者持守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年轻学者的一些判断，可能会阻碍年轻学者的选择。除非有个别学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种现状将很难改变，并形成一种不太好的氛围。

●肖明远：

是的，我们再也不能一味保守下去。但是，的确很多老师总觉得要研究的东西越原生态越好。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不受整个世界体系影响的地方了，但是，大家还是预设这个民族是与世隔绝的，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个预设在这个时代是站不住脚的。您觉得，我们年轻学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应该怎样去改变呢？

■张继焦：

我觉得，首先，很多年轻学生、学者应该会面临一个知识结构改变的问题。因为人类学民族学现有的知识无法满足新的时代需要。年轻的学人应该要多学一些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地理学、医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开阔视野，让自己能够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是看到一个很小的领域。因为我们人类学民族学有一种做小范围研究的传统，而且习惯从底层的、草根的或者少数弱势群体的角度看问题。很难向上看，比较少有一个宏观的视野。我觉得，知识更新之外，第二个应该做的是逐渐形成一种自下而上整体看问题的视角：不仅要看见树木而且要看见森林，不仅能看清小社区而且能看到整个社会大格局。其实，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是有得必有失，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完全保留下传统的东西或是完全失去传统的东西，总是在发展中有所保留与创新。其实，欧美国家在发展中丢失了多少的传统，我们现在难以计算。

●肖明远：

最后，作为一个年轻的人类学民族学学人，想请您谈谈您对我们年轻人的期许和您认为我们在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张继焦：

对新一代的学人来说，首先需要的当然是学好英语，英语是国际学术语言。几年前，我去德国访问的时候，有个博士生和我说过一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在柏林自由大学读博士，她对我说：“你看我在德国留学，学这个德语，在学术上的用处不是很大，但是，在德语环境中英语又学不好。所以，我觉得学好英语还是很重要的。”语言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希望你们将自己基于中国的调查研究写出来讲出去，因为我觉得西方学界十分关注中国，而且还挺关注中国学者是怎么看一些问题的。以前是他们出钱请我们出去，现在是我们有钱了自己要出去。他们有很多学术会议很需要中国学者参加，他们需要知道中国人的看法。这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问题。我认识一个北京大学研究非洲的学者，他告诉我：“西方现在很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看待非洲问题的”。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学者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看法，在他们看来都十分重要。西方也希望中国承担一定的学术责任。第三，现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电子刊物和各种传播渠道十分多，有这个条件，年青一代的中国学者应该学贯中西。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要对我们中国的道路有自信，要对中国的理论有自信，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应该有自己的学术信心，不能总觉得自己不如西方。

●肖明远：

十分感谢您今天能够接受我的访问，今天的交流您不仅谈到了我们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要怎样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更是对现在我们这个学科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您的看法，消除了我们年轻学人对于未来的迷茫，再次感谢您，希望能够再次与您访谈。

参考文献

[1]张继焦：“学者也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人民日报》（理论版）2016 年3 月18 日。

[2]Zhang Jijiao, 2006, “Urban Migrants’Adaptation in Malaysia --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Malay”. in The Future of Asia: Development, Diversityand Sustainability, Edited by Shen Hong-fang and Xu Ming-qi, AsianScholarship Foundation, Bangkok, Thailand. pp. 12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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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ang Jijiao, 2009, “Migration, theEmergence of Multi-Ethnic Citie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in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Views fromAnthropology, Edited by Giuliana B. Prato, Ashgate Publishing,UK. pp. 1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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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hang Jijiao, “China’s PrivateEnterprises: A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Anthropology Newsletterof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No.34, June, 2012.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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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Zhang Jijiao, 2013, Shifting Two-tieredBoundaries of Belonging: A Study of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in China, in SHIFTING BOUNDARIES ofBELONGING and NEW MIGRATION DYNAMICS in EUROPE and CHINA, edited by LudgerPries, Great Britain: Palgrave Macmillan, pp. 136-163.

[10]ZHANG Jijiao, LE SYSTÈME DU HUKOU: Lamigration des campagnes vers les villes et la modification de la frontièred’appartenance en Chine, MigrationsSociété, Vol. 25, n° 149, Septembre – Octobre 2013. pp.31-50.

[11]Zhang Jijiao, 2014,"Theeconomic-cultural patterns of ethnic minority migrants in the cities ofChina",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Studies, Vol. 3, No. 2, 2014: 67-85.

[12]Peter Nas and Zhang Jijiao (eds). Anthropology Now: Essays by the ScientificCommis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Sciences (IUAES) and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Ethnological Sciences (IUAES).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House, China, 2009.[荷]彼特 J.M. 纳斯和张继焦主编：《当今国际人类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13]Sujiian Guo,Joel J. Kassiola and Zhang Jijiao (e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andExperience in the U.S. and China's Western Regions, USA: Rowman &Littlefield-Lexington, 2010.

[14]Ellen R. Judd and Zhang Jijiao (eds),2011, Labor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i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House.

[15]Zhang Jijiao & Howard Duncan (eds),2014, Migration in China and Asia:Experience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10,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

[16]张维为：“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观察者网2016年3月4日。

[17]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3日。

张维为：“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观察者网2016年3月4日。

[18]张继焦：“国际都市人类学: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美]罗伯特·V·肯珀著，张继焦译，“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动向:对美国和加拿大博士论文的分析”，《世界民族》2007年第6期。